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读到了《屈炳祥:驳洪永淼:中国经济学不能被奴化与被殖民化》(作者:屈炳祥 来源:红色文化网 日期:2025-08-22 )一文。文章谈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的有效候选人洪永淼是一位长期宣扬要我们国家“运用现代经济学先进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国际同行惯用的术语和方式”来说明、解释并指导中国现实,用现代经济学的标准作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来评价、规范中国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要全面与西方现代经济学接轨的学者。
这位洪教授说:“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用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和国际惯用的术语与方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内涵,也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有望形成Ronald Coase所说的‘中国经济学派’。”在谈到中国经济学学术评价方式与评价标准时,他说:“在中国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特别是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比较客观的学术评价方式和体系。而真正能够体现学术水平和科学价值的是高水平的、经过匿名审稿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特别是海外高水平的经济学学术期刊的论文。以在高水平经济学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中国高校经济学者最主要的学术评价标准。”“随着将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学术期刊论文作为经济学研究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学术研究评价标准,中国高校经济学研究目前相对比较浮躁的学术氛围将大大改善,中国经济学研究水平也将大幅度提升。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学在经历过这次深刻的转型过程后,将成为一门既与现代经济学接轨,又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全球化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科学,形成具有广泛国际学术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派。”
这使我想起了2023年初安徽庐江中学演讲事件。知名教授陈宏友在演讲时,鼓吹外国人血统崇高,建议出国的学生就不要回来,学习好的学生就要找外国人结婚生子,杂交出更好的精英。如果考生考上了合肥的高校,那么全安徽的女性供他选择;如果考上清北,全中国的女性可供他挑;如果考到国外,全世界的女性供他挑等等。
从这里不难看出,文教系统的跪族不仅自己崇洋媚外,而且他们还在利用自己处于教育岗位的便利进行殖民教育,以培养更多的西化跪拜者。
中国经济学不能是跪族经济学。
西方现代经济学诞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土壤,其理论体系始终围绕“经济人”、资本增殖、市场自由放任等核心逻辑展开,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思想工具。从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看不见的手” 到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些理论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时或许有其价值,但一旦脱离西方具体国情,尤其是套用到需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实践中,便立刻显现出其水土不服。
回顾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多次全球性经济动荡,西方经济学既未能提前预警,也未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反而暴露出其理论体系的致命缺陷 —— 忽视社会公平、漠视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将经济增长与民生福祉割裂。反观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近 1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疫情期间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新能源、高铁、5G 等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这些成就的取得,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盲目迷信西方经济学教条,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洪永淼教授所主张的 “全面与西方现代经济学接轨”“以海外期刊论文为主要评价标准”,本质上是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权拱手让给西方,是典型的 “学术殖民” 思维。若按照这一逻辑,中国经济学研究将沦为西方理论的 “注脚”,学者们为了在海外期刊发表论文,不得不刻意迎合西方的学术偏好,用西方的理论框架解读中国的经济现象,甚至扭曲中国的发展实践。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学不仅无法为中国经济改革提供有效指导,还会丧失独立的学术品格,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
庐江中学陈宏友教授的演讲事件,与 “跪族经济学” 的逻辑如出一辙 —— 都是通过教育和学术渠道,向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灌输崇洋媚外思想,消解民族自信和制度自信。陈宏友鼓吹 “外国人血统崇高”“杂交出更好的精英”,是对民族尊严的践踏;而 “跪族经济学” 主张用西方标准评判中国学术,是对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权的剥夺。二者虽然领域不同,但都指向同一个危险方向:让中国在思想和学术层面沦为西方的附庸。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生产方式表现为消费价值生产方式的特征,这与西方经济学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剩余价值生产方式有着根本区别。因此,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按劳分配的公有制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并非要完全否定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而是要坚持 “洋为中用”,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例如,中国提出的 “新发展理念”“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共同富裕” 等理论,既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合理方法,又融入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更贴合中国经济实践,已经成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思想武器。
在学术评价体系建设上,我们更应打破 “唯西方期刊论” 的迷信,建立符合中国学术发展需求的评价标准。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不应以是否在海外期刊发表为衡量标准,而应看其是否能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是否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是否能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近年来,国内一些经济学研究成果,如对中国特色扶贫模式的研究、对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探索等,虽然没有过多追求海外发表,却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这恰恰证明了中国经济学自主发展的生命力。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不应该是一场 “与西方接轨” 的模仿秀,而应该是基于自身实践的理论创新。从《资本论》到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过渡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学始终需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特点和发展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学更应扛起自主创新的大旗,以中国实践为根基、以人民需求为导向、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构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体系,彻底打破 “跪族经济学” 的桎梏,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理论。
【文/钟建民,本文为作者投稿,作者公众号:钟建民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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