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之辛：毛主席为何强调要批“形而上学”

　　在1965年1月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一众高层领导干部正在为会上发生的党的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和公开的激烈争辩而惊愕不已，又收到了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批发的一份令他们疑惑的文件，上面有毛主席的批示。批示全文如下：

　　——徐寅生同志的讲话和贺龙同志的批语，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同志们一阅。并请你们回去后，再加印发，以广宣传。同志们，这是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学习一点什么东西吗？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

　　徐寅生，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乒乓球运动员，他的讲话只是围绕着如何打好球与队友们交流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并不涉及国家大事，与会议的四清工作议题也毫无关系，为什么毛主席叫与会高官们都要学习，还要广为印发宣传，并且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估计这些高官们都一头雾水（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绝大部分官员确实都处在“很不理解”的状态）。他们尤其不能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批示里用那么严厉的口气发出警告：“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也就是说，不克服现存的问题——“我们就要完蛋了”！

　　其实，毛主席在批示中已经点明，党内存在的问题，就在于——违背辩证唯物论。用毛主席惯用的比喻，他是用徐寅生的这篇“充满辩证唯物论”的讲话，作为石头，砸向“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

　　查阅《毛泽东年谱》，在这段时间，毛主席对形而上学数次发出严厉批判。

　　1964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1964年12月31日，毛主席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形而上学在我们党内盛行，辩证法抛到九霄云外，连一些大老爷也在所不免。现在应该是想一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可见，毛主席批转徐寅生讲话，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对党内“形而上学盛行”的不满已经积压心头十多年了，而且他认为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问题主要出在领导高层，即他所称的“大老爷”们。

　　是哪些情况引起毛主席对形而上学的强烈不满呢？从这个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读到各地报送的情况报告时的强烈反应可以看出端倪。

　　1964年12月5日，毛主席阅谢富治报送的蹲点报告《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报告揭露了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的八种表现：一、弄虚作假。欺骗国家（计划指标“以多报少，大打埋伏”；技术经济定额“假造公式，以低报高”；产品质量“以劣报优，以次顶好”；清仓核资“谎报亏损”；工程计划“先小后大，骗人上马”)。二、损公利厂，不顾整体。三、损人利己，剥削友邻。四、贱买贵卖，唯利是图。五、买空卖空，投机倒把。六、奖金挂帅，物质刺激(布置任务靠奖金；执行任务靠奖金；刺激情绪靠奖金；政治工作靠奖金)。七、科学实验，为名为利。八、胡花滥用，浪费惊人。毛主席批示将此报告转发中央各部委，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并加上批语：“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而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在报告说“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处，毛主席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这表明，毛主席认为出现企业管理资本主义化的根源在于党内从上往下存在一条与他一贯倡导的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内容的“鞍钢宪法”根本对立的资本主义路线。

　　12月12日，毛主席阅陈正人报送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报告说：“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毛主席阅后加了一段措辞严厉的批注：“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显然，这些反映社会现实情况的材料是引发毛主席愤而狠批形而上学的重要原因。

　　“形而上学”，在毛主席的词典里，就是辩证法的对立面；形而上学可以有各种表现形式，但本质就是违反辩证法。

　　从1964年12月回溯“十几年”，应该是50年代了。

　　据长期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后任华北局书记的陶鲁笳参加中央会议的笔记所记载，自1955年，特别是1957年以后，毛主席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谈到辩证法，要求全党重视辩证法。（参阅1995年6月《党史文汇》：“毛主席谈辩证法”）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新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个崭新的社会形态，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大课题；另外，八大制定了一线、二线的领导体制，退居二线把主要精力用于国际问题和重大理论思考的毛主席，把具体日常工作交托给一线领导同志，希望他们能接好班。

　　当时党内普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所有制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建立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将不复存在，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一门心思搞生产，发展经济了。在1956年中共八大的决议里，最后表决前临时加进去一句话：“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反映了这种观点，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和警觉。此后，毛主席在党内会议上公开批评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主要就表现在“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致，没有矛盾”，结果在实际遭遇的社会矛盾面前举措不当，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以敌我矛盾方式处理，造成严重扩大化；同时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泛滥丧失警惕，造成执政党内滋生特权阶层的土壤。毛主席用批评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来提醒中国共产党，必须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保持清醒的头脑。随着苏联社会发生蜕变的事实不断被揭露，毛主席对中共党内滋长的官僚主义作风越发警惕，而领导层内对这些情况的严重性普遍存在麻木不仁的状态更引起他的不满和担忧。为此，毛主席向全党敲响警钟：如果不注意上层建筑的斗争，“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另一方面，毛主席对一线领导人的工作也不满意，认为他们忽“左”忽右，易走极端，而根源就在于思想方法上片面、僵化，违背辩证法。1958年大跃进兴起时，毛主席虽然为群众的建设热情欢欣鼓舞，但对一些干部强迫命令的官僚作风和虚报浮夸的造假风十分反感，对一线领导人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扭转这种情况反而在宣传舆论上推波助澜也很不满。据陶鲁笳的记录，毛主席说：“有些同志头脑发热，为了抢先，急于求成，把指标抬得那么高，只知道要群众苦战，不顾有无条件办得到，更不应该登报嘛。一登报就吹起了一股风，至少有十一级，把人吹得昏头昏脑。有的人口号叫得震天响，但一查，根本没有措施，只剩下一套假话、空话、大话。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没有辩证法，而只有形而上学。”后来，在遭受到严重经济困难时，一些领导人又显得惊慌失措，主张退回去，“要退够”，退回到单干，以至不惜推翻八大已经肯定了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在城市企业，则刮起“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风，抛弃毛主席倡导的“鞍钢宪法”。出现这种被毛主席批为右倾的情况，就是因为被眼前暂时的困难所吓倒，“顶不住了”，动摇了对社会主义方向的信心，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表现。在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后，在后来开展的“四清”运动中，一些一线领导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基层形势和基层干部队伍看得一团漆黑，用上面派下去的工作队包揽一切，搞“秘密工作”式的扎根串连，背弃了中共历来的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造成扩大打击面反而掩盖主要问题的负面影响，被毛主席斥之为“形左实右”。如前文所述，在“四清”问题上不同方针的对立和分歧，再一次激起了毛主席对形而上学的严厉批判。

　　1967年1月13日，毛主席与曾经的一线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那位领导人表示承认错误，辞去领导职务，回乡务农。毛主席听后只是默默地吸烟，长久没有说话。在送别时毛主席除了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外，还推荐他读几本书，其中有《机械唯物主义》和《机械人》。这两本书按所给书名在图书馆里都没有找到。据后来有人考证，应该是国外两本哲学著作中关于机械唯物主义的论述。可见，毛主席在推荐这两本书时，出现在他脑海里的是那两本书中有关机械唯物主义——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内容。这也许就是毛主席要那位领导人“好好学习”的用意所在，毛主席显然觉得那位领导人虽然承认错误，却还没有真正认识思想根源上的问题。

　　【文/林之辛，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