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不少人很容易从极左跳到极右的

　　2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有“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明训。但是，一部二十五史，能够践行中庸之道的时期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中国历史似乎在来回摇摆震荡，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例如新朝革命成功之后，往往将旧朝的宫殿付之一炬，仿佛不这样，就不足以显示其革命成功。项羽入咸阳后第一件事就是火烧阿房宫，杀秦王家眷五百余口。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保守派马上把新法革除殆尽，已经行之有效的“青苗法”等也不放过。连保守派里面的苏轼都看不过眼，提了点小意见，就被其保守派好友司马光流放外地，跟以往的对头王安石一起谈佛去了。本朝自然也不例外，XXX一倒台，运十也跟着流产了，罢工的权利也从宪法中取消了……

　　前面我们讲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少人很容易从极左跳到极右的。也跟这一历史环境有关。改开后批判毛泽东提出的“以粮为纲”的政策严重限制了农村的多样化经营。不错，在合作社时期政府有时过分注重粮食生产以至于损害了石油和工业，尤其是水果、家畜和农副业。然而毛泽东的口号本身并没有错误的地方，这个口号全面而可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这个口号在那个时候是合适的，而且现在也是合适的。把粮食称为纲意味着它并不是全部，并且在粮食生产搞得好的同时，链条中的其他链环也必须而且能够发展。如果在特定的时期片面的政策减少了多样化，那么解决的办法是纠正那些片面的政策而不是全面否定它。

　　改革者声称毛泽东强迫农民进行合作化，因而合作化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不用怀疑，命令主义是一个严重而且持续的问题，在合作化建立期间，以及整个集体化时期，都存在着命令主义。干部们在许多农民在并不了解合作化意义、不愿意进入合作化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让他们入社。这与自愿实行的精神相违背，在很多地方严重的阻碍了合作化运动。强行建立的合作化组织蜕化成了封建领地，有些掌权的共产党干部甚至比他们取代的地主还要恶劣。讽刺的是，那些打着反命令主义旗帜的改革者，又一次通过命令解除了农村的合作制经济。当然，许多农民很欢迎承包制，对解除合作制举双手赞成，但是还有很多农民不是这样的态度。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迪恩必须为他所声称的农民用脚投票支持单干提供一些令人信服的数据。一刀切在中国太为普遍，各级官员收到中央的精神后，狂吹政治风，对拖延不办的进行严厉制裁，而对反对意见不闻不问。所以要知道人们的真正想法和需要实在很难。就像命令主义把很多农民强行推入合作化时一样，命令主义又一次将这些农民拉出了合作制。

　　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如此。政策极容易歪曲最初面貌甚至走向反面，政策的优势减弱了，缺点却被放大。如果职能人员对政策的结果没有信心甚至持反对意见，还能希望他们能够执行像合作化这样复杂的政策吗？他们对中央的各种消极信号非常的敏感，他们懂得如何拖延不办，如何反其道行之，把上头指示执行到荒谬的地步，然后归咎于政策的失败。机关往往采取“一刀切”的手法，当一项政策颁布下来时，只揪住其中的一方面并把它极端化去执行。如果毛号召以粮为纲，他们就把所有的果树都拔掉去种谷物、降低油料改种粮食、在山坡和斜坡上本该种树的地方种粮食，如此等等。如果毛号召深翻土地一英尺，他们就要求耕地两英尺、然后三英尺，就这样将劳动浪费了无效的工作上。密植、大炼钢铁、集体食堂、供给制以及农村劳动军事化等问题上都是同样——把每一件事都极端化。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尤其中层的领导干部，是由刘派提拔的基层干部组成的，既然无法反对，那么就先加入它，将灾难将要发生的预言化作自己去执行的计划。

　　统治集团却不仅仅是执行者，还是决策者；不仅仅是决策者，而且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及“经济家和组织者”（马克思语），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官僚作为一个整体拥有生产资料，在社会劳动组织中处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产品并亨有对剩余产品的优先分配权。

　　要说呢，在中国当官也真不容易，昨天还在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今天就要批判四人帮了。就说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完全就是两个极端，从文革的极左，到现在的极右，甚至要“族毛杀左”，“当三百年殖民地才能现代化”……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极端呢？

　　在经济、政治大一统的前提下，永远要求全国一个模式，听从一个号令，服从一个中心。幅员如此之大，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传统﹑观念﹑生活方式都不一样，要求他们一模一样地按一种方式行事，怎么能行得通？ 适应这头适应不了那头，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总是要出问题。而一旦问题大了，就否定前一种方式，全国一致地改成相反方式。那头的问题可缓解，这头的问题却会以更尖锐的方式突出。来回摇摆震荡使得中国进退两难。每一次路线改变都造成危机和灾难，造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和时间损失以及人心的丧失。（百韬网络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