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建民：人民公社这么好，为什么要解散？

　　在前面的文章中，谈了“人民公社好不好，视角很重要”的问题。上文从多个角度例举了人民公社的若干好处：

　　为国家工业化和国防体系的完善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和全方位的支持；

　　大幅提高了我国农民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使农民和农村不断走向兴旺；

　　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提供了工业化基础并准备了有素质的劳动力，为世界工厂和人口红利提供了物质和人力基础；

　　人民公社形成的劳权公有制模式，突破了苏联的产权公有制模式，真正把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现实的生产方式，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创新；

　　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

　　以工分制为形式的按劳分配公有制模式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提供了现实的路径和操作范例。

　　在文章之后，有网友留言：人民公社既然这么好，为什么解散了呢？

　　在讨论人民公社时，这也是最常见到的一个问题。

　　首先，人民公社并不是农民自动解散的，而是按政府指令退出的。

　　从实际情况看，既有小岗村18村民分田单干的契约书（红手印），更有周家庄3000多户要求保持集体经济的契约书（红手印），就农民自身来看，既有反感和排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农民，同时也有要坚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社员。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公社的存亡缘于政府倾向和决策。改开之后，小岗村成为大力宣传的典型，而周家庄的事迹却很少见到有官，可见政府在对待集体经济还是个体生产选择上鲜明的态度。

　　为什么同样是农民，对人民公社的态度截然不同呢？

　　做股票的人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那就是精心选出一支不错的股票，买入持有，但股票的短期表现却并不如预想的那样上涨，在他盯着盘面反复看时，这股票完全没有上冲的迹象，于是便又把这个股票抛出了，结果第二天却是大涨。旁边的人看了股票的走势，会感到很奇怪：这样好的股票你为什么就卖了呢？

　　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你站在什么角度、如何来看问题。

　　在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的思路上，其实是存在着两种做法的：

　　一种就是把化零为整，把零件组装成机器，这是组合零件用机器的做法；

　　另一种做法相反，就是拆了机器用零件。

　　建国以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在发展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基本思路就是采用组织起来，组合零件用机器，把农民成为有组织的整体，从而使我国农业从靠天吃饭的原始种植状态向现代化的农业不断发展，农业生产电力化、农业生产水利化，农田改造工程的大量展开和开垦荒地，采用“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科学管理方法，使我国农业生产状态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1956年养活6亿多人到1983年养活近10亿人，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在人民公社时期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二十多年时间人口增加了4亿左右的人口，6、7亿人口基数年均增长达到1500万人），同时人民公社时期又是我国的创业时期（工业化和国防体系的完整需要大量的公共积累），人民公社时期与国家初创时期重合，又与人口快速增长时期重合，这客观上使全国人民必须经历一个艰苦奋斗的时期。但许多人却并没有从这种国家发展全局中来看待人民公社时期的社员生活状况，而是片面地把农民的苦与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物资贫乏归咎于人民公社体制。

　　我国人均拥有粮食的数量从1959年的252公斤到1979年的340公斤，表面上看来增长幅度不大，但这期间却增加了3.88亿人口，实际粮食产量的增长幅度达到了102%；表面上看来物资供应并不丰富，但那时一对农村夫妇两个劳动力可以养活一个七、八口之家，负担三、五个孩子的成长需要，社员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事实上是空前绝后的，以前从来没有过，之后也是望尘莫及，从劳动者生存、发展能力来看，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要比任何时期都要富裕。

　　对于人民公社体制，对于我国农村大集体，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最好的体制，而有人认为是失败的，因而持完全否定态度。持肯定状态的人必然会坚持和保留集体经济；而对集体经济持否定状态的人则会产生解体集体经济的思想和行为。

　　这种完全相反的看法，由各人的着眼点不同造成。如果你仅仅盯着吃得饱不饱？穿得好不好，那大多持否定意见；如果你着眼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着眼于人口快速增长的事实，对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自然持肯定态度。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许多经过那个年代的人，即曾经是生产队社员的人，在当时分田单干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自由了，有一种轻松感，因而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赞成这种改革的。但是，数十年过去，再来进行回忆，再进行对比，他们的态度却已经发生了转变。因为等到种田收入难以维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开支而不得不外出打工时，当他们成为农民工在流水线上工作更不自由时，看法必然会发生变化。

　　有一个最最现实的对比，就是过去在那样低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农村的夫妇两个劳动力，可以养活一个七、八口之家，有四、五个孩子也能负担得起他们从读书到成家的生活需要。而如今，即使只有一个儿子，你要是仅仅靠种田的话，只怕连出孩子读书的费用需求都满足不了，更别说让儿子娶媳妇成家了。过去的农民是一家变成二、三家，不断走向兴亡，现在是农村空心化，农民后继无人。

　　存在决定意识，在铁一样的事实面前，他们的观点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

　　对于生产队模式，我认为它就是与股份制的按资分配相对应的按劳分配的公有制模式，它事实上是体现了劳动者的劳动所有权的。无论是工分分配体制还是社员大会、队委会领导下的队长负责制，都是按照“谁劳动谁作主”和“谁劳动谁受益”的劳权体制。

　　但是，有人会说，你说的生产队那么好，为什么大集体还是解体了呢？

　　这里有几个原因：

　　第一，生产队从整体上来说，是处于三种状态：即搞得特别好的和特别差的生产队都只是少数，而大部分生产队处于中间状态。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怎样做选择？

　　这就要看是哪一头的生产队的影响力大了。很显然，小岗村事件的发生，得到了党政部门的支持，从而小岗村的做法主导了人们的视点，因而集体经营便朝着解体的方向变化了。

　　其实生产队的整体生产状态，要比工商企业好多了。在遇到经济危机时，有多少企业亏损？别说是公有制企业，就是私有制企业，亏损倒闭的还少吗？每年新开办的企业有多少？关门歇业的又有多少？

　　在这里的区别只是：生产队是政社合一的体制，它是要公社干部来管理；而个体私营企业只是私人的事情罢了。

　　第二，生产队采用了体现劳动所有权的分配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与社员的利益要求相适应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按劳分配规律作用下的变化阶段：

　　即当适合劳动状态特点、体现当时生产需要的工分制具体形式被采用时，会形成正常的劳动状态，它会对生产队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但是，当具体的工分制形式在反映劳动状态的特点的同时，也使劳动状态发生着改变。而当这种劳动状态的基本情况发生了改变之后，生产队又需要新的具体的工分制形式来适应。因此，从时间工到定额工，事实上都是这样阶段性地发生变化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队的劳动状态，有人看到的是“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有人看到的是“干多干少不一样”。

　　这就是在按劳分配规律下，当工分制的具体形式实行后处于适应阶段和处于不适应阶段的不同表现。这种变化规律并不只是存在于生产队，在工厂企业的考核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也会有类似的规律性变化。因此，当生产队工分制的具体形式处于不适应状态，而生产队干部又不能及时改变这种状态，于是就出现了一些队把那些需要精耕细作的萝卜、油菜田分到户，让社员自种自收。

　　如果不发生小岗事件，没有政策上的转向，而让生产队继续下去，会发生什么呢？

　　那就是产生第三种工分制形式，即按照数量与质量双重或多重标准记工的综合工分制。而且事实上有一些队已经在这样做了。只是由于这些变化在生产队都处于自发状态，社队干部尚且对按劳分配规律及其表现并不了解，因而他们的工作更多的只是催收催种，对生产队工分制的改进和制度管理还是外行。在这种情况下，工分制具体制度的变革就会处于缓慢状态。

　　建立了劳权制度的生产队模式，是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是一个新事物，人们对这种新事物的认识和适应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生产队是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它的存在如果从1962年调整后正常发展算起，实际也只有二十年时间，其存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暂了。事实上是农民、社队干部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还没有来得及认识它、适应它。不要忘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才有了今天的样子。

　　第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人们的习惯观念和小农意识的作用。

　　集体生产是需要有纪律的，是不自由的。农业生产是这样，工业生产也一样。有人说生产队的解体还给了农民自由，那你到工厂打工自由了？同样没有自由。

　　现代化的社会生产是建立在严格的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的。因此，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按照生产顺利进行的自然要求来安排作业人员。

　　说到自由，在现代社会中，但凡有自己事业的人，但凡是做老板的人，有自由吗？没有。那怕你只是一个店老板，你也要守着自己的店，那能随心所欲？至今那些拥有自己企业的人，那就更不自由了。而所谓可以自由的人是谁呢？那就是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需要到处打工的人。这里做得不舒服，那我就换一个老板，换一个企业去做，而做老板的人必须坚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我国有着二、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个体种植，自由散漫惯了，因而，这种生产队式的集体劳动使他们感觉受到了束缚。这种惯性是非常强大的。这种惯性与社会化生产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不只是公有制企业，私有制企业也一样。

　　发展农业到底是集体经济好还是个体生产好？

　　在此之前事实上已经有了三千年的单干历史与30年集体经济的效果对比，答案不言自明。只是受不惯集体经济束缚的农民总有一种复旧心态在作怪，总试图回归那种自给自足的个体生产方式。

　　小岗村是回归农民个体生产的典型，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仍然难以脱贫，便有了省政府派驻的第一书记沈浩加强领导。在经过反复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小岗人终于认识到了集体经济才是真正的致富道路，于是他们到南街村等集体经济单位学习、取经，又重新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

　　这就叫做实践出真知啊！

　　【文/钟建民，本文为作者投稿，作者公众号：钟建民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