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抗日（3）——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

　　全面抗战的局面形成以后，起初的表现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日本以为三个月可以拿下全中国，结果，在上海就打了三个月，参加抗战的部队也都是正牌嫡系，如张治中、陈诚、胡宗南等，中国军队的抵抗超出了日寇的预期。

　　然而，十月初，由于大本营副总谋长白崇禧和作战组组长刘斐的建议，形势急转直下，白认为，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部队应保护自己的战斗力。蒋介石采纳了白的意见，命令前线部队开始撤退，撤着撤着，他又突然改变主意，要求部队再返回前线，最后，导致吴福线和锡澄线双向混乱，前线亦指挥错乱。

　　为什么蒋会临时改变主意？因为他听说九国公约会制裁日本。事实上，这都是妄想，当时的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得罪日本。

　　上海失守，保卫南京就成为必然选择，守，不守，争论是自然的，以不守为主流。

　　十一月中旬，蒋介石召开了三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参会者：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未作决定。

　　第二次会议参会者：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唐生智，谷正伦。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守不可，但蒋未做决定。

　　第三次会议参会者：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唐生智，谷正伦。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并誓言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同意唐的意见，并任命唐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刘兴为副司令长官。

　　蒋介石在鼓舞唐生智的时候，特别提到云南的部队随后会赶到增援。

　　实际抗战的情况，可参照两个亲历者的回忆。

　　宋希濂：南京保卫战亲历者，时任七十军军长兼三十六师师长。

　　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争爆发，中国当时共有约180个师，蒋介石调动了73个师参加上海战场，这个时候，确实做到了寸土必争，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迫使日本将起初的八九千人增加到十二个兵团，日本陆军在上海死伤一起共四万余人，这时的抗日是积极的，这是历史事实。

　　放弃上海后，部队异常混乱，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司令部在南翔西南角遭受敌军偷袭，司令部人员及警卫被打死者甚多，胡宗南只身逃出。第十九集团军司令薛岳乘小汽车前往昆山，被敌军扫射，司机和他的一个卫士被击毙，他本人跳到河沟里幸免于难。

　　战场统帅对许多部队都不明白其位置，遂使敌军如入无人之境，各指挥人员当然要负责，但最主要的是蒋介石在抗战的开端就没有进行到底的决心，总希望依赖国联和九国公约。

　　我率部三千余人于12月22日抵达南京，见到了军政部何应钦部长，这位部长实际上是一位亲日派，他一直不赞成对日本采取抗战政策。我也见了张群，他当时讲：“如果我军主动退出南京，日军就不是以武力攻占，万一将来和谈，它就不能以战胜者对我进行威胁。”这位亲日派，在举国一致全面抗战的时候，仍念念不忘和谈，他们都是蒋的心腹，蒋介石的全面抗战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呢？

　　唐生智于二十日就职，立即组织司令部，守卫南京的部队大体上有：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宋希濂的七十八军三十六师，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孙元良的七十二军八十八师，徐源泉第十军的四十一师，徐继武的四十八师，两个宪兵团，炮兵八团的一个营，此时约集中七万多人。再经过两三天，又有各路部队赶到，保卫南京的总兵力已经达十一万多人。

　　11月29日，本来以为要走的蒋介石又视察了南京阵地，我感到很疑惑，就问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委员长和你们什么时候离开南京？”钱说：“还不清楚，听说德国的陶德曼要来斡旋和平。”后来，我又问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自诚，他说出了陶德曼来传达日本停战的六个条件：承认伪满和内蒙独立；扩大“何梅协定”的范围，华北不驻华军；扩大沪淞非武装区；中日之间进行经济合作；中日共同防共；根绝中国境内的反日活动。委员长已经征询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人的意见，他们表示可以接受，委员长又电商阎锡山，他也表示赞同。委员长向陶德曼表示，可以将以上条件作为谈判基础，但对日本不敢信任。这是萧自诚的话，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想法。

　　12月4日，蒋介石召集师以上干部训话一小时，随后唐生智以悲壮的语调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蒋介石嘱大家要效仿唐长官的决心和精神。

　　12月5日或6日，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

　　12月6日，敌军在淳化镇与五十一师发生激战，12月7日，东路之敌开始在栖霞山与第四十八师接触，后又进犯宣城，8日，敌军第十八师团及伪满军猛犯芜湖，国民党守军均弃城逃跑，敌军进城后，屠杀我市民二千余人于江边。我六十六军和八十三军在汤水镇遭受敌军重大压力，放弃该地，转至紫金山东北地区，七十四军退至淳化镇一带。

　　12月9日，长官司令部发出命令：敌军已经迫近南京，各军必须有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各部队严禁私自渡江，由宋希濂负责指挥，违者以武力制止。

　　12月9日，敌人围攻南京城更为逼近，七十四军在大胜关和牛首山一线被敌军击溃，节节败退。

　　10日，敌军围攻南京复廓阵地甚为猛烈，午后敌军一部突入光华门外部，经教导部队和八十七师协力反攻，至黄昏时始恢复。

　　11日，全线激战，并作巷战准备。

　　12日，八十八师伤亡惨重，雨花台失守，敌军随后以重炮向中华门轰击，敌工兵逼近城垣。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率兵向下关逃跑，企图过江，唐生智令我堵阻，我当场劝说孙元良不要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又带队返回中华门。

　　随后，城外各处都接近被突破，南京城被打开了缺口。

　　再后来，整个南京城各处大逃难。

　　在奔走逃难之处，八十八师炮兵混入难民冲往下关，形成了极度混乱的状态。

　　12日下午5时许，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提出突围计划，大家均无异议。由三十六师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

　　但是，除了八十三军遵守了规定，其余多涌向下关，企图觅船过江，这就造成了下关一带极度混乱，也造成了战史上的极大悲剧。哀号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泣，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13日，敌军入城，纵兵放火，奸淫屠杀，将我民众及失去抵抗之士兵，每百人或数百人连结成一团，用机关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日军在城内以“杀人竞赛”为乐，奸淫妇女从九岁到七十六岁，实为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纪录。（据远东国际法庭对谷寿夫判断书调查证明：我军民被敌射杀焚烧及活埋者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的尸体十五万余具。）

　　南京失陷和南京死难的惨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悲剧，除日军极端残暴之外，我国方面也负有责任，尤以孙元良的那种卑鄙行为甚，开完会后，孙元良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装，换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随着难民逃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月，后随难民一起逃出来，是罪不容诛。

　　（此处须说明一下，就是这个被称为“逃跑将军”的孙元良竟然被现在的资本影视剧包装成不怕死会打仗的英雄，可见对于抗战剧的审核有多随意？伪战史需要引起全民的重视和抵制。）

　　王耀武：南京保卫者亲历者，时任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

　　12月7日，正在抢修工事之际，敌人经句容向我前进，离淳化镇只有三十华里，午后与我发生接触。8日，敌人在火炮和飞机掩护下猛烈向我阵地攻击，此时，牛头山的部队也在与敌激战。

　　在南京保卫战中，苏联空军志愿队表现得异常英勇，对保卫南京尽了极大的努力，中国官兵对苏联空军志愿队为维护正义而表现出的精神甚为敬佩，五十一师一五一旅旅长周志道在电话里讲：“苏联的空军真是勇敢，使我万分钦佩。”三0一团的团长程智也在电话里讲：“只见苏联的飞机来帮助我们抵抗侵略，没看到其他国家的飞机来援助我们，我看到苏联空军的英勇，感到兴奋和愉快，巴不得多打几架日寇飞机解解我的恨。”

　　12日上午，八十八师（孙元良部）工兵营及退下来的约一千人要进入一五一旅防线内，守军不肯，败军要进，双方开枪攻打起来，各有伤亡，情况之乱，可见一斑。

　　12日晨，据一五三旅旅长李天霞报告：“八十八师阵地无人防守，日寇约有百余人乘隙扒上城墙，占领了我既设阵地，长官部为何不督促各部确实占领？这样南京还能守吗？”

　　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召集师以上干部会议，将突围命令告诉大家，参会的人都垂头丧气，我下达命令后，就率师部人员向挹江门前进，途中遇见三十六师阻止各部队向下关撤退，不断开枪射击，很多人没有被敌人打死，而是被自己的部队打死了。我还听到跑不动的伤残士兵骂道：“你们都逃了，把我们扔在这里，叫日军杀害，真令人伤心，他妈的，早知如此，谁肯打仗？”经一夜的接运，七十四军约有五千人过江，武器损失殆尽。13日早，敌人已经到下关江面接管，它们用炮向我船射击，被打死或打翻淹死的很多，当天，南京城被日军占领。

　　至此，南京保卫战，所谓的誓与南京共存亡，其实不过是一场战争史上的大逃亡丑剧，丑在将帅，而不是士兵。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说明，请大家参阅梅汝璈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全文，梅先生代表中国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他在文中修正过宋希濂先生的一个说法，宋先生以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是根据审谷寿夫的信息推论的，而实际上，谷寿夫不是甲级战犯，没在那里审，那个数字是从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中推论的，证据是确凿的，屠杀持续了六周之久。

　　任何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上海保卫战和南京保卫战所在区域的人，没有资格忘记这些耻辱的历史，更没有资格以学术为名篡改历史，虽究责已无实质意义。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能轻言放弃军事，弱小是不一定挨打。但是，如果侵略者想打你，而你又很弱，历史的惨状一定会再现，这不是危言耸听。

　　我不是一个好战者，也不是一个以投降为荣的伪理性公知，我希望中国永远拥有一支可随时变现的强大军事力量，它保护的是国，更是每一个人。

　　写于2025年8月17日星期日

　　【文/孙锡良，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学者，独立时评人。本文原载孙锡良新公众号“孙锡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