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乎》上经常看到关于“辩证法”的问题，有问“辩证法正确吗？”也有的直接质疑：“为什么辩证法不可靠？”，等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写了一篇“一部见证辩证法的胜利史”，用毛主席运筹帷幄指导解放战争以弱胜强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辩证法的正确性。考虑到有些网友之所以会对辩证法产生误解，与现实社会中许多歪曲辩证法的现象有关，特别是用诡辩和折中主义来冒充辩证法，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因此有必要做一个针对这类问题的正面回答。由于自己的理论水平有限，难免有不妥或不足之处，敬请网友指正。
（一）对问题“为什么辩证法不可靠？”的回答：
辩证法不可靠？！
毛主席说，他就是因为懂得辩证法才取得成功的。他对自己的侄子说：“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懂得辩证法，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用辩证法一分析就明白了。”毛主席的一生，无人可以否认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无人可以否认他缔造新中国的历史性功绩，而他总结自己革命生涯时，得出的结论就是：“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而“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违反辩证”。
辩证法是客观世界内在的固有规律，人的行为只有顺合客观世界的这种规律才能得到成功。不是哪个人自称是辩证法就是辩证法。是不是符合辩证法，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只有经受住实践检验的做法和想法，才是符合辩证法的。
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辩证法不可靠？其实，正确地说，是有一些自称懂得辩证法的人并不可靠，这种不可靠的人所称的“辩证法”也不可靠。毛主席不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吗？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包括在学术领域那些堆满学术词汇的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中，确实存在号称辩证法而实际根本不是辩证法那样一些论调。
就我们常见的情况来看，就是用诡辩或折中主义来冒充辩证法。
列宁有一个深刻的评论：“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有些人喜欢用“既是......也是......”，“既要......又要......”的表述，但不做具体分析。这种表述不是不可以，但问题在于：到底是怎么个“既而也”的，在什么情况下“既而又”的，哪方面是主要的，应该予以说明。辩证法讲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两点论，但辩证法讲的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不是均衡的，矛盾的双方有一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面是矛盾的次要方面，而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毛主席讲得很清楚——“本质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所以，辩证法讲两点论，同时要讲重点论，只有抓住事物主要矛盾的矛盾主要方面才能抓住事物的实质。矛盾对立的双方出现均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均衡才是常态。讨论问题，不抓本质，不讲实质，这也谈到，那也说到，看似面面俱到，实际上混淆了事物的性质，掩盖了事物的本质。
2021年2月8日北京日报客户端上刊有江小涓（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写的“政务工作中的学术思考”一文，披露了有关部门在制定和推出重大政策时决策过程的一些细节，有些情况令人深思。政府决策部门十分重视专家学者的意见，可是有些专家学者是如何建言献策的呢？就以治理环境污染来说，这早就是一个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社会问题。可这样一个民众呼声极高的诉求，到了一些专家学者那里，却成了一个争论不休，无法统一的话题。他们典型的论调就是：既要保护环境，也要维护经济发展；既要尊重群众意见，也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一个已经成为阻碍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重大问题竟然长时间无法在这些专家学者中达到共识。好在最高层做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决断，出台并有效实施了严格的环保措施，才扭转了多年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环境与自然生态不断恶化的趋势。
江小涓还指出，有些专家学者担心自己意见发表出来会受到某些方面的批评质疑或者舆情的反对，又要维护自己头顶的“专家”桂冠，就采用“既要……，也要……”、“既要……，还要……”等等模棱两可的句式，实际上是一种取巧滑头而不负责任的态度。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官员在大会作报告时除了堆砌漂亮的词汇，也喜欢用“既要……又要……”“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模式，听起来似乎面面俱到，但却回避本单位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关键。他们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作为掩护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作为，懒作为的遁词，他们的说辞不过是一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空话套话。
还有一种情况，在实际生活中也屡见不鲜。一旦出了什么事故，本来应该追究责任，找到问题的根源，杜绝同类问题再度发生。可是，有些地方，有的官员，不去抓紧处理问题，却大谈“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以此冲淡本应严肃对待的主题。
辩证法承认事物的转化，但这种转化不是无缘无故地发生的，更不是随心所欲地发生的。辩证法讲的是，矛盾的对立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发生转化。正如毛主席的教导：“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就以“失败者成功之母”这句格言来说吧，这是一个辩证法的命题，但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失败向成功的转化。善于总结经验，善于从失败中找到受挫的原因，找到避免重犯错误的方法和途径，确实可以以此为走向成功的契机。中国革命从屡遭失败到转向胜利，就是因为全党在失败中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在对比中选择了毛主席为全党领袖；而毛主席则一再强调：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他的那些著作是人民群众和无数先烈用流血牺牲的代价换来的，他把那些造成失败的人和事称为值得“感谢”的反面教员。可是，在他之前的那几任领导人却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就一直不能带领革命队伍从失败的阴影中跳出来。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成功还不知要延迟多少年。
讲转化，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就不会发生相互关系的转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发生什么样的转化，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毛主席告诫我们："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不作具体分析，不着眼于实现事物转化的条件，不着重于建立实现转化所需要的条件而奢谈事物的转化，把任何事物都说成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的模棱两可的东西，就是十足的诡辩。
综上所述，结论是——不是辩证法不可靠，而是那些打着辩证法的旗号搞诡辩和折中主义的人和论调不可信。不要因为某些人的诡辩而糟蹋了辩证法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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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知乎》中，还有一些网友把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混为一谈，甚至以辩证法不符合逻辑学来质疑辩证法。因此，有必要澄清辩证思维与形式逻辑的关系。
（二）对问题“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到底哪个更正确？”的回答：
所谓形式逻辑（即我们通常说的逻辑学），主要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法则和由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构成的三段论推理法则。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是要求一个确定定义了的概念在整个推理过程中始终保持不变，不能自我否定，也不能随意扩大或缩小其内涵；对于某一事物的判断，是或非，二者必居其一。关于三段论推理，可以用一个实例来说明：大前提：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小前提：美帝国主义是反动派；结论：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说白了，形式逻辑就是要求人们讲话，写文章前后一致，否则就是“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这是正常人正常思维的常识。
从字面上看，“失败是成功之母”，“坏事可能转化为好事”，“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等人们熟知的辩证法的命题与形式逻辑是互不相容的，然而，这些命题本来就不是推理出来的，而是人们从实践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与形式逻辑的推理法则自然没有关系。
所谓辩证逻辑，就是辩证思维，也就是辩证法的思想方法。
毛主席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思维的关系有过一系列深刻的评论：
—— formal 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科。
—— 逻辑学是管写文章前后不矛盾，至于大前提正确与否，那是各种学科的问题。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等。逻辑哪能管那样多。
—— 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等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论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要管也管不了。那得由各门科学来管。
毛主席把形式逻辑的概念厘清了，它是用来保证思维推论前后一致，互不矛盾的一门专门科学。在逻辑无误的情况下，可以保证推论所得到的结果与推论所依据的大前提一致；但是推论所得到的认识是否正确却不是形式逻辑所能管的事，它取决于所依据的大前提是否正确。而大前提是否正确则不是靠逻辑推理来判断和决定的，它是人们从大量实践的经验中总结出来并且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大前提是否正确取决于人们对客观世界内在规律是否有正确的把握。
就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来说吧，这就是一个辩证法的命题，它不是由形式逻辑推论出来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历史事实归纳出来的。毛主席这样来说明他是如何得出这个观点的：
—— 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
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做出这样的洞察历史的见解，而许多人，包括一些在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人却做不到，关键在于毛主席深谙辩证法，而那些人思想上却受到形而上学的束缚。所以，作为大前提提出的看法确实存在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这与形式逻辑是两码事。形式逻辑是管不了大前提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形式逻辑所导出的一切结论都蕴含在它的大前提内。
从毛主席的论述可知，辩证法属于世界观，它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相对立；而形式逻辑则是研究既定概念的推理合理性的专门科学，它与逻辑混乱及诡辩相对立。所以讨论这两者哪个更正确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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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知乎》网友提问“如何用辩证法理解整体与部分？”。通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对这个问题作了思考。
（三）对问题“如何用辩证法理解整体与部分？”的回答：
整体与部分？
如果把一张纸剪成若干小片，那么这些小片与整张纸以及小纸片之间就互相失去联系，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要讨论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指的是整体与其组成的各部分有不可分割的互相联系，整体的运行与性质有赖于其组成的各部分的运行与性质，每一个部分的运行都与其它部分互相影响，共同构成对整体的影响。以人体为例，就是由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多个系统所构成的，这些系统互相协作，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人体这个整体系统的生命活动。这样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就成为辩证法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这时，就不能把整体看成其组成的各部分简单的，机械的加和，持这种观点来看待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一种形而上学，是不符合事物的实际情况的。
毛主席对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有深刻的阐述，充分揭示了其辩证关系，特别是在他的军事生涯中，运用辩证法处理问题，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创造了许多奇迹般的胜利。毛选的许多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等，都是我们领会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的极好的教科书。在这些著作中，毛主席经常用“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来描述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首先，“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但是全局不是局部的简单总和，全局与局部，各局部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内在联系。在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毛主席强调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统揽各个局部，协调各个局部，使得各个局部的相互配合达到最利于全局的效果。他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毛主席批判了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左”倾冒险主义者一味追求战役、战斗的胜利而忽视整体战略安排的错误，指出其所以错误，就在于“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
毛主席的运筹帷幄，一是抓住影响战争全局的关键，他说：“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它的指挥的全面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放在其他问题或动作上。”解放战争中的“挺进大别山”就是关系全局的关键性决策。对于实行这一决策的刘邓大军来说，这是一场从解放区推向国民党统治区，由内线防御转向外线进攻的进军，是一次“无后方”的军事行动，部队缺乏稳定的根据地和粮食、弹药等物资的补给线，困难极大。但正因为下了这步棋，就对战争全局起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不仅对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起到了有效的牵制作用，而且为日后的战略大决战——在淮海战役中对敌实施战略包抄，以及后续的渡江战役奠定了基础。这个布局被毛主席称为“改变解放战争进程的大手笔”，成为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向全面反攻的关键转折点。
毛主席的运筹帷幄，又表现在统揽全局，协调各局部战役，以战略协同来取得最大的综合效果。举世闻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毛主席把三大战役作为一个战略整体来看，把各个战役有机地配合起来。在发动辽沈战役前，毛主席指示华北野战军打响察绥战役，华东野战军打响济南战役，使这两个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无法抽调兵力支援东北战场，有力地保障了辽沈战役的胜利。淮海战役于11月6日打响后，随即于11月29日发起平津战役，形成南北两大战场同时施压的战略态势，牵制傅作义集团，防止其增援淮海战场。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围而不歼"策略，防止傅作义集团南逃或西窜，保证平津战役的全胜。
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同一切辩证法的范畴一样，是对立的统一。一般来说，通过局部的变化，由量变实现部分质变，最终达到全局的质变。如革命根据地的一步一步的开拓和扩大，最后实现全中国大陆的解放。但是，有时也有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不一致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毛主席在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所主张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时，就指出为了战争全局实行一定的战略退却的必要性。他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左”倾冒险主义者不知此理，“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在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制定“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方针，必要时放弃一些城市和占地，包括主动撤出延安，都是为了最后的胜利所作出的“局部服从全局”的战略部署。
另一方面，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某个战役会起到足以影响全局的关键性作用，这时，这个局部的战役就成为决定性的了。毛主席说：“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了新局面的。这里说的‘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都是局部性的，对于全局不起决定作用的东酉。这里说的‘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就都是决定的东西了。”例如，辽沈战役的锦州之战，局限于这个战役本身来看，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并不对我有利，但对整个辽沈战役来说则是一个不能不打，不能不胜的一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毛主席坚持必打的决心，不惜代价夺得了锦州，就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的陆上退路与华北援军通道，形成“关门打狗”之势，为辽沈战役的完全胜利并进而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毛主席的著作，是我们学习辩证法的最好的教科书。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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