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建民：旧学者不懂人民公社的新实体

　　今日读到了《重新审视农村改革：从“小岗村”到“人民公社”的效率之争》（原创：子珩墨，子墨听风，2025年9月17，山东）一文。文章就农村从人民公社到包干到户的改制进行重新审视，对集体与单干的效率问题进行了探讨，批判了学术界流行的人民公社效率观。

　　文章就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位农民按红手印，秘密分田单干’的故事出发。指出“在这一叙事中，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被描绘为一个压抑农民积极性、导致普遍贫穷和生产力低下的制度。而1978年底，那几张薄薄的‘包产到户’契约，则如同划破黑暗的闪电，奇迹般地在一夜之间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并从而开启了中国农村乃至整个中国走向繁荣的新时期。”文章认为【“包产到户”的“效率”：一种短视的、掠夺性的效率】，相反，【人民公社的“效率”：一种长远的、综合的、旨在缩小三大差别的社会主义效率】。

　　维利·贝尔斯特罗姆说：“为什么绝大多数国民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其社会观是那么的严谨，且自由的呢？我认为，原因之一是，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研究对象在最后阶段总是涉及到独立的和强调利己的人。‘经济人’同自由主义对人的看法完全一样。”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由认为：“经济是什么？——经济是由上层阶级为攫取下层阶级的劳动果实而发明的一种科学。（《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瑞典｝克拉斯·埃克隆 著，刘国来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人民公社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一种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体现劳动所有权的消费价值生产方式。这是一种劳动者利用公有土地和生产资料，通过自己劳动来满足自身需要的一种生产方式。这与资本主义经济，与产权经济或与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不一样的经济体。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或受资产阶级经济学观念束缚的人，根本就不懂这种新兴生产方式的效率及其体现。

　　什么是效率？

　　在经济学意义上讲，应该是最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的意愿和需要的效能。资源配置效率是投入与产出水平的表现。这是从一般意义上对效率的理解。特殊地说，社会生产方式不同，其衡量效率的标准及着重点也是不同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生活的一种手段”。这里的共产主义社会，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

　　很显然，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以人为中心的生产方式，是以满足工人或劳动者消费需要的生产方式，是消费价值的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为中心的生产方式，是以满足少数人对财富追求的生产方式，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因此，衡量社会主义生产的效率与资本主义生产的效率的标准和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以公司利润为产出效率的形式，那么社会主义生产则以工社（相对应于公司的劳权企业名称）盈余为产出效率形式；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以生产资料价值增殖能力为产出的效率目标，那么社会主义生产即以生产劳动价值化能力为产出的效率目标；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效率目标，那社会主义生产则以人口素质和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为效率目标。

　　据统计，我国1956年人口是6亿多人，到1983年为10亿多人，净增加了4亿人，我国农业集体经济使我国农业从养活6亿人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到养活10亿人的生产力水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非常明显。在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夫妇两个劳动力养活一个七、八口之家，抚养三、五个孩子的家庭，非常普遍，一家变成二、三家的情形到处都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劳动者生存、发展能力为我国历史上最强时期，没有之一。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效率的最显著的体现。

　　从物质生产力增长的角度看，在1956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是1.92亿吨，到1983年是3.87亿吨，这20多年粮食总产量增加幅度达到100%以上，这样的增长幅度在世界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解放初期到1957年，中国耕地面积从16.28亿亩增加到16.77亿亩，增加了4900万亩，年均增长为0.4%，此后到1980年，耕地面积增加到20.69亿亩，增加了3.9亿亩，年均增长0.9%，集体经济是小农经济时期耕地增长的2.25倍，人民公社时期新建水库83300座，年均增长4230座，年均建设速度是小农经济时期的34倍。人民公社时期增加了8万多座水库，300万里人工河堤，2200万眼机井。各类堤防16.5万公里，最保守估算，工程投入总量也在3610亿立方以上，即使按每平方30元的单价计算，相当于13万亿以上人民币，而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年均600多亿，也就是说，这些工程的总价值相当于同时期我国年均财政收入的21.倍。即使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角度看，其效率也是非常明显的，并不因为当时不对这些工程进行价值评估，其效率就不存在。

　　由此可见，人民公社效率是非常之高的。但这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强调的效率，强调的盈利最大化、强调的资产增殖完全是两回事。

　　据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曙光《全面反思人民公社制度的利弊》（本文节选自：王曙光著：《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一文介绍了关于人民公社的七种解说：

　　第一个是激励不足假说；

　　第二个假说可以叫做“生产力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约束假说”；

　　第三个假说可以称之为“监督缺陷假说”；

　　第四个假说是可以称为 “退出权假说”；

　　第五个假说可以称之为“规模边界假说”；

　　第六个假说可以称之为“契约假说”；

　　第七个假说可以称之为“产权缺失假说”。

　　上面这些所谓的假说，明显是用适合产权型企业或资产实体的理论原理来解读劳权型企业或劳动实体的做法。

　　这一事实表明，学术界就整体上来说并不真正懂得人民公社实体的性质和特征。这些学者们只是用适合旧的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西方现成的经济理论来解读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按劳分配的公有制经济新实体——消费价值生产方式的劳动实体。

　　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劳动实体，而资产阶级学者只有旧资产实体的旧理论、旧观念。

　　人民公社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劳动所有权的、建立了劳权制度的劳权经济，而我国的许多学者、专家们却习惯于用以资产者为主体的、全面体现资产所有权的、建立产权制度的产权经济原理来解读劳权经济及其效率。这就是明明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实践、且使我国顺利实现从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的的人民公社实践，被理论界口诛笔伐、并当作错误模式进行批判，从而形成人民公社“被失败”景象的基本原因所在。

　　用旧思想、旧观念对待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企业新实体，这是旧学者最常见毛病之一，这也是旧的学者阻碍新事物发展的最典型的表现。

　　【文/钟建民，本文为作者投稿，作者公众号：钟建民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