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笔记

　　国内通行的唯物史观，实际上还是沿袭斯大林所规定的对认识和解释历史毫无效用的理论范式。例如这种观点：人类社会是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序，按部就班地演进的。又如为了坚持他们之所谓“唯物论”而对生产力决定论的发扬。

　　我虽然没有像法学院的同学那样言必称美国，但是对前苏联这种老掉牙的理论范式也看不上眼。那时候我就感觉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一致，而是辩证的关系。人类历史并不是教条主义者们在实验室里，在相同的环境下以标准的办法制造出来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俄国革命在发展的形式上和顺序上表现出了特殊性。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迫使落后的俄国跨越了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不仅俄国革命如此，整个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不平衡的、交织着多种形态的过程，可能跳跃前进，可能停滞不前。归根到底，除了地理因素之外，不同文明的交往对于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一篇叫《论牵引超越》的论文上，我了解到就不同文明而言，落后文明的旧形式与较高文明的交往，有三种可能性：

　　（1）落后文明将加速其原有的发展趋势，但没有实现超越原先发展阶段的发展；

　　（2）落后文明跨越一个以上的发展阶段，达到牵引它的较高文明所处的发展阶段。例如中国历史上不乏处于奴隶社会甚至是原始社会的少数民族受汉族影响而封建化的例子；

　　（3）落后文明中的某些特殊因子与较高文明的先进形式结合，从而孕育出一种混血文明，它不但高于原先的发展阶段，而且在某些层次上超越了牵引它的较高文明。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新型的文明。例如，蛮族社会与古罗马社会的结合，产生了高于两者的封建社会。

　　落后文明与较高文明的交往，将改变落后文明原有发展趋势。与此相反，长期处在孤立状态的文明，可能会停滞甚至灭亡。古代埃及和中国尽管创造出极其灿烂的文明，但由于地理环境特殊，缺乏与异质文明的交往，因而导致长期停滞。

　　结合托洛茨基的理论，我认识到，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文明系统内部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落后文明在先进文明的牵引下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了新的质后，这种新质仍然会与旧质保持某种连续性。在任何一个时间内，社会的新旧质同时存在且相互斗争。社会是以次生的、再生的形式，即非典型的形式存在着的。

　　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无论就人类社会的整体而言，还是就它的子系统而言，其演进都不是整体性的，而是以部分质变的方式进行的；是一个连续的、不间断的过程。

　　既然人类社会的演进是一个不平衡的、交织着多种形态的过程，可能跳跃前进，可能停滞不前。那么，决定一个社会或飞跃，或停滞，或走此路，或走彼路的原因何在呢？

　　这个问题似乎有点多余，因为每个中学生都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然而，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直接的吗？而且，生产力本身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单纯的技术积累，抑或地理环境决定？

　　这个问题颇有点民科的色彩，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发展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就必须承认苏联“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观点。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率先发生的变革，多半不是在中心地区的、富裕的、传统的、板结的社会，而是在边缘地区的、原始的、贫穷的、适应性强的社会。

　　人类学告诉我们，原始人很早就了解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但是，为什么在经过了漫长的数千年后，人类才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

　　这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狩猎能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原始人缺乏实行农业革命的动力（另一原因是，可以栽培的植物和可以驯养的动物为数较少）。

　　然而，更新世未期的气候剧变，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人类为了适应这一情况，不得不利用所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来生产食物。

　　在人类转变为食物生产者之后，农业革命的传播，跟当时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无关，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决定。

　　在森林地区，如长江流域和美国西南部，由于没有铁器，农业出现得晚些。当地丰富的食物资源也成了拒绝采用新技术的原因之一。

　　在欧亚非大陆，当地提供了丰富的物种资源，人类找到了可以提供肉类、奶和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

　　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他们能够栽培苋属植物、接骨木、向日葵等，但它们的产量很低，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起不了重大影响。

　　可以设想，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植物的地区。

　　在中国历史上，秦帝国勃起于西陲，清王朝龙兴于白山黑水。在世界历史上，新古典文明发源地是当时落后的边缘地带即欧洲、中国、印度，而不是在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中东。资本主义的源头也是岛国英国，而不是远为富足的中国或其它中亚大国。社会主义是在落后的中、俄等国，而不是在发达国家中建立的。

　　如果说发展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就必须承认，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也能逐渐发展起资本主义。

　　如果说发展直接依赖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我们就必须承认，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资本主义这个人类社会必经的历史阶段，因而必须倒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

　　主席在评论苏联教科书的时候就反对这种观点，他说，从世界的历史来看，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不是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以前，而是在这以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以前，而是在这以后。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说，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简单的协作就创造了一种生产力。手工工场就是这样一种简单协作，在这种协作的基础上，就产生了资本主义发展第一阶段的生产关系。手工工场是非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了一种改进技术的需要，为采用机器开辟了道路。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

　　而按照当前流行的观点，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再能够容纳新的生产力的情况下的自我否定。

　　“一种生产关系在其全部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消失的”应该如何理解？“全部潜力”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封建社会水利建设已经达到了极致，不再能够开垦新的土地，种子也不能改良了呢？当然不是，也就是潜力还是存在着的──尽管如此，封建社会还是终结了，它无法与新的生产力所具备的效率优势相抗衡，地主阶级无法与资产阶级竞争。纺织厂打败小作坊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它雇用了无产阶级，而在于它使用机器甚至机械动力。至于资本主义的“全部潜力”，我想永远也发挥不完，那么，难道无产阶级只好认命，世世代代当牛作马？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表述本质上是一个没有主语的病句，因为生产关系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的关系，而是与生产资料和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和分配财富等方面的关系。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本质上不过是人们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提高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具体的人们始终是历史的主体和动力。因此，在本质上只有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阶级利益规定着特定的生产力水平下的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这个无主体的抽象物自己规定应该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不是生产力胀破生产关系的产物。──这是被至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史明白无误地证明了的。什么意思呢？例如封建社会中，家庭生产基本上就能够满足生产的需要，请问，这种生产力水平要求地主阶级的存在吗？或者说是不是这种生产力水平下没有地主阶级，该社会就无法存在和发展呢？我想谁都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同样地，谁能说发电厂这样的生产力需要资本家才能存在和运转呢？当然也不是。也就是说，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自身的要求，而是与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斗争的产物。从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用公有制方式来组织现代生产力的一种手段而已，只不过是对私有制与现代生产力的历史延续的否定。是无产阶级掌握现代生产力而不是资产阶级控制现代生产力的一种方式。

　　地主阶级的存在只不过是奴隶制在新的生产力中的发展，是因为剥削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位没有被改变的“自然的延伸”。同样地，资本主义的出现也是新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中的发展。不是现代生产手段要求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借助国家的力量控制了现代生产手段而已。现实的生产关系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相结合的产物。发电厂这种生产力一定需要一系列的将劳动者组织在一起的方式，但是这种生产力的所有制形式不是它自己规定的，而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强制力控制这种生产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的产物。

　　资本主义制度决不是现代生产方式自身的要求，它无非是现代生产力与私有制的历史的结合而已，只不过是私有制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新的生产方式被私人统治的延伸。绝不存在现代生产方式需要被私人统治的那种必要性。因此，根本不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补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必须等到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之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读了几本人类学专著，包括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做了一些摘要。原始人很早就了解植物生长的基本原理，但是，经过了漫长的数千年后，人类才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这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狩猎能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原始人缺乏实行农业革命的动力。然而，更新世未期的气候剧变，破坏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由来已久的平衡。人类为了适应这一情况，不得不利用所掌握的有关植物生长的知识，来生产食物。

　　农业革命的传播，完全由极其多样的当地环境决定。在森林地区，如长江流域和美国西南部，由于没有铁器，农业出现得晚些。当地丰富的食物资源也成了拒绝采用新技术的原因之一。在当地所提供的物种资源方面，欧亚非的民族找到了可以提供肉类、奶和羊毛并可作驮畜的各种动物。而美洲印第安人则没有获得类似的动物，他们能够栽培苋属植物、接骨木、向日葵等，但它们的产量很低，对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起不了重大影响。

　　可以设想，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舒适地存在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而且，即使当这种变化到来时，农业也只能发生在那些能找到适于栽培植物的地区。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发展是有地理的先决条件的。

　　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不但决定它的发展趋势和水平，还影响它的民族性格。正如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泛滥不可预知、来势凶猛，从而促成了苏美尔人的不安全感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可以预知、势头平缓，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第三个文明，即希腊文明取得非凡成就的另一个原因是城邦的出现，这与希腊的临海多山的地形有关。

　　不过，埃及文明及希腊文明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完全归因于地理环境。埃及文明的出现，受益于苏美尔人的影响。在贸易过程中，埃及人了解到苏美尔文明，深受激励，使某些已在他们的流域地区产生影响的力量加速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了文明的早日到来。希腊文明也得益于与其他文明的交往。公元前三千纪初叶，克里特的新石器文明已经建立很久了。小亚细亚或叙利亚的外来移民带着新技术来到这里。克里特岛人与外界的距离近到可以受到来自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影响，但又远到可以无忧无虑地保持自己的特点。这使他们的文明成为古代世界最优美、最有特色的文明。

　　因此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不同文明的交往是发展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仅仅在文明系统的范围内，是无法产生新社会的因子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所能提供的物种和资源都是有限的，都不能为未来的表演，准备所有的道具。

　　因此，生产力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生产力的决定性只能这样理解，社会若不具有某种技术手段或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经济基础，便不可能产生某种类型的新社会制度。但另一方面，若社会文化的价值导向机制不允许，则即使已具备发展新生产力的物质因素，也绝不可能自发生成或演化成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态。甚至可以说，如果不遇到重大的挑战，那么文化的传统性力量，价值系统的堕性力量，可以长久地---甚至无限期地保持社会制度的稳定性。而且，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中介因素，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起作用的。交往即是其中之一（还包括主体意识）。在社会内部，生产力通过交往关系起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民族间，生产力通过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起作用。

　　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亚兹认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的可能性。

　　我们将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历史的人的实践。而社会实践两个最基本的方面是生产和交往。交往的需要来自于生产，但是，它一旦从物质生产中产生出来，就对后者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着眼于交往关系，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三大形态的依次演进，并且揭示了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是其必须是“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一般来说，人类社会越原始、越孤立，受到纯粹的地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各个点之间表现出的相似性、规律性就越大。相反，世界历史愈是发展，各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就愈频繁，落后国家也就越容易吸取发达国家的最先进成就，从而实现飞跃。也就是说，它所表现的多样性、复杂性、不平衡性就越明显。

　　一般地说，一定的生产关系配合着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程度，配合着生产资料一定的复杂性（数量），配合着一定的劳动技术和劳动组织。在最简单的石器时代，很难超越原始人群或部落的原始共产主义。使用铁器并且以灌溉为基础的农业，创造出永久性的剩余产品，这允许阶级社会诞生出来（奴隶社会、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等等）。以三年轮种为基础的农业，造成封建社会的物质基础。蒸汽机的诞生确保了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很难想象普遍实现自动化而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并不消亡，这也就是说，很难想象在一个充份发展而且稳定了的社会主义之外实现普遍的自动化。

　　但是，如果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同社会生产关系一般都互相配合，这种配合并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永久的。这两者之间可能产生两种不一致性。一定的生产关系可能变成生产力继续增长的巨大障碍：这是最明显的征兆，表示一种社会形态注定要消灭了。另方面，刚刚从胜利的社会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新生产关系，可能比那个国家已经达到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超前。这就是16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和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情形。

　　这两种主要的不一致情形发生在深刻的社会剧变时期，这决非偶然。而且，这种不一致性也可能造成生产力长期的下降，例如罗马帝国在西方衰落的时代，或者东方哈里发国家在中东衰落的时代。

　　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一致，而是辩证的关系。正是这种辩证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历史上各大阶段的继承次序。每种生产方式都依次经历诞生、生长、成熟、衰老、没落和消失的阶段。属于哪个阶段，分析到底，要看生产关系（起初是新生的，后来巩固了，然后陷入危机）对于生产力的发展究竟是逐渐有利，还是逐渐容许，还是逐渐妨碍。这种辩证关系与阶级斗争之间的关连很明显。只有通过一个或几个社会阶级的行动，一套生产关系才能够引进、保存或者推翻。

　　每一种社会组织——就是在一定时代一定国度中的任何社会——都以某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为特征。一个没有生产关系的社会组织，就是没有劳动、生产和生计的国度，也就是没有居民的国家。不过，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里面并不一定有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这些生产关系也不一定是纯种的。

　　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就是这样的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它由实际的经济运作，以生产力正常的再生产的方式，并且在社会上层建筑某些因素的配合（相当重要的）作用之下，相当自动地再生产出来。许多国度的亚细亚的、奴隶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许多个世纪里的情形就是这样。部落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在许多千年中也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一种生产方式是一种不能由渐进、适应和自我改良而根本改变的结构。它的内在逻辑只有在被推翻的时候才能够超越。

　　反过来，在深刻的历史性社会剧变时期，可以有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它并没有稳定的生产方式的性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小商品生产占优势的时代（15、16世纪在尼德兰，在意大利北部，然后在英国）。那时占优势的生产关系不是领主与农奴之间的关系，也不是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而是直接占有所使用生产资料的自由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今天官僚主义化的工人国家里面所特有的生产关系也是这样。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不能证明有稳定的生产方式。在所有这些过渡阶段的社会里，那杂种的生产关系都不是能够相当自动地把自己再生产出来的结构。这种生产关系既可能走到旧社会的复辟，也可能走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出现。这种历史性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道路，由许多因素决定，主要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充分、在一国里面和国际范围上阶级斗争的结果、上层建筑和主观要素的作用（国家和政党的作用、革命阶级的战斗性和觉悟水平等等）。

　　另方面，即使有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也不一定是纯种的。生产关系很少是纯种的。任何具体的社会组织都有不同种类的生产关系互相结合着：一方面是现存的生产方式那种占优势的生产关系，另方面是历史上早已超越了但是尚未完全消失掉的从前生产关系的残余。例如，实际上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农业上都还有一些小商品生产的残余（小自耕农，不用雇工来经营），甚至还有半封建生产关系的残余（收获分成制）。在这种情形下，谈到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是对的，只要它所特有的那种生产关系的优势地位足够保证如下情况：这种生产关系由自己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自动再生产出来，并且支配整个经济生活。（百韬网络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