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原因主要是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式的那种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近代西方的资产阶级,比较起来性质是不同的。比如毛主席就曾经说过,这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力量比较弱小。不过我们看19世纪初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前的1830年代,以中国南方广东的行商和北方山西的晋商为例,就会发现这两部分商人几乎主宰了当时的世界贸易和商业活动,不但晋商在蒙古、俄罗斯、欧洲和日本有很大的国际投资,而且广东行商还曾经投资于美国的铁路建设。无论从外贸还是金融上看,他们其实都已经具备了国际资产阶级的规模,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相反的问题:我们怎么看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这个论断?即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毛主席的上述洞察呢?他那个著名的解释是不是可靠呢?
我认为毛主席的解释总体上说是对的,而理解他的论述的关键,首先在于我们怎么理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两个词。今天我们一般地把企业家、商人、资本家不加区分地、一般地、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这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因为这样笼统的说法,其实没有正确区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用布罗代尔的说法,就是没有正确区分物质生产、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进而没有既区别又联系地解释他们产生的原因。
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其实是“长途贸易”的产物,这样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般地与生产和贸易的经营者有关系,而是与长途贸易有着最根本性的关系,长途贸易才是理解近代资产阶级产生的关键。因为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场和贸易,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从事这样的交换活动的人,一般来说也不必是与生产活动截然分离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它也不需要大量的、独立的商业资本,因而,那些人也不能被称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人阶级,他们只是一边生产,一边销售的“商贩”--即所谓“贩夫走卒”而已。
但是,我们所说的长途贸易就大不同了。长途贸易是指跨国的大宗贸易。这种贸易首先不是一般的生产者所能够经营的,甚至也不是一般的国家所能承担的,因为所谓长途贸易,它不但要求一个国家有生产大宗商品的资本和财力,同时还要求一部分人有巨大的财力、资本,先去把这些商品购买下来,然后再转运到远方去出售即卖出去,也就是说,需要他们为远方的消费者预先垫付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于是,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存在大于、起码是等于生产资本的商业资本存在,即它要求与生产资本相当的商业资本存在,进而要求存在一个与生产活动相分离的商人资本阶级,如此,长途跨国贸易方可能发生。
但是,尽管中国的信用机构诞生的并不比西方晚,尽管晋商拥有庞大的资本,并经营着为跨国长途贸易提供信用服务的汇兑网络,--我们还是必须指出:票号资本却并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
那么,山西票号与西方的私人银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最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结论就是--尽管山西票号大规模地投资生产和贸易,但是它却并不投资于战争。正因为它不为国家的战争行为提供借款,所以它也就不具有国家赋予的以国家税收为抵押的发钞权。而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只是从生产和贸易中获利发财,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这是它最大的局限所在。而投资于战争却是西方主要私人银行经营的根本手段,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战争是最大的获利工具,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山西票号就完全不可能竞争过西方的私人银行,--所谓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弱小,我认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