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欺软怕硬

　　江油事件是一个并不复杂的个体冲突，在网络上和江油本地群众中引发的群体情绪在我看来同样也不复杂；但是，这则新闻背后所体现的社会现实如果能够引发一些思考，那就是一桩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标记。

　　它不够宏大，但非常扁平。

　　谈霸凌之前，我想先回忆一件几年前的校园热事：衡水中学的张锡峰，各位应有印象吧？他之前的某次演讲火爆一时，取得了舆论广泛的同情和认同。

　　但我个人从一开始对这个孩子演讲中的某些视角和论调就感到非常不适——注意，我不是针对张锡峰这个单纯的努力上进的小镇青年本身，每一个握拳呐喊的小镇做题家都是“小镇做题家制度”的产物罢尔。

　　还记得张锡峰的演讲名言吗：“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城市里的大白菜！”

　　这句话是很冰冷可怖的：请问猪为什么要以拱到白菜（尤其是城里的白菜）为荣耀、为成功的标志呢？

　　这种价值观，本质其实就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谚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句我们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奉为真理的话，是不折不扣的、冷血异常的资本主义成功学。

　　“人上人”，人身之上仍有他人，人身之下亦有他人，这便构筑了一个层次分明的阶级压迫体系。

　　同时，由于深谙“一旦成为人下人就一定会被人歧视、被人欺负、被人打压”的社会现实，所以个个都不择手段地妄图成为“人上人”。

　　哪怕，是踩着别人的头颅，是违法乱纪忤逆人伦，是置人格尊严于不顾……也要“成功”！

　　弗罗姆曾有分析：“当人无法反抗体制时，转而压迫同类，就成了唯一的力量证明。”

　　霸凌，难道不正是这种早已被上层默许、被底层默认的群体观念的产物吗？

　　反正我长这么大是没见过哪位领导家或富商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被霸凌的，即便是真的被哪位“不知轻重”者给霸凌了，也绝非会有第二次，波及范围的一切资源力量都会奔涌进来共同“处理”，坚决杜绝下一次再发生此等“以下犯上”闹剧的可能。

　　但是，一个普通家庭甚至一个聋哑人的孩子呢？

　　欺软怕硬心理的存在，实质是因为「硬」和「软」的阶层鸿沟与阶级分野重新成为群体现实，最终于权力崇拜与慕强心理的共同作用下逐步沦为集体之中一道看不见的潜规则封印。

　　从去年北京长安街的“外交姐”，到今年广西防城港的“亮证姐”，实际上这两位飞扬跋扈的大妈都不算真正意义上的位高权重，却能够在寻常百姓面前如此凌人……

　　与其讨论她们的道德，不如承认她们不过是洞悉世事罢了。

　　光天化日之下违反交通法，却反过来一幅恼羞成怒之态，足以证明公权力私用之泛滥——看看她们气急败坏甚至带有些疑惑不解的神情吧，其自视甚高、完全不把法律和群众放在眼里的自我判断可见一斑。

　　她们非常明白这个系统长久以来所孕育和传播的文化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就是“民不与官斗”，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所以在面对对峙时，她们会一脸鄙夷乃至困惑，“你们什么货色，竟敢对抗本官？”

　　这与方方的好朋友周百义的那句“我是厅级干部，你是个什么东西”堪称异曲同工之妙。

　　为什么这次江油霸凌事件会如此舆情汹涌？

　　不仅仅是因为单纯的同情，更是阶级本能所催生的族群底色代入，让无数人终于再难抑制愤怒。

　　在一个「欺软怕硬」成为无形规则的丛林法则土壤中，弱者别说反抗，甚至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稳居高台的既得利益「强者」不但掌握着权力和财富，还掌握着话语权、解释权、定义权。

　　他们除了要对弱者进行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要对自身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案例不胜枚举。

　　因而，在这个巨大的体系中，不能发声言语的「聋哑人」，何止江油事件中那位可怜的母亲一人呢…

　　在美国各州的司法案例和判决书中，「底层社会」这个概念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冗长的相关列举：少年犯、辍学者、瘾君子、单身母亲、抢劫犯、纵火犯、未婚妈妈、皮条客、乞丐、暴力犯罪——这些可怕的暗黑定性词语，让那些所有高高在上的「体面人」，自然而然地放下心中的道德包袱。

　　于是，那些社会边缘群体甚至无法获取正常的同情，更不要提获得帮助亦或是采取反抗了。

　　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弱肉强食合理化”。

　　欺负弱者的霸凌行为，往往会被这种思维从“道德瑕疵”转引为“生存竞争的正当手段”，而“敬畏强者”则成了“适应社会的智慧”。

　　这种合法性建构，进一步融化了霸凌者个体的道德焦虑，并强化了群体思想钢印的稳定性。

　　这个时候，往往会发生的悲惨现象，便是“压迫向下转移”，被霸凌者不得不开始寻找之于自己的“下位者”以转嫁压力。

　　如1979年列宁格勒一位工人在日记中所写的：“排队买面包的队伍里，插队者总是西装革履的人，但我们只敢怒视乞丐。”

　　层出不穷的外卖员大战保安、乃至保安捅死外卖员的惨剧，包括“地头蛇商贩欺负新来的摆摊者”等可悲可叹的现象，莫不如是。

　　以及最典型的酒桌霸凌与职场霸凌，那些酒气熏天的油腻上司和劝酒老登，大多在几年前也不过是初出茅庐的被霸凌者，却在一通“改造”之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了霸凌体系的守卫人与布道师。

　　1963年，米尔格兰姆曾做过一场服从性实验，结果显示，当过于显性和庞大的权威具备一定心照不宣的机构合法性（如制服、头衔）时，普通人可能会接收并执行伤害弱者的“指令”。

　　这其实就是1951年毛主席回忆起自己年轻时在图书馆里的日子时，曾直言的：“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

　　所谓“痛苦的泥潭”，即千百年来欺软怕硬、霸凌成风、国家之间存在霸权主义和沙文主义、阶级之间存在封建主义和种姓主义的「旧世界」。

　　而毛主席给出的宣言是：“我们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一个回避不掉的现实是：中国拥有绵延冗长的封建贵族政治历史，中华民族的整体政治意识早已经被「上治下」观念束缚捆绑已久。

　　从这个层面而论，毛主席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其难度绝非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能够比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的战斗经验是汲取八方的）。

　　同样，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曾经真正长久地实现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概念：“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自由人的联合体”，其本质就是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达到了高度而完美的结合。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同样预言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在奴役性的分工消失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消失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就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而人人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也提出过：“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

　　同时，列宁还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他早在1902年就指出：“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进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革命，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

　　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是毛主席第一次在中国这片历来被皇儒思想笼罩的土地上提出“大逆不道”的共同富裕思想。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孜孜探求，如他在1919年曾提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党的正规文献中，是在1953年12月16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罗伯特·米歇尔斯在20世纪初有过这样一种预言：“社会主义者也许能够取胜，但那已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拥护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就会自行消亡。”

　　但毛主席曾要力阻的正是这种消亡，他以非常“毛泽东式”的姿态在二十世纪中叶再度捍卫了革命，他不允许社会主义“自行消亡”。

　　1971年，他曾对同志们这样说：“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

　　只不过，当历史演进翻覆，车轮滚滚入新轨，那些似曾相识的权力观与权力结构卷土重来，某种群体认知也便又一次被塑造，又一次被训范，又一次被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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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莫十年前，中学语文教材曾把著名的苏联革命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筑路》一节删去撤掉，与之同时的动作不仅是抹去这篇带有鲜明革命气质和阶级斗争色彩的文字，还换上了保尔与冬妮娅恋爱的小布尔乔亚片断……

　　当革命不再合法，阶级斗争的通道被阻断，那么疏通压迫的路径就只能顺延往下，形成对等级制度的事实性承认与服从。

　　从社会心理学与权力崇拜的交叉视角来看，“欺软怕硬”的群体悟解，其逻辑内核是个体趋利避害本能、群体规范强化与权力结构规训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既是个体在权力不平等环境中为生存做出的“理性选择”，也是群体在互动中形成的“安全共识”，更是权力结构通过资源分配与意识形态建构的认知陷阱。

　　这种认知的吊诡之处在于：它以“适应环境”为初衷，却最终强化了权力的不平等——弱者因被持续欺凌而更弱，强者因被持续顺从而更强，形成马太效应的恶性循环。

　　而打破这一循环的关键，在于通过重构体系平衡权力结构、通过改造文化消解权力崇拜，使群体认知从“依附权力”转向“尊重平等”。

　　这就是为什么那场运动的名字叫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就根本而言，“欺软怕硬”实为大众在权力焦虑中被动制造的社会心理替罪羊。

　　想要将其消解，不仅需要个体道德觉醒，更要通过制度设计打破压迫传导链。

　　当群体认知中的“软”被重新定义为“应受保护者”，“硬”被解构为“需监督的公权力”，“畏强”才能升华为理性尊重情绪，“凌弱”方能转化为集体共情能力。

　　1962年8月9日，毛主席在北戴河有这样一段话，引以本文结尾吧：“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的所有制，不等于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没有了。思想意识方面的影响是长期的。党内有这么一部分人，并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作分析。……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我们要搞一万年的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

　　【文/欧洲金靴，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作者。转自微博“金靴RedBoy”，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