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真阅读了七千余字的《<华尔街日报>对莫言的多维评价与文化意义解析》.
看后哑然失笑。《华尔街日报》给了莫言如此高大上的评价，“将其与威廉·福克纳、查尔斯·狄更斯、弗朗索瓦·拉伯雷等西方文学巨匠相提并论”。莫言就这样成了“既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学的财富。在全球化背景下，莫言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深刻的人文关怀，架起了中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桥梁，推动了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包容——这或许就是莫言文学价值的终极意义，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心目标。”（一股浓厚机器味的溢美之词）
可惜的是，莫言太不给华尔街面子了，一个“莫言天下征联”的出糗，就让华尔街的这篇充满溢美之词的文章瞬间沦为了国际笑话——一个以中国作协副主席名义的庄严隆重的文化活动，被一个小朋友用一个抄袭的驴唇不对马嘴的“半截古联”轻而易举地拿走了10万元奖金，抄袭联还受到了顶级学府的博导教授极高的学术评价！
这个荒唐的闹剧比起丹麦童话《皇帝新装》艺术性如何？
一、华尔街为什么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没有分量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被“莫言们”视为“强心针”的来自Wall Street的文章在老百姓心目中没有丝毫的权威性呢？
因为，The Wall Street Journal是资本财富权威的象征，对于迷信财富权威的“莫言精英”来说，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对于中国的老百姓来说，只是一份了解资本主义的参考资料。中国老百姓完全不相信Wall Street 的大BOSS们会帮助咱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从历史看，他们不但不会帮助我们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还会给我们使绊子，挖坑。
因此，Wall Street BOSS 对于中国文学的评价只代表他们自己的片面认识。他们的这个认识与莫言诺贝尔文学的颁奖词的精髓是完全一致的：
Ideologies come and go, but human nature remains, with its greed, its depravity and its craving for satisfaction. So Mo Yan defends the individual against all injustices – be they committed in the name of Japanese occupation or Maoist tyranny or today’s overzealous production.
中国老百姓认为西方这样的理解是歪曲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莫言为了迎合西方对中国的猎奇和歪曲心理所杜撰的故事和进行的丑化描写，为西方人赞扬很正常；而中国老百姓心里明镜一般，被莫言歪曲、丑化的历史恰恰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国家面貌，掌握自己命运所进行的艰苦奋斗的过程。
二、中国人民是依据怎样的标准来评价文学的
评价文学作品，必定要依据一定的标准。
不同的标准得出的判断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此，西方的评价与中国老百姓的评价大相径庭。
那么，中国老百姓评价文学的标准是什么呢？
中国老百姓评价的标准非常明确，也非常简单：人民性与文学艺术性的统一。
作品的文学艺术性就无须解释了，只谈谈人民性。
简单地说，人民性就是把文学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描述与改变这些阴暗面的努力有机结合起来，清醒地看到发展的未来。
举例子说明：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巨人传》揭示了中世纪的黑暗，三个巨人想拯救人民的苦难而带来一个和平美好社会。
福克纳通过“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深刻揭露了南方农奴制残余的罪恶（如种族压迫、奴隶制遗产）与资本主义扩张对人性的异化（如金钱至上、传统崩塌），展现了社会转型期的系统性不公。
狄更斯“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与腐败”。
他们都是希望社会能够得到改变而越来越好。
可是，他们的愿望全部落空了，《巨人传》距今将近500年了，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科技有了巨大的进步，而中世纪的不公与黑暗在法国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英国、美国的情况现在也越来越变得糟糕，底层人的吸毒与流浪汉问题相互交织且持续恶化，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隐患。
而中国，这个曾经世界上最落后的、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在国内处于“准内战”的情况下，仅仅用了不到30年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切。
莫言所“揭露、抨击”的恰恰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这一切而艰苦奋斗的历史！从遍地黄赌毒匪黑霸到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钢铁巨人，正是中国老百姓用肩挑手拉的原始劳作方式干出来的！老百姓很骄傲，莫言们却满怀怨愤，充满着仇雠之气。
Wall Street赞美这样的文学，老百姓会赞美吗？
如果新中国历史真如莫言所描绘的那样，那早就如西方预言家所预言的那样“垮掉了”。
事实却是相反的，我们像中国大智慧预言的那样“一天天好起来”了。我们为着这样的目标艰苦奋斗，我们的目标完全实现了。这就是中国人自豪自信的底气！
三、社会发展，最困难的什么
社会发展，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精神蜕变。
人的精神蜕变的内涵是什么呢？
就是人不再被分为垄断者和被垄断者。彻底打破财富、文化、权利被一部分人垄断而另一部分人被剥夺的状况。社会不再被分为上层人和下层人，所有的人都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
只要人的精神不发生这样的蜕变，无论科技多么发达，生产力多么进步，人类社会都只会在战乱的怪圈中恶性循环。全人类共同的和平发展愿景只会停留在愿景之中。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揭示了俄国从来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和平只是作者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许。颂明在小说《走出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表现了这个主题。而莫言完全不理解托尔斯泰的灵魂却只是把托尔斯泰当作光环戴在自己的头上！可见人的精神蜕变有多么艰难
新中国为什么会稳步地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呢？
因为新中国完全实现人的精神的蜕变。
我们是怎样实现人的精神蜕变的呢？
这个过程是极其艰难曲折的，但我们的目标始终是清晰的：
首先，要完成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劳动群众知识化的转变过程。让人民都成为文化的主人。
其次，要彻底铲除滋生权贵阶级的社会基础。
第三，绝不允许出现政治山头。
基本上就这三条，而这三条又集中表现在“军队的精神面貌”上。军队的精神面貌就是一个民族人民精神面貌的缩影。全世界，只有中国做到了军队与人民的“鱼水深情”。而在旧中国，却是“兵匪一家”。
莫言的小说是怎样描写人民军队面貌的呢？
《灵药》就是莫言的代表作，“孙哑巴”就是莫言捏造的军人代表形象。
华尔街很欣赏，中国老百姓却不能容忍。
这就是西方鼓吹莫言，中国老百姓批判莫言的根本原因。
2025年11月1日星期一
二致《华尔街日报》：和平发展，考验人类智慧
尊敬的《华尔街日报》编辑部：
我已撰写并发表《莫言太不给华尔街面子了（简评〈华尔街日报〉褒赞莫言）》一文，望贵报予以关注。
撰写此文，旨在提请贵报共同思考一个关键问题。
贵报无疑是“华尔街牛”的代表。
贵报所象征的“华尔街牛”，其精神常被诠释为“力量、勇气与财富”。
力量，体现为资本的掌控；
勇气，暗藏资本的强势与扩张雄心；
财富，则是世人共同追逐的目标。
三者合一，构成了华尔街精神的核心逻辑——占有财富即意味着掌握力量、勇气乃至霸权。而“摸摸牛蛋”即可承袭此精神之说，更将这一逻辑升华为某种个人奋斗的信仰。
然而，此种“华尔街精神”究竟能为美国、为世界带来什么？
现实似乎已作出回应：美国社会内部裂痕不断加深，世界局势日趋动荡。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深圳的“拓荒牛”。其初始精神为“开拓、创新、团结、奉献”，曾激励一代建设者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将一座边陲小镇建设为国际现代都市。
如今，“深圳牛”精神更演进为：“敢闯敢试、开放包容、务实尚法、追求卓越”。
华尔街牛，彰显的是霸气与独占；
深圳牛，倡导的是奉献与共创。
而和平发展，方为全人类共同愿景。
人类能否实现和平发展？
又将如何实现和平发展？
这不仅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也检验着每一种价值观的真正底蕴与历史担当。
2025年11月1日星期六
三致《华尔街日报》：文学作品的镜像和文化引领作用
作者：颂明
尊敬的《华尔街日报》：
这是我第三次隔空与您交流。前两次我谈了两个话题：
一是“社会发展最困难的是人的精神蜕变”，我的观点是“没有人的精神蜕变，便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
二是“和平发展是人类的共同愿景，能否实现和平发展是对人类智慧的考验”。
今天谈第三个问题：“文学作品的镜像和文化引领作用”。
文学首先必须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
“首先必须是民族的”，意味着“文学如同一面镜像和一个灯塔：它既映照出社会的现实与面貌，又能发出光芒，引领社会前行的方向。”
《华尔街日报》是美国精英阶层的代表，我就以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为例，这正是兼具这两种功能的典范之作。
镜像作用：“镜像”作用指的是文学作品像一面镜子，忠实地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普遍的思想观念。
《汤姆叔叔的小屋》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19世纪中叶美国奴隶制的真实图景。它并非抽象地讨论制度，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和他们的命运，将奴隶制的残忍具象化。通过这面“镜像”，当时美国北方许多对南方奴隶制一知半解的读者，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看到”了其血淋淋的真相。
“引领”作用是指文学作品通过其情感力量和思想内涵，激发公众的情感共鸣与理性思考，从而推动社会思潮的转变和实际的社会变革。
激发道德情感与公众舆论：斯托夫人没有进行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讲述汤姆、伊莱扎等令人动容的故事，成功地将一个政治议题转化为一个触及人类基本道德和情感的人性议题。读者为汤姆的悲惨遭遇落泪，为伊莱扎的逃亡揪心，这种强烈的情感冲击，极大地激发了北方民众对奴隶制的道德反感，壮大了废奴运动的群众基础。
塑造文化认知与历史叙事：小说创造了“汤姆叔叔”这一逆来顺受的悲剧形象和伊莱扎这一奋起反抗的英雄母亲形象，这些形象成为了美国文化中关于奴隶制讨论的核心符号。它重塑了人们对这场斗争的认知，使得废奴不再是遥远的经济或政治辩论，而是关乎正义、家庭与信仰的迫切使命。
推动现实政治变革：传说在林肯总统接见斯托夫人时，曾称她为“写了一本书，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一轶事形象地说明了该书的“引领”力量。它作为19世纪最畅销的小说，为1860年代爆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舆论准备和道德正当性，直接助推了废奴运动的最终胜利。
这部作品深刻地证明，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仅是时代的记录者，更是历史的推动者。
反观莫言作品，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抨击诋毁“中国人民为彻底改变国家千疮百孔、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而进行的艰苦奋斗，以及人民从阿Q向国家主人翁精神蜕变的过程”。
这个过程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却是正义的、积极向上的；而在莫言笔下，成了“中国历史的至暗时期”。
当时中国人真实的精神面貌是怎样的呢？
颂明已经有文章说明：“英雄情结”是当时中国人的精神密码。人人学英雄，做英雄，视为国家贡献为荣，以为人民服务为自豪。当时人的家信、日记以及“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决心书甚至血书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包括莫言全家，都是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
当时中国人民在物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建起了八万余座水库。仅此一点，就奠定了国运的基础。仅以雷州半岛为例，雷州半岛如果不开挖青年运河，可能会有今天的发展吗？
像雷州半岛这样的例子遍及全国，如红旗渠，安徽舒城的龙河口水库等等，不胜枚举。而且，当时老百姓大都是自带工具、自带口粮、地方自发进行的水利工程。这种情况全世界能够找到第二例吗？
而当时西方世界在合力对中国进行反宣传。这些反宣传惊动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他为此两次访问中国，向西方世界正确解读了中国。
莫言文学对于中国当时社会的描写，其歪曲程度已经永远超过了当时境外对中国的反宣传。
“诸如莫言”的文学为什么在当时不被允许呢？
假如当时允许让此类文学作品大行其道的话，人心就会散了，人民不会有“英雄情结”而只会精神萎靡；我们国家就不会“一天天好起来”而会再倒退到民国去。
当时的老百姓也是绝对不会接受“诸如莫言”的文学。
现在我们为什么允许莫言文学流传了呢？
因为现在老百姓已经有了批判能力，我们的文化有了十足的自信心。即便莫言文学有强大的资本权贵做后台，也只会成为中国老百姓批判的靶子。我们称其为“反面教材”。通过批判反面教材，人们会更加了解新中国发展的历程。事实上，以莫言为代表的所谓“文化精英”，在文学修养、认知能力和写作水平上，已经远远低于一般老百姓了。
这种情况在全世界能够找到第二例吗？
希望您能够认真思考“这是为什么”？
2025年11月2日星期日
四致《华尔街日报》：莫言文学墙里开花墙外红的逻辑
作者：颂明
有个不争的事实，莫言的作品在国外大紫大红，却在国内不受“草根读者”待见，遭到了了来自民间的强烈批判。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莫言作品的墙里开花墙外红。
那么，莫言作品墙里开花墙外红的真正逻辑是什么呢？
自然也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答。
首先，我们来看看AI大模型的解答（见附录）。
AI解答的核心点就在于：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全球最顶级的文学奖项，其评审标准基于世界文学视野，不带有国内的文化预设，这为莫言作品提供了 “客观价值认证”。
其核心词是“世界文学视野”。
世界视野必定要有实际内容啊。否则“世界视野”就成了一个抽象的高大上“字眼”。
于是我又问了AI第二个问题：什么叫“世界视野”，世界视野衡量文学的标准与民族视野衡量文学的标准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AI同样做了回答（见附录）
其核心词是“世界视野”是锚定 “人类共通性”， 是“优先级”。结论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同时满足 —— 用民族的细节讲人类的故事，既扎根本土，又能走向世界。
透过AI绕口令般的概念迷宫之外，我们可以看到AI回避了文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民族文学怎样走向世界？
用两种生物作比喻就是：
——是以蟹奴的形式走向世界，还是以水熊虫的形式走向世界！
前者是失去灵魂，丧失自我；后者是吸取先进，使自己更强。
世界视野必须首先理解民族，而不是要求民族服从自己的“视野”！下面是颂明给出的莫言文学墙里开花墙外红的逻辑：
西方标准以“世界视野”自居；
莫言文学的本质首先是自贬的，而这种自贬得到了西方的赏识；
然后“返归国内”要求中国的民族文学按照西方的标准发展。
颂明逻辑的佐证就是
莫言声称自己文学源头：雪国和福克纳；
莫言宣称川端康成笼罩了中国文学20年，马尔克斯改变了中国小说格局；
有先锋作家公开宣称中国文学需要外国文学拯救；
莫言因此被树立为：中国文学新路标。
AI的答案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诡辩论的“逻辑自洽环”：
世界视野是高大上的“优先级”——民族文学服从世界视野（被认可）才能走上世界——而要走上世界就必须先突破“国内预设”。这个循环节就是“国内预设”。突破了“国内预设”才能走向世界，否则就是被边缘化了。
为什么说AI的答案是一个诡辩论的“逻辑自洽环”呢？
因为它回避了人类发展的一个做根本的问题：如何实现人类的和平发展？
和平发展是人类的共同愿景。这也是世界文学视野真正的关注点。
在以往的“世界文学视野”中，所关注的都是人类苦难的揭示以及人性的自私、贪婪。
问题是，如何才能够消除人类苦难而改变人性的自私、贪婪呢？
在新中国之前，“世界文学”对此无法理解。
当新中国成功找到了“消除民族苦难而改变人性的自私、贪婪”的道路和方法时，恰恰是西方由于惯性思维而不愿意面对，拒绝理解；于是，中国“消除民族苦难而改变人性的自私、贪婪”的历史就成了世界文学视野的盲点。
西方有一句名言形容在批判或否定某一事物时，不分青红皂白，将其中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一概而论地全部否定“泼洗澡水连婴儿一起泼掉”。
而莫言文学的“批判与揭露”并不是“泼洗澡水连婴儿一起泼掉”，而是把婴儿泼掉，留下了带有血污的洗澡水，没完没了地进行批判。
这种文学实际上是“否定婴儿而消费血污洗澡水”的文学。
“世界文学视野”只看到莫言在批判血污洗澡水而大加赞赏，而“莫言”的目的是通过批判“血污洗澡水否定婴儿”而获得个人的特殊社会地位和待遇。
尊敬的《华尔街日报》，我这样讲您能够听懂吗？
【附录一】AI解答“莫言作品墙里开花墙外红的逻辑”
颂明：
请你谈谈文学作品墙里开花墙外红的逻辑（比如莫言作品原来国内影响力不大，获奖之后国外的影响力反作用于国内）
某AI大模型：
这个观察很有意思，“墙里开花墙外红” 本质是外部权威认证反哺内部认知的传播逻辑，它并非文学独有，但在文学领域因文化和审美差异表现得更典型。
这种现象的核心逻辑可以拆解为三个层面，以莫言为例能更清晰地理解。
1. 初始阶段：文化滤镜与审美差异导致 “墙内不红”
国内读者和评论界对本土作家的评价，往往带着更复杂的文化预设和现实期待，这会形成一种 “审美滤镜”。
莫言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在 2012 年前虽有口碑，但部分国内读者认为其 “乡土叙事” 过于沉重，或 “语言风格” 晦涩，与大众主流阅读偏好有距离。
国内文学市场更倾向于贴近当下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或情节更易代入的通俗文学，莫言的作品在传播广度上存在天然门槛。
2. 关键转折：外部权威打破信息差，建立 “价值锚点”
当作品在海外获得认可，本质是获得了一个中立且高权重的 “价值锚点”，这个锚点能打破国内的审美分歧和认知惯性。
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全球最顶级的文学奖项，其评审标准基于世界文学视野，不带有国内的文化预设，这为莫言作品提供了 “客观价值认证”。
海外媒体的持续报道、学术机构的研究解读，会形成 “信息增量”，让国内读者意识到 “原来这部作品在国际上有这样的意义”，从而重新审视其价值。
3. 反哺阶段：外部热度转化为内部传播动能
外部的高关注度会触发国内的 “从众效应” 和 “补课心理”，最终推动作品在本土的走红。
出版社借机加印、媒体集中报道、学校和书店将其列为推荐读物，形成 “传播闭环”，原本的阅读门槛被 “获奖光环” 抵消。
国内评论界也会调整视角，从 “本土作家” 的单一维度，转向 “世界文学中的中国声音” 这一更高维度进行解读，进一步丰富作品的价值内涵，吸引更多读者。
【附录二】
颂明：
什么叫“世界视野”，世界视野衡量文学的标准与民族视野衡量文学的标准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AI:
“世界视野” 是用跨越单一民族、文化或地域的普遍性视角，去审视文学作品的价值，核心是看作品能否突破本土语境，与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产生共鸣。
要理解两种视野的本质区别，关键在于把握它们衡量文学价值时的 “核心锚点” 不同 —— 一个锚定 “人类共通性”，一个锚定 “民族独特性”。
核心标准：人类共通体验 vs 民族文化特性 这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决定了评价文学作品时的优先级。
• 世界视野：优先关注作品对 “人类共通体验” 的表达。比如生死、孤独、爱与背叛、对自由的追求、对苦难的抗争等，这些无需文化背景铺垫就能被全球读者理解的情感与命题。莫言作品中的 “饥饿”“人性挣扎”，即便海外读者不熟悉中国乡土细节，也能感受到其中的生命张力。
• 民族视野：优先考察作品对 “民族文化特性” 的呈现。比如是否准确描绘了本民族的历史传统、生活方式、语言风格、社会矛盾，能否成为民族文化的 “镜像”。例如，国内读者评价某部乡土文学，会更在意它是否还原了特定地域的民俗与时代记忆。
评价维度：超越语境的共鸣 vs 本土语境的深度 两
者对 “语境” 的态度不同，导致评价时关注的维度有明显差异。
• 世界视野：追求 “超越语境的共鸣”，不要求读者熟悉作品背后的本土文化。它更看重作品用文学手法（如象征、隐喻）将本土故事转化为 “可移植” 的人类经验，比如马尔克斯的 “魔幻” 不仅是拉美风情，更是对人类命运无常的普遍隐喻。
• 民族视野：强调 “本土语境的深度”，认为作品的价值离不开其扎根的文化土壤。评价时会更关注细节的真实性（如方言使用是否地道、历史背景是否准确），以及作品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或反思意义，这些往往需要本土读者才能精准感知。
价值指向：文学的普遍性意义 vs 民族的文化身份
两者最终希望通过文学实现的价值目标不同。
• 世界视野：指向 “文学的普遍性意义”，旨在通过不同民族的文学，找到人类共同的精神联结，推动跨文化理解。它把文学视为 “世界语言”，看重作品在全球文学对话中的贡献。
• 民族视野：指向 “民族的文化身份”，希望通过文学记录、表达本民族的独特性，强化民族内部的文化认同，同时向外界展示民族文化的魅力。它更强调文学作为 “民族名片” 的作用。
简单来说，世界视野是 “从人类看民族故事”，民族视野是 “从民族看人类故事”，两者并非对立，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同时满足 —— 用民族的细节讲人类的故事，既扎根本土，又能走向世界。
2025年11月3日星期一
五致《华尔街日报》：老百姓成了国家的主人之后
作者：颂明
莫言曾经说过：“30年除了饥饿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
莫言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认可。一段时间以来，网络上充斥五花八门的“喊饿现身说法”。
说句实在话，能不能解决“饿饭”问题，的确是新中国所面临的第一个大难题。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是落后的农耕方式，地域差别巨大，有的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原始生产方式，劳动力缺乏，土地贫瘠，水利设施落后且处于破败之中，缺乏良种，抗御自然灾害能力低，华北平原、东北平原、西北内陆地区及滨海地区一些地区土地盐碱化程度高尤其是黄河故道。最关键的就是劳动力素质低，奴性、迷信、自私。
当时全世界几乎没有人相信新中国能解决好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包括国内精英层的很多人，这一点恐怕《华尔街日报》是再清楚不过了。
从这一点来说，莫言的话起码有一半是对的，“饥饿”在中国是一个普遍、长期的社会现象。
莫言所说的“其余都是假的”那一部分究竟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北京城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10大建筑是假的吗？
大庆油田是假的吗？
大寨现在有人说是假的，可是假如没有“三战狼窝掌”，治理“七沟八梁一面坡”，大寨会有现在这么多良田吗？生产能发展起来吗？
攀枝花是假的吗？
八万多座水库是假的吗？
青蒿素是假的吗？
杂交水稻是假的吗？
南京长江大桥是假的吗？
“两弹一星”是假的吗？
所以，除了莫言说的“饥饿”是真的以外，还有一个是真的，那就是中国人民在饥饿的状态下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从“东亚病夫”华丽转身为“钢铁巨人”的艰苦奋斗的历史也是真的。
我在举个例子，印度建国比咱中国早，印度直到现在还没有把一个“厕所”的问题解决好。
旧中国在这方面和印度一样，也是习惯于“随处大小便”。北京旱厕的例子我说过了，现在再说上海，就是上海这样的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大都市，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人们还普遍有在路边靠墙小便的陋习呢！
新中国从扫除文盲，除四害、讲卫生开始，一步步改变着中国的面貌。曾经一盘散沙的民众，进入新中国之后变成了只要政府一声号召，人民群众立马闻风而动。很多时候都“动过头”了。比如“打麻雀”差点把麻雀打灭了种，政府说要钢铁挂帅，全国一下子竖起了无数小高炉，老百姓把锅砸了也要送去炼铁。再举个例子，我们厂医院有个工会主任，是家中唯一念过书的，在旧中国，他的两个叔叔为躲壮丁都自残了。抗美援朝时征兵，断了中指的叔叔却把他送去参军入伍了，要他保家卫国。
1963年，“三年饥荒”刚过，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得到的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全国范围的“学雷锋”热潮几十年不衰，余波至今。
中国老百姓这是咋了？只不过是换了个朝代而已，国家的号召力、执行力，老百姓的行动力怎么一下子就变那么强了？
这里的奥秘就是“老百姓当家做主人了”，他们都不拿自个当外人了，认为国家的事就是“我”的事，我必须得把他办好！
就拿眼前来说吧，莫言在全世界得了那么多文学奖，国内的权威、精英把他捧得那么高，可是老百姓一看到《颁奖词》，再看看莫言小说，基本上都是在诋毁新中国的，《灵药》还指名道姓污蔑武工队。那老百姓就不干了，自发地起来批判了。
按说莫言写小说碍着老百姓啥事了？你不喜欢不看不就得了。
可老百姓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觉得这文化的事是国家的大事，我怎么说也是国家的主人啊，这事我得管。于是纷纷起来批判，抵制。
过去说战争伟力之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现在经济建设的伟力，民族文化的伟力同样也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民众有了自觉的国家主人翁的意识，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能像中国老百姓这样，真把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了？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
2025年11月4日星期二
六致《华尔街日报》：莫言、乔其莎和张麻子
作者：颂明
昨天在打这篇文章的腹稿时，突然灵机一动，写了一篇相声。
颂明相声、莫言、乔其莎和张麻子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呢？
这就是本篇文章的主题。
莫言为什么写作，莫言在多次演讲中做过阐述，大致有为了吃饺子、为了穿四个口袋的衣服（当干部）、为了买手表和皮鞋、为了讨好石匠的女儿。
用文辞概括起来就是为了谋生、升官、发财和取悦异性。
这就让人不禁想到了法国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曾在书信中留下过类似比喻：
"每位作家内心都住着一个妓女，而我们必须在她卖身时假装视而不见。"
这个比喻反映了福楼拜对文学商业化、创作自由与物质需求之间冲突的深刻洞察。在19世纪法国文学界，随着出版业的发展，作家首次面临大规模市场需求的冲击，福楼拜对此既抗拒又无奈。
还有另外一位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她在一次访谈中曾说：“如果我不是作家，我会成为一个妓女。”
这句话并非字面意义上的职业选择，而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隐喻，典型地体现了杜拉斯的风格。
这个比喻的核心含义与之前提到的福楼拜的比喻有相似之处，但更加个人化和激烈。它主要被解读为：
关于“出卖”。作家和妓女一样，都是在“出卖”自己最内在、最私密的部分——对于作家而言，是她的情感、记忆、思想和灵魂。杜拉斯的写作常常是高度自传性的，她将自己的生活、激情与痛苦赤裸地展现在文本中。
关于“交换”：这是一种以内在自我与外部世界（读者、市场、名声）进行的交换。无论是稿费还是名声，都是一种交易
关于“自由与冒险”：杜拉斯也将这两种职业都视为存在于社会常规边缘、需要巨大勇气和独立精神的生存方式。它们都涉及某种形式的冒险和对传统道德的逾越。
上述言论的本质是批判文学商品化而非对性工作者的贬低。
与此相关联的还有让-保罗·萨特（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在战后的历次斗争中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对各种被剥夺权利者表示同情，反对冷战。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探讨过作家与社会的特殊关系。
乔治·奥威尔（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他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做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乔治·奥威尔1903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公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20世纪30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派系（第四国际）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因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从事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50年，死于困扰其数年的肺病，年仅47岁。）他在《我为什么写作》中剖析过创作动机的复杂性。
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美国作家，也曾犀利评论同行对名利的追求。
我不惜大篇幅引用了世界作家的资料，意在说明，无论这些作家如何理解作家职业的性质，他们的作品都是忠于当时本民族真实生活的，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内心对于作家的“出卖、交换”都是持批判态度的。
而在“出卖与交换”上，莫言可以说是做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莫言与他们的经历与社会地位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莫言的童年并不是像莫言本人描述的那样是“极其痛苦”的而是相当幸福的。莫言出身于大队会计之家，几个叔叔都是生产队长和供销社干部，哥哥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他们全家都是当时的积极分子或党员。
莫言个人的人生道路可以说是一路顺风、平步青云——小学因过分顽劣遭开除，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个例，莫言却将原因虚构为“因为中农成份而被开除”。被学校开除之后丝毫没有影响到的莫言个人的发展，通过关系他进了棉纺厂当工人，继而入伍、提干、入党、保送大学读书直至成为作家。
莫言成为作家明明是家乡（包括家人）和部队帮助、培养的结果，他却说自己原来根本不会写小说，是从福克纳大叔哪学到了“小说四字诀”，又说文学潜能是被《雪国》中那段精彩描写唤醒的，还令人匪夷所思地以《感谢那条秋田狗》作为书名确认此事。
从社会地位上说，莫言并不是西方国家的自由作家，而是担负着民族文化建设、引导国民精神文明责任的“体制内党员作家”！
而莫言为了“出卖和交换”，不惜污蔑诋毁先烈、抹黑人民为当家做主人，改变国家面貌而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历史！
像《丰乳肥臀》中“比土豪劣绅还土豪劣绅的土改专家”、“乔其莎和张麻子”、“孙哑巴”以及《灵药》中的武工队形象完全是莫言为了政治攻击的目的捏造的形象！
国家和人民给了莫言优越的成长条件以及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然而莫言为了“出卖和交换”，却令人发指地虚无历史、污蔑先烈和人民群众，腐蚀青少年、败坏社会风气、搞乱文化和教育，尊敬的《华尔街日报》，您说，老百姓可以接受吗？！
2025年11月4日星期二
七致《华尔街日报》：德不配位 危如累卵
作者：颂明
本文开篇，先和您谈谈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和共产党的感情那么深。
颂明不党不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而且还是个比较落后的群众。我和新中国是同龄人，一直生活在基层，亲眼看到了共和国成长的过程，完全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威信那么高。
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从来没有见过哪个政党对自己的党员和干部要求如此之严格，从革命战争时期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新中国30年要求与群众打成一片，到农村工作要自带干粮，访贫问苦，同吃同住同劳动，解放初期干部下乡吃饭借老百姓家锅灶做饭还有给柴火钱，要给老百姓挑水。他们可不是说说，而是真心实意地这么做的，那时候对干部“贪污腐化”现象惩罚得特别严厉，在老百姓看来是党的眼里容不得沙子。
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封建社会国家，形成了一套最完整而根深蒂固的官僚体系及腐败的官场文化，旧中国人的素质较低，“官僚崇拜”成了劣根性，尽管党对干部的教育和纪律那么严格，还是有人会搞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举个具体的例子，莫言小说中把“工作队下乡”描写成好像去“下种”的。这就是把干部腐化的个案扩大化、普遍化表现的一种手法。
一旦出现带有倾向性的背离党的方针、路线的现象时，党就会进行“普遍的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也就是现在被某些势力重点攻击的“运动”。
其实老百姓最清楚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是老百姓最深恶痛绝而受到伤害最直接、最大的。党在集中整顿党内作风时，总会让人民群众参与其中，给基层干部最直接的监督。也举个具体的例子说明：
从1959年开始，出现了普遍的“浮夸风”现象，为了防止这种不正之风蔓延，1959年4月中央发出了直接到达生产小队的《党内通讯》，明确指出了浮夸风的根源要求全民抵制，但这封信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执行，依然出现了“信阳事件”。中央在接到群众举报之后，立刻组成了高规格调查组，调配粮食、医疗用品进行救灾并严肃处理违法乱纪的干部。而且于1960年开展了反五风运动，专门针对浮夸风、官僚主义等顽劣风气的。
运动使干部受到了冲击，可能有“过头”的现象，但是老百姓对浮夸风、官僚主义有气啊！老百姓知道是下面这些“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
老百姓还看到了党是全心全意为了民族强盛的。我们国家是个农耕国家，不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的转变国家是没有前途的。老百姓都知道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钢铁是工业化的基础。1958年党提出了“钢铁产量15年赶上英国，50年超过美国”的钢铁发展战略规划。当时几乎整个知识精英界对这个规划都是不相信的。我就亲耳听到中学教师私下议论：“你发展人家就不发展了？就算人家不发展在那等着你，100年也赶不上英国。你煤炭呢？电力呢？工程师呢？”请说句实话，美国当时相信这个规划能实现吗？
精英层不理解，老百姓积极性高，于是就出现了“盲目性”，全国一窝蜂建小高炉，这里有复杂的原因，现在看来基本上就是这些。尽管出现了这样的“盲目性”，这个“15年赶上英国，50年超过美国”的战略还是圆满实现了。实践证明这个战略完全是正确的！
58年大跃进已经被“黑化”至今还在被嘲笑，而历史的真实是1958年正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转折点。
最让老百姓信服的是，那些真正的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守初心，不变本色。比如一些受到冲击的老党员下放到基层劳动时，还是千方百计地为老百姓办实事，和老百姓一起抵制基层干部的官僚主义、瞎指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中国的老百姓对党是无比信任的，而对官僚主义和干部腐败是深恶痛绝的。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底子这么薄弱，这么复杂的社会矛盾，党能够把国家治理得这么好，老百姓和党的感情怎么能不深呢！
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到底是谁在真心实意拥护党，谁在阳奉阴违嘴上一套实际一套地使坏水，老百姓一本清账！
像莫言这样地位显赫文化干部却在公然与党的文艺方针唱反调，老百姓早就不满了。他们德不配位，危如累卵！
2025年11月5日星期三
八致《华尔街日报》：无论什么立场，不学无术都是站不住脚的
作者：颂明
有一种扩张叫文化扩张。
无可否认，在过去400年的时间里，西方文化的扩张取得了巨大成功。回顾西方文化的扩张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从16 世纪起，欧洲列强开始殖民扩张，将西方文化带至美洲、非洲和亚洲。例如，基督教传教士在世界各地建立教堂和学校，传播西方宗教和文化价值观。
二、工业革命后的加速传播：工业革命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大幅提升，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强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创造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现代观念，这些观念随着西方的经济扩张和殖民统治向世界传播，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逐渐形成。
三、现代全球化传播：20 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西方文化借助现代传播媒介迅速扩散。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等西方媒体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社交媒体、流媒体服务等也成为西方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
进入20 世纪以后，西方文化扩张除了战争伴随之外，主要有以下方法：
文化产业输出：以美国为例，好莱坞电影是美国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通过精彩的剧情、先进的特效技术吸引全球观众，在电影中潜移默化地传播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等。迪士尼公司不仅推出大量受欢迎的动画电影，还在世界各地建立主题公园，将美国的文化元素融入娱乐体验中，同时通过制作玩具、图书、电子游戏等周边产品，进一步扩大文化影响力。此外，法国的电影业、时尚产业，德国的出版业等，都通过各自的文化产品向世界传播本国文化和价值观。
语言推广：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西方国家通过多种方式推广本国语言。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帮助全球各地的英语爱好者学习现代英语，浸染美式文化与价值理念。
国际新闻与媒体传播：CNN 和 BBC 等国际新闻网络覆盖全球，它们以西方视角报道国际新闻，传播西方的价值观和理念。此外，Netflix 和 YouTube 等流媒体服务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推动了西方影视作品和生活方式的传播，让全球观众能够更便捷地接触到西方文化内容。
教育交流：西方国家的高校凭借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学术研究成果，吸引了大量国际学生。这些学生在留学过程中接受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文化熏陶，回国后往往会将西方文化的元素带回本国，促进西方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同时，西方国家还通过文化交流项目、学术研讨会等形式，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互动，传播西方文化。
战争时期：文化扩张服务于战争动员与殖民统治。冷战时期：文化扩张成为意识形态对抗的核心手段。冷战的 “非热战” 属性，让文化扩张成为东西方阵营对抗的关键战场，意识形态色彩达到顶峰。其目的就是构建起 “文化霸权”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和发展模式的影响力扩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将中国视为对其意识形态和制度的 “挑战”，对抗性显著增强。美国政府多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中国定位为 “系统性竞争对手”，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与西方的 “自由民主” 价值观存在根本差异，且这种差异已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 “威胁”。中国的崛起推动全球权力格局向多极化发展，部分西方国家不愿接受这一变化，试图通过意识形态对抗来遏制中国，维持其长期主导的国际秩序。 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始终坚持不输出意识形态、不搞制度对抗，主张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而部分西方国家将意识形态差异政治化、战略化，甚至将中国视为 “假想敌”，本质上是冷战思维的延续，也不符合全球化时代各国互利共赢的发展需求。
文化扩展的过程中必定要在本土寻求代理人。莫言声称自己的文学天赋是被《雪国》中一段精彩的描写唤醒的，当时国内媒体以《高密东北乡源自雪国》对此加以报道。莫言还声称是受过10位诺奖大师的影响，连写个剧本也是在莎士比亚故居发过誓的结果，莫言并以此写诗歌引以为自豪。
莫言文学作为西方先锋文学“本土化”的代表，同时被这个文化圈子奉为“旗帜”和“精神领袖”而大肆鼓吹、长盛不衰，并被当作了中国文学的“新路标”。然而，无论什么立场，作为“代表人物”，起码得有真才实学才能够站住脚。就莫言来说，大量证据显示他是个明明白白不学无术之人。比如，莫言说是受10个诺奖大师影响，却不识ABC，而且从来没有靠谱地解析过任何一篇外国文学作品。被封为“文豪”，却不懂汉字六书、不懂传统诗词、连起码的民俗也不懂（写“莫言福”与传统口彩文化相悖），甚至连《夜雨狂歌答沈二》字面上都没读懂就信口开河胡乱解析，这次“莫言惠州天下征联”且不说上联水平不高，还闹出了一等奖下联是抄袭了半截古联，驴唇不对马嘴根本对不上的“天下大笑话”。
我们中国是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把这样一个完全没有文化底蕴只会满嘴跑火车的三流写手推出来作为“先锋文学”的领袖，不是自取其辱吗？
2025年11月6日星期四
九致《华尔街日报》：中国草根的写作底气
作者：颂明
尊敬的《华尔街日报》：
我想请教一下，自《华尔街日报》创刊以来，可曾有过一位国外的草根读者，连续撰写10篇评论与贵报讨论同一个问题的先例？
然而，如今这样破天荒的事情，就发生在您的面前。
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一个中国读者身上呢？
请允许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颂明，是一位年近耄耋的电厂退休工人，原始学历为“老三届”初中生。
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养，除了得益于家庭教育的熏陶，最主要的是在工厂接受了系统教育。
在我们那个年代，工厂就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校。我们学哲学、学文化、学技术，工厂里设有从业余学校、中专到业余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还有各类临时培训班和学习班。
坦白地说，我并不是一名优秀职工。用中国的俗话讲，我属于那种“掉进人堆就找不着”的普通人，普通到不能再普通。论水平，在老百姓当中也属于垫底的。这绝不是谦虚。我们工厂里人才济济，各方面的人才应有尽有，水平都很高，我自愧不如。
但我也有自己的长处：首先，我有自知之明，懂得自我反省，从不文过饰非，而是闻过则喜、知错就改。这一点我问心无愧。
其次，我的写作训练师出有名，是经过系统培养的。
必须说明的是，尽管我的写作训练有渊源，但我并不是一个好学生。这一点我深感惭愧。今天之所以提及，主要是希望您了解与您讨论问题的作者的基本情况。
我自诩为“资深读者”，因为我自认为读书不少，涉猎广泛——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历史、教育学、心理学、性学、自然科学常识等，几乎没有我不感兴趣的领域。
我最怕出名，因为先父曾告诫我，说我“品德不够，小聪明有余”，一旦出名发财，可能就会招致人生灾难。他说：“若不能为国家效力，就夹紧尾巴做人，自食其力最好。我绝不能容忍我的子孙危害国家。”我深以为然。
2016年，在瑞安兄的鼓励下，我创作了长篇小说《卷地风雷》。先父读后欣慰地说：“有点样子了，可以继续写下去。”
我写《卷地风雷》，是因为看到莫言的小说纯属胡编乱造，缺乏文化底蕴，认知水平低下，却带有明确的攻击性。在我看来，莫言的写作水平远在颂明之下。盲目吹捧莫言这样不学无术、沽名钓誉的三流写手，实在是对文学的亵渎，对文坛的侮辱！
我本希望通过小说能让莫言有所反省，但他却怙恶不悛。这是我无法容忍的。在确认自己写作全无个人名利之心后，我才放手去写。我一再强调：批判莫言，与人为善。一旦莫言自我反省，颂明便烟消云散；但如果颂明出手批判，莫言将毫无回旋余地。我能写到让莫言怀疑人生。
颂明是在说大话吗？
绝非如此。我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我有写作的底气。
我的写作底气从何而来？
我的文章学习的是“毛体”。再次强调，我不是好学生，未能学到毛体精髓之万一；但我自信，这已足够批判莫言。
毛体文章有何特点？
首先，学习毛体需具备一定的真才实学。毛体文章博古通今、博大精深，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信手拈来、纵横开合。没有这样的功底，难以学习毛体。
其次，毛体以辩证法直面现实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绝不空谈；不仅要指出问题，还要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第三，毛体言必有据，绝不凭空臆测，分析严谨，抓住事物内在联系，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
第四，绝不为个人名利写作，只为天下苍生，推动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因此具有浩然正气，以及压倒一切而不被一切压倒的高屋建瓴、排山倒海之势。
第五，语言晓畅、文字生动、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以理服人，绝不强加于人。
根据我的浅显理解，大致就是这五点。颂明写作，无不以此为标准自我衡量。这就是我的底气所在。
2025年11月7日 星期五
十致《华尔街日报》：新中国的事业是人类的正义事业
作者：颂明
尊敬的《华尔街日报》：
本篇是与您探讨莫言问题的终章。
中国人写文章讲究“首尾呼应”。在此，我将整个事件的脉络再梳理一遍：
贵报曾给予莫言至高无上的评价，将他与威廉·福克纳、查尔斯·狄更斯、弗朗索瓦·拉伯雷等西方文学巨匠相提并论——这一对比并非简单的风格类比，而是对莫言文学高度的肯定。福克纳以“约克纳帕塔法县”构建了美国南方的文学宇宙，擅长以意识流与南方哥特式风格剖析人性与历史；狄更斯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百态，兼具社会关怀与叙事张力；拉伯雷则以荒诞幽默的叙事揭露中世纪教会的虚伪，充满狂欢化色彩。而莫言的创作既吸收了这些西方经典作家的艺术养分，又深深扎根于中国乡土文化土壤，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风格。
然而，在中国读者看来，莫言在迎合西方审美方面，的确独树一帜。莫言在美国时，称福克纳为他的“写作导师”，认为自己学到了福克纳“胡说八道”的创作方法（详见《福克纳大叔，你好吗》演讲），甚至认为在这方面比福克纳更为高明。莫言在日本时，则称自己的文学天赋是被《雪国》中那段精彩的“秋田狗舔着热水”的描写所唤醒，明确表示那段描写是照亮他文学道路的灯塔，并以《感谢那条秋田狗》为书名将此事树碑立传（详见《在京都大学的演讲》及《感谢那条秋田狗》）。
瑞典文学院终身秘书彼得·恩隆德（Peter Englund）——这位在国际文学评价领域具有极高权威性的学者，曾向《华尔街日报》坦言：“只需读半页莫言的作品，就知道是莫言写的。”这一评价确实精准点出了莫言创作的高度辨识度——其作品具有明确的政治攻击目标，思维极端、文字粗鄙，充满仇雠之气，而缺乏文化的含金量。
我们得感谢《颁奖词》的坦率，它为莫言小说作出了准确定性——
He is more hilarious and more appalling than most in the wake of Rabelais and Swift — in our time, in the wake of García Marquez. His spice blend is a peppery one. On his broad tapestry of China’s last hundred years, there are neither dancing unicorns nor skipping maidens. But he paints life in a pigsty in such a way that we feel we have been there far too long. Ideologies and reform movements may come and go but human egoism and greed remain. So Mo Yan defends small individuals against all injustices – from Japanese occupation to Maoist terror and today’s production frenzy.
然而，《颁奖词》中所说的“程式化宣传”，恰恰是中国人民从“一盘散沙、一穷二白、文盲遍地、黄赌毒泛滥的‘东亚病夫’，转变为坚如磐石、人民当家作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钢铁巨人”的历史写照。
无论莫言如何以文学手法将这段历史描绘成“除了饥饿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至暗时期”，都无法改变新中国日益向好的铁一般的事实！
为何在全球范围内，只有新中国能够一天天好起来？
因为新中国所从事的事业，是人类正义的事业——是致力于稳定与和平发展的事业。
和平发展才是人类共同的愿景。
没有和平发展，就谈不上人权、自由、平等与幸福。
人类文学不可能脱离人类的发展而独立存在。
新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为全人类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借鉴，带来了希望。
新中国绝不强加于人，即便我们未来再发展，也永“不称霸”。我们所追求的，是各民族和谐共处、和平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华尔街精英的喉舌，希望贵报能够理解新中国和平发展的立场。
向您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一个中国公民
2025年11月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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