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处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他在延安时期给干部授课时说：
——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违反辩证。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
毛泽东晚年同自己的侄子谈心时说：
——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懂得辩证法，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用辩证法一分析就明白了。
这是伟人历经多少惊涛骇浪的革命生涯总结出来的真谛。
毛泽东的一生创造了多少个在世界军事史上堪称奇迹的战例，其中，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的解放战争，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从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孕育出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的伟大变革，是对世界政治格局及其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同时，也创造了军事上以弱胜强的典型案例，在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书写这一辉煌历史篇章的，就是新中国的伟大缔造者——毛泽东，而整个解放战争的历程就是辩证法的活生生的体现！
让我们回到历史的那一刻：抗日战争刚结束，内战的阴霾就笼罩在中国人民头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聚集大军向长期坚持抗日斗争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发起了进攻。
当时敌我双方的军力对比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一线作战部队约200万，其中由美国武器装备的有四十五个师，还拥有上百艘军舰，数百架飞机和大量重武器；而共产党的军队约127万，武器装备主要来自缴获的日伪武器，以步枪为主，重武器稀缺，更谈不上海空力量。双方力量之悬殊显而易见。仗着巨大的军事优势，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946年6月悍然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并踌躇满志地宣称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内消灭全部人民解放军。
在这样的形势下，有谁会相信“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能够抵抗得住拥有美式武装的国民党百万大军的进攻？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然不相信，国内一帮追崇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也不相信，就连当时号称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也不相信。
就在日寇刚投降的1945年8月，斯大林给中共接连发来两封电报，声称：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要求中共同蒋介石罢战言和。这件事引发了毛泽东极大不满，他气愤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当时目睹毛泽东收到该电报时情况的人对毛泽东“大发雷霆”的暴怒印象深刻。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及此事，严厉批评斯大林“不许革命”。他说：那是我们“正在准备推翻蒋介石，夺取政权的时候”。想不到，“我们要打蒋介石时，苏共中央直接打了一个电报给中共中央，不准我们打。他说只能和蒋介石和，不能和蒋介石打。如果要打就会引起全民族的毁灭”；对他的“不许革命，我们置之不理，打了三年半仗，便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斯大林此举固然有多重原因，但从根本上说，就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能够打败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就只相信国民党的力量，不相信共产党的力量，不愿援助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甚至担心援助中国共产党，会引起蒋介石和英美盟国的不满。他还通过王明，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独立发展，搞“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945年，苏联与美英达成二战后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雅尔塔协定”后，与国民党政府签署了“同盟条约”，以国民党政府同意外蒙古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等条件为代价，换取苏联对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支持。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斯大林给中共发来了“不许革命”的电报。斯大林的意思就是要中共“走法国的路”，即像法国共产党一样，交出自己掌握的军队，换取政府中的几个官职。斯大林的这种企图，理所当然地遭到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抵制。直到解放战争发生战略转折之后，斯大林才承认：“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前景，说中国同志应当寻求同蒋介石的暂时妥协。他们应当参加蒋介石政府，解散他们的军队”；“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根据中国现在的情况，我们承认是我们错了。”
面对来自各方的怀疑的目光，毛泽东在1946年8月6日，也就是蒋介石发动全面进攻后不到两个月，借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出了震惊中外的宣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表达了他对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反动势力以及其背后撑腰的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美帝的蔑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必定会战胜蒋介石集团并赢得一个新中国的坚定信心。他是这样阐述他的观点的：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
——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不管当时人们是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这个宣言，后来仅仅几年的时间就完全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准确，使得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感叹伟人的远见卓识。
什么是预见，伟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在眼前出现了，这时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就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
——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为什么毛泽东能有这样的预见，而像斯大林那样在历史上也占有杰出地位的“大人物”却看不到呢？正如毛泽东所说，他“懂得辩证法，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而斯大林则“有许多形而上学”。
辩证法是从本质上看问题，用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而形而上学则是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停留在短浅的，僵化的视野里。
伟人这个伟大宣言的根基就在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事实正是如此。同那些坐在象牙塔里悠然摇着笔杆子评论时事的人不同，那些受尽反动政府压迫的广大劳苦大众要想翻身得解放，唯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因此他们不会因反动政府的残酷压迫而屈服，也不会被反动政府的“强大”所吓倒，他们只有一条路——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去。与解放战争同时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让贫苦农民看到了解放的曙光；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获得解放的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而投身革命，其中也包括被国民党抓壮丁去的士兵。这样，占人口极少数的反动统治者就陷入了数万万民众群起而攻之的汪洋大海中。以这样的观点看问题，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实际的力量对比就与表面看起来的情况根本不同了。
反动派以其凶残压迫来维持其统治，倚仗手中的枪炮，用血腥屠杀来镇压民众的反抗。然而，这是反动派的强大吗？伟人不这么看。在大规模内战爆发前夕，面对蒋介石反动政府磨刀霍霍的凶相，毛泽东在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中说：
——反动派为了消灭革命力量，就采取杀人的办法，以为屠杀会使革命者退却，可以停止或缩小中国的革命运动。…… 但一切却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他们杀人越厉害，革命队伍发展就越大。…… 这是一条规律，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这里，人们又一次领悟到辩证法的光辉。反动派的凶横与暴虐反而创造了促使自己倒台的条件。这条辩证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很快就被解放战争的胜利完全证实了。
仅仅把反动派看成纸老虎，还不是辩证法的全部，同一切事物一样，这个问题也有两重性。伟人后来在总结革命经验时说：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
—— 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如果只停留在“纸老虎”的层面，那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真正的辩证法大师，不仅要洞察事物的两重性，而且要看清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的趋势；而最重要的是，能够创造条件促使事物的转化。毛泽东就是这样的辩证法大师！他说：
——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
解放战争的历程，就是在伟人的运筹帷幄之下，一步一步地促进反动派向纸老虎转变的过程，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上述辩证法思想凝聚成毛泽东的一个著名概念——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要警惕蒋介石挑起内战，并且把所有的风险都加以考虑。他讲到的可能的困难多达十七条，其中包括被敌人占去几大块根据地，损失若干军队，甚至考虑到敌人对我方领导人员的暗杀阴谋，等等，“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在充分考虑敌情之后，毛泽东确定了“独立自主”，“针锋相对”，“坚决自卫”，“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方针，并且极有远见地提出进军东北，尽快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决策。这为后来的战略大决战奠定了基础。
在粉碎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中，毛泽东要求军队“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一个一个地夺取”阵地，“一点一点地聚集”力量，达到平均每月歼敌约八个旅的目标。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
可以看到，“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毛泽东考虑得多么仔细周全，慎而又慎！他倡导的战术原则同样充满辩证法：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样，就把总体数量上的劣势转变为局部战役上的优势，而且是置敌于全歼的绝对优势！
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将获得的我方有关军事方针的文件，拿来集训他的将校，企图找到对付的方法，可是都失败了。毛泽东豪迈地指出：“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这也是伟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底气十足的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部队主要是靠俘虏来的蒋军士兵补充，枪炮子弹也主要靠国民党运送，人员、枪炮、子弹都是从敌人那里来的。这是我们解放军扩大队伍的一个特点。这是世界上任何军队所少有的，而我们一贯就是用这个老法子。”因此，随着一个一个战役的进行，敌人是一个旅一个旅地被歼，而俘虏来的蒋军士兵，大多来自农村贫苦农民，当他们一旦了解共产党的宗旨和家乡的土改运动，马上醒悟要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就会掉转枪口，成为英勇的解放军战士（同时，约有160万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参加了解放军）；与此同时，全歼整建制的敌军，也从中获得了大量武器装备（所以蒋介石被解放军战士称为“运输大队长”），就这样促成人民武装的不断壮大。战争的天平逐渐地向我方倾斜，一系列的量变孕育着最后的质变。
按时间顺序阅读毛选第四卷，就能清晰地看到这个伟大的历史演变过程。
1946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受挫后，改为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于1947年5月至7月间失败。
1947年9月，毛泽东指挥解放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1947年12月，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打退了美国走狗蒋介石的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了进攻。”“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宣布：“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毛泽东预见：“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为标志的大决战取得伟大胜利。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向全党全军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军百万大军很快打到了长江北岸。
就在中国革命即将迎来最后胜利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斯大林通过紧急电报向中共提出警告，称若解放军渡江可能面临美军直接军事干预，并明确表示苏联不会参战以支援中共；提议通过调停，实现“划江而治”。这件事又一次引发了毛泽东的愤怒，他后来回忆起此事仍愤愤不平地说：“1949年，我们眼看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并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斯大林这次“形而上学”的毛病是过高地估计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决心和力量。他的这个“警告”理所当然地被再次“置之不理”。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示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解放军在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22年来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到1949年12月底，解放军已经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最后，我们以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访苏期间与斯大林的一段对话来结束本文。
斯大林主动检讨说:“过去，我们就中国革命提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我们感到内疚。”
谈到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时，斯大林站立起来说:“毛泽东同志，我们苏联人不明白，中国人近百年来，英勇斗争，前赴后继，都失败了，可在你的领导下，为什么能很快胜利呢?”
毛泽东答:“我们有延安精神。”
斯大林惊奇地问：“延安，不就是你们长期住过的那个穷山沟吗？”
毛泽东坦然答道: “是的！由于我们的党中央长期住在延安，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作风，后来，人们就称为延安精神、延安作风。”
这个延安精神，就是中国人民坚韧不屈的革命精神，是新生的革命力量从小到大，从弱变强，最后战胜一时貌似强大但已腐朽了的反动统治阶级的辩证法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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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斯大林在中国解放战争中的态度，可参阅《知网》：
1，2006年6月《世纪桥》：“毛泽东、斯大林和中共七大”
2，2004年11月《党史博采》：“解放战争时期的毛泽东与斯大林”
3，1999年6月《领导文萃》：“斯大林为什么逼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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