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需要正本的，何止一声“同志”

1

日前，看到《人民日报》发的那篇文章：不由想起两年前胡锡进关于傅国豪的一番文字：

　　“兄弟”作为一个政治称谓，是为毛主席一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所向来不容的，尤其是经历过井冈山革新、去土著化之后，“兄弟”基本普遍被「同志」取代。

　　今天回看，1927年标志“八一建军”的南昌起义，一个最显突兀的点是它的口号：

　　河山统一。

　　不是“为人民服务”，也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不是其他任何政治进步的口号。

至少在那个南昌城头枪响的夜晚，这支充斥着旧军阀、地方主义、农民散漫习气、意识形态更是难言坚定的军队，尚不知自己在为谁而战，更对前途充满迷茫。

　　转折点在在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和第八天。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毛主席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正式提出伟大论断：

　　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8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时年34岁的毛主席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从毛主席开始，党和党的军队进入了升华阶段，这群一度迷茫的人开始思考：这支军队必须被谁领导，这支军队应该为谁而战。

　　两年后的12月28日，鹅毛大雪中，这支在混沌中摸索的队伍终于等来了光炳千秋的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从此，思想建军、政治建军、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群众路线，成为了这支军队区别于此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所有旧制军阀的最显著标志。

　　“为人民行军”，毛主席的这支部队从这一天开始、从古田开始，实现了政治高度的腾飞。

　　在此之前，二十八团想去赣南，二十九团想去湘南，三十一团想去浏阳平江，湘赣交界的同志又主张在边界游击……

每一支队伍及其首领都有自己的“兄弟”，唯独大家不是党领导下的「同志」。

　　浓郁的封建氏族观念笼罩在井冈山上，导使红军指挥调动都相当困难，个别队伍甚至成建制溃散。

　　这谈何打仗，谈何作战，谈何建设？

　　关键时刻，正是年轻的毛主席拯救了这支初生的队伍。

　　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主席深刻指出部队弊病：

　　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艰难得很。

　　从1927年9月的三湾改编到1929年12月的古田会议，毛主席为一支散架软骨的军队注入了力量磅礴的政治骨髓，传统封建观念和江湖散漫作风从此被逐出这支红色的队伍，士兵们虽然来自五湖四海，却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凝聚在一起，成为了彼此的「同志」。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花了大力气纠正割除的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导致了王佐、袁文才被错杀），绝不可重现乃至弥散。

所谓“兄弟”一谓，不仅会助长帮派风气和裙带文化，进而撕裂区域族群，更会动摇国本和党的意识形态认知。

　　毛主席领导的这支队伍，并不具有天然的先进性：从历史上看，农民阶级由于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和土地兼并而揭竿而起、上山称王的，也从来不乏巨众——但最后不是落草为寇、就是接受招安，个别成功当上皇帝的也只是重复封建王朝的新旧轮替。

　　究其原因，就是没能走出反动的帝王统治思维。

　　我人民军队能否避免重蹈农民起义覆辙，不当“陈胜吴广第二”、“李自成第二”、“石达开第二”，最重要的生命线就是坚持军队政治纯洁性的建设、坚持军队意识形态强基固本的建设。

　　如今日所言：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秋收起义后，5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不到1000人，全军“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会散掉…”是毛主席领导了三湾改编，不想留的发路费走人，留下来的重新整编，创造性地“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了军队民主制度，使革命火种保存；

　　古田会议时，军队内部流寇思想、极端闲散化、旧制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滋长蔓延，连吃败仗。是古田会议确立了毛主席提出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军队成了“人民军队”，从此固根铸魂、脱胎换骨；

　　抗日战争时，党内军内出现多种错误思想，革命发展面临内忧外患。是毛主席先给冀热边区委发电报：“你们应坚持冀热察边的艰苦斗争，创造根据地。大量的发展党，吸收进步分子入党，建立连队的支部和生活，使之成为领导连队斗争的核心。一切忽视党的发展与工作，是目前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最有害的”，后又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全党实现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抗美援朝时，建国后被改编为解放军第50军的原国民党第60军，辖第148、149、150、167师（曾泽生任军长，徐文烈任政委），奔赴朝鲜第一、二、三、四次战役。其中第三次战役中，这支几乎与解放战争时期人员无差、曾经懒散笨拙又军纪涣漫的“败军”，竟然高吼着“保卫祖国！”、“请毛主席和军委放心！”，在朝鲜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一举解放了汉城！

不妨再一问：为什么美帝国主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无惧我军、掀起了包括银河号事件、轰炸南联盟大使馆等一股又一股欺侮我中华民族的浪潮？

　　这两个问题，都可以从毛主席的话中找到答案：

　　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军队，不仅具有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国家性质，还具有从属于执政者的政治性质。

　　按照马克思的国家学说：

　　现代国家通常是由执政党领导的，军队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体现执政党的意志。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作为‘器物’必须有人来执掌和使用，这个‘人’就是执政者。

2

　　还是向历史看去。

　　事实上早在建党之前的1920年，青年毛泽东在与罗学瓒等人通信时就已经开始引用“同志”一词。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

　　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

　　1923年以后，在党内以及与外国共产党及工人组织之间，互称“同志”的也多了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同志”这个称呼就成为全国各族人民亲切尊敬的互相称呼。

　　1965年12月14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

　　至此“同志”这一称呼已不单单只是一个称呼，而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和抵制旧社会腐朽习气和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方式。

　　即使到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也有指出：

　　全会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举一个叶挺的例子。

　　叶挺是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时于“皖南事变”中与国民党谈判，却被反动派凶狠扣押，囚禁长达五年多。

　　抗战胜利后，在中央严正交涉下，叶挺于1946年3月4日出狱。出狱后他打电报给党中央要求申请重新入党，1946年3月7日中共中央回电，全文如下：

　　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与人类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其实这份电报原稿第一次称“叶军长”，随即被毛主席修改为“亲爱的叶挺同志”，后来他又将“同志”改为“将军”，可再一想，毛主席最后又将电报上的“将军”二字删去，改回了“同志”。

　　之后叶挺在致刘少奇、任弼时的信中，激动地写道：

　　从此以后，我能很自然地亲切地称你们为‘同志’了。

这就是「同志」一辞背后所承载的巍巍重量。

　　毛主席自己就曾表示过，他最喜欢别人称他为“毛泽东同志”，比如1951年他在审阅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一书时，将书稿中出现的“毛主席”字样通通圈去，改为“毛泽东同志”。

　　后来1959年8月，毛主席还曾专门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杨尚昆等，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

　　说回胡锡进喜欢满脸堆笑、惺惺作态而使用的“兄弟”一辞，如此江湖山匪习气之辞，则常见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内。

当然，当国民党的军阀领导们突然对你称呼“兄弟”时，往往就是要你充当炮灰、给党国权贵们送命的时候，并不是真的与你志同道合。

　　这方面，蒋介石就堪称老油条。

　　比如国民党时期锦州义县师长王世高，此人经略能力不俗，老蒋将他安排在义县这个重要的军事要塞上足见重视，他亲自发电报给王世高进行战前鼓舞：

　　世高吾弟，义县安危，影响整个东北战局，该师连日英勇歼战苦战，殊堪嘉许。

　　于是王世高不得不硬着头皮应战，并在接到电报三天后被我军全歼……

　　再比如国民党第七军团被我军围堵碾庄时，蒋介石急火攻心，布置三大军团（邱清泉第二军团、李弥第十三兵团、孙元良第十六兵团）解困，并给邱清泉发了封电报：

　　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吾弟应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不惜一切牺牲，将当面敌人击溃，以解黄兵团之围。

　　邱清泉一脸懵逼：这时候我成你“兄弟”了？

　　结果也无需多言，第二军团在被我华中野战军日夜阻挡的情况下败走河南陈官庄，且其第五军第四十五师也受到我军追击，邱清泉后又马上派出第十二军和七十军前往救援……

　　最终，蒋介石的“兄弟”邱清泉还是被我军击毙，给南京反动国府当了炮灰。

　　再再比如黄百韬兵团在于碾庄被我军歼灭后，杜聿明曾安排团部向永城方向撤退，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据空军报告，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呐，又一个倒霉的“兄弟”，结果自然也是被我军歼灭。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一文中这样总结蒋介石：

　　校长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在每次会战进行到关键时刻的时候，直接越过战区统帅部、前线指挥部、直接发电报给军长、师长……而且每当需要将领卖命的时候，都会不顾师生关系，直接以平辈称对方，与之称兄道弟……

微操之际显身手，“兄弟”之谓铸炮灰，这就是国民党的政治文化：摆脱不去的法西斯军事色彩、权贵等级秩序和党内欺骗风气。

　　淮海大决战，蒋介石的三十万“中央军”被我军团团包围、行将覆灭之际，白崇禧的桂系部队竟然隔岸观火，二十万军队一枪不放、眼睁睁看着杜聿明走向溃败。

　　距离最近的白崇禧都懒得听令，华北方向与西南方向均自顾不暇的傅作义和胡宗南，自然就更不会搭理。

　　包括此前孟良崮一战中坐视张灵甫的“王牌七十四师”被我华东野战军五个纵队歼灭而不顾的李天霞，同样无视蒋介石和汤恩伯的命令，仅仅因为私恨，就故意放任张灵甫被我军痛剿……

　　这都是国民党的“兄弟文化”。

至于在论功行赏时，蒋介石等国民党的权贵高官是从来不会顾及“党国的兄弟”的。

　　早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最高荣誉是“国光勋章”和“青天白日勋章”，共产党抗日武装最高荣誉是获得英模称号。

　　根据著名军史专家高戈里的研究——

　　抗战期间，国军获得最高荣誉的有172人，其中职衔基本明确为将校以上文武官员占96.51%，将军及省部级以上官员又占83.72%；

　　“国光勋章”在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仅授予两人，即蒋介石本人和傅作义……“青天白日勋章”在抗战期间共授予170人，其中将官以上136人（含美军4人：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陈纳德），占80%，校官20人，占11.7%，尉官3人，占1.7%，军士2人，占1.1%，士兵为0，其他9人，占5.2%。

　　反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获得最高荣誉的有足足183人，除4名营团职干部外，占97.81%的是基层指战员、作战民兵和普通群众百姓。

　　一边是不过利益分配的奖赏化表现（蒋介石近水楼台先得月，不但给自己颁了枚国光勋章，还给宋美龄搞了个青天白日勋章），一边是真正立足群众的光荣嘉奖。

一边是蒋介石可怜的“兄弟”，一边是工农人民巍峨的「同志」。

3

　　“兄弟”是某个人或某帮派的兄弟，而「同志」则是党领导下的同志。

　　前者为私有化的个人情谊，后者为公有制的革命情感。

　　由此我不禁大胆意会，或许胡锡进过去执掌环球时报社多年时，这家报社曾早就一定程度地脱离党的领导和人民监督，而沦为胡锡进一手遮天的私家领地，以致于他退休后依旧可以将“胡锡进”这个账号据为己有——严格来说，这是无可争议的国有资产流失。

　　特别是，对比胡锡进退休后环球时报社近两年来立刻风气扭转、笔锋锐利的良性反差，我更加为此笃定。

付国豪是我们的「同志」，不是某一个人其政治欺骗语境下的所谓“兄弟”。

　　像付国豪这样的战士会在如今的体制内成为一个“异类”，满嘴挂着“报社的孩子”的胡锡进竟然会唯独不拿他当孩子、会面对付国豪的悲剧却装死无声、会将他定义为一个“添麻烦的人”，这已经是十足的悲剧。

　　此时如果还要用“兄弟”来惺惺作态地妄图“安抚”付国豪的家人、以期他们可以闭嘴、不要像付国豪那般继续给胡大人“添麻烦”……

　　对不起，群众不答应。

　　一句“兄弟”话术的背后，不仅是党内“政治PUA”的内核体现，也彰显着喜用“兄弟”一辞的人，其挥之不去的封建裙带思想和居高临下的诱骗姿态。

　　一口一个“兄弟”，一嘴腥沫，一脸油腻。

　　196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毛主席指出：

　　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

　　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国民党统治那么久，土改只不过几个月，就搞得那么干净？国民党是不容易消灭干净的！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面临着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就是防止自身的「国民党化」，绝不能去捡起我们曾经反对和打倒的东西。

4

　　以“同志”的变化为例，晚近四十年来，不知不觉之中其实被我们改动、或是妄图改动的东西，已是太多太多。

　　比如下图这位李先生，属实雷得人头皮发麻：

　　据说图中这位李先生曾在yi情期间被基层的官僚主义封门闭户于家中没饭吃没水喝之时，曾罕见的说过几句人话，而如今又开始维稳至上、共情统治阶级、一幅忠诚奴仆示忠的嘶吠模样……

　　看来还是饿少了。

　　只能说，真可谓“黄四郎是杀不完的”。

胡锡进早已退休了，但是看来舆论场仍有千千万万的胡锡进们纷纷蹦出来填补老胡的右翼真空，这门生意（或者说这个赛道）还真是竞争激烈啊……

　　《义勇军进行曲》居然都过时了，让人不禁想起这帮人的匪首胡锡进曾发表过的观点：

　　如何理解？

　　我再翻译一下，帮扭扭妮妮的胡先生大方开口：

　　泥腿子们打江山、闹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当权者、精英分子们坐江山的时代了，不要再闹腾了！

　　“打了一辈子仗，享受享受怎么了”的意思。

　　恍然一股熟悉气味，回想八十年代初有一句著名愤语曾从庙堂之上传开：

　　看群众脸色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啦！

　　中国从革命时代走向建制时代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变为建制党了？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八届中央委员会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

　　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是好事。

　　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

　　十年后的盛夏，在同胡志明谈话时又有忧心吐露：

　　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

　　他还尖锐指出：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早在建国后不久，毛主席就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气冲冲：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个学知识的好地方。

当时，北京一些普通百姓已在用“宝塔”这个词私下嘲讽他们头上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主席也觉得自己像个被“困在了宝塔尖上的人”。

　　直至濒近晚年，他终于泪目悲叹：

　　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即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再审视一遍胡锡进的“中国复兴开始时以革命的方式开路，如今要以建制的方式不断改革前进”——从史观层面，还是在表达一种赤裸裸的精英史观，而非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人民史观」。

　　此人还曾出言，要求舆论不要过于“上纲上线”：

　　这种论调非常有趣，试问：何人会害怕“纲”和“线”呢？

　　或者说，他胡某人害怕的政治纲常和阶级红线，又是什么呢？以致于如此大惊失色呼吁“下纲下线”？

　　想起2021年9月，此人曾发表类似言论：去革命化，以及给革命赋予“恐怖化”色彩：

什么人会害怕「革命」？这个问题放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讨论的。

　　从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到所谓铸剑为犁的“和平年代”，「革命」这个被全世界受压迫阶层、被剥削阶级所赋予了神圣使命感和历史成就感的词汇，其意义内涵一直在被解构，也一直也被某些势力以抗衡、以对峙。

　　有时，还会被人为地曲解乃至隐藏。

　　恐惧革命，逃避革命，抵制革命，以至于在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时代里掀起一股“去革命化”的浪潮、鼓吹和打造一个以“革命过时论”“革命无用论”的氛围风气……

　　这是十足的阳谋。

　　在维稳万岁之名义下，既得利益军团那一座座膀大腰圆的肥腻皮囊下一根根油腥的尾巴，从来是藏不住的。

看看体育总局的袁主任，北京街头飞扬跋扈的“外交姐”，中信的实习生公子哥，万L书院的运球少年，张S嘉的抖音生活纪录片，一手撕掉苏州纪检委脸面的许K馨和祝某人…

究竟是谁还在坚持不懈、油头粉面得说革命过时了、斗争过时了、阶级思维过时了？

　　如果连中央都在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刀刃向内”、“发动党的自我革命”，而某些人却依然一幅“以奴护主”的维稳模样，那还真是应了鲁迅先生的话：

　　凡走狗……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5

　　事实上，关于对许多广为流传又深入人心的艺术作品进行魔改的反动行为，那帮人早已进行。

　　郑智化的《星星点灯》是一首绝对爱国爱台的革命促统歌曲，创作背景为1992年李登辉鼓吹台du、让台岛陷入巨大的不安全感和分离感。

　　之前的1991年5月，李登辉宣布要开展首次修xian，制定宪法增修条文；两年后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自称「主流派」。

　　此后李登辉以所谓“总统”身份出访新加坡、菲律宾、泰国、印尼、约旦、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美国，以及南非、巴拿马等所谓“邦交国”，并开始加强与日本关系，推动所谓「南向政策」。

　　同时，李登辉主导向美国购买150架F-16战斗机与爱国者飞弹、向法国购买60架幻象2000战斗机与6艘拉法叶级巡防舰，妄图带领台省在台du道路上狂奔。

　　《星星点灯》正是于这样的背景下于台湾唱响，寄托了岛内爱国同胞们反对独立、渴望祖国统一的情愫。

　　尤其是歌词“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堪称全曲点睛之笔，深彻控诉了李氏集团的反动统治。

　　然而，湖南卫视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大肆篡改歌词，且改的正是这句“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将其修改为“现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

　　这是什么诉求和意味呢，嫌弃原歌词过于刚毅和“负能量”？匹配不上“这盛世如你所愿”是吗？

　　加之女星们搔首弄姿、媚眼挑动的阴靡，一首红曲就这样被湖南卫视加工成了一支蓝色俗音，在“娱乐化一切”和“正能量不动摇”的大旗下，大行历史虚无主义。

　　这早非首次，郑智化的《水手》同样曾被央视要求修改歌词。

　　另外，还记得河北共青团公然篡改万青名曲《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吗？

一首反映工人阶级在时代大潮中不屈呐喊、不甘破碎的雄歌，硬是被改编成“去伤痛化”的维稳欢乐颂……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有语：

　　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

　　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呐喊？不允许；

仿徨？不存在。

这天必须“晴朗”，大家必须正能量。

　　音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历来统治阶级都会竭力利用音乐来维护他们的统治。

　　两千多年前，奴隶制度的卫道士孔丘主张“礼乐治国”，直言不讳：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当黎民百姓们在民歌(例如当时法家的发源地郑国的民歌)中揭露剥削者罪恶、宣传反抗思想时，孔丘气急败坏叫嚷郑国的民歌“使人放纵”，要“取缔郑国的民歌”（《论语·卫灵公》“郑声淫”、“放郑声”）

　　孔之音乐观，鲜明表达了奴隶主阶级立场。

　　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荀况，坚持法家观点，提出了音乐为“法治”服务观点，强调音乐在为新兴地主阶级利益服务方面的巨大作用。

　　他认为：

　　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荀子·乐论》)

　　这些圣人一致认为，音乐对外能反对敌人的骚扰，对内能加强团结，“兵劲城固”。总之，可用音乐“巩固新兴封建政权”。

　　在欧洲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亦是长期利用宗教音乐维持统治，如以“圣咏”、“教堂歌调”麻痹和束缚民众思想。

直至今朝，连《国际歌》也已被某些正能量人士教导“不许这么唱，你得那样唱”、甚至压根不准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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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春白靴

　　下一步呢，是不是要把国歌也改成“中华民族到了最安全的时候？”

一种歌词取代另一种歌词，一种政治取代另一种政治。

回想四十余年前，1980年《军港之夜》一炮而响，此曲运用近似朗诵的演唱方法，把听众神奇带入“夜色恬静的军港”，给听众留下一股“浑身酥软”、“情意绵绵”的意境感受。

　　我人民解放军的军容，从那时开始由铁骨铮铮、刚正不阿，迈向儿女情长、幽怨嗔痴。

　　由“红歌”走向“蓝调”，似乎也为经商等时代之为奠定了氛围伏笔。

“寥廓江天万里霜”的博大没有了，“一唱雄鸡天下白”的风骨没有了，“延安无土不黄金”的骄傲没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的气魄没有了。

　　这或许也怪罪不得那些创作者们，毛主席说过：

　　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根源性的政治问题，催生了一年后即1986年那首震撼全国的神曲：《一无所有》。

　　沙哑的嗓音和炸裂的吉他，撩动着每一个在八十年代后期陷入迷茫的中国年轻人。

　　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他们已非常明白：自己什么都想要，可是什么都要不到。

　　这就是其时之文化群像，蓝色的靡靡之音代替了红色的革命文化，中国开始“舒服”起来了，开始“软绵绵”起来了。

那些歌曲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空虚，恰如同在八十年代走进千门万户的金庸笔下人物，几亿国人在一夜之间从袁承志变成了垂首迷惘的郭靖。

　　以金庸为范，失去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八十年代后的四代中国人只能用虚构且取材前史的武侠小说来自我慰籍。因而，包括金庸文学在内的一大批武侠小说，站上史上从未有过的文艺高位。

　　多么诡异又惊悚的现象，它体现着对“身后走过的路”去“强行遗忘”的欲望。

　　文学小说如此，音乐歌曲更是如此。

　　2020年，国防大学官微等多家官方媒体被发现竟早就悄无声息地把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歌词的“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改为“我们是抗日者的先锋”。

　　“劳动者”改为“抗日者”，将自我主体从“工农代表与领导者”的阶级本位，改为“抗日代表与领导者”的民族本位。

如是变动方向，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国民党化，尤其“蒋化”。

　　失去阶级高位，原本斗志昂扬的工农战歌瞬间贬落尘土。

　　乍一看，改动后的歌词其直观感觉是：这首歌由蒋匪军、由国民党部队来唱，貌似也毫不突兀。

　　因为其与蒋记所谓“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借民族性这一国民底线来煽动中国底层壮丁帮他抗日的阴谋，别无二致。

　　从前，由《八路军进行曲》演变而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也是底色赤红的“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这才是坚持阶级斗争初心的马列史观。

　　同时也是毛主席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的抗日军政大学这所工农兵圣殿，与国民党黄埔军校那样的精英官僚（买办统治军阀）孕育所，最大之区别所在。

《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闹剧不免让人忆及，昔日中央党校上演的一台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过往一直写在舞台小黑板上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当时竟被换成“组织纪律”四个冷冰冰的小字……

　　组织纪律？

　　任何军队都讲纪律，红军讲纪律，白军也讲纪律，日军也讲纪律，美军也讲纪律；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工农革命军是讲纪律，奸淫掳掠不亚日本鬼子的国民党军也是讲纪律………

　　仅一个“组织纪律”，何以体现我军的政治本位？

　　很多时候，问“军队为谁打仗”，其实就是在问这支军队“究竟是工农无产阶级军队，还是买办资产阶级军队”，也是十几年前某些势力掀起的所谓“军队国家化”、“军队去党化”这样的八十年代苏联（苏军）式改革的延续变种。

　　从“劳动者”变成“抗日者”，从“解放全人类”变成“组织纪律”，从“反美帝”变成“反美国”，从“抗议美帝霸权主义”变成“抗议美国霸凌主义”……

　　我们，究竟还要改动多少？

请明晰：台湾还没有解放呢，帝国主义还没有灭亡呢，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呢——长征，还没有结束呢！

6

　　既然提到解放台湾，提到我军，不妨再就着本文主题多说点。

　　和“《义勇军进行曲》过时论”其逻辑理念内核相一致的，是“去革命化”思潮。

　　放置落位到军事领域，在某一时期，舆论亦有声音发问：

　　我军攻台成功、解放台岛、祖国统一之后，解放军会改名字吗？

　　不论提问者是否“有心”，但答案必然严肃。

　　我军自成军始有过很多称呼，最初叫工农革命军，之后叫工农红军，简称“红军”；再以后叫八路军，之后又有叫东北民主联军、晋冀鲁豫部队、华东野战军、山东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等称呼。

　　“解放军”一词，最早出现于1945年8月中旬。

　　抗战胜利，延安八路军总部发布反攻命令，其中在第四号命令中出现“解放军”的称呼。

　　这个命令是以朱老总名义发表的：

　　所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统一行动。

　　这是党首次提出并使用“解放军”一谓。

　　但随后各部队仍然沿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称呼。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9月中旬，党主办的《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开始使用“人民解放军”称呼。

　　1947年2月1日，毛主席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党内指示中提到“解放区人民解放军”；九天后，朱总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名义签署命令。

　　随后，3月24日和25日，新华社连续广播“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谈话，“人民解放军”的称谓正式使用。

　　4月，党中央在关于暂时放弃延安的文件中，又两次提到“人民解放军总部”；自7月开始，各地部队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首先是7月29日聂荣臻的晋冀鲁豫军区下令所属部队，改用“中国人民解放军”臂章；苟是7月31日，彭老总领导的西北野战军也改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

　　10月10日，党中央正式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了“解放军”的官谓。

　　12月底，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东北部队也正式改称“解放军”。

　　从此，党领导的正规部队全部统一叫做“人民解放军”，沿袭至今。

「解放」，体现了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阶级性质和政治成色，也体现了这个政党、这支军队所建立的国家的根基初心与使命信仰。

　　曾有一些人居心叵测在各类场合“去解放化”、“去革命化”，谋求将党“官僚化”、“行政化”、“国家机器化”，我此前已撰文许多。

　　“解放军解放了台湾后要不要改名”、“和平时期解放军这个名字是否合适”………这些问题并非今天才有，多年来就有讨论。

　　但值得警惕的是：讨论的目的和氛围并不友好。

　　因为，某些势力一直妄图扭曲和抹煞我军的性质：革命性，人民性，国际性，社会主义性。

革命是没有止尽的，因为革命与自我革命是必须时刻相伴相生的；

战斗是没有疆域的，我军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同国民党反动军阀作战，还会去到朝鲜与朝鲜同志并肩作战，去到越南与越南同志并肩作战；

解放更是没有边界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说的十分清晰：

　　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有必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这，就是一支手枪对准敌人，一支手枪指向自己。

　　今日也曾有一道掷地铿锵的军令：

　　人民军队要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如何能够保障党的前行航道不偏离正轨、保障国家的政治性质不变色、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不垮台，这是建军远远先于建政的人民军队之永恒课题，也在各个历史时期——包括时局错综复杂的当下，对人民军队提出了回避不掉的革命斗争要求。

　　半个多世纪前的《五一六通知》，毛主席写道：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就军队而论，解放军绝不可变身“国军”，即某些人经年累月鼓吹的“军队国家化”、“军队去党化”。

　　当阶级性被瓦解，这支人民军队必然如被抽髓剥筋，轰然倒塌；同时其阶级对立面的反动势力，也必然更为根固基稳。

　　也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对革命的论述：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一支原本为人民而服务、为阶级而斗争的军队，褪去了光鲜的政治底色，沦为了国家机器的暴力武器和维稳工具，这样的悲剧，历史上最为生动、也是最为沉痛的例子，就是苏联红军。

　　1946年后，苏联红军与红海军合并，并统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武装力量”。

　　“革命”停止了，“战斗”销声了，一支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阶级斗争之师，就此蜕变为一支“国家部队”、一支“国家机器统治下的暴力工具”。

　　同时，也为日后沦为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他国、践行霸权主义的武装拳头，埋下伏笔。

跋

　　党与人民军队初生成长时期的歌曲、口号、标语之“修正”，这种行为是对意识形态进行解构和污化。

　　正如前文例述，抛弃意识形态红线，放松党的领导，放下为人民服务的信条，那支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强大到无以复加的纳粹德军的苏联红军，便被自己埋进了历史的坟墓。

　　《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中，有一段引人深省的话：

　　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1975年国庆，孟锦云曾亲自问过毛主席：

　　主席您年轻的时候，想到过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当主席吗?

　　已有些口齿不清、言语乏力的毛主席，听后笑答：

　　我可不是刘伯温，能前知500年，后知500载。那时候，既不晓得建立一个什么共和国，更不曾想到要当什么主席，当时想的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人不过是匹夫而已。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嘛。

　　这话仿佛在呼应着二十年前、1955年评大元帅时他的那句：

　　我就是不当大元帅，你们别逼我！

　　解放台湾也好，夯续血脉也罢，都需要“两个自信”：高度的意识形态自信，不可动摇的征服民心自信。

　　早于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就曾联系对赫鲁晓夫政策的批评，提出国内的斗争问题：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他还提及：

　　对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罗伯特·米歇尔斯在20世纪初有过一种预言：

　　社会主义者也许能够取胜，但那已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拥护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就会自行消亡。

建国立业近三十年后，毛主席以一种非常“毛泽东式”的方式又一次捍卫了公平——他不允许社会主义周期性的“自行消亡”。

　　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前辈都曾畅想过共产主义的终点，而站在导师们肩膀上的毛主席，却看到了终点后新的起点。

　　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起草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开门见山点明：

　　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十一年后，78岁的他又对同志们这般话语：

　　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

　　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

　　今天亦有指出：

　　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告诫全党时刻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中华民族早已过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是吗？

　　从此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纵享太平盛世了是吗？

　　我们的党员干部与领导群体可以带着我们的人民莺歌燕舞的国门洞开“与国际接轨”了是吗？

　　那些帝国主义势力、军国主义集团、新法西斯纳粹力量都是不存在的、危言耸听的、杞人忧天的是吗？

　　我们内部各领域（尤其诸关键部门位置）的汉奸内鬼两面人都早已整肃完毕、一片清朗、永远不会再滋生细菌了是吗？

　　《义勇军进行曲》，真的可以停唱了是吗？

“同志”一谓，永远都不可抛弃；

而需要正本的，何止一声“同志”......

　　以话剧《从湘江到遵义》的台词，作为本文结尾吧：

　　我们仍在牵挂，

　　我们流血牺牲建立的新中国！

　　我们当年的那些梦想实现了吗？

　　人民当家做主了吗？

　　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吗？

　　还有贪官污吏吗？

　　还有人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吗？

　　我们还在受外国人的欺辱吗？

　　中国人真正的站起来了吗？

　　我们的党还记得对人民的承诺吗？

　　还有纠正错误的勇气吗？

　　需要有人站出来的时候，还有人站出来吗？

　　还有人像我们一样，愿意为信仰而生，为信仰而死吗？

　　长征并沒有结束，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前面还会有一道道封锁线，还会有湘江，烏江，金沙江，大渡河……还会有娄山关，腊子口，还会有雪山，草地……

【文/欧洲金靴，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