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伪造了毛主席的指示？“按既定方针办”背后的谜团

　　毛主席逝世后，“按既定方针办”一语曾作为其临终遗嘱被广为宣传。然而，时至1976年12月，这句话的性质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被正式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状之一。随着江青原秘书闫长贵所撰《“按既定方针办”一语的由来》一文，以及《炎黄春秋》副总编徐庆全所作的《解力夫致姚文元信：反对停止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等文章的发表，事件的真相得以澄清。综合这些披露的史料来看，当年的风波实则源于一次记录错误所引发的误传，并不存在任何一方蓄意“伪造毛主席临终遗嘱”的问题。

　　关于毛主席的真实指示，华国锋曾有过明确回忆。1976年4月30日，在毛泽东接见外宾后听取华国锋的工作汇报时，针对华国锋提及“个别省市情况不太乐观”的担忧，当时已言语不清的毛主席，用铅笔亲笔写下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需要明确的是，这三句话是针对当时特定工作形势的指示，而非毛主席的临终遗言。然而，对于华国锋而言，这短短三句话意义非凡，尤其是“你办事，我放心”一句，被普遍视为对其接班人地位的最终确认，具有重大的政治分量。

　　“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出现，与会议记录者的笔误有着直接的关联。1976 年 7 月至 8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其原话是“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然而，记录者陈斐章由于听不清华国锋的讲话内容，在情急之下，顺着自己的理解，将这句话记录为“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斐章意识到记录与华国锋的原话存在出入，于是立即上报给了他的领导。遗憾的是，这位领导并没有对记录内容进行核实，而是直接将原文刊发了出去。随后，全国的主流媒体开始广泛宣传这句话，从而导致了这一错误表述的广泛传播。

　　尽管“按既定方针办”的说法已广为流传，但当时包括华国锋在内的主要领导人，似乎都没想着去纠正。直到1976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首次公开提出异议：“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去多讲‘按既定方针办’。”10月2日晚，华国锋紧急召见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及中联部部长耿飚等人通报了情况。他当即决定，必须删去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由外交部长乔冠华宣读的发言稿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一语。在乔冠华修改后的报告上，华国锋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主管宣传的姚文元按照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要求，在10月3日就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发布指示，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主持工作的解力夫：“‘按既定方针办’，记录不一样，现在不再公开宣传。新华社报道要尽量避开这一提法，或不要当成主席的语录引，可以由粗体字改为淡体字，少用到逐渐不用。”但谢力夫确认为毛主席生前这一重要的嘱咐，已经广泛宣传，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且在国外影响也很大，如果宣传发生变化，很可能在群众思想上造成混乱，阶级敌人一定会钻空子，挑拨离间，进行破坏。他建议“目前宣传中这一提法不改为好。否则，可能在干部群众思想上引起混乱和猜测，对当前化悲痛为力量，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造成不利影响。”

　　然而，仅仅三天后，局势风云突变。“四人帮”被迅速抓捕，而“按既定方针办”也随之成为其罪状的关键一环。官方的定性是：“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这一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并将其塞进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中发表。他们不仅在宣传上刻意淡化中央的正式文件，更将“按既定方针办”奉为当时唯一的宣传中心。最终的结论直指其核心动机：“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大造舆论”。对此，徐庆全一针见血地评论道：为何要停止这句铺天盖地宣传了半个多月的‘嘱咐’？因为粉碎‘四人帮’的部署已经完成，需要为行动找一个正当理由。在那个年代，篡改毛主席指示无疑是能够撩拨人心、激起公愤的最严重罪名。”

　　附录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

　　附录二：闫长贵《“按既定方针办”一语的由来》

　　1976年，当华国锋看到报刊上对“临终遗嘱”进行大肆宣扬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很疑惑的，为此，他特意询问过伟人病重期间，在其身边照顾和工作的那些工作人员们。得到的反馈是，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遗嘱，也只是从江青和毛远新两人的口中，听到过这个所谓的“临终遗嘱”。

　　得知这个反馈之后，华国锋心里也产生了怀疑，如果真有这个“临终遗嘱”，为何不写进更为权威的文献里面，反倒只是发表在“两报一刊”的社论当中呢？虽然，“两报一刊”的地位在当时的地位也很重要，也是一个舆论高地和权威，但是，和中央文件比起来，“两报一刊”在权威性方面还是比较差的，准确的说，仅仅只是以“社论”的形式出现，在法理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按既定方针办”是不是那四个人伪造出来的呢？在阎长贵看来，他认为这句所谓的临终遗嘱，确实是四人伪造出来的，但是，如果就这句话来说，还是有出处和来历的。

　　陈斐章，可以说是当时的直接当事人，阎长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曾有幸和陈斐章共事过一段时间，陈斐章和他坦言了所谓“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由来。出生于山东潍坊的陈斐章，资历也很深，《人民日报》创刊的时候，他就曾在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采访纪实，名为《红旗营》；1957年这一年，他被调到了国家计委办公厅担任秘书职务，打这以后得20多年，他就一直宅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主要的工作职责就是负责进行会议记录，或者是负责起草讲话稿和整理一些重要文件。

　　在同阎长贵的一次谈话过程中，陈斐章坦言，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出现，和他做记录时的失误有关系。陈斐章之所以愿意同阎长贵讲起此事，并详细谈到了不少细节，他本人的意愿是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要对过往的历史负责。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陈斐章同阎长贵谈起的细节，和他当时的失误。

　　那是在1976年4月30号的晚上，伟人在接见过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让参与陪见的华国锋留下来谈话，主要是让他汇报一些近期的重要工作。当华国锋说到总体的形势是好的，只是个别省市的情况不太乐观的时候，伟人当即就写了这么三句话给华：

　　1、慢慢来，不要着急；2、照过去方针办；3、你办事，我放心。

　　这三句话的重要性很高，可以看作是华国锋成为接班人的一个重要依据。

　　在1976年7月和8月这段期间，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由于当时的形势和斗争都十分激烈，再加上遇到了唐山大地震，因此，座谈会的现场显得有些乱哄哄的。华国锋当时宣读的稿子是陈斐章等人负责起草的，在他宣读的过程中，中途离开了稿子讲了几句话，主要是传达伟人的重要批示，也就是当时给他的那三句批示。

　　但是，因为当时会场比较乱哄哄的，现场的很多人其实都没听清楚，包括当时担任会议记录的陈斐章。他只听清楚了这么四个字“不要着急”，后面什么“方针办”，他是没有听清楚的，在情急之中，陈斐章也就只能根据上下句的意思，写成了“按既定方针办”。

　　当然，会议结束之后，陈斐章在整理会议记录的时候，发现现场的会议记录和华的原话不一致。出于负责的态度，他立马就把这个重要情况上报给了领导，也就是当时组织和服务座谈会的一个计委副主任。陈斐章原以为这个副主任会进行核实，没想到的是，尽管陈斐章给他说清楚了情况，但是这个副主任压根就没有核实，就直接把原文给刊发出去了。

　　出事端之后，副主任就把责任一股脑全都推给了陈斐章，还把陈斐章叫去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那时候的陈斐章的脾气也很直，压根就没法接受这种无端的批评，一气之下，直接就离开了计委。

　　原以为这个小失误也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事情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伟人去世之后，某些居心叵测的人，就把陈斐章当时那个记录有误的“按既定方针办”拿出来，打造成所谓的“临终遗嘱”，并进行大肆的宣扬。要知道，这句所谓的“临终遗嘱”，在当年正式的《讣告》和《悼词》里面，都是没有出现过的。如果真有所谓的“临终遗嘱”，是不可能不出现在《讣告》和《悼词》里的。

　　作为当年的直接当事人，陈斐章老人的回忆，强有力证明了所谓临终遗嘱的虚假，这个所谓的“临终遗嘱”，也成了那四个人的重大罪状之一。

　　文章出自闫长贵、王广宇《问史求信集》

　　附录三：徐庆全《解力夫致姚文元信：反对停止宣传“按既定方针办”》

　　“孔网”上经常能看到卖各种资料，有的很有学术研究价值。譬如，我在一家书摊上看到拍卖新华社有关资料，其中有一封1976年10月4日解力夫给姚文元的信，对姚指示淡化“按既定方针办”宣传表示不解，对了解那段历史就很有帮助。信全文如下：

　　文元同志：

　　关于今后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昨晚鲁瑛同志在电话上转达了你的指示。我认为毛主席生前这一重要的嘱咐，经过报纸、电台、通讯社的广泛宣传，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而且在国外影响也很大，如果要由粗体字改为淡体字，或不提或一下子少提这一指示，很可能在群众思想上造成混乱，阶级敌人一定会钻空子，挑拨离间，进行破坏。

　　据我们了解，七月三十日国锋、洪文等政治局同志接见计划座谈会的全体代表时，华国锋同志讲话中讲到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国内问题要注意”，还指示我们，国内问题“按照既定方针办”。会后大家对记录时，对后一句话记得不完全一样，有的记为“按照既定方针办”，有的记为“按照商定的方针办”。最后计委向会议宣布，回去后一律用“按既定方针办”传达。以后，在毛主席逝世前，新华社出版的《内部参考》反映广东、吉林省委和海军党委常委学习、贯彻中央十三号文件时，都提到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国内问题要注意”，“按既定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这一提法，见于公开宣传最早是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上提到的。

　　根据上述情况，我建议目前宣传中这一提法不改为好。否则，可能在干部群众思想上引起混乱和猜测，对当前化悲痛为力量，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造成不利影响。妥否，请指示。

　　敬礼！

　　解力夫 十月四日

　　一、我在本号发表过‍《关于“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其中说到，因记录错误，“照过去方针办”被误记为“按既定方针办”，并在全国广为流传，包括华国锋在内的领导人，谁也没有想到去纠正。

　　二、1976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汪东兴突然说：现在宣传上要注意，不要去多讲“按既定方针办”；10月2日，华国锋删掉乔冠华联大讲话稿上这句话，并批示说：“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主管宣传的姚文元参加了29日的会，听到汪东兴的话；10月3日又看到华国锋的批示，他当然得遵照执行。所以，10月3日当天，姚文元即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发布指示，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主持工作的解力夫：“‘按既定方针办’，记录不一样，现在不再公开宣传。新华社报道要尽量避开这一提法，或不要当成主席的语录引，可以由粗体字改为淡体字，少用到逐渐不用。”

　　三、对于姚文元的这一指示，我在《关于“按既定方针办”》一文中分析说：

　　实事求是地说，“按既定方针办”，在报纸上已经连篇累牍地宣传半个多月了，如果公开纠正，让全国人民云里雾里，肯定会引起比较大的震动。采取“粗体字改为淡体字，少用到逐渐不用”的方法，逐步淡出，倒是一种如华所言“不要引起纠纷”的比较稳妥的方式。

　　但是，解力夫觉得，即使用逐步淡出的方法对待也不妥当：为了不引起震动，应该继续宣传。

　　四，姚文元也罢，解力夫也罢，他们绝对想不到，两天后，姚文元就成为阶下囚，解力夫不久也被收审。

　　他们当然更想不到：为何铺天盖地宣传了半个多月的“嘱咐”要停止？因为粉碎“四人帮”的部署已经完成了，需要找个动手的理由了；而篡改毛主席指示，就是那个年代能够撩拨人心激起公愤的严重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