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杂谈录】对宗教化歪曲的批判

　　在当前的舆论场的喧嚣中，有一种危险的曲解正在蔓延，它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来源嫁接于神学、柏拉图主义或灵知主义，将共产主义描绘为“地上天国”的宗教翻版，将马克思塑造成“当代普罗米修斯”式的传教者，用宗教隐喻取代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科学剖析，混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甚至从宗教立场与精英主义视角否定人民史观。这种曲解不论是不是出于愚蠢而造成的理论误读，其最终的结果都会有利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进行攻击，而这种观点的核心目的是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与实践品格，动摇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根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理论来源，是理解其科学属性的首要前提，任何将其与神学、柏拉图主义、灵知主义相混淆的企图，都违背了哲学史的基本事实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但其本质是对旧哲学的根本超越，是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揭示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黑格尔哲学以“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为核心，构建了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但其辩证法中“质量互变”、“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合理内核，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维工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是“对宗教的批判的继续”，而这种批判的本质是“把宗教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即通过揭示宗教的现实根源，打破唯心主义的思辨迷雾。费尔巴哈以“感性存在的人”颠覆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但是其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与抽象性使其无法真正揭示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道，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一批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奠定了实践基础。

　　与神学、柏拉图主义、灵知主义的唯心主义本质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神学将超验的上帝视为世界的本原，柏拉图主义将永恒的“理念世界”当作真实存在的东西，灵知主义则沉溺于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幻想中，三者共同的特征是否定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将真理寄托于超验的、源于幻想的神秘存在物。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讲到：“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这种物质统一性原则，彻底否定了神学的有神论、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论与灵知主义的二元论。在认识论层面，神学主张真理源于上帝的神秘启示，柏拉图主义认为少数哲学家才能把握理念真理，灵知主义将“灵知”视为少数人的特权，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了实践认识论的根本原则：“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这种以社会实践为核心的认识论，与神秘主义与精英主义的真理垄断观念是完全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将真理的获得归结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与历史发展。

　　同时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界限的超越，并不是仅仅局限在“反宗教”的立场，而是通过对宗教本质、根源与历史命运的科学分析，以现实的人的解放取代宗教的虚幻救赎，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从“神学支配”到“人学自觉”的根本变革。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对宗教的本质作出了经典论断：“宗教是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宗教的异化本质，宗教并非超验真理的显现，而是现实社会矛盾的精神投射，是被压迫生灵在苦难中的叹息与慰藉。宗教的核心功能是提供“虚幻的救赎”，它让人们在现实的苦难面前放弃反抗，将希望寄托于来世的天堂，因此正如马克思在同一著作中所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它只能暂时麻痹苦难，却无法消除苦难的根源。而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就是要“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即通过革命实践推翻造成宗教异化的现实根源，实现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解放。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进一步分析了宗教的历史根源与消亡条件，他指出宗教的产生源于人类对自然与自身的无知，“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这种对未知力量的人格化与神化，就构成了宗教的最初形态。而在阶级社会中，宗教进一步成为统治阶级的奴役劳苦大众的“精神枷锁”，《共产党宣言》尖锐地指出：“宗教、道德、哲学、政治、法权等，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通过宗教宣传“原罪论”、“宿命论”，束缚住挥起镰刀和锤头反抗的被压迫人民，通过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秩序。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这种以现实解放为目标的理论，与宗教的虚幻救赎形成了根本对立，这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宗教所描绘界限的彻底突破。

　　失去统治地位的宗教使徒们改换门庭，他们反而拜起马克思来了！他们将马克思塑造成“当代普罗米修斯”式的传教者，将共产主义类比为宗教救赎，而这是他们被打倒后再次对马克思本人的人格歪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的污名化。要澄清这一污名化的观点，必须回归马克思的人生履历与思想发展轨迹，还原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真实形象。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特里尔城一个犹太律师家庭，他本可凭借优越的家庭背景与深厚的学术造诣，在大学中谋取体面职位，过上优渥生活，但他却选择了与无产阶级共命运的革命道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通过对普鲁士政府林木盗窃法、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法律的阶级本质与人民群众的苦难处境，开始从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转向对现实社会的关注。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宣告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无产阶级。”这一论断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他的理论不再是抽象的哲学思辨，而是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的一生，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紧密结合的一生。他深入巴黎、布鲁塞尔的工人阶级，与恩格斯共同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共产党宣言》，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理论纲领；他投身1848年欧洲革命，撰写《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总结革命经验，深化对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他耗费数十年心血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其成果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得以系统呈现，揭示了无产阶级贫困化与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他晚年密切关注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高度评价公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雏形”的历史意义。马克思的人生履历充分证明，他不是沉溺于神秘启示的传教者，而是立足于现实斗争、总结实践经验、揭示历史规律的革命导师。传教者的核心特征是宣扬超验的信仰与虚幻的救赎，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宣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个“改变世界”不是依靠宗教信仰，而是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将共产主义类比为宗教救赎，本质上是对共产主义科学本质的根本歪曲。宗教救赎的核心是“来世性”与“神秘性”，它将解放的希望寄托于超验的上帝，将解放的场所设定为来世的天堂；而共产主义的核心是“革命性”与“历史性”，它解放世界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场所是现实世界，解放的实现是历史规律的必然与革命实践的展开。《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里所说的“两个必然”不是宗教式的预言，而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判断，由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必然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加剧阶级对立，而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不是宗教圣歌里的“地上天国”，而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联合体的建立，不是依靠宗教信仰的感召，而是依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了杜林将共产主义歪曲为“终极真理”的错误，强调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形态”，而不是静止的、完美的“天国”。这一论述也完全适用于把共产主义的科学本质与宗教救赎混为一谈的资产阶级们。

　　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基础是经济基础的变革，任何用宗教隐喻代替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剖析的做法，都是对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严重误导。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不仅体现在哲学层面的批判，更体现在政治经济学层面的科学剖析。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与运行规律，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坚实的经济科学基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用于维持工人基本生活，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生产率、压低工资等方式，不断扩大剩余价值的占有，导致“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与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同步进行。《共产党宣言》深刻描绘了这一现实：“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相反，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决定了无产阶级解放必须以经济基础的变革为核心，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全民公有制，使生产资料成为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工具，而非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共产党宣言》将共产党人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一主张不是出于宗教的那种道德谴责的产物，而是基于现实经济规律的科学结论。既然资本主义生产要求社会化，那么生产资料也必须要求社会化，否则这种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最终会因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使整个社会发生变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阐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历史必然性：“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在经济基础上的变革，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前提，而这种变革不是依靠宗教式的道德说教，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夺取整个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实现的。

　　所以用宗教隐喻代替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剖析，本质上是回避现实的阶级矛盾与剥削本质，将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化为神秘的道德和命运问题。宗教隐喻将资本主义的罪恶归结为“人的原罪”或“精神的堕落”，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道德忏悔”或“宗教信仰”，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则是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中去揭示资本主义罪恶的经济根源，将解决问题的道路指向“消灭私有制”与“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用道德说教代替经济分析”的错误，马克思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一论断深刻表明，无产阶级的解放不能依靠宗教隐喻的精神慰藉，必须依靠现实的物质力量与革命实践，而任何放弃经济结构剖析、沉溺于宗教隐喻的做法，都会导致革命方向的迷失与实践道路的偏离。

　　将共产主义降格为“宗教幻想”，混淆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常用伎俩，这种伎俩的本质是无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基础，将科学的革命理论歪曲为脱离现实的主观幻想。空想社会主义是19世纪初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潮，其核心特征是基于道德谴责的乌托邦设计，他们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描绘了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但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与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分析，他们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也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现实力量，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的良心发现与慈善行为。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他们的理论“终究是空想的，无法实现的”。

　　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基础之上，它揭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历史规律与现实道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就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提供了历史观的基础；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与运行规律，证明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与共产主义的建设者，这就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提供了经济学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我们是从事实践的、现实的人出发，去理解现实的生产过程……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一论断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主观的道德诉求或乌托邦式的设计，而是对现实生产过程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是从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态中理解并把握革命发展的趋势。

　　共产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目标，不是“宗教幻想”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实现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为其提供了历史前提，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为其提供了主体力量，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其提供了经济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为其提供了政治保障。《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详细阐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社会形态的实现，不是依靠宗教式的奇迹，而是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实现的。将共产主义降格为“宗教幻想”，本质上是对历史规律的无视，对历史上与当今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否定，其目的是通过歪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意义，使无产阶级放弃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安于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

　　这种高高在上从宗教立场与精英主义立场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根本对立的唯心史观，这种观点的本质是剥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为剥削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辩护。宗教立场将历史的发展归结为超验上帝的意志，认为历史是上帝实现其救赎计划的过程，人民群众只是上帝意志的被动执行者；精英主义立场将历史的发展归结为少数英雄人物的主观意志，认为历史是少数“天才”和“超天才”创造的，人民群众只是愚昧无知的“群氓”，是历史发展的被动工具。这两种立场的共同特征，是否定人民群众在物质生产与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历史的发展寄托于超验力量或少数精英，并把这种超验力量或少数精英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物质实体，这种说法本质上是唯心史观的不同表现形式罢了。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根本命题，这一命题不是从主观愿望的价值判断得出的，而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而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正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工人、是农民、是手工业者等劳动者，他们通过生产实践创造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与社会形态的更替。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这一论断深刻反驳了那种把历史的发展当作少数人的事业的观点。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民群众的科学实验、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与革命斗争。

　　宗教立场与精英主义立场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秩序。宗教通过宣扬“宿命论”和“君权神授”，让人民群众相信自己的命运是上帝注定的，放弃对现实剥削的反抗；精英主义通过宣扬“英雄史观”和“天才论”，让人民群众相信自己是愚昧无知的，只能服从少数精英的统治。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则唤醒了人民群众的历史自觉，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历史的主人，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从而激发他们投身革命实践的主动性与创造性。《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号召“向德国制度开火”，而开火的主体正是“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无产阶级，这一号召的本质，就是唤醒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意识，推动他们通过革命实践改变自己的命运与历史的进程。

　　在对各种错误论调的彻底清算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质愈发清晰，它不是神学、柏拉图主义或灵知主义的变种，而是立足于物质世界与实践活动的科学世界观；它不是宗教式的救赎神话，而是基于历史规律与经济现实的革命理论；它不是少数精英的思辨游戏，而是服务于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其本质是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界限的超越，是用现实的人的解放取代虚幻的宗教救赎，用实践的革命运动取代精神的慰藉；马克思的人格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人格，而非传教者的人格，他的一生是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生；无产阶级解放的基础是经济基础的变革，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对私有制的取缔，而非宗教信仰的改变；共产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结果，而非宗教幻想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命题，任何宗教立场与精英主义立场的否定都是唯心史观的虚妄。

　　当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与攻击从未停止，将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神秘主义、唯心主义相混淆，本质上是为了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与实践性，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面对这种攻击，我们不应彷徨，既然真理是越辩越明，我们就应当从马列毛主义所指明的历史任务出发，结合这种任务在当前环境的具体表现，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理论为武器，通过论证与对现实矛盾的具体分析，揭露各种错误论调的唯心主义本质与阶级实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在于其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紧密结合。

　　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它始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丰富完善，但它的科学本质与革命内核是永恒不变的。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依然尖锐，人类解放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马克思主义依然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懈奋斗。这正是对各种唯心主义与神秘主义曲解的最有力回应，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永恒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