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在七千人大会后对刘少奇绝望了

　　大跃进运动所导致的灾难，当时主管一线的领导人实在难辞其咎。运动中出现的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都和他们的煽动分不开，其中尤以“共产风”为甚。

　　刘不止发社论，他还继续到河北、河南、江苏，宣传他的“共产主义”。刘违背北戴河决议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提出他自己“穷过渡”的五个条件，竟把拆散家庭也列入其中，要公社“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搞集体宿舍，男女老幼分居。难怪河南一些地方这样照做以后，还振振有词地说：“有位中央负责同志当时就说过共产主义社会也要革家庭的命。”刘在这些地方的活动，《人民日报》都以重要新闻加以报道。

　　毛发现后，十分着急。他一面身体力行，到河北、河南视察，一面组织调查组，到刘视察过的地方再调查。（吴冷西回忆：调查地点毛已经选好，原有山东寿张县--刘去过的地方，因陈伯达去过而未去）毛还说：“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这些话，显然是指刘等人。

　　毛要调查组带两本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和刘带《大同书》形成鲜明对照。因为刘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刘1958年6月14日同全国妇联党组负责人的谈话）

　　调查组向毛汇报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污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Z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为好。

　　针对刘鼓吹“穷过渡”，毛说：“这样的穷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那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毛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事情都有一定的量度，有相对的规定性，从量变到质变要有一个过程，不能随意想过渡就过渡。”直到武昌会议上，毛公开批评“穷过渡”时，刘、彭真还插话，说穷过渡比富过渡容易。

　　从一九五九年二月下旬，毛赴河北、山东、河南再调研，发现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并未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问题。毛说：“'共产风'刮遍全国，”“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以更加尖锐的语言批判“共产风”，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为之贼，红帮为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他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为了突破官僚集团的封锁，毛甚至以“党内通信”的形式，直接诉诸向省、地、县、社、队写公开信，说：“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

　　有人对毛的纠左，包括写和下令传达《党内通信》，说是“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文G期间李井泉的罪状之一，就是收回《党内通信》（据邓力群的揭发）。曹为平说：最近我才听说，南充在很小的范围里--只限于各单位领导，还是传达过。并且马上把文件收了，并说不许说出去，要“承担责任”。文G后李井泉很快被平反了，而Z反派则成了“三种人”。

　　大跃进之后的追责，刘从家乡农民口中得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评语后，就到处讲，实际上，这“七分人祸”，只怕有五六分是应该由他来承担的。他一再讲大跃进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但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也不讲。运动当中，有许多的浮夸风，虚报产量等等，中央都有责任，作为中央一线领导的刘理应负有最大责任，把这个事都算到退居二线的毛的身上，没有道理。还有一种人起了不好的作用，例如理论家陈伯达、张，写文章的时候要消灭商品经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但文人毕竟影响力有限。虽然主要问题出在执行上，但是，困难来临以后，官僚主义者从鼓吹“五风”的“左”的立场，一转跑到右的立场，极力否定大跃进的根本路线。这种做法，跟苏联大饥荒后斯大林所做如出一辙。

　　大跃进责任最大的还是地方领导，他们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他们希望让三面红旗朝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因此这些干部在极左路线、特别是大跃进中像疯子一样，因为这时候的共产风对于官僚机构是有利的。在三年困难饥饿年代，却大都持消极态度，甚至于放弃领导，这则是出于降低管理成本的需要。李井泉、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典型。毛特地越过官僚机构向全国党员呼吁要实事求是，李井泉就有胆量扣住毛的信。而在中央是谁在支持他们？不就是刘么。张钦礼、焦裕禄这样的官员是地方官中的异类，这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一直受到吴芝圃等人的打压了，他们的支持者是刘建勋、纪登奎，而刘建勋、纪登奎又是毛、周恩来信任的。真是壁垒分明。

　　矛盾到七千人大会终于激化了。大会的主题是如何看待大跃进中的得和失，特别是如何对待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在七千人大会以前，毛把许多问题看为是认识水平的问题，后来琢磨是怎么回事？这么胡来，是故意干的。周恩来在文G中，对红卫兵小将回忆起刘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以后，毛对他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毛说：“此人（指刘）我绝望了！”

　　刘、邓在七千人大会以后，搞“单干风”、“翻案风”。“单干风”就是借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想把农村集体经济一风吹掉，退到合作化以前；“翻案风”则是在思想政治领域为历次运动受批判的人翻案。刘邓的解决方案，显然比毛的人民民主方案更符合官僚机构的利益，因此权力的天平开始倾斜，刘这样平庸的领导人也开始为官僚集团所神化，类似“毛主席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样的流言也在官场上流传了。倒退意见在当时七位常委中，竟有四人赞同，刘当然自在其中。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也没有表示反对。连田家英这样在毛身边工作多年的人，正是窥视出这种严峻的形势，弃毛投刘，并违背了秘书的基本道德，在文G开始后最终落得自杀身亡。（百韬网刘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