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一纸旧页

　　当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句再见都不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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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段时间因为债务暴雷频上热搜的王健林，其实已经算是上一个时代的淘金人里较为“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了，他早在十余年前就曾叹道：

　　永远不会再回到2012年之前，真的永远不会再回去。就说是躺着挣钱那个机会，不可能再回来了。

　　为此，他在2017年就做足了准备，几乎甩卖了万达集团所有不能短期返利的项目（包括他一度引以为傲用来“干翻迪士尼”的万达游乐园），以至于2020年“三道红线”的风暴中得以笑看许家印们垂死挣扎，他则淡然宣布：

　　万达靠收租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却不成想，依旧在更加剧烈的七八年后沦为被抛弃者。

　　这或许是入世二十多年后最剧烈的洗牌，从大员至黎民，从战略到政策，由行业及产业，恰好又适逢卡在历史性阶段的节点，甚至可以从近年来区域人事变动的沉浮一窥变化。

　　许多过去的所谓“政治低地”一夜之间崛起了，各路投资纷至沓来；而许多过去的所谓核心大市逐步没落了，身位一跌再跌。

　　推荐阅读：“稀土反腐”背后的战略变革

　　土地财政、躺卖资源、金融杠杆，这些从2020年底即开始去污洗浊的旧页，彻底不会再翻回来了。

　　四中全会关乎房地产业的论述，只有区区一句话：

　　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

　　而且，这句话还是“藏在”民生保障那一段，已失去单独成段的资格。

　　结合北京怀柔的国企直接下场买房和广州已经跑通的“房票”政策，以及各地鼓励“现房取代期房”等，已经毫无保留的表明了房地产业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定位：从金融属性转向居住属性，从投资领域划入民生领域。

　　有道是“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事实上，这一次的四中全会只是一次政治当量巨大的例行式的仪式化宣判，象征意义与秩序归纳是全会的主要体现。

　　而真正的「信号输出」，在我看来应当是三个月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正是在那次“小会”上，决定在10月份召开四中全会这个“大会”。

　　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通常用来总结复盘上半年经济成果和展望下半年经济部署，而那场会议公告中的一句话、或者说一个词，当时似乎被很多人忽略：

　　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不是提振，不是复苏，而是“巩固”。

　　这说明上半年不论是台面上5.3%的经济增速，亦或是实质上的经济动能，都得到了高层的肯定。

　　这，是在房地产业空前颓势的背景下取得的成绩。

　　同时，会议要求加大投融资力度，但对象是：

　　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行。用好各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力支持科技创新、提振消费、小微企业、稳定外贸等。

　　同样没有房地产。

　　尤其会议公报中针对下半年的那句：

　　落实落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要求“落实落细”，这说明该出的文件、该放的水全都已经在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释放差不多了，不必指望未来再有面向「非核心行业」的大规模刺激。

　　这造就了今朝四中全会的一锤定音。

　　特别是全会之前9月份的行业反馈更是无需多言。

　　查阅了一下国家统计局发布于10月20日的数据，七十个大中城市，9月份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仅有五个，创下今年以来新低；七十城新房价格平均环比跌幅为0.41%，亦创下年内最大值。

　　9月份，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新房价格分别环比下跌0.3%和0.4％，跌幅较8月分别扩大0.2和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下降0.4%，降幅与8月相同。

　　二手房价下跌的情况更加严峻，9月份七十个大中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全部下跌，出现年内首次“全跌”局面；平均环比跌幅为0.64%，较8月扩大0.05个百分点。

　　截至2025年9月，七十个大中城市的二手住宅价格已连续二十九个月环比下跌，其中一线城市二手房价已连续半年环比下跌，且跌幅还在扩大。

　　要注意，这可是房地产业传统的“金九银十”之“黄金期”。

　　回望一年前2024年9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以及当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稳住楼市股市”，如今今年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与10月份的四中全会无疑风轻云淡，稳若泰山。

　　2

　　为什么房地产业从曾经的“国民支柱”急转直下沦为弃之敝履？

　　不妨以曾经的“宇宙第一房企”恒大集团为例，足以明晰中国一众房企实质上的阶级身位与国族形象，从而了然高层在新时代对于这些「房地产金融寡头」们祭出重拳的政治性缘由。

　　许老板有三次燃眉之急，第一次是2008年前后的上市艰辛，当时救他的是一帮香港的大佬；

　　第二次就是2016年前后的偿还永续债压力，当时救他的人变成了朱加麟以“旋转人”姿态吆喝来的内地一众国资，以及许老板自己的民营资本家朋友圈，不过也由此“坑”了一大票寡头，比如正威王文银和苏宁张近东（当然这里面也不全“赖”许老板，也有马云蚂蚁集团上市失败的因素，暂不展开）；

　　第三次则是2020年开始的房企“三道红线”与恒大财富挤兑暴雷，无人能再救他。

　　七年半前，2018年3月31日，恒大集团举行2018年度战略合作伙伴高层峰会，朱加麟以恒大金融集团总裁的身份出席金融专题会议并发表讲话，那个阶段恒大与中信系就已然深度绑定。

　　在恒大集团那年年报披露的二十多家主要往来银行列表中，中信银行明晃晃排名第一。

　　早在2015年3月，中信银行、中信信托就与恒大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中信银行、中信信托分别给予恒大集团授信400亿元、200亿元，合计600亿元，为恒大集团在综合金融、项目合作、综合授信和现金管理方面，提供一揽子、一站式服务。

　　2017年年初，中信银行总行与恒大集团又进一步深入“总对总”合作，达成了额度总计超千亿元的授信合作意向。

　　2017年5月，恒大宣布进行股权融资，与中信银行位于香港的子公司一信银国际成立的基金联合，开发恒大地产位于深圳、重庆、成都等地的十个项目。

　　其中，信银国际旗下基金以委托贷款形式给项目公司借款108.5亿元，除此还将投资108.5亿元作为项目资本金。信银国际在这一单业务上就给恒大集团输血200多亿元。

　　彼时，信银国际的董事长为时任中信银行行长孙德顺，他从行长任上退后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信银国际董事长的职务——直至2019年9月被查，2020年3月20日被开除党籍。

　　在2017年朱加麟帮助许老板大张旗鼓引入战投的同时，许老板成功集中偿还了自2013年起发行的千亿元永续债。

　　这些永续债采用的是“2+N"模式，前两年利率分别为12%、13%，从2015年起跳升到18%。

　　2015年时，仅永续债付息成本就占了当年恒大综合净利润的30%。

　　而永续债的认购方，包括诸多许家印的朋友，比如恒大的股东郑裕彤等香港大佬。

　　2017年3月末，恒大集团引入了第一批八家战投：中信聚恒(50亿元)、广田投资(50亿元)、华建控股(50亿元)、中融鼎兴(30亿元)、山东高速集团(30亿元)、睿灿投资(30亿元)、深圳美投(30亿元)、广东唯美(30亿元)。

　　2017年6月，第二批战投十三家：深业集团(55亿元)、宝信投资(50亿元)、华达置业(50亿元)、麒翔投资(50亿元)、键诚投资(35亿元)、睿灿投资(35亿元)、鸿达投资(30亿元)、宇民投资(20亿元)、金橙宏源(20亿元)、嘉寓汽车(20亿元)、深圳中意(10亿元)、豪仁物业(10亿元)、永合金丰(10亿元)。

　　2017年11月，第三批战投六家：苏宁控股(200亿元)、山东高速集团(200亿元)、嘉寓汽车(50亿元)、深圳正威集团(50亿元)、广州逸合投资(50亿元)、四川鼎祥股权投资基金(50亿元)。

　　在朱加麟任职恒大的2017-2019年，恒大人寿的保险业务收入分别为281.01亿元、323.72亿元、420.23亿元，资产规模在2017年就提前突破了许老板制定的千亿元红包计划，达到1038.43亿元；2018、2019年又分别达到1202.32亿元、1885.50亿元。

　　至2020年末最后一次披露，恒大人寿的总资产达2415.42亿元。

　　根据观察，恒大人寿与其他“地产系”寿险公司往往通过“互投”来规避监管对于关联交易的规定，以保障许老板得以“自融”资金。

　　恒大人寿的挪用手法之一就是通过投资底层资产包装成应收账款的信托计划，造成应收账款的进度假象，实际上资金则流入关联公司。

　　这其中，在恒大人寿担任了一年董事长的朱加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其“旋转人”的资源配置手段到底有多深邃，都值得关注。

　　但无论如何，恒大所有资金自融的背后，是对社会公共财产的非法鲸吞，最终随着许家印与境外股东的常年转移，这些国内银行及背后不计其数中国寻常百姓的血汗钱，全数沦为如贝莱德这样的境外资本财团的暴利。

　　留给国人的，徒剩一座负债两万亿不止的恒大集团空壳。

　　自古以来，人类所有暴利的行业无外乎独一种商业模式：收益私有化，成本社会化，风险全民化。

　　通过精心设计的非对称风险，把巨大的尾部环账留给了国家和人民，海量的利润则落袋私库。

　　相比于一百年前那些生在夹缝中的资本家，近四十年中国的新兴资产阶级（尤其是一大批地产寡头）无疑享受着极其安全的国家环境（包括财富安全、市场安全、人身安全、舆论安全）。

　　然而，不论是对国家生产力（产业升级）的推动，还是对祖国命运的积极影响，其中某些巨鳄甚至还不如民国时期的一些民族实业家。

　　以“剪息票”姿态活跃于资本江湖的他们，如许家印之流，鲸吞蚕食国民财富、预支国家现金储备，正是近四十年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执行手”群体。

　　中国顶端1%的人群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人群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给出的结论，前者自然包括着许家印这样的人。

　　网络上流传已久的许家族奢侈到无以复加的衣食住行、变态级别复杂繁琐的生活与工作“伺候标准”，简直是对中国数亿普通劳动者的雷霆羞辱，更是对过去多年“先富带动后富”理论的一记响亮耳光。

　　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202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月1日，中国拥有亿元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3.3万户，拥有600万元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已经达到514万户，拥有千万元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208万户。

　　未来，中国约有18万亿元财富将在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49万亿元财富将在二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92万亿元财富将在三十年内传承给下一代。

　　对了，中国是没有遗产税的。

　　很显然，如果许家印及其儿子没有被清算，那么难以计量的恒大资金（实质是全民社会资本）大概率会顺理成章、“合理合法”得继续由许家人掌管。

　　麦肯锡的最新预测显示，中国超高净值人群个人金融资产总和将以13%的速度高速增长，管理资产规模将从2020年的21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25年的38万亿元人民币；超高净值家庭数量也将从2020年的3.1万提升到2025年的6万。

　　另据福布斯第35届年度世界亿万富翁名单显示，2021年内，全球创造了2755位亿万富翁，总资产规模高达13.1 万亿美元，相当于每17小时就有一位亿万富翁诞生——其中，中国北京新增33位亿万富豪，总数达到100位，超过美国纽约的99位。

　　现实是，稳居高台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掌握着财富，还掌握着话语权、解释权、定义权。他们除了要对穷人进行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要对富人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

　　看看许家印吧，官至全国政协，头顶慈善高帽，两度阔步登顶天安门城楼，傲气享受广州天河体育场四万球迷五体投地、臣服泪拜的拥戴……

　　这就是我们过去许多年将社会财富交予管理的人，所谓“先富起来的人”。

　　可是他们“管理”财富的手段，我们今天全然了解了：对内财务造假骗取银行贷款与融资牌照，对外开设避税账户、勾连贝莱德/汇丰等西方资本永久性转移国内资产。

　　恒大的广泛拆借资金来自于美国各大商行，但提供信用抵押（担保）的却是国内的诸国有银行（这背后自然是深不可测的腐败网），许家印借到钱便利用恒大金融平台发行商票债券，购买方有两部分人：一是正常客户（即最后的受害者），二是许家印自己家族的“朋友圈”，这些人是可以兑换的，等于是许家印联合资本票友掏空了恒大集团这家空壳，待兜不住了，再将这家残败破陋的企业交到国家与人民面前，两手一摊，白眼直翻。

　　直到2023年秋天，许家印依旧在动用“关系”，奢望国家能“出手相救”，但这一次金融反腐与整治地产的双拳齐下，许家印没有机会了。

　　尤其是在他偷偷摸摸“战术性离婚”（保全妻儿资产）和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保全海外资产）的动作被发现后，其“假保交楼，真拖时间”的意图彻底暴露，锒铛入狱自然也是求仁得仁。

　　要知道，一旦国有银行在2023年再为许家印输血的话，则会继续资金对外流失，后果不堪设想。

　　恒大地产披露的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皆是骗局，许家印通过提前确认收入方式财务造假，导致2019年、2020年各虚增收入2139.89亿元、3501.57亿元，占当期营收比分别为50.14%、78.54%；对应虚增利润分别为407.22亿元、512.89亿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各63.31%和86.88%。

　　以2020年的数据来说，这一年收入前五名的房企分别恒大、碧桂园、绿地、万科、保利，各实现营收5072.48亿元、4628.56亿元、4561亿元、4191.12亿元及2432亿元——恒大虚增收入3501.57亿元，相当于凭空捏造了一家保利地产。

　　但是在此之前，许家印其人却一直是安全、稳定、高光的社会形象。

　　不妨一览恒大集团的做派（也是许家印本人极其热爱向往并为之攀附的政治cosplay）——恒大集团的党委从成立初期的7个党支部、100多名党员，到2020年已发展成为二级党委5个、党总支35个、党支部639个、在岗党员7756人、基层党组织覆盖率100%的所谓“软红色企业”，集团先后获得"全国企业党建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党委书记许家印”更是荣获"全国企业优秀党委书记”称号……

　　看看恒大集团这会议布景，我也不知道这人是真有某种野心，还是过于cosplay上瘾……

　　总之，诸位看官，如是历史发生在你我眼前，就说魔幻不魔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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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1988年2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这份方案第一次提出了“住房商品化”的概念。

　　同时，也是第一次明确了“使住房这个大商品进入消费品市场”的改革发展趋势，第一次公开了“开发房地产市场，发展房地产金融和房地产业，促进房地产业、建筑业和建材工业发展”的全新构想。

　　房子，从此有了“价格”。

　　这在当时对已经习惯了统一分配住房、并在交纳极为低廉的租金后即可享受房屋使用权的亿万中国人来说，是既陌生好奇，却又在西方劲风的吹拂中感到一丝对自己“可能拥有私产”而兴奋的。

　　可是三十余年之后，今天中国人对房价的态度、对房子的观感恐怕无需多言。

　　当眼下的中国人为自己“房奴”的身份、为自己在大城市中蜗居租房而生感到苦恼、为一群群拔地而起的地产财阀寡头颐指气使的现状感到无语时，不知道还会否有人能够想起1988年……

　　犹记三年前，沸腾的民怨、要求停贷的呼声是有理由的：你银行贷款给业主买房子，完了房企一边收业主的钱，一边老板和管理层集体套现携款跑路、房子也不盖了（无期限停工）——这时候还要业主给银行还钱？

　　诸房企的房子之所以烂尾，导火索还是2020年秋天住建部与央行指导下的“三条红线”，彻底令恒大等一众玩票企业爆雷。

　　三条红线分别是：

　　1）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

　　2）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

　　3）现金短债比不得小于1倍。

　　根据2019年的年报数据，恒大集团系数全踩，其中净负债率高达159%，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为83%，现金短债比为0.61。

　　有意思的是，当时“三道红线”全踩的五家房企中，有四家都涉足足球产业：恒大，富力，绿地，华夏幸福。

　　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十年为房地产所渗透的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也开始从2020年秋天滑落谷底。

　　推荐阅读：房企足球落幕

　　在那之前，房企凭借地皮（地皮怎么拿到的这就是各有各的故事了）去贷款盖房，盖房的同时配合炒房团抬价，收取业主高额的首付（有的房子甚至要付几十万的“茶水费”才能抢到），在实质“预售模式”的融资操作下拢款，进而把庞大的资金再投入到其他领域，最集中的就是金融领域（放贷）。

　　数不胜数的地产集团扩张金融战线，本金就是这么来的。

　　炒房客们拼命地配合房企加杠杆，买房、卖房，红利享受到了，赚得盆满钵满，暴富的亦有不少；

　　房企则在这大好形势下拼命扩张拿地、大涨房价、然后继续贷款融资扩张；

　　房价涨，地价也没闲着，各地方财政全数充盈。

　　但是，这种看似三赢的泡沫局面不会长久，因为老百姓的兜里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源源不断的供给。

　　在这套模式里，房企和银行都是两头通吃，只有业主是被两头剥削，且还是在房子能够正常交付的情况下。

　　同时，地方政府看似也“享受红利”、吸纳着地产财阀们的财政上贡，只是风险也是在悄然增加。

　　一旦财阀们爆雷，各地方政府「破产」的危险绝不是危言耸听。

　　而这背后，政府系统、特别是银行系统，必然存在「问题」。

　　三年前，根据郑州名门翠园业主的强制停贷告知书显示，在房屋预售过程中，作为贷款银行（诸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郑州银行等），却存在着不同程度违规发放贷款、未积极履行资金监管义务的行为。

　　名门翠园业主的做法并非个案，武汉绿地光谷星河绘全体业主也发布了停贷告知书，直指开发商违规挪用7.25亿元监管资金，以及当地银行未封顶即放贷的违规做法。

　　西安世茂璀璨倾城二期业主当时也指出，与开发商合作的银行未按照购房合同和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将按揭贷款的收款账户设定为监管账户，而是设定为开发商一般账户，这导致业主的按揭款脱离监管，并被开发商暗箱挪用。

　　我查了一下，早在2003年央行就出台了“121号文件”明确：

　　只能对购买主体结构已封顶住房的个人发放个人住房贷款，企业将贷款挪作他用的，经办银行应限期追回挪用资金。

　　这种局面下，一旦房企因贷款困难而爆雷、全成烂尾楼，业主等于是花钱买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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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十年来，一套房子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恩格斯在其著作《论住宅问题》中曾指出：

　　一切历史时代的被剥削者，几乎都无例外地遭受到住宅缺乏的威胁。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人阶级本来已经处在很恶劣的居住条件，又因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而更加恶化。不仅房租大幅度地提高，甚至难于找到住所。

　　在《共产党宣言》里描述得则更加精准具体：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80年代末，中国引进了土地拍卖制度，允许地方政府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

　　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回收了部分税权，各地方政府获得城市土地出让收益权；同年，商品房预售制落地。

　　1998年房地产市场化改革；

　　2003年《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出台……

　　从此，网络键政圈喜欢称呼的“黄金十年”正式开启，各地方政府均开始了“靠土地养财政”的日子，房价彻底压制不住……

　　预售制、公摊面积、土地批租制，这些在香港操弄纯熟、却也早已把香港市民压榨掏空的房产业规则，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大陆地区。

　　大卫·哈维在著作《社会正义与城市》中，曾将土地看作“纯粹的金融资产”，而不是再像马克思那样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条件”的地位与作用。

　　哈维的观点一针见血：

　　土地一旦被视为金融资产，便与股票、政府债券等投资对象一样，成了虚拟资本的一种形式。

　　2017年，哈维还曾在演讲中留下过这样三段话：

　　房地产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从1980年以来，中国的房产量增长了300%。从2012年以来，中国生产的水泥混凝土量已经超过了美国自1900年以来的生产量。

　　最近30年，房屋已经成为一种投机手段和投机目标，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采用资本运作模式。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政府向市场投入大量货币救市，在2008-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中国出口部门大约损失了近3000万个工作岗位。

　　但是中国政府在2008-2010年创造出大约3400万个工作岗位，消费市场并没有因此而活跃，房地产市场反而越来越容易出现投机热潮和资产泡沫。

　　这其实也为当下房地产税推行不下去、各地向中央施压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当下房地产税阻力巨大？

　　可以一览，一直到2020年，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100%的城市有二十个，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的城市有四十个（所以“试点”也就顺理成章选在了深圳这种土地依赖度低又没有过多历史遗留政治势力的城市）。

　　细化到省级，2021年财政对土地依存度超100%的也有多达五个省份，这简直不可思议。

　　这就是各地揭竿、使推行房地产税和取消预售制全部受阻的现实原因。

　　当地方政府一手紧握地根、一手紧握银根而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目标，将房地产业搞成表面上“强政府控制且自身扮演行业监管角色”，却又纵容行业进入了大批鱼龙混杂者时，所谓的行业监管自然也就变成选择性执法特征明显的可软可硬、可公关和可俘获的了。

　　前文提到的2020年秋天推出的三条红线，正是为了为这趟飞奔的列车踩刹车、停止房地产业以贷养贷的泡沫继续吹大。

　　这便也催生出了一副“哀鸿遍野”的民营房企群像，尤以恒大集团为首，包括建业集团等，均纷纷向政府伸出双手、要求行政力量施以援手。

　　但问题在于，集团一个个看似危如累卵，但那帮寡头们自身（及其所辖管理层）不会受到半点伤害（如果不受到政治层面的清算的话）。

　　真正流血流泪的，只会是拿不到工资的建筑工人，以及售楼处里哀嚎停贷的业主。

　　2003年央行出台“121号文件”，但同年，国务院也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这就为房产巨贾们摇身一变、从当年土改中的被专政对象“翻身”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提供了强力的法统支撑。

　　量化国民经济的唯一指标当然就是GDP了，所以完全可以说：GDP绑架了房地产，也让新时代的房产寡头们一跃而成国家各处的座上宾。

　　那么这些握有巨量财富和跨境资源的寡头，其体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愿景又是什么呢？

　　还是马克思导师，曾给出过答案：

　　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

　　尾大不掉、大而不倒，地产财阀们今天已经是一株株有恃无恐的参天大树。

　　土地融资养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房企信贷养活了商业银行的账本，作为“硬通货”、“硬质押”的土地和房产又养活了房企自生或寄生的金融公司。

　　那么，谁没被养活？

　　只能是买不起房的打工人、供不起房的房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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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秋天，历经十年，中国房地产领域——这个藏污纳垢却又已然被打造成“财政支柱”“民脂重器”的行业，其一项重磅制度终于落地：2024年10月底，《北京市居住权登记试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网站公开征集意见。

　　《办法》规定，同一不动产只能设立一个居住权，不得重复设立，但居住权人可以为多个人。已办理居住权登记的，不影响办理不动产转移、抵押登记，但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告知受让方和抵押权人居住权登记情况。

　　设立居住权的不动产用途必须为‘住宅’，居住权利人必须为自然人，居住权不得继承和转让。首次登记中，明确了以合同设立和以遗嘱设立两种方式的具体办理要求。此外，增加了以确认居住权的生效法律文书设立居住权的情形。试行期间对于共有不动产设立居住权的，应当经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

　　除首都之外，不少地区也在积极推进不动产登记与婚姻登记的一次办理。

　　比如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通过与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合作，实现了新房税费申报、缴纳的全程网办；广东省广州市计划于2024年12月1日起，市民可以通过‘穗好办’App或微信小程序在线查询房产信息；此外，乐山市成立了首个‘不动产登记+公证’便民服务点…

　　其实早在2023年4月25日，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在全国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会议上宣布：

　　我国全面实现不动产统一登记。

　　从历史看，我国第一次着手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不是别时，正是在2013年——十八大召开之后，当时即以清算历史、重整系统的姿态进行改革。

　　彼时党中央、国务院决定：

　　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实现登记机构、登记簿册、登记依据和信息平台“四统一”改革任务。

　　十余年前官文一经公布，立刻就有业内声音表示“不动产登记或会抑制房价、阻碍经济”，比如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便忧心忡忡地表示：

　　如果今年实施，房价马上就会跌的！

　　然而，一“决定”就决定了整整十年，期间多少庙堂博弈、利益纷战、群雄对垒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很多事情确实是有迹可循的：

　　2023年的全国“两会”提出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千呼万唤始出来，金融界的两大变化引人侧目——① 在银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并让该机构接管原由央行负责的对金融控股集团的日常监管职能；② 取消人民银行的九个地区分行，并在所有三十一个省份重新设立省级分行。

　　本轮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可以说基本扭转了上世纪90年代金融部门改革期间“学习美国模式”的设置。

　　尤其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会同时接管了央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日常监管职能、证监会的投资者保护职能，并成为地方金融监管的主体，堪称向历史开刀。

　　这也就形成了事实上的除资本市场外的所有金融领域都将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监管的现实。

　　2023年四月中旬，中国绵延二十余年的独董制度也迎来首次重大制度性改革，由完成了领导层换届的国务院印发《关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下称《意见》），同时证监会就《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由此，“不懂事不独立”“花瓶独董”“人情董事”被长期诟病之处，恐迎来实质性改善。

　　比如，在独立性条件方面，完善独立董事任职条件，建立独立董事资格认定制度，强调独立董事不得与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在提名选聘方面，要求提名委员会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推行累积投票制选举独立董事，推动中小股东积极行权；坚持“零容忍”打击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对独立董事不履职不尽责的责任追究力度，对独立董事不勤勉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合法权益的，依法严肃追责。

　　“政商旋转门”，特别是金融界的旋转门或许将得到一定程度的关闭。

　　2024年3月15日，证监会（注意：彼时证监会刚刚换帅，而前任掌门人今年已宣布落马）发布《关于落实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全面加强证监会系统自身建设的意见》，其中提到：

　　继续加大力度深入开展发行审核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严惩腐败与风险交织、资本与权力勾连、不收敛不收手问题。

　　要从严从紧整治政商“旋转门”问题，聚焦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提出的削减离职人员“职务身份价值”这个根本，从严限制入股和从业行为，对重点部门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设置离职“冷冻期”，加强离职后从业跟踪管理，强化穿透核查，严肃惩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加强经常性警示教育。

　　想对房地产业进行深层整顿，必须首先清除金融界的系统性买办内鬼——2023开年不到五个月，金融界已落马十二只中央/地方性银行党委书记/行长级别老虎，这里不一一点名了。

　　再比如，围绕不动产登记这件事一开始的输出单位是国土部，而后国土部改成自然资源规划部了，名称变化的背后是职能部门的归拢——2013年为了完成这件事，中央甚至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专门建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人事和组织架构全面推倒重来。

　　棋，是一步步落子的。

　　用十年整肃三十年，不是一朝一夕的一蹴而就。

　　步子踏到这一步，历经十年，从分散到统一，从城市房屋到农村宅基地，从不动产到自然资源，覆盖所有国土空间、涵盖所有不动产物权的「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全面建立。

　　不动产登记是指不动产登记机构依法将不动产权利归属和其他法定事项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行为，可以明晰产权，避免企业和群众权益受损。

　　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最大的意义在于为现代国家公共财政提供基础，也是为我国未来税制改革奠定基础。

　　经过法定程序的登记，不动产拥有者对于不动产事实上拥有了所有权（不管是农村的宅基地，还是城市的商品住宅），也就具备了征收不动产税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根据基本不动产需求免税的原则，扣除基本需求的免税面积外，所有人拥有的其他不动产将一律进入征税范畴，并根据不动产的基本情况（坐落、年代、地价、产权形式等），评估房屋的市场价值、按章征税。

　　税基决定着一个政府的性质乃至其执政的合法性。

　　蒋介石国民政府最大的税基为关税，这注定其沦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爪牙的身位；同理，良田万顷、广厦连绵的地主士绅不纳税，却令黎民百姓为一套房子掏空六个钱包供养「土地财政」，这亦是急需改革的历史性遗留弊病。

　　矛盾爆发临界点之下，房地产税，呼之欲出。

　　2022年3月16日，根据新华社报道，有关负责人已表示：

　　房地产税改革试点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进行，一些城市开展了调查摸底和初步研究，但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情况，今年内不具备扩大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城市的条件。

　　………………

　　2021年的10月16日，第20期《求是》杂志曾发表领袖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

　　一个礼拜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试点改革试点工作。

　　非要最高声音出来定调，才能真正落锤。

　　但令人震惊的是，即便如此，不到一年就宣告夭折。

　　房产税的呼声一直都有，事实上十年前就已有试点（上海/重庆）。

　　而从法律层面看，房产税其实也早便存在着，只不过根据目前的政策，对于“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的房产税暂时免于征收而已。

　　当前的房产税征收的依据是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其规定除了包括“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等若干类免税房产，其他的房产每年都应该“依照房产余值”的1.2%，或者“依照房产租金收入”的12%计算征收相关的房产税。

　　像王健林的万达广场等商业地产，包括潘石屹的SOHO写字楼等，都属于房产税的征税范畴，而不涵盖民用商品房。

　　三十余年前不向普通房主征税，是因为我国地产市场和交易彼时并不成熟，大部分城镇人口还是住在单位分配的房子里，并不拥有产权，向个人住宅征收房产税的基础不存在。

　　还有就是，80年代中期，当时的社会贫富差距也不大，阶层矛盾未达到呼吁税改的地步。

　　但是眼下，改革开放四十年已是云泥境遇。

　　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重庆，2011年实行的个人住宅房产税试点计划，就纳入在轰轰烈烈的“重庆模式”当中，应对的就是社会阶级鸿沟之现实。

　　十余年前的重庆，在当时重庆市委班子的关心下，规定应税的高档住房特指“建筑面积交易单价达到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2倍（含）以上的住房”，且还要求每年1月1日根据上一年房价走势“上调起征价格”……

　　直到今天，重庆都是中国房价最为稳定的一线城市。

　　都说“重庆人闲适、安逸”，房价是生活安全感的最大来源。

　　除了重庆，同样以低房价著称的长沙也是近年来吸纳人口的大户，2022年末，长沙全市常住总人口1042.06万人，比上年末增长1.8％——相比2021年末，长沙2022年人口增量达到18.13万，超过杭州、合肥、武汉、成都等地，在已公布数据的十八个万亿GDP城市中排名第一。

　　而以“抢人”赢家著称的杭州和合肥，都只能以17.2万和16.9万的人口增量居第二、三位。

　　在房价层面，夸张又恐怖的杭州与合肥实在不具备任何与长沙竞争的优势。

　　早在2019年底，长沙市发改委官网就发布了《关于明确我市成本法监制商品住房价格构成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商品住房价格管理，明确价格由“成本+利润+税金”三部分组成，其中平均利润率为6％-8％。

　　将房价拆解地价、建安成本、税金、利润等众多细项，且将开发商的平均利润率限制在6%-8%，监管深入到每一个“毛孔”。

　　长沙有关领导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明确指出：

　　长沙坚决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走出一条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常年来，长沙这座坐拥橘子洲头毛主席巨像的城市，在楼市调控方面堪称一二线最严，不仅将限售期限从三年升格为四年（大多数城市都是两年），且全面封堵了企业购房、未成年人购房、离婚购房、落户购房的通道，一点漏洞没剩下。

　　别的城市户籍人口限购两套房，而长沙对二套房又做出额外限制：户籍家庭购买第二套房，需在首套房不动产证满四年之后，这都让长沙坐实了“反炒房之城”的称号。

　　2019年底时，长沙房价均价仅为一万元左右，中心城区高价楼盘也不到两万元，不仅远低于同处中部的其他省会城市，甚至不及一些东部地区的三四线城市，堪称房价洼地。

　　横向对比来看，同处中部的武汉均价1.7万元，合肥均价1.43万元，郑州均价1.38万元，南昌1.22万元，而南昌的经济规模仅为长沙一半，长沙人口暴增也是情理之中。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这十年，中央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中国人住房难”这个最大的改开历史遗留难题。

　　早在2013年11月，上任仅一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当时这份文件最关键、也是那一阶段不太为人注目的点在于，其提出：

　　尽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这意味着，税种已经从“房产税”被明确为“房地产税”。

　　一字之差，尽是玄妙。

　　“房地产税”，这就不是某个单一的新税种了，而是整合现有“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两大税种、同时开征新税种的一套组合拳。

　　征收“房产税”是受到桎梏的，想要动那帮炒房团、囤房客、各种包租公包租婆、甚至上游资本的“多房党”……都是很困难的。

　　阻力重重，遍地是动不了的既得奶酪——因为他们的背后，都是权力的影子。

　　征收“房地产税”，则可以起到“一棒子打死整个上游”的效果，这是对住房有刚需需求的人民心声，可谓千呼万唤。

　　根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张学诞老师的看法：

　　综合看，建议国家统一制定人均免税面积的幅度范围为40平方米－60平方米，再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人均免税面积。

　　按此标准，中国多数刚需普通住户都有望在免税范围内，而囤房党（所谓的富人阶群）则迎来了脑袋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房地产税会不会直接让房价下降，其实并不太好估计，像美国早在90年代各州已普遍征收不动产税，但扣除通胀因素后，1997年至2006年美国房价仍然上涨了57%。

　　但有一点：遏止核心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同时让三四线城市房价泡沫破碎，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看，房屋持有成本偏低+叠加房价涨多跌少，压制了二手房供给，也导致核心城市房价持续上涨。

　　最后结果是，既不利于代际均衡，也不利于年轻人扎根。

　　至于“房屋持有成本偏低”是怎么来的………emmmm…

　　这其实也为当下房地产税推行不下去、各地向中央施压埋下了伏笔。

　　房地产税为什么会屡屡被叫停？

　　“黄金十年”飞奔猛进的高房价带来的是什么？

　　2012年，个人住房贷款历史性地取代制造业贷款，成为国家四大商业银行贷款的第一投放方向。

　　打工人，左肩是房价，右肩是贷款，被压得抬不起头来……

　　从纵向的维度看，历史等来了十八大，等来了“新两个凡是”：

　　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改革向来是需要挥刀自宫、刮骨疗毒的，这太不容易。

　　自古变法多流血、改革落头颅，这一次的房地产税遇阻又是一出鲜活的历史案例。

　　十八大后的十年来真的从来没有停止过出台的努力，人民群众应当是看得见的。

　　但我们同样看得见的是：中央在推行改革时遭遇的拦路虎有多么凶猛......

　　6

　　如果要以一座城市作为典型案例，我个人会选择深圳。

　　今年年初，江苏省委以杭州为榜样，怒问省会南京“为何出不了六小龙”，引发集体议论。

　　其实南京作为传统工业重镇，不论是资源禀赋还是产业风气，亦或是政策惯性以及民营经济营商环境，难出六小龙实在不是什么意外之事。

　　南京是一座典型的“保守主义大市”，历史绵长的底蕴塑成让这里天然求稳而非思变。

　　南京的民营经济占比五成都不到，杭州则达到了61%，这一指标甚至低于近十年来快速崛起的“科技大户”邻居合肥（54%）。

　　至于民营企业的数量，南京为61.54万户，杭州则完全高出了一个量级：92.07万户。

　　在我看来，真正应该在杭州新质生产力集群面前略微反思反思的城市，并不是“惯性过大、本就笨重”的南京，而应当是向来被誉为“亚太科创前沿之都”的深圳市。

　　同样没能诞生“六小龙”的深圳，首要局限在于创新基因。

　　是的，你没看错，「创新基因缺失」。

　　深圳九成以上的科技企业奉行“需求导向型创新”，去年企业研发投入占比高达93.3%，位居全国之首，而这种“市场需求一技术改进一产品迭代”的模式，创造了华为、比亚迪这样的巨头，让深圳企业练就了一身快速商业化的好本领，但却也让它们更习惯于“从1到N”的渐进创新，而非“从0到1”的颠覆突破。

　　正如DeepSeek创始人梁文峰所言：

　　架构创新需要承受高失败成本，这与追求快速回报的商业逻辑存在根本冲突。

　　其次就是深圳基础研究的短板。

　　2021年深圳的基础研究投入占比7.3%，虽然比前一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但仍然低于北京的16% 和上海的9.77%。

　　让人担忧的是，这个数字深圳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公开了，反观上海在2024年已经增长到了11%，北京依然稳定在16%。

　　更关键的是，深圳九成以上的科研力量集中在企业，严重缺乏能够支撑长期基础研究的高校与科研机构。

　　作为唯一没有“双一流”高校的一线城市，缺乏历史底蕴的深圳仅有十六所大学，而首都北京有九十二所，传统人才重镇上海则有九十六所，就连GDP只有深圳11%的呼和浩特都有二十四所大学。

　　当技术创新进入“无人区”，企业的研发力量再强，投入再大（2021年基础研究经费增速110.8%，超过全市增速43.4个百分点），也难以弥补基础研究的短板。

　　如果从社会风气与产业结构的层面，最值得深圳掌舵者深思的，就是城市氛围与生活成本的双重压力。

　　《黑神话：悟空》的创始人冯骥一度在深圳注册公司，最后却选择在杭州开发，他给出的解释一针见血：

　　节奏没有深圳那么快，房价也不太高，大家能够耐得住性子。

　　一语道破天机。

　　其他城市的成功案例同样印证了这一点——西部经济领头羊成都凭借其闲适幽静的生活氛围和相对低廉的房价，让创作者能够沉下心来追求梦想，如《哪吒2》制作团队正是得益于这种轻松自在的环境，才能静心打磨五年创造出一部惊艳世界的动画电影；微信这个改变了全球逾十五亿人社交方式的重大创新产品，也是诞生在生活氛围相对从容的广州，而非争分夺秒又房价高企的深圳。

　　深圳的房价收入比曾在2016年高达38.6，位居全球大城市之首；而2005到2015年的十年间，深圳房价更是整体上涨了足足七倍。

　　追根溯源，恐怕还是深圳这座城市的「DNA」所致。

　　还记得2021年5月底，深圳市拟首次修改员工工资支付条例，不定时工作制员工法定节假日工作可能将不再享有三倍加班工资。

　　所谓“不定时工资制”就是指因生产特点、工作特殊需要或职责范围，无法按标准工作时间衡量、需机动作业而采取不确定工作时间的一种工时制度。

　　这是明晃晃的压榨。

　　在深圳的“城市氛围”号召下，连巨头华为也不可避免得会产生了某些吃人景观：内部发行鼓吹血汗工厂模式的“四大名著”（《火车头传》、《告研发员工书》、《原生家庭论》、《字字珠玑案例集》）；严重的996、007；从2007年开始实行的“离职再入职”（规避《劳动法》规定的“入职十年需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条款）等等等等。

　　除此之外，深圳市在同时段还有一个重大薪资调整：将最低工资标准由两年一调改为三年一调。

　　可以简单一算，假设在深圳起始收入为3万/年（这个薪水水平已是很低很低了），而支出2.5万/年，那么收入每三年调涨15%或每两年调涨10%，年均增幅均为5%，支出参考近年CPI每年增加2.5%，每年结余以年化4%记复利，并计算累计结余。

　　两种调涨方式三十年后结余差高达12万。

　　用每年累计结余差除以当年结余，是这样：

　　根据计算，相当于每十二年就要额外工作一年，才能弥补新政带来的差距。

　　这就是传说中“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深圳市。

　　这座经济特区的“营商环境”确实太优渥了，在如此公然“996合法化”的环境里，也难怪2021年深圳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会有如下言辞：

　　我们着力帮助企业稳预期、稳信心，通过立法设立‘深圳企业家日‘，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出台一系列惠企政策措施，千方百计帮助企业减轻负担。

　　这也就是为什么深圳会成为“炒房之都”、“房价珠穆朗玛”，以及为什么2021年会出“深房理”那样空前反动、带有独立王国性质的房地产闹剧。

　　深圳市对于“深房理”包括对房产证券化现象，当然并非没有察觉，但是从现实观察，深圳市显然就是要利用居高不下的房价、公开化的996、愈发台面性的“35岁离职”，将深圳打造成一座“永远年轻、永远精英”的堡垒。

　　在这座城市，20～30岁的年轻人口总量达到417万，占常住人口的比例23%。

　　由此对应的，深圳的老龄化程度也是全国最低的。

　　七普数据显示，深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3.22%，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为5.36%，这两个指标都是全国最低的，北京和上海的老年人口占比足足是深圳的约4倍。

　　这就意味着深圳市堪称全国最能享受（压榨）人口红利的城市，它永远油箱爆满、油门踩足、昂扬飞驰。

　　这就是深圳的「城市DNA」。

　　全国各地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只是把青春贡献给这座雄壮的经济特区，而收获的只能是被十年996击溃的残破身体和被房东吞噬的所剩无几的积蓄。

　　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城中村里居住的千万外来务工者。

　　从2018年开始，深圳二手房房价曾连涨三十个月，全国租售比榜单倒数第二，导致企业经营困难、打工群体生活艰辛难，宝安区厂房租金一度超过30元/m²/天。

　　连科技巨头华为都被迫逃到东莞，中兴、比亚迪、大疆、富士康等知名高科技企业的制造基地也迁到深圳周围地区。

　　近年深圳吸收FDI中，房地产业投资常常居第一位，服务业占比高达80%左右，而科技制造业跨国公司已难觅身影。

　　根据ULI发布的《2023年亚太住房可获得性指数报告》，新加坡私人住宅中位数房价和租金双双超过香港，位居亚太地区之首；但若以住房可负担指数来看，深圳则稳居亚太地区首位；其中心区域房价更是位居全球前列，仅次于香港、首尔、新加坡、北京；如果扣除公摊面积，深圳则已经超过首尔和新加坡。

　　但是新加坡的组屋（由政府兴建，优先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购房需求，因此得以严控售价）占比高达80%，私人住宅20%。哪怕这两年由于人口和资金疯狂涌入新加坡，房价也创下历史新高，但由于公共住房的存在，新加坡的底层普通人仍得以免受高房价之困。

　　毫无疑问，深圳很难学习，也似乎没有意愿学习。

　　2023年5月，深圳市统计局官网发布的2022年统计公报中，有一行小小的数字：

　　2022年，深圳常住人口为1766.18万人，比2021年的1768.16万人减少了1.98万人。

　　这是深圳1979年立市以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

　　人永远是会用脚投票的。

　　作为特殊时代诞生的“政策之城”，深圳有着自己独特的改革经验。

　　早在80年代初开始，正是深圳率先打破计划经济下的福利分房体制，开始了住房的货币化、商品化、市场化，为全国的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改革经验。

　　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住房商品化会像一只野蛮生长的巨兽，在几十年后鲸吞着亿万国人、亿万家庭的血汗积蓄。

　　1990年前后，深圳推出“双轨三类多价制”，以“满足不同群体对住房的需求”。

　　其中：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住在政府建设的福利商品房之中；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职工住在政策优惠的微利商品房，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基层员工大多数居住在企业自建职工宿舍；“先富起来的”群体则居住在自己购买的商品房或别墅；城市流动人口居住在由特区原居民自建的出租屋中。

　　阶层等级森严，人群泾渭分明，阶级鸿沟初显。

　　进入新世纪，深圳的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发生方向性逆转，到2005年后房价进入高速增长轨道，仅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深圳成为了全球房价最贵的城市。

　　按照2016年市政府管控的商品房价格每平方米53455元计算，深圳市的工薪阶层基本都买不起商品房。

　　2016年，深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7480元，年平均工资为89760元，每年工资总收入只能买1.68平方米的房子，别说卫生间，不过一个马桶的占地。

　　2016年上半年，深圳房价收入比为38倍，位居全国第一，远远高于通常被认为5-7倍的国际通用标准和水平。

　　根据深圳市2017年工资指导价位，在深圳14个行业大类中，月收入的低位值绝大多数在4000元以下，超过4000以上的不足8个行业，几百万青年劳务工除了部分住在企业提供的职工宿舍外，相当部分住在条件更差的城中村原居民提供的廉价出租屋。

　　他们没有深圳户籍，无法享受到深圳市任何住房保障政策。

　　长期以来，这些大量的城中村成为中低收入和外来深圳创业人的栖身之地，供他们为这座奔腾速度惊人的城市贡献着能量。

　　早在十年前，一份直通深圳市委市政府的“深圳改革万言书”就发出警告：

　　如果只吃改革老本，深圳终将沦为“平庸的城市”。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深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张思平也坦言：

　　近年来深圳在重要领域的改革突破寥寥无几，为全国提供的改革经验乏善可陈。

　　深圳之思之想，绝非仅此一域之惑。

　　7

　　还是那个史诗级的概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未来的成本与资源，究竟会投在哪里？

　　一是人，二是真正在未来十年足以颠覆全球竞争格局的龙头产业。

　　其一，人的要素自不必说，从保障房取代传统商品房销量节节攀升，以及给2800万家庭发放育儿补贴——虽然首批量的钱非常非常少，但能开这个头，已实在是破天荒了，窗户纸一旦捅破，群体倒逼政策的效应就会铸成——伴随着各地方政府将扩大生育和防人才流失升级为任内第一要务，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的转变，已经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官方不再提过去二十年大行其道的所谓“人口红利”概念，转为“人才红利”说法。

　　其二，科技领域的国运之战。

　　两年前，发改委就发布会“十四五”中期评估报告，将“关键技术卡脖子影响凸显”这句话置于“十四五”纲要面临的问题之首。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信号，往前推三年，即前文出镜率颇高的年份2020年，在起草“十四五”规划时，高层在两个月内密集召开了七场座谈会，一直到今年4月仍在频繁召开的座谈会，一直聚焦一个点：

　　‘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其一之人，其二之科技，共同指向了“2035远景规划”，共同指向了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

　　到二〇三五年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以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为例，其实施技术遏制+产业回流双轨战略的针对对象是谁，还需要明说吗......

　　不妨看看这套法案的核心机制：提供390亿美元制造业补贴、240亿美元税收抵免，并设置“中国护栏条款”——接受补贴的企业十年内不得在华扩产先进制程。

　　2023年，美方将长江存储、中芯国际等加入实体清单，导致长江存储扩产延迟；去年又升级对华AI芯片出口限制，迫使英伟达推出特供版A800/H800，而今年新规将彻底禁止高端芯片销售。

　　这段时间动静最大的新闻，受美方唆使的荷兰政府强抢安世半导体，可以预见这样的事端未来不会少。

　　截至今年，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中国科技企业已超1200家，包括华为、中芯国际、大疆等，直接导致这些企业海外营收平均下滑45%不止。

　　中国也给出反制措施，2023年就对镓、锗出口管制，致国际价格暴涨300%，去年又对美国美光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使其在华市场份额从55%降至22%。

　　当前，美国主导的“芯片四方联盟”（美日韩台）控制着全球83%先进制程产能，这已迫使中国开始角色转型，逐步从“世界工厂”转向“双循环枢纽”。

　　2023年，中国对东盟半导体出口增长17%，通过“一带一路”在马来西亚、匈牙利布局封测厂，但关键技术仍受制于人：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不足15%，EDA软件国产化率仅5%……

　　包括AI，6G标准制定中，中美两国提案数量占比达68%，但欧美世界仍主导国际电联投票机制。

　　去年，中国AI相关专利申请量占全球55%，但在高端GPU架构专利上仅为美国的12%。

　　回看2020-2025年，这五年堪称供应链风险的集中爆发期。

　　2020年疫情元年，全球94%企业遭遇供应链中断，平均影响时长8.6周，尤其粮食、能源、半导体等核心命脉资源的“崩断”一度让某些大国捡起传统强盗技能、公开拦截运输船……

　　次年，苏伊士运河堵船致全球贸易损失96亿美元/天；一年后，德州寒灾导致三星、恩智浦晶圆厂停工，汽车芯片短缺致全球减产1300万辆。

　　在官方叙事中，外部环境在过去五年（新冠疫情→俄乌战争→欧洲福利危机→美国关税收割2.0）已经从“风高浪急”升格为“惊涛骇浪”，这决定了那些曾经鼎鼎大名耸立于时代旧页中的大人物、大产业、大政策，要悉数蒙尘翻去了。

　　从增量竞争进入存量搏杀，躺赚时代不再，买办时代不再，低效时代不再。

　　那些深耕于钢筋水泥、玩票放贷、离岸割息的「旧制游戏」及其财政投资逻辑，一去不复返了。

　　推荐阅读：雷霆万钧的金融反腐

　　四中全会公报说的非常清晰：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推荐阅读：格力董明珠为什么会“拒绝海归”

　　包括公报中的这一句：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不断催生”，说明当前之量，远远不够……

　　跋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于2021年底曾推出过一个“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Global Supply Chain Pressure Index, 即“GSCPI”），统计自1997年开始的全球供应链压力，研计至今。

　　从数据来看，GSCPI自2020年初开始，指数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幅度飙升，彻底打破了历史常态。

　　在2021年12月，GSCPI达到了+4.45的历史最高点，这意味着当时的全球供应链压力超过了历史平均水平4个标准差以上，乃一个极其罕见和严重的状况。

　　整个2021年下半年至2022年上半年，指数持续在+2到+4之间的高位运行，清晰地量化了全球所经历的“供应链噩梦”。

　　进入2025年，GSCPI并未继续下探，而是呈现出在零值附近波动的“新常态”。根据截至2025年7月的最新数据，GSCPI为+0.19 ，略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早在2019年即全球新冠疫情爆发的前一年，《超级版图》一书的作者拉格•康纳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他预测性得提出了一个当时让很多人觉得“危言耸听”但如今则悟叹不已的观点：

　　过去推动世界版图变动的往往是军事力量，但未来推动世界版图变动的，将是供应链。

　　近五年，越来越多的欧美企业开始将部分制造业产能从亚洲迁回本国（回流），或转移到地理位置更近、文化和政治风险更低的邻近国家（如墨西哥之于美国，东欧之于西欧），甚至会直接“明抢”，前天强征台积电投资，昨天制造李嘉诚出卖巴拿马港口事件，今天又搞出个荷兰“安世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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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透这些，我们大抵可以理解为什么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在措辞严厉得强调“维护粮食主权安全”，为什么会在2025年重拳出击稀土反腐并对欧美霸权主义阵营祭出稀土出口限制组合拳，包括为什么早在在2021年前后官方就已开始谋划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加强加快加深“国际国内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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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年前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还是提出：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五年后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则已升级为：

　　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甚至，从金融监管系统到高层外交领域，乃至整个房地产行业及其衍生产业（家居行业今年出现“董事长群体性跳楼”）的集体退潮，都在诉说历史的翻覆。

　　一纸时代旧页，难承千钧新墨。

   【文/欧洲金靴，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