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也有人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作为亲历者，我感觉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苦有甜、有好有坏，既不像某些人吹的那么神奇，又不像某些人说的那么不堪。但因为我当时只是中原小镇一个普通的中、小学生，所见所闻有很大局限性，因此，只能照实记录，权当人生回忆。
一、改革开放和勤劳致富
80年代初，国家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受毛泽东时代影响，群众对党和政府非常信任，因此很支持改革，没想到改革如今却成了某些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借口。
我所经历的“改革”是1983年公社改乡、大队改村、生产队改组。记得大队改村后，本村一户7个孩子的人家买了大队的拖拉机，由于拖拉机在农业生产中作用很大，自此很多人巴结他们，那家人也开始有点趾高气扬。整个80年代，他们家跑运输确实赚了钱，但因孩子多，婚丧嫁娶花了不少，总体上仍不富裕，可如果不搞改革，他们家4个儿子很难全都娶上媳妇。我家也收获了“改革”红利。当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爸爸曾于1984年带着乡政府组建的建筑队到大城市施工，每月似有近百元的收入，家里为此添置了一辆自行车。
我所经历的“开放”是1985年7月首次在公路上见到外国人，1987年10月看到很多外国人开着装扮得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的汽车，参加京港汽车拉力赛，全校为此放假半天。当时，我们对外国人很尊敬，称之为“外宾”。现在看外国人素质未必都高，有的甚至是垃圾，感觉当时无条件相信洋人很幼稚。
“开放”的另一成果是台湾人可以回大陆投资、省亲。记得本村一个姓郑的农民，娶个有点智障的老婆，一直没有生养，原本被人瞧不起，只因有个叔叔1988年从台湾回乡探亲时带了2000元钱，一些人便开始与他热络起来。当时对台湾很迷信，认为台湾科技发达、无所不能，所以曾有谣言说有台湾特务潜伏到大陆，专门给男孩打针，一针下去终身不育，吓得很多家长接送学生，但不久即被辟谣。
80年代前几年，媒体推出很多勤劳致富的典型，他们多是承包荒山、荒坡、鱼塘搞种养。经过几年宣传，“万元户”成为榜样，勤劳致富观念深入人心，个人主义、享乐主义随之日趋严重，虽然媒体一直都在批判，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观念仍在缓慢崩塌。令人欣慰的是，与现在相比，当时致富的那群人多数还有些良心，一般不会为赚钱而不择手段，因此，假冒伪劣很少，产品质量相对可靠。转变大概是1987年，一个姓蒋的退伍军人发明了让猪快速生长的添加剂，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从此，各种各样的添加剂逐渐走进群众，肉类自此逐渐失去原有味道，农产品越来越不安全了。
二、对越自卫反击战和美、苏争霸
对越自卫反击战贯穿整个80年代，影响了很多工农子弟的一生。印象较深的是本村的赵叔叔1979年春节参战后，全家整个春节都没过好，以后也是提心吊胆，直到1981年从前线撤回，但他因此立功提干。大概在1984年，学校组织学生给前线战士写慰问信，班里几个文笔好的女同学被选中，骄傲的像公主一样，让我们嫉妒了好一阵子。学校还曾邀请一个参战英雄做报告，具体内容早忘了，但当年秋天，爸爸托人给我从部队搞了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让我神气了好久。
大概从1986年后，开始对国际政治感兴趣，经常听到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和洪都拉斯、古巴等国的新闻，但最多的还是美苏两国的新闻；当时中日关系很好，我们支持日本从苏联手中索要“北方四岛”，中国、泰国等很多国家支持“红色高棉”抵抗越军侵略，中国放弃“红色高棉”则是1990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对美国也很迷信，似有传言说美国将在2000年发射“人造月亮”，届时晚上能像白天一样看书，现在觉得当时将美国想象的太无私、太能干了，群众太幼稚了。
大概在1987年秋，首次通过电视认识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当时他还在狱中，与西方关系一般，尚未被西方封神，但曼德拉夫人和黑人们群情振奋、高呼“撒南德拉”的情景令我印象深刻。
三、计划经济、商品经济和“双轨制”、反腐败
80年代已开始重视商品经济，但仍在大讲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刚开始说“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后来提出“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提法虽有改变，但总体上突破不大。因为年龄小，对理论问题搞不清楚，但对物价飙升很有感触，记得1986年6月，当我听到收音机说物价又将大幅上涨时，感觉天像要塌下来一样。
当时还流行“双轨制”的说法，大概是某些官员利用“双轨制”以权谋私，有的大建楼堂馆所，有的发家致富，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和腐败现象自此日盛。中央和各省、市都下发了禁止“大建楼堂馆所”和“干部家属子女经商”的文件，表面上轰轰烈烈，还抓了一些人，但从目前情况看，效果并不明显。
四、张华事件和人生价值大讨论
推行联产承包、宣传勤劳致富，很容易导致私欲膨胀，由此引发价值观大讨论，起因是张华事件。1982年7月，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为救69岁的掏粪工而壮烈牺牲，因为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此事引发一场人生价值大讨论，即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为救一个69岁的掏粪工而死，到底值不值，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主流媒体当然支持张华的做法，但也有人私下里为他感到不值。另外，当时有个叫曲啸的人整天做报告，似乎比较有名，出名原因却忘掉了。
媒体还推出了女英雄张海迪。当时很佩服她身残志坚，躺在床上和轮椅上学英语。现在想来，推出一个学英语的女英雄，一方面为青少年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可能是西化和对美开放的需要，因为只有这样，才需要塑造学英语的典型；更重要的是，当时张海迪多次病危，似乎即将离世，没想到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她活到现在，成了奇迹。
五、打架斗殴、喇叭裤、邓丽君和1983年严打
似乎从1980年农村开始乱了，村与村打架、街头斗殴的事件较多，但当时自己是小孩，具体情况并不清楚。
对1983年的严打有点印象，知道枪毙很多人，据说最夸张的，是有个男青年仅仅因为对女青年吹了声口哨，就被拉进去关了多年。可惜严打后社会治安并未好转，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6月家里新收的小麦丢了6袋，价值近100元，妈妈难过了好一阵子；其次是大概在1987年，媒体报道了一名女大学生被拐到深山给农民当老婆的案件。实际上，至少从1984年开始，街上、本村和隔壁村，有一些兄弟众多或家族势力较大的地痞流氓开始盘踞一方、为非作歹，1984年9月我在街上玩耍时曾被一个叫刘海的恶霸欺负。但在80年代以前，农村和小镇都比较太平，至少我在大街上没见过斗殴事件。
80年代镇上其他重大事件，是一些老光棍单个或结伙到四川、云南等地买媳妇，600-800元一个。至少有3人成功组建了家庭，也有人被骗被打、人财两空，搞得灰头土脸，直到去世还是单身。大概在1988年后，“骗婚”现象开始出现，虽是刑事案件，但涉案人只能自认倒霉，不愿报案，因为即便报案，也很难破案。
“喇叭裤”大概在1983年开始在小镇流行，邓丽君的《小城故事》《甜蜜蜜》1985年或1986年风靡小镇，虽被称为“靡靡之音”，却是年轻人的爱好。我们则喜欢看《少林寺》《霍元甲》，跟小伙伴们做运动类游戏，喜欢唱《童年》《外婆的澎湖湾》等台湾校园歌曲。
六、武术热、气功热和李连杰、严新
自《少林寺》《霍元甲》播出后，整个中国似乎都掀起了武术热，李连杰、海灯法师很出名，成为众多青少年的偶像，各种收费昂贵的武校应运而生。受时代影响，我到1988年还在练武，只因没有恒心进展不大。同桌是个武痴，练得苦因而成效明显，十三、四岁就敢与七、八个成年人对打，他爸爸怕他吃亏，举着棍子追着打他，以便让他收敛锋芒、长长记性，同桌由此成为小镇的传奇人物。我感觉当时的武术热似乎助长了农村地区较浓厚的打斗风气。
与武术热相连的是气功热。气功大师严新比较出名，据说1987年是他在北京发功熄灭了大兴安岭的山火，一时被捧为神人。现在想来是个笑话，但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也许就是时代局限性。任何时代都会走弯路闹笑话，因此，我们没必要站在现在的视角嘲笑上世纪80年代，更没必要对毛泽东时代指指点点、出言不逊。
七、伤痕电影和广播剧
因年龄较小，对伤痕文学印象不深，但对伤痕电影和广播剧有些印象。由于爸爸工作的关系，我很早就开始看电影，如《解放石家庄》《少林寺》《神秘的大佛》《牧马人》《自古英雄出少年》《白桦林中的哨所》等，大概有几十部，其中既有《噩梦》《佐罗》等揭发西方黑幕的电影，又有《勿忘我》《小街》等伤痕电影，之所以称它们是“伤痕电影”，是因为电影中那些温柔善良、美丽知性的女主角，多是家人及本人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女孩子，其目的就是为控诉文革罪恶，只是当时不解其意罢了。
爸爸小时候给我组装过一台收音机，我因此听过《大名英烈传》《百年风云》《三侠五义》之类的小说，也听过很多广播剧，感觉某些广播剧有点伤痕和西化的味道。印象最深的是一部叫《故土》的广播剧，内容大概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想在工厂搞改革，遭到厂党支部副书记等人的阻拦，该书记吃吃喝喝、不务正业，将工厂搞得乌烟瘴气，最后在厂长、团支部书记和多数工人的支持下，这个留学生大胆改革，将工厂扭亏为盈。表面看，该剧似乎弘扬了主旋律，但将党支部副书记设为负面典型，来自美国的留学生却成为正义的化身，似乎是在影射共产党、神化美国，很符合当时“以美国为师”的价值取向，也切合“党政分开”的改革导向。
由于尚未大规模推动国企改革，80年代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后的幸福时光。记得1987年秋，我同学曾对我炫耀说：“我爸爸工资比副矿长都高，一个月四百多”。他爸爸其实只是国企煤矿一个普通的井下工人，工资却是我爸爸的四、五倍，令我羡慕不已，只是不知道我同学是否在吹牛。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企改革持续推进，大批工人失业下岗，在岗工人待遇大幅降低，许多人生活惨淡，不知我那同学的爸爸现在怎样了。
八、中国青年的抗争、学潮和动乱
中国从80年代逐步西化，崇洋媚外思潮逐渐兴起，必然引起有志青年的抗争。印象最深的是长江漂流队，似乎是受美国漂流队影响，部分爱国青年在1987年组建了长江漂流队，并实现了漂流长江的壮举，媒体对此做了跟踪报道，此举和中国女排的“五连冠”一样振奋了民族精神。现如今，青年们都忙着赚钱养家，已很难找到这种为国拼搏的傻瓜了。更遗憾的是，在某些领导人和汉奸文人、西化派学者的推动下，《河殇》一度在80年代大行其道，柏杨成为某些人的偶像。
思想混乱必然引发一系列问题，学潮是其中之一。似乎我是在1987年通过十三大发言人答记者问，才知道许多大学曾发生过学潮。当时由于年龄小忙着学习，对动乱了解不多，但感觉包括电台播音员在内的很多人都群情振奋，印象最深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个叫“洪云”“付成立”的播音员那铿锵有力的声音，并通过他们知道刘国庚、李国瑞等烈士和方励之、李淑贤、严家其等亲美文人，懂得动乱已深刻地改变了中国。（202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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