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这两个字,在西方世界被写进宪法、刻在纪念碑上、当作炸弹投向异国他乡的正义理由。美国自称“民主灯塔”,英国自豪于“议会传统”,欧盟则以“价值观输出”自居。
在很多人眼中,西方的多党制、自由选举、言论开放,构成了人类社会“最不坏”的制度。但今天,我们目睹的现实却越来越讽刺:民众不再信任投票能改变命运,激进政党取代温和派,极右民粹成为主流,改革党之类的“反建制力量”竟然在工人阶层中赢得喝彩。
西方的民主制度,正在一步步自我瓦解,而这并非意外,而是其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
当年托克维尔盛赞美国民主制度的“平衡性”,以为资本主义可以通过选票和分权来调和阶级矛盾。但马恩早就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妥协方式,从来没有真正为无产阶级开过门。在资产阶级掌控生产资料、垄断媒体资源、驾驭教育舆论的条件下,普通劳动者被允许每四年投一次票,却从未被允许决定社会的方向。
这种“选票平等”,遮盖的是剥削关系的残酷不平等。
而当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危机阶段,这种民主游戏就显得越来越苍白。在冷战结束、全球化推进的几十年里,西方国家的传统政党大多走上“中间路线”——社会民主党不再代表工人,保守党也开始讲社会责任,民主党和共和党看起来不同,本质都向华尔街输诚。
于是底层民众愈加愤怒、失望、不满,却找不到真正代表自己的政治力量。在这种真空中,新的“改革党”、特朗普主义、“法国国家联盟”、德国选择党、意大利联盟党等极右民粹乘势而起。他们打着“反建制”“反移民”“爱国主义”的旗号,实质上用民族主义掩盖阶级矛盾,把人民的愤怒引导向少数族裔、难民、左翼进步力量。
以英国为例,改革党的迅速崛起不是偶然。保守党背离传统工人支持群体,工党在新自由主义潮流中逐渐“温和化”,结果许多原本支持工党的劳动群众在脱欧问题上转向改革党——一个右翼政党。
你不能简单指责群众“愚蠢”,因为在现有制度中,他们已被彻底边缘化,只能在有限的政治光谱中寻找一个“听得见他们怒吼”的替代者。这不是他们的失败,而是民主制度本身的失败。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过程:议会选举的参与度持续下降,大众媒体的信誉崩塌,政党之间差异模糊化,而极右势力却靠操控恐惧、仇恨、失落感登上舞台。这种局面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出现。
1920年代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同样是在经济危机、政治僵局和群众失望的背景下,走向了法西斯。今天的西方虽然换了语境,但危机的根源依然是那一套资本主义制度:利润至上,资本统治,人民被剥夺决定权。
“选出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然后指望他帮你改变生活”,这就是现代民主的悖论。那些看似激烈的政党之争,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权力的调位游戏。他们可以吵架,但绝不会去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他们可以就移民政策、文化价值观、外交战略做出表演性的分歧,但在“保护私有制”“确保金融自由”“限制工人组织”这些底线上,他们高度一致。
西方民主正在自杀,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自吞其制。它在扩张期还能靠少数让步维持稳定,在危机期却再也无法提供希望。于是它便打开大门让极右进入,用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更粗暴的警察权、更冷血的福利削减,去维持社会秩序。这种自杀不是悲剧,而是资本逻辑无法解决自身矛盾时的必然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