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继刚：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四种方法

　　来源：俯仰诗文。

　　在当前这样一个追热点、以发表为导向、学风非常浮躁的氛围中，马老师能够组织以“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主题的沙龙，回归本源，回归基础，回归初心，实在是难能可贵。借这个机会，我谈点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体会，主要是从方法的角度。

　　1、版本互参法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们最常用的是中央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全集、文集、选集以及单行本，这些版本的翻译水平不可谓不高，但是，翻译水平再高，也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主要来自于目标语言对于源语言意义再现能力的不足，文本的文本性造成的理解困难，以及意识形态因素的某些制约，等等。可能大家注意到了，做西哲研究的学者最近比较热衷于谈论所谓“汉语哲学”。这个概念的提出，实际上就与“西方哲学的可译性”问题有关。在读哲学专业之前，我曾就读英语专业，所以对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与属于印欧语系的英、法、德语的差异性比较敏感。具体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根据我自己的估算，中文版意义再现率总体上大概在70%左右，如再加上一些误译，这一数值大约在2/3。很多老师号召学生读“原著”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译著”。原著不等于译著。当我们把译文加上引号时，就会产生悖论。我把这种由于不当引用而产生的悖论称作“引号悖论”。如果不能读德文、法文，至少英文版要读一读，特别是那些重要的篇目、章节。英文对于德文、法文意义的再现率总体上能达到90%。

　　如果只读中文版，则汉语式思维有可能衍生出一些假问题。例如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practical materialist）推出“实践唯物主义”（practical materialism），在“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和“唯物史观”（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之间制造差异，对“人性”和“人的本质”（英文都作“human nature”）做无谓的区分，等等。如果中文版产生了误译，那么对于只读中文版的读者来说，导致的后果将是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1850年2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刊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时评》，其中提到“Chinese socialism may, of course, bear the same relation to European socialism as Chinese to Hegelian philosophy”。中文一版译作“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二版译作“当然，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第一版的翻译显然是错误的。根据上下文，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要表达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和欧洲社会主义可能差别很大，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显然是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可惜这么重要的结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中文翻译遮蔽了。

　　版本互参，第一层意思，既要读中文版，也要读英文版，有条件的还要读原文版。第二层意思，各种中文版也要互参。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越晚近的翻译质量越好，准确率越高，有了新译本，旧的就不必看了。首先，新的未必是好的（就“信、达、雅”而言）。其次，不同的翻译不过是不同视域融合的产物。再次，不同时代的译文，作为被生产的话语，往往受到彼时权力、知识型与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的政治”）。陈力卫教授《东往东来》有一章专门讨论《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aufhenben”到底翻译成“扬弃”还是“消灭”，其实更多地受到时代环境与应用目的的影响。不同中文版本的互参，能帮助我们更好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效果史”。

　　2、思想定位法

　　我曾见到过类似文章题目：《1844年手稿中的唯物史观》，这样的文章我是不会读的。因为我认为，手稿中不可能有唯物史观。从思想史上来看，手稿阐发的是黑格尔逻辑学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嫁接在一起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即便上述题目改作《1844年手稿中唯物史观的萌芽》，我也不会读。因为我相信，从“异化”为基石的唯心史观到以“生产力”为基石的唯物史观并不是什么“平滑性过渡”，而是“断裂式飞跃”，是解释历史范式的根本变迁。那些所谓的“萌芽”并不会生长为参天大树，它们不过是灵光乍现的思想火花而已，并没有太多研究价值。如果是《1844年手稿中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或《1844年手稿中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又怎么样呢？即便题目成立，其研究价值也不大。因为马克思当时的世界观或自然观，与同时代的唯物主义者相比，特别是与费尔巴哈相比，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所以不会在思想史上留下什么痕迹。而且，唯物主义自然观也“推广”不出唯物主义历史观。《1844年手稿》定位于“人道主义历史观或异化史观的样本”比较恰当。

　　我个人始终坚持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的区分。正如大家经常提到的，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新世界观（重点是历史观）的开端。当然，成熟马克思的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巴黎公社失败、摩尔根《古代社会》出版、俄国革命道路论争等契机，促使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进一步的完善，其成果体现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872）《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含草稿，1881）《<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1882）等文献中。这些文献更好地体现了“辨证决定论”观点。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将其概括为“历史合力论”。把马克思的思想分为“两期三段”，个人感觉能够较好地解释马克思文本中的一些“矛盾”之处。

　　对经典著作进行正确的思想史定位，是通向文本真理的前提条件之一。如果定位不当，在研究中则有可能拘于小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甚至有可能张冠李戴、风牛马不相及。一般而言，在读原著之前，我们都会接受一定的哲学史、思想史训练，这些训练可以帮助我们对著作进行初步的定位，随着阅读和研究的深入，这些定位有可能得到强化，也有可能受到怀疑，甚至被推翻。定位与研究是互相促进的。

　　3、语境还原法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篇文献非常重要。唯物史观经典表述、“两个决不会”、“社会五形态说”，都出自该文献。“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关键是，它们是适用于一切语境的普遍原理，还是适用于特定语境的关于具体国家发展道路的描述？如果是前者，那就会与“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它们只能是具体的描述。通过语境还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以及“社会五形态说”是针对英、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而言的，连德国都不包括在内。《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提出的“不断革命论”表明，德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在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后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德国不必经历完整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表明，俄国也存在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所以，在研读经典著作的时候，要弄清文本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针对什么对象，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忽视了语境，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忌讳照搬照抄，削足适履。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吃亏很多。陈独秀认为，“两个决不会”、“社会五形态说”是“二次革命论”的根据。陈独秀照抄马克思的本本，瞿秋白照抄列宁的本本，都脱离了中国语境，所以都失败了。蔡和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中认为，中国革命既有反帝的任务，也有反封建的任务，所以过程不会像俄国那样短暂，同时，由于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过程也不会像英法那样漫长。毛泽东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仍有观点坚持认为“两个决不会”、“社会五形态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不知道照此讲法，如何能圆融地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4、应用导向法

　　有一些与“应用导向法”类似的表达，如“问题导向法”、“实践导向法”以及“联系现实法”，可能大家更为熟悉。我用“应用导向”，主要受解释学的影响。“application oriented”，既包括“解释”的应用导向，也包括“改造”的应用导向。

　　如果你的书桌上摆着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你设想每天读几页，坚持下去，几年内把它读完。这一计划你会如期完成吗？恐怕很难。因为你没有动力，不知道读了以后有什么用，能解决什么问题。我硕博期间各读过一遍《全集》，是因为论文选题都是经典作家某一方面思想的研究，也算是“带着问题学”，所以能坚持下来。

　　研究经典著作，在当前，最大的以及最迫切的应用目的是什么呢？个人认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以，我们的经典著作研究要服从、服务于这个目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研究经典的翻译、理解、解释问题，包括其理论和历史。就要研究“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就要研究大众化的问题。要研究经典著作，就不能只研究经典著作。我们说“返本开新”，这个“本”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本，也包括“中国具体实际”之本，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返“三本”，开“三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的结构之新、内容之新、话语之新。

　　以上所谈，都是严肃学者常用的研究方法，卑之无甚高论，希望对于同学们有所帮助。谢谢。

　　（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望道经典读书会专家沙龙‘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发言，2025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