今天，中国女性争取权益的呼声越发的高涨，追求独立的女性也越发的多，这一现象说明，压迫与被压迫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日益加剧，再也不能以任何理由忽视。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解释社会性别问题时，应当坚定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去。
先说结论，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女性产生对男性的经济依赖的现象，作者认为占主要地位的原因是男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而生理差异和封建思想的束缚只能占到次要地位。那么男性是如何对生产资料进行垄断的呢？生产资料私有制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原始氏族时期，男女分工主要是自然协作的状态——男性负责捕鱼狩猎，女性负责采摘缝补。在当时人类生产能力极度有限的情况下，由于果蔬采摘能提供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约占原始部落食物总量的 60%-80%），且女性还承担着繁衍的重要职责，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于男性，甚至在部分大陆存在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 —— 如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均出土过象征女性生殖崇拜的陶俑，印证了氏族时期的女性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
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原始农业和畜牧业代替了采摘和狩猎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这时人类社会发生了关键转折——除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外，剩余的可供于存储或交换的资源不断增加（如囤积的谷物、牲畜、多余的器具），这些不用于自身消费的劳动产品便自然而然地由创造它们的生产者和其家庭占有。也就是说，过去生产方式不稳定、产量低，大家必须把自己的劳动产品全部贡献出来，所有人才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如果不实行平均分配的共产制，人类就会因食物获取的不稳定性而无法独立生存。但是随着生产技术和工具的进步，每个劳动者都能有过剩的产量和稳定的来源，人们用自己过剩的物品去与他人的过剩产品进行交换，以获取自身所需要的物品。这就是商品经济所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说私有制的产生，带来了商品经济的出现，而私有制本质上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阶段的结果。
随着私有制经济的不断成熟，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规模也越来越大，社会开始出现分工，例如：铁匠不从事农业生产，但可以通过铁锄换取粮食，农民不从事冶炼，可通过粮食换取铁锄。因为这时还没有自动化机械，所以农业、畜牧业、矿业等生产领域对体力要求更高，因此这些当时最先进的产业全部被男性所把持（尽管原始机械的使用并未完全依赖生理优势），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彼此毫无联系的文明不约而同地形成了男性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格局，而女性所承担的劳动力再生产的任务则被边缘化，比如：做饭、纺织、照顾孩子。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这种由氏族社会共有发展为个人和家庭占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使女性被排除在社会主要生产领域之外，形成了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社会格局。
这种格局一直发展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高效省力的机器生产逐步代替了落后的人力生产形式，廉价的纺织品占了领农村、制式的工具排挤掉了工坊，传统的手工业无法与蒸汽工厂竞争，机器使手工业者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失去了价值，作为城市农村中间阶级的手工业者纷纷破产沦为了无产者。由于工厂扩张生产同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破产的劳动者纷纷走入工厂，其中就包括了在与蒸汽纺织机的竞争中破产的妇女。因为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机器对体力的要求较小，所以女性完全可以胜任工厂的劳动，拥有了和男性一样参与社会主要生产的前提。
而随着女性加入到社会主要生产领域，使劳动与原有生产关系的矛盾变得越发尖锐。旧有的封建制度不允许女性掌握私有财产和参与政治，而女性加入到了社会主要生产中就必然会要求拥有私有财富，也必然要求获得社会的建设参与权。这种矛盾同资产阶级面临的矛盾类似—— 即新兴的工业生产力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使得女性劳动者广泛地参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并如愿取得了（部分的）私有财产和参政权。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生产力落后仅仅是让女性无法参与到社会主要的生产领域，而私有制才是使社会主要生产的参与者可以压迫不能参与者的原因。又由于男女生理差异的特殊性，占有社会主要生产领域的是男性，而女性则被边缘化了。
这就说明性别差异是造成压迫的表象，本质原因是社会所有制关系是私有制，而私有制能建立的基础是生产力的形式。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一旦女性能够参与社会的主要生产活动，就有了反抗父亲和丈夫压迫的经济基础，进而发展到推动分配制度的改变，那父亲和丈夫就再也无法胁迫女性什么了。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女性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女性要挣脱父权和夫权压迫，必须投身于社会生产。
新中国解放后，一切生产资料都收归公有，社会分配制度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我们新中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战友的带领下，在各行业涌现出非常多的女性人才。科研行业中，屠呦呦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她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接受国家疟疾防治项目 “523” 的抗疟研究任务，担任中药抗疟组组长，经过不懈努力，于 1972 年发现了青蒿素，为全球疟疾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黄宝妹是新中国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作为纺织女工，她牢记毛主席 “将来，全国人民穿衣服要靠你们了” 的嘱托，坚守一线劳动生产。邢燕子放弃深造机会，回到天津宝坻农村老家把村里的妇女劳动力聚集起来，组成妇女生产突击队，开垦了 560 亩荒地，成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楷模，尉凤英从 1953 年到 1965 年带领厂里技术人员共实现技术革新 177 项，还有吴桂贤、郝建秀、申纪兰、韩秀贞等一大批女政治家，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历史根基。
在无产阶级专政后，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公有制取代，女性可以自由地参与到社会的生产、管理、建设中去，女性真正做到了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也就说明女性的经济依附地位并非自然形成，而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条件下，分配不公的产物。唯有打破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垄断，才能保障女性平等参与社会生产、公平掌握资源的权利，才能从物质基础上消灭这种女性被压迫关系。
共和国已经76年了，可是今天的女性劳动者没有感受到毛泽东时代的自由和独立，却感受到了类似旧社会的压迫和憋屈，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回看历史可以发现，父权制之所以能有效地统治女性，是因为男性掌握着资本和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权。而今天的父亲、丈夫和女性劳动者一样，都不掌握社会财富的分配权，是依靠出卖自己劳动力换取生活所需的“打工人，所以，今天掌握社会资本分配的群体，才是使女性劳动者处于受压迫地位的真凶。
有读者会说：“不对！应该还是父权为主，因为社会中有许多男性对女性的骚扰和暴力！男性不用忍受分娩之痛，在职场中也处于优势地位，社会的关键岗位多为男性占据，女性多为从属工作，你休想洗脑我！”那么读者的所说的性骚扰、家暴、大男子主义等现象，是否足以证明女性悲惨的遭遇是性别主导的呢？
诚然，前文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受到压迫的原因。而读者提出的这些现象也不容忽视，对于这些控诉我是非常的认可，因为如果不能客观地面对问题，就无法真正处理好解放妇女的问题。这里我想起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任何过程如果有多种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结合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就是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的的具体表现。
相较于男老板骚扰女下属的现象，女领导被男下属骚扰的情况近乎罕见；资本家为降低用工成本，往往刻意淘汰女性劳动者，又加大对男性劳动者的剥削；即便最先进且本可普及的妇幼保健资源，可在实际上更多服务于资本家的妻子，而非广大工农阶级的妇女儿童。显然男性劳动者同样不是受益者，在生存压力的胁迫下，当妻子遭遇领导的骚扰，许多丈夫无能为力。正如恩格斯所言：“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妻子有时可能被迫向资产者妥协以维持生计，但这是阶级压迫的结果，而非单纯的道德问题。”妻子因怀孕而就业受阻，让职工家庭的收入缩减4成以上，男性劳动者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工作压力，猝死、职业病、过劳等问题频发，健康状况加速恶化。在资本主义对无产者整体的剥削与压迫之下，两性劳动者都无法从中真正受益，而是共同承受着资产阶级带来的苦难，这份苦难最为普遍，无时不刻的在上演。
我们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解决了经济基础的问题，女性解放的任务就结束了吗？残存在文化和思想中的歧视与偏见就会自然消失吗？当然不会，这正体现了主次矛盾的对立性。即便经济基础的根本性问题得到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的思想残余仍将长期存在。消灭阶级压迫后，原本从属于阶级矛盾的性别领域矛盾，将从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此时，歧视与偏见的根源将不再是阶级剥削，而是人脑中残留的思想偏见惯性。
这就需要通过道德引导、政治思想教育等方式，持续同落后的思想观念作斗争。当矛盾性质从对抗性的敌我阶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采取截然不同的解决路径。绝不能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否则不仅无法团结群众，反而会制造并激化矛盾，阻碍无产阶级队伍的团结，妨害劳动人民追求幸福自由的根本目标。
也就是说女性解放的主次要矛盾具有辩证统一性，二者并非割裂对立，而是相互联系交织的。并不是要先解决或者只解决主要矛盾，搁置和忽视次要矛盾，也不是解决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会自动消失。而是主要矛盾是解决次要矛盾的前提，次要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上层建筑中的延伸和表现。以 “妇人之见” 这类词语为例，词语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历史上，妇女受父权制度的压迫，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导致女性的智慧难以在社会中得到展现，这种现象是阶级压迫与性别歧视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女性获得平等受教育权的今天（尽管仍存在部分现实差距），这类词语已无法真实反映当代女性的社会价值与认知水平，因此需要减少使用。正如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要多吸收新鲜的用语，务去陈词滥调。” 中国封建历史长达两千多年，由此形成的文化惯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消亡。我们既要继承古人语言中仍具生命力的部分，也要坚决摒弃那些带有腐朽偏见、僵化落后的词汇，推动文化与社会同步发展。
妇女解放问题只有运用辩证思维分析主次矛盾，根据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厘清矛盾的主次性质及其主次关系，才能推动妇女解放任务的整体前进。如果孤立片面地只解决主要矛盾而忽视次要矛盾，例如，革命运动中忽视劳动妇女的贡献，将她们的权益置于末位，就无法有效团结劳动妇女力量打击资产阶级这个真正的敌人，在与真正敌人对抗时陷入内部分裂，只会被敌人利用，导致反压迫的解放事业全面失败。
有的同志提出疑问：曾经资产阶级能与妇女合作推动解放，为何今天不行了？能否通过改良，让资产阶级再次帮助劳动妇女实现解放？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且是彻底的否定的，是绝无可能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相较于封建专制曾是进步的，当时的妇女运动实则是被资产阶级利用，来壮大自身力量，是为了扩充工厂劳动力。
资产阶级通过推翻封建制度获得了政治主导权，但它依然依赖剥削劳动者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寄生虫的品种换了，吸血的方式更加不易察觉了。而无产阶级领导的妇女革命则有根本的区别，无产阶级领导的解放，它的目标是摧毁所有阶级的基础，不仅仅是推翻一个统治阶级，而是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带来的压迫，也就是消灭寄生虫，而不是以毒攻毒的置换关系。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是一场从所有制上改变社会结构的革命，它的最终目标不仅是改变谁掌权，而是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
那么我们的女性该如何行动？无产阶级会成功吗？资产阶级一定会灭亡吗？
要想清楚我们的女性劳动者要如何行动，就要清楚女性劳动者能做什么？历史上，女性劳动者往往是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力量，妇女不仅作为家庭主妇承担了大量无偿劳动，还与男性工人一起投身生产和社会运动，为争取劳工权益和反对压迫作出贡献。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无数彼得格勒纺织女工发动罢工支持十月革命，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在毛主席领导下，无数女性参与了革命战争和防修反修的继续革命，所以妇女也是劳动群众的一员，更是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同志，在为争取无产阶级权利的斗争中以及社会主义革命中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我们今天的女性劳动者要充分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充分的认识到我们劳动者团结起来的力量，主动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到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去，在“二十年如同一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期，组织宣传马列毛思想，激发劳动群众的阶级意识，培养自身的斗争智慧，为“一日等于二十年”的社会变革的窗口期，做最大程度的准备。
而在具体的阶级斗争中，革命的成功需要把握客观必然性和主观偶然性的结合。一方面，女性劳动者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崩溃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组织动员、战略策略、国际环境等偶然因素。一个国家的革命可能先于或晚于其他国家爆发，这与历史偶然条件密切相关，但无论在哪个国家，革命所反映的都是资无产矛盾的必然结果，革命过程是可变的，并非僵化的预定剧本。但作为历史的，无产阶级在思想与社会地位上具有优势，逐渐掌握国家机器并驱逐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必然方向。
阶级压迫是妇女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女性被压迫的地位正是私有制产生阶级制度的产物。只有与无产阶级并肩作战，才能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正如毛泽东主席曾教育我们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女权的斗争，正是对反动旧思想、旧制度、旧文化的有力冲击。只有敢于斗争、勇于斗争，才能迎来真正属于人民、属于妇女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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