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聘《某某杂志》副主编
大概在2009年八月份吧，我在智联网上看到某某杂志招聘副主编，就给他们发了简历，大概半个月后，通知我去面试。杂志是私人投资的杂志，刊号来源不详，有几家合作单位，社长（老板）周某据说深圳服装商人出身、曾创作小说。
面试时，社长跟我说当副主编要从记者做起，我也从记者做起，试用期三个月，工资三千五，转正后工资四千并签合同，从试用期开始稿费另算。但转正后工资并没兑现四千，合同也没有及时签订、社保也没及时上，这就为我后来申请劳动仲裁埋下伏笔——自从与《世界博览》杂志官司败诉后，我到哪里上班都第一时间悄悄留下与聘用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屡试不爽）——甚至面试时偷录交谈内容。
该杂志实行坐班，但比较宽松，上午十点到就行。我大概是9月初开始上班，到11月底走人。
在该杂志期间，我做过的报道最值得一提的是《山西煤矿大整合》——2009年10月我赴太原、大同所做的调查报道——感谢社长、编辑部主任信任，在我没有任何新闻线索的情况下派我赴山西调查采访，我也不辱使命，圆满而归——本来此篇万言大稿刊发当期封面报道，但恰巧南方电网给杂志30万举办论坛赞助，于是，南方电网稿件占据封面。
本来，这篇稿件也是我开始成为杂志封面报道记者的开端，此前的封面报道主要是我《法制早报》原同事（大专毕业）完成——她在报社时仅仅为辅助版面小记者，后跳槽到《国企》杂志跑能源口几年，成为这个领域成熟记者。她不坐班、但每次来办公室都要给社长回报业内动态、大事等。
杂志副社长姓张，女士，长得不算漂亮、但也绝对不丑。她主要负责经营，比较善于交际、跟国资委系统官员关系比较熟络。曾不止一次跟大家聊起与官员一起在高档会所吃饭，一个青菜价格就上万元。
据女社长讲，一次吃饭，某主任（应该是副主任，但习惯都叫主任）说这个酒不错，饭后走的时候随从就给主任打包两瓶，陪吃官员也一人一瓶——反正公款买单——所以反腐败的“八准八不准”出台真是应该，不然这些狗官随意挥霍国有资产且无人监管。
周、张二人都没上过大学，实际文化水平也不高，但多年商海履历，也令他们在文化产业领域长袖善舞。尤其现在，周十来年领军该杂志，在此领域也很有积累，也是能源领域内行了。
当年该杂志堪称大手笔之作是拉大旗作虎皮——通过国资委一个黄姓副主任在离任之前（后去中国工业协会或中国机械制造协会当会长），把杂志挂到国资委旗下，变成国资委“主管”——此事未经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审批与知悉——当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获知此事后很发火：“我们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个杂志？我都不知道！”不过，此事木已成舟，估计李荣融也不好断然把该杂志剥离出去——毕竟它就打个旗号，也不需要国资委一分钱，相反，有关人员还能获益，多烧香少载刺吧。于是，国资委网站就继续挂着该杂志。有了国资委“主管”的身份，该杂志广告经营如鱼得水、获益颇丰。
始料未及的“牺牲品”
为了让杂志的质量更上一层楼，社长积极寻求外援，因为当时编辑部采编业务是编辑部主任主管，但编辑部主任呢，资历资质的还不够、本身各方面经验还嫌不足。他上海国政研究所俄罗斯能源方向研究生毕业，之后在《国企》杂志当过几年记者。2008年《能源》创办后，跳槽过来当了编辑部主任。
杂志曾跟国资委合办一个论坛，当时国资委两个负责人，一个副主任还有一个什么负责人讲话，但发言稿由我们杂志负责撰写，女副社长来请我帮忙，她说编辑部主任比较年轻，思想深度还不够，所以，写不出来领导讲话稿。
开始，社长聘请迟宇宙当主编，但他要50万年薪，杂志拿不出来。我现在还记得听说请迟宇宙要来时感到意外，觉得他不太可能来，事实也是如此。可社长非常玻璃心，看到我不相信，马上有些不服气且愠怒地质问我：“你觉得迟宇宙不可能到我们这儿来吗？”看到社长面部肌肉略微抽搐变形的表情，我赶紧说：“能够能够！”以抚慰他脆弱的心灵——尼玛明明就不来，还打肿脸充胖子嘴硬。
后来社长退而求其次，请了一个湖南地方杂志主编王某过来当执行主编，年薪接近20万，此人曾为《中国企业家》杂志记者，他来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带两个人来当记者，这边也答应了他。但这样编辑记者超员了，按照末位淘汰应该排名靠后的，但王某却从前开刀，想把我和我原同事赶走——我原同事十月合同到期，但杂志一直没跟她续签，她也不知道会不会续签，有点捉鸡、又不好意思问。
王某的做法就是占位，因为他带来的两个小兄弟嘛，如果淘汰末位给他们让位，他们只能采写辅助稿件，待遇薪酬肯定偏低（比如稿费肯定不高）。但如果把我和我原同事赶走，他的两兄弟就可以担当封面报道与重头稿件采写，这样薪酬与稿酬标准都更高——我和原同事在《能源》杂志的工资标准就比其他记者高些，采写稿件版面靠前、篇幅更大，稿费也多些——我一篇《山西煤矿大整合》稿费就两三千元。
我原同事工资四千，一个月稿费挣三、四千，月收入加起来七八千元，而编辑部主任工资才五千元，他不写稿就没其他收入了。
办公室主任兼司机和编辑部主任跟我谈时我当然不服了，平白无故地让我走人！所以我就闹起来了——我假装要打办公室主任（后来知道他是社长堂弟），编辑部主任挡在中间使劲劝我，哈哈，其实就是因为他在我知道打不起来，才故意吓唬对方的。外面王某听到会议室吵闹，就冲他两个弟兄使了哥眼色，两小子马上就冲到屋里来了——这是其他同事告诉我的——编辑部同事其实都不欢迎王某等人，因为改天王某就可能把屠刀挥向他们。
后来，女副社长就跟我解释原因，向我表示歉意。我就提出赔偿、与补缴社保，但没有获得满意结果，于是，我就申请劳资仲裁——我从第一天上班就预先保留证据，这下正好使用。
我这一闹吧，实际上就把我原同事给救了，因为杂志社怕她再闹就麻烦了，所以就跟她续签了合同——之前她一直暗中支持我。她去《中国企业家》杂志打探王某底细，说《中国企业家》杂志评价王某“人品不好”——我感觉符合事实！然后她又打探社长底细：以前深圳卖服装、假装写小说……
杂志想跟我和解，但不满足我要求我坚决不同意。2010年三四月份开庭那天，他们没请律师，派来司机当代表，让编辑部主任来说服我、劝我和解算了，说杂志社给你上社保都缴了1万多元，还要补偿我七千五百元，有点承受不了，我一听算啦，让一步吧，不然编辑部主任回去也不好交代。我说补偿五千元，可辣个女副社长正是小鸡肚肠、斤斤计较，还跟我讨价还价，她电话遥控指挥司机，只愿意给我四千五百元，我就同意了——反正教训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少几百元也没事。
公积金我也投诉过，但因为相关证据材料不足，没有告成功——我原同事很不满意，因为她还等着我把事情办成她沾光呢，她也想有公积金啊。但她还在杂志上班，不敢去申索啊。离开不久，我让杂志编辑部一位原同事帮我捎带我之前落在办公室东西，见面不久，恰巧她给这同事打电话约大家周末去她家聚餐（她得赶紧跟大家套近乎，免得被王某挤走没人帮说话），这同事说陶勇在这里，结果她在电话里里根本没反应（没必要理我了）……
我离开后，听还在的同事讲，杂志开始跟每个员工进行登记上社保了，那个张女副社长说：“我们以前不懂这些，陶勇给我们上了一课！……”哈哈哈哈哈，我是杂志社周社长、张女副社长的社保导师！当时的员工更要感谢我给他们带去的福祉，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概两年后吧，执行主编王某从杂志消失了，编辑部主任上位杂志执行主编（现任总编）。
【文/陶勇，本文为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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