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国地缘政治：历史和现实
(一)版图由东向西逐次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国家的重要特点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政治和经济的结论首先受到陆块分布和地形性质的限制和约束。这一切都是基本的、不变的要素，遇到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将是决定国际间和洲际间关系的条件。”[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8页。]研究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国地缘政治，首先要搞清这一地区的“陆块分布和地形性质”。
总体而言由近代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版图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国家的重要特点。印度洋北岸可分东北和西北两向。东北面是亚洲板块，西北面是欧洲板块。欧亚板块的地缘政治的总体特点是二者面积悬殊、但国家数量却接近[ 亚洲共计49国，面积4 400万平方千米;欧洲45国，面积1 016万平方千米。根据黄秀莲、沈文轩主编《世界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提供的资料统计。]，其整合程度形成鲜明反差：亚洲板块的特点是中心国家巨大、四周国家碎小，中国是亚洲的主体和中心，破碎地带发生在中国周边，周边与中心国家间不对称破碎特点明显。欧洲则是中间国家碎小(如瑞士、奥地利、卢森堡、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梵蒂冈等)，而四周国家较大(如西班牙、法国、德国及东欧诸国)，国家间对称型破碎特征明显。在两大板块中间的正北面，是麦金德说的欧亚“心脏地带”的核心地带。在南亚和西亚，分布着以印度和伊朗为重心的次区域国家群。它们分别围绕印度和伊朗形成不对称破碎地带。但比较而言，中国、印度、伊朗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关系及建立其上的整合程度由东向西逐次递减。所有这些区域中心又围绕中国并与中国形成不对称关系。亚欧地理板块的这些基本特征是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最基本的参照。
(二)俄罗斯和英国在大陆均势中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理论总结
在欧亚大陆板块北面，还有一个既难以融入欧亚又有较强的介入能力的国家，这就是俄罗斯。在欧洲或亚洲地区平衡被新崛起的力量打破的时候，俄罗斯总是起着平衡杠杆的作用。比如近现代拿破仑、希特勒打破欧洲平衡和日本打破亚洲平衡的时候，俄罗斯往往担当着 “最终裁判”的角色，俄国的最后临门一脚，往往决定着全局的胜败。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醒美国政府战后注意苏联的这一特殊作用，他写道：“假如中国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又被完全消灭，则远东的支配势力将无疑地是中国。北方的俄国势力将是大陆上对中国地位的唯一平衡。”[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0页。]“俄国将是大陆上最强大的陆上势力，有它作为盟国，对于英美两国都是有利的。其实，只要它自己不打算在欧洲边缘地区树立霸权，苏联将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6～107页。]基辛格对俄国这种地缘政治优势不无羡慕地评价说：“要不是俄国，拿破仑与希特勒几乎笃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因此俄罗斯对欧洲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均势的威胁，又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对均势很重要但又不完全属于均势。”[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22页。]
与俄罗斯陆权平衡杠杆相对应的是英国，英国自从占领印度后，便在印度洋扮演起通过海权平衡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的角色。马汉在1900年写的《亚洲的问题》一书中说：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备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217页。]
与此相对应，英国借助印度也担负起遏制俄国和平衡欧亚大陆的战略力量。马汉说：
北和南在逻辑上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推测，和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张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印度由于距离的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219页。]
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不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为是以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防御或进攻行为也以此为基础。[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崛起，美国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1893~1943年)，荷兰裔美国人，地缘战略学家，国际关系学者，美国外交政策的古典现实主义的发起者之一，将东欧政治思想带入美国。曾在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任职。他教学的重点放在地缘政治学上。49岁死于癌症。]教授推进了马汉和麦金德的学说，提出陆缘地带(亦称“边缘地带”)理论。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中，斯派克曼认为麦金德过分夸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作用，实际上包围着心脏地带的外缘大陆地带如中国、印度、巴尔干、法国等拥有大量的人口、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而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自然环境比较严酷，人口稀少，所以他认为主宰世界的关键地区不在心脏地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那句战略名言提出挑战，他说：
这个帝国(苏联——笔者注)在寻求通往海上的途径时，在19世纪发现它的出路被扩张到欧亚沿海地区的不列颠海上势力所拦住。不列颠帝国的地位建立在从海上包围欧亚大陆的基础上，这种包围是由它的海军控制着周围海道来维持的。这种地位可以由于大陆沿海地区出现一个竞争的海上势力或由俄国的陆地实力侵入到沿海地区而受到威胁。
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俄国，或者是大不列颠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区的强国。麦金德的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全世界”，是错误的。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谁支配着边缘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8页。]
值得注意的是，与麦金德不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不仅看到俄国与海洋国家矛盾的一面，也看到可以合作的一面，他认为海洋国家可以借助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两端的平衡作用，主张美国和英国两个海上边缘国家联合位于陆上“边缘地带”的苏联共同维护战后世界和平，认为“为了获得大陆的支援以对抗边缘地区势力的威胁，与大陆心脏地带的俄国势力结成联盟是明智的”[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03页。]。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学》结尾时更是强调：
目前我们正期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的和平。由于地理因素继续在起作用，所以根本问题仍然没有改变。欧亚大陆上的均势是我们目前作战的目标之一，建立和维持这种均势将是我们在战争胜利后的目标。所以，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仍要继续同那些设法阻止边缘地区结成一体的强国合作。世界其他两个巨大的强国——俄国和大不列颠——也会感到他们的安全由于欧洲和亚洲建立了某一个霸权而受到威胁。因此，这三个国家可以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既然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单独地和孤立地对抗世界的其余部分，那么它们的合作将有利于它们自己的最大利益。[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2页。]
只有地区破碎才能出现“均势”，斯皮克曼所谓的“均势”，说白了就是让多种力量对等的对手在相互牵制中动弹不得;而只有借助环绕于欧亚大陆的如英国、苏联等边缘大国并与其建立联盟，美国才能达此目的。这是与麦金德理论不同的地方。麦金德理论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而皮斯克曼理论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合作成功解决世界难题后的理论总结。
(三)“均势”理论对世界版图的影响
为什么欧洲从意大利和德意志南北交接的中间区域开始破碎?这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有关。公元3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衰落后在欧洲迅速兴起，借助意大利在欧洲世俗王权之外形成了另一个政权实体。与世俗王权一样，它在世俗王权之外也有完整的税收、法庭、军队和领土主权权利。由此便形成了与世俗王权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就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的交接区域，南北双方相互通过肢解对方领土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便在这一区域形成“破碎基因”，并由此扩张为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这一特征让英国大获其利并因此主导了世界近代史：英国从教皇那学会了用肢解版图或者制造“均势”打击对手国家和控制欧洲继而世界的策略。海权理论的先驱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说：“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 转引自[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页。]
但是，破碎并不是欧洲板图的原貌。欧洲在罗马时期的整合程度甚至比同期的中国还高。罗马从建立共和到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的九百多年间，欧洲基本保持在罗马帝国的法统之中，罗马帝国控制着包括地中海在内的欧洲主要地区;而此间中国正经历着从战国到隋朝的历史，其间不知有多少个法统，也不知有多少次破碎，并且都是对称型破碎。有意思的是，在隋之后，欧洲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国曾出现的“五胡乱华”的形势转入欧洲：中国的版图越来越大，统一性也越来越强，而同期的欧洲却越来越破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欧洲有了政教二元冲突，基督教与欧洲王权争夺的太激烈了。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形象地比喻道：“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版，第23页。]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为什么要打倒教权，支持王权，就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欧洲二元对立导致的地区破碎带来的危害，他们赞扬中国的原因也是因为中国的统一性。文艺复兴时伟大的思想家阿利盖利·但丁[[意]但丁(1265年~1321年)，意大利中世纪诗人，出身于佛罗伦萨贵族世家，担任过佛罗伦萨最高行政长官，后因政治因素被当局流放，终生再未回到佛罗伦萨。也正是这种经历，使他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代表作品《神曲》，该书被誉为中世纪文学的巅峰之作，并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先声之作。但丁、莎士比亚与歌德，并称为世界三大文学巨匠。]预见到这一结局，他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说：“一个内部互相攻讦的王国必遭毁灭。”[ [意] 阿利盖利•但丁著，朱虹译：《论世界帝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页。]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得干脆简洁，他说：“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英]D.C.萨默维尔编，郭小凌等译：《历史研究》下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61页。]汤因比与但丁生活年代虽相差654年，但后者所说的话几乎就是前者的同义反复。
(四)中国革命的胜利阻止了亚洲地缘政治欧洲化的进程
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到远东后其目光便盯上中国，他们知道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因中国太大而无法征服，于是将中国版图进行欧洲式的改造则是他们思考的问题。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早就提醒西方列强注意这一点，他在论述完长江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后说：
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显然，长江是中国版图南北之间的中线，中国如果从长江开始分裂的话，中国继而亚洲大陆就会像欧洲那样出现对称型破碎：先从中心两端如云贵和江浙地区分崩，然后再从中间武汉地区离析并导致中国出现欧洲式对称型破碎。如果中国分裂，亚洲的整合就永无希望。
如果不能分裂中国，那削弱亚洲的方法就是在中国之外鼓动形成可与中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并由此构成与中国对称的大板块。试想当年越南如果兼并了柬埔寨和老挝，在东南亚形成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西班牙;再试想此前如果日本把东北从中国版图割裂出去，在东北亚形成另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德国，那样的话，我们中国在亚洲就转入类似 “法国”在欧洲的形势了。如果按物理学“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则，这三个对等“矢量”的对冲就会大大降低亚洲的合力。果真如此，欧洲843年后的破碎形势就会降落亚洲，亚洲也就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了。
欧亚历史比较说明，大一统产生的更多是正能量，而破碎产生的多是内耗式负能量。正是因为进入中世纪后的欧洲版图长期保持着破碎尤其是对称型破碎性质，欧洲因此失去了很多机会。欧洲的内耗使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了国家统一，并在此前后从法国及俄罗斯手中购得了路易斯安那(1803年)和阿拉斯加(1867年)。1900年，欧洲扩张已覆盖远东并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但在1914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的西方殖民势力为此撤回欧洲参加战争，这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崛起、推翻了清王朝并成功地进行了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同样的道理，西方人要击败中国的前提也是让中国回到与欧洲大陆相同的破碎版图，至少也要让中国回到“五胡乱华”的时代。日本人就是这样，20世纪30、40年代，它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剥离出若干个傀儡政权，抗战胜利后，苏联和美国又背着中国搞了个“雅尔塔秘密协定”，要将中国一分为二。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雷洁琼访谈录》，载《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第108页。]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断然过江，将中国统一起来了。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事实确实如此。如果当时中国不管是以长城还是以长江为线被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要谈了，甚至到汶川救灾都去不了，因为还不知这中间要越过多少个“国家”，需办多少“签证”。
1948年美国和苏联在分割完欧洲后便转向中国内战，他们都以不同形式地支持国共划江而治。当时东北朝鲜半岛已经一分为二了，西南印度版图也分出一个巴基斯坦，都算是所谓“和平样板”。美苏也诱使中国走朝鲜和印度的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没有走他们的路，我们今天才有了一个有大版图的完整国家。这对我们的未来是基础性的地缘政治资源，有了这份资源，中国未来的其他问题就好解决多了。正如毛泽东建国不久就告诉我们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亚洲出现大变局，东北亚分裂、南亚分裂，只有中国南北反倒统一，由此看，目前亚洲围绕中国大板块的地缘政治不对称破碎造型，既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插手干涉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道自觉奋斗争取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后者的奋斗，今天亚洲版图就很可能成了欧洲那样看起来象是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 [美]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译：《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版，第23页。]。
结构决定性质，骨架子散了，只有任人欺侮。所以中国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不仅对中南半岛和平而且对整个亚洲的和平是有大贡献的。前一段时间，西哈努克去世时中国高规格地出席柬埔寨举办的悼念活动，这说明中国非常重视柬埔寨的战略地位，将其看作是保障中南半岛和平的支点力量。
欧洲崛起并扩张到远东后，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度洋地带和中国的周边地带都被欧洲殖民者人为地粉碎了，这样的后果对于这些国家和人民都是不幸的，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它造成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不对称破碎地缘政治形势，这客观上将中国推到亚洲政治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也使亚洲避免了欧洲对称型破碎带来的无限内耗的恶果。
地缘战略是类似“搭积木”的学问，使国家间的版图搭配有利于和平的主体构建。和平的前提是主体和平，这个主体在亚洲就是中国。中国稳，则亚洲稳，稳定的主体才能产生地区和平。不然就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率先在欧洲爆发。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学习地缘政治，要抓住关键点：没有关键点，就没有主要矛盾，就没有政治。毛泽东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11年版，第1491页。]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将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形象比喻说“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 《越南眼中的中美抉择：天堂很远 中国却很近》，http://news.ynet.com/world/view.jsp?oid=69772619]。
(五)印度是西方亚洲殖民政策的牺牲品
有的同志会问，看看地图，印度、埃及也都是大国?但此大国非彼大国也。
大家知道，英国人到印度之前，印度就是非常破碎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地方割据势力把持着和分割着国家政治。1857年英国占领印度后，为了长期控制印度洋的需要，印度各地才被英国统治强行粘合起来的。英国人那个时候不得了：1840年打败了中国，1857年同时向中国、印度开战，这前后还发动了三场试图征服但最终失败了的阿富汗的战争。
英国为了控制印度洋，需要一个大板块的印度，但为了长期控制印度，在给它缝了一张完整的大“皮”后又将印度(埃及也是一样)的骨胳、内脏和灵魂都给拍碎了。
首先，民族的统一灵魂碎了。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印度去看看，那里神庙特别多，神多民弱，民弱国弱，只有统一文化和精神的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强大。在印度，所有制复杂、种族复杂，这都是英国人有意识以“民主”“多元”“包容”的名义保留下来的。其实，美国民族问题最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防止德国人窃听，美国军方用很土的印第安语通电。但美国从来不强调这些，只说他们是一个民族，说的是一种语言即英语。西方人赠给印度的桂冠是“种族博物馆”，可对本国同类现象却从不加以渲染。他们不仅不鼓励而且是尽量减少和弱化本国民族的多样性发展。“美国的语言教育，尤其是针对移民的语言教育发展所诠释的是‘同一面旗帜，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国家’的理念”[ 孙渝红博士论文：《语言教育与国家战略》，学位授予单位：西南大学，学位授予年份：2009，分类号：H09;DOI：CNKI:CDMD:1.2009.198012。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635-2009198012.htm。]。英国人在削弱印度人的民族统一性、强化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性的同时，还力图削蚀印度民族的战斗性。英国人推出甘地，封甘地“圣雄”称号。甘地确有许多好的思想，但英国人则重点突出其“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如果大家还以为这是偶然的巧合，那大家再看看同期英国人统治下的南非和英国人推出的曼德拉。曼德拉也被封为“和平斗士”，英国人对这些“斗士”经过无害化处理后，便对压迫者有了既好看又实用的作用，但对被压迫者而言，他们就成了有害的精神鸦片了。2000年我去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校内各系前贴满了“大字报”，被挑起的种族问题越来越复杂，什么事情都干不下去。加上印度不像中国经历过彻底的社会革命，独立后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为独立后的尼赫鲁政府照单全收，尼赫鲁接到手中的是一个谁也动不了、什么也不能动的“复杂”国家。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将印度统一民族的骨胳、内脏和灵魂都拍碎后完成的：从封建的、殖民主义的到独立后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意识形态全被保留且不可动摇。尼赫鲁在英国的支持下和平取得政权并使印度获得独立，这样的结果有一个好处就是革命成本低，但后遗症也很大，就是谁都得罪不起，巨量的私有权保留了下来，治理成本极大。这样对印度来说，所有制越复杂，产权越明晰越细致，历史包袱越重，国家就越发展不动，越容易被人操纵[ 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文献版社，2005年版。]。
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不同，印度独立后其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双向循环过程要经历很复杂的利润或利益的所有制分割。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庞杂的私有产权偿付大量租金，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事倍功半：钱投资到生产中，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者的产权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的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个以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委员会，要求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1964年2月，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指出：“计划经济的执行造成了印度工业中大公司的增长。公营机构如工业金融公司、国家工业发展公司等提供的贷款促使印度工业中私营部分，特别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长。”[ 印度教育部：《印度国际报告》，第3卷“经济结构和活动”，第502~521页。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45页。]1964年4月印度政府再次指定一个以最高法院法官K.C.达斯·古普塔为首的垄断调查委员会，次年10月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得出结论：70家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其中包括16家外资控制的垄断财团)在工业垄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70家垄断财团共垄断588种产品，占调查的产品总数(1298种)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财团，其次是比尔拉财团，再次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英资控制)、萨拉巴伊财团等。委员会通过对2259家印度主要公司的所有权分析，初步确定了印度经济中带有垄断性的83个企业集团。又把其中总资产超过5000万卢比的75个集团列为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这75家财团总共控制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资产为260.595亿卢比，全部实收资本约为64.632亿卢比。它们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营公司总产(555.15亿卢比)中占46.94%，在实收资本总额(146.54亿卢比)中占44.1%。[ 资料来源：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5~46页。]最后委员会得出结论指出印度政府为国家迅速建立工业化制订的计划经济“被证明是导致(经济)进一步集中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因素”。[ 《垄断调查委员会1965年报告》，转引自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7页。]私人垄断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成果日益为私人企业所截流甚至垄断。
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是由不同性质的社会革命造成的不同发展结果的根本性的原因。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革命的成功使其可以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打破封建和官僚买办的剥削生产关系。“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 董志凯主编：《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基本消灭。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只剩下最简单的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依靠复杂的产权关系寄生于社会生产之间阻碍社会劳动成果直接反哺社会劳动者的产权交易费用基本消除，农民债务更是不复存在。在彻底废除劳动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剥削环节后，劳动成果得以直接反哺劳动者和用于国家基本建设的安排。
印度土改始于1953年，这一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员会，由计划委员会成员和内务部长、粮食部长组成，作为土改指导机构。土地改革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制结构中阻碍农业生产的因素;二是使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直接与劳动者结合，创造条件使农业经济实现高效高产。土改内容包括三方面，分两阶段实施。与中国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注意到但无法解决农工问题的原因相似，尼赫鲁国大党也看到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对于印度的未来具有关键的意义。[ 1936年4月印度国大党在勒克瑙召开的第四十届年会上提出了一项土地纲领，认为“国家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农民惊人的贫穷、失业和债务，这些基本上是由于过时的和压迫的地权制度和田赋制度，而近几年来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跌又加剧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必然包括清除英帝国主义的剥削、彻底改变地权和田赋制度，以及国家承认有向农村失业群众提供工作的义务。” 1945年9月、11月，国大党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开会讨论土地问题，还提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合作社”和“取消国家和实际耕种者之间各类中间人地主”的土改方针，指出：“必须组织合作社来耕种开垦的荒地和由国家征收的其他土地，并在各地鼓励组织其他形式的合作农业;不承认国家和耕种者之间的各种中间人地主，他们的各种权利以及土地财产所有权被付与必要的令人满意的偿金以后由国家征收;在现有田赋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来自土地的高收入征收累进税，对实际的小耕种者适当减轻田赋负担。”转引自黄思骏著：《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284页。]但是，由于国大党本身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占据的议会席位形成的对尼赫鲁政府的制约，这使国大党政府，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设计，也无法实现。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由于基础是建立在封建官僚买办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也无法在中国大陆进行彻底有效的土地革命，与此同理，印度国大党推行土地改革30余年，最终不得不以“具有雷鸣般的热情”开始，而以“没精打采”的结局告终。[ “土地改革计划开始具有雷鸣般的热情，但是，这个热情的活力很快就消失了，土地改革的执行变成了没精打采的事情。”鲁达尔•达特、K.P. M.桑达拉姆著，雷启准等译：《印度经济》(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我们看到，正是发生在建国之初的由不同的社会革命导致的不同的资源“初始配置”即“土地改革”模式，铸定了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先天不足的“经济胚胎”，这种“经济胚胎”的先天的和致命的病因在于国家经济基础即民族市场在其中得不到充足的利润反哺，并因此不能形成充足的支撑经济发展的购买力。正是由尼赫鲁土改“豆腐渣”工程在印度国家生命体中注入的先天特性的“病因”，致使印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落伍于中国。
笔者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在拙著《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一书中，曾对印度的未来前景作出的评估，与尼赫鲁“销声匿迹”的预言相近似。现转录于下：
1.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官员。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了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50多年的痛苦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2.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与中国比较，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3.但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 这里需说明的是，我们平常只注意中国国土陆地面积大于印度，但没有注意到印度的土地大部分都适于居住和耕种，印度居民可以比较均衡地散居于印度各地。而中国则有近1/3的土地面积位于青藏高原高寒地带。这些地带人类生存条件差，可耕地和居民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东中部地区。不仅如此，中国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主要集中于中东部地区，耕地面积锐减的同时，人口也在增长，这更加重了耕地资源的短缺。2001年中国耕地面积仅占土地面积13.5%，而同期印度则达54.4%(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第30页提供的数据计算)。2000年笔者从印度北方德里到印度最南端喀拉拉邦考察，一路上，城市少见十几层高楼，农村则少见像中国这么密集的村庄。]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4.最后，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日前发布报告称，印度具备的经济潜力不逊于中国，从长远来说，其可能取代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据悉，在美国几乎所有的大型咨询和情报机构背后都有NIC的影子，其中也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NIC承认了中国眼下的绝对经济优势。NIC指出，根据两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吸引外商投资的数据来看，在经济上，印度同中国还不可同日而语。仅从近几年来说，印度的累计增长率就落后了中国20%。NIC同时指出，一批专家在接受其访谈时均指出，印度的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一旦充分发挥，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同时，报告认为，印度的资本市场继承了其前宗主国英国的一套成熟体系，在高科技领域拥有一大批拥有全球竞争力的优秀公司，而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隐忧正是其“危机四伏”的金融体系，经济也严重依赖外商投资，缺乏一批有核心优势的本土公司。报告最后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印度的一些问题。NIC认为，相比印度能够取得的经济增长速度，其目前的增长速度至少要低2~3个百分点。此外，印度的地方政府官僚习气还很严重，营商环境不甚乐观。这使得国际投资者对于这个潜力巨大的国家仍然心存犹疑，处于观望姿态，从而使印度在外商直接投资(FDI)上大大落后于中国。同时，印度的政党斗争过于激烈，使得政府无法一以贯之执行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资料来源：“印度经济潜力还未完全显现，或取代中国火车头”，《印度时报》比较两国：印度有对华优势，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9/3632639.html。]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 2000年间笔者去印度进行考察，看到印度政府许多重大有益的政策，即使是极简单的事情如计划生育、汽车排气标准、增减工资福利、街道摆摊等，都在一次次讨论和游行中不了了之。相反1998年印度核试验的决策，据悉，却是在只有极少数政治家知道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 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 “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张文木著：《印度国家发展及其潜力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出文献版社，2005年版，第96～98页。]
理解这些，也就理解为什么尼赫鲁对印度未来出现“销声匿迹”的可能如此担忧。
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这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统一性的认识[ [西汉]董仲舒：“是故古之人物而书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苏舆撰、钟哲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6页。]。“贫”字在中国文化中与“弱”相联，贫，非不富矣，分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没希望了。这是中国人的整体认识论。目前中国的一些所谓“普世派”想将中国改造成小国寡民，像瑞士那样的国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国的灾难。你看看欧洲中世纪内耗成什么样子了，版图变化就像五彩斑斓的破画布。欧洲人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了，其统一速度在加快，其整体性加强了;而在中国和印度，西方人却鼓动那些不靠谱的“公知”们诱导他们的国家走欧洲曾走过并带来巨大灾难的“威斯特伐利亚”[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而在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西荷和约，正式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这一系列和约，并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此后，欧洲大陆从一个至少名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的国家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主权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欧洲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老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与中国战国时期至少名义还有周天子共主的情形相似，欧洲大陆当时至少名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之后即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主权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有幸中国因秦王朝的建立避免了这一结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中世纪欧洲至少是形式上存在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只看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但没有看到它也是近世以来西方动乱的温床的一面。此后欧洲国家间可以不顾以往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那种哪怕只是情面上的宗法维系而理直气壮地发动战争——这些战争最后将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推向印度洋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霸权。
(六)印度洋将是拖垮美国的不归死地
美国总统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合乎逻辑地将美国开战方向引向印度洋北岸地区尤其是波斯湾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
对印度洋的掌控的深度，今天美国——尽管渴望有增无减——远不如当年英国。原因是当年的英国是工业国家，而今天美国是个由华尔街统治的金融国家。今天的美国已没有自己的工业了。实体经济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和农业是国家的肾，美国汽车工业城底特律的倒台说明美国得了“肾衰竭”，美国的肾被华尔街大亨们摘了。没有“肾”就不能造自己的“血”，这就是国家金融。今天美国金融的主人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华尔街金融寡头。美国“肾”都没了，所以它走不远。奥巴马不愿再打叙利亚，因为美国实在打不动了。但华尔街不同意，于是他可能受一百年前那位智利公使说的“各国国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事情做不成”[ 转引自[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4页。]这句话的启发，推说要有国会批准，这让华尔街不高兴，华尔街的美元得靠中东石油撑着，既然白宫战略东移拿不下中国，那奥巴马就还得返回去拿石油。奥巴马若不打叙利亚，那华尔街就不给你“发工资”，很快美国白宫便遇上“财政悬崖”，行政各部也随即关门;奥巴马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都没钱参加。所以说今天的美国真的不能与当年的英国比。垂死的人，会更疯狂、更残忍、更凶恶;就美国而言，对第三世界尤其是位于印度洋的第三世界大小国家更具危险性。
印度洋自古以来就是大国争夺的焦点。
六、印度洋板块与欧亚地缘政治板块间有着强烈的挤压式互动
(一)欧洲人还要重返印度洋和远东
但是，目前印度还不会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在它之前西方国家还有其他对手——比如中国和俄罗斯——要解决，如中俄倒下，随后印度必将首当其冲。所以说印度有些人跟中国作对的政策不明智，中国如果倒了，哪有印度的好?这与三国中的孙吴为得荆州小利而获灭国之灾的道理一样。看看当年英国对印度人民的镇压及统治，就会知道西方人届时根本不会给印度喘息和反抗的余地。英国人统治的时候给印度连起了一个大版图，但英国人走时又把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给拆分出去。这真是用得着就统合，用不着时就拆分。但毕竟没有全分，其原因是印度还在英联邦里面，英国人还要重返远东。这在汤因比书里有所体现。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 [英]汤因比主编，郑玉质、关仪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5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164页。]
大家再看看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书，布莱尔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 《这是一封超长的信，收信人是我热爱的国家》，http://www.infzm.com/content/54243。]
整个印度洋国家是一种拉美式的经济体制，其特点就是工业发展不能独立自主，这样的民族没有张力。只要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必然要扩张并走帝国的道路——日本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起步的，因为它需要世界市场。中国发展起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这要感谢毛主席，毛主席没有把中国带向自然农业社会，更没有带入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发展模式和国民经济体系。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的德黑兰会议上，在讨论打败希特勒后如何处置德国的方案时，罗斯福与斯大林都认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关键是毁灭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没有重工业生产，德国就永远没有发动战争的力量。罗斯福还说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 《罗斯福传》的作者加拿大籍的康拉德•布莱克曾对美国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放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的实质一语中的，他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牧羊场国家就是只提供原材料而无工业技术原创力的依附性国家，就是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因而，这样的国家是没有竞争能力的。《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曾对美国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的实质一语中的，他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90页。]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将苏联的经验告诉蒋经国：“不要只醉心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么德国就会打败苏联。由于苏联有工业，战争期间才有可能每月生产3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5000门大炮、40万支步枪、20万支自动步枪。”[ “斯大林同志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蒋经国的会谈记录(1946年1月3日23时)”，参见[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英国被迫放弃在印度统治，离开南亚次大陆之前，已将印度转变成了一个“牧羊场”国家。 美国本来是要消灭日本的重工业的[ “日本将被许维持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被准许。”《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76页。]，后因冷战的需要，美国再次放宽了对日本工业的限制。澳大利亚也是这样一个养羊、跑袋鼠并由此没有扩张和打仗需要的国家，所以澳大利亚就特别“和平”，当然也没有保障和平的能力。加拿大也是这样，没有像样的重工业，所以也比较和平。这样的国家，傍着美国，美国也放心。围绕在中国周边许多亚洲国家都有这个特点，这是欧洲为了在亚洲的殖民需要制造出且保留下来的。如果当年英国人把印度发展成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当然它不会这样做，那么今天我们西南一带就不是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了。中南半岛三分天下的形势，也是法国人当年搞的“印度支那联邦”的后果。正因为中国周边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与中国形成——完全不同于欧洲对称破碎——的不对称破碎格局，亚洲近现代史才有不同于同期欧洲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形势。
(二)张伯伦的政治遗产与丘吉尔的悔悟
说到这里，我们真的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张伯伦先生及其政治遗产。希特勒崛起时，张伯伦意识到了再次世界大战将使欧洲失去既有的世界霸权。张伯伦为此绥靖希特勒并对他说，咱们不能再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以后苏联美国崛起，我们若再打，苏联人和美国人就会进入欧洲。希特勒当时年轻听不进去，决定打;丘吉尔也年轻更听不进去“老同志”的话，也决定打。战争的结果不出张伯伦所料：苏联和美国通过“第二战场”完全插进欧洲。丘吉尔当时想从南欧开辟“第二战场”，从意大利北上出兵，罗斯福和斯大林却联手逼迫丘吉尔同意从法国诺曼底出兵，把东欧让给苏联红军来解放。当时谁都知道，大兵所至即势力范围所至。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 米洛凡••杰拉斯，1911年6月12日生，1932年参加南共，同年被捕坐牢。1935年被释放。1937年被选为中央委员，1948年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执行局书记，1953年初任南斯拉夫副总统，同年末任联邦人民议会主席。1954年3月被开除出党，1955年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监外执行，1956年10月29日因赞同匈牙利事件而被判处三年徒刑，1961年1月被释放，三个月过后，因发表《同斯大林谈话》一书获罪而被关进监狱，1966年出狱。]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苏联出兵东欧意味着东欧将归入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样一来，欧洲就又被压成两部分，即英法控制的“西欧”和苏联控制的“东欧”。欧洲被拦腰斩断了。欧洲由此元气大伤。
在认识美国人方面，当年的丘吉尔还是太年轻了。如果他早点读到麦金德发表于1919年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说的“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9页。]的预言，就不会轻信同为盎克鲁-撒克逊民族并同具民主信念的美国人信誓旦旦的承诺。
1943年11月30日，德黑兰三国首脑第三次会议前4个小时，丘吉尔与斯大林有一个单独会晤。会晤从中午12点40分开始。丘吉尔先告诉斯大林：从母系方面讲，他一半是美国人。接着他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他对美国人很有感情，不应当认为他想贬低美国人。他丘吉尔对美国人是完全忠实的。[ “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3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48页。]可他哪里知道早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前一个小时”[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齐仲、高春兴译：《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40页。]罗斯福背着丘吉尔已主动向斯大林表达了被丘吉尔视为命根子的印度问题的解决意见。1943年11月30日的苏联档案《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有如下记载：
罗斯福认为，这个原则本身对其他殖民地同样是适用的。在实施有关托管制的建议方面，丘吉尔不打算坚决地采取行动，因为他怕这个原则不得不适用于他的殖民地。
斯大林答，当然，丘吉尔将会不满。
罗斯福称，当赫尔在莫斯科时，他随身带了一份文件，那是罗斯福制定的关于建立国际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的文件。这个委员会应当对殖民地国家进行观察，以对这些国家的状况以及改善这种状况的可能性进行研究。这个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最好公布于众。
斯大林答，假如这样做，就好了，就向这个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等。
罗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尔谈印度问题，因为他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印度问题还没有任何主意。丘吉尔认为，这个问题可留到战争结束以后解决。
斯大林说，印度是丘吉尔的一个病灶。
罗斯福同意这一点，但他认为，英国必须在印度采取某种行动。
罗斯福说，他希望同斯大林随便谈谈印度问题。随后他对斯大林提出一个让今天美国“民主制度”的粉丝们怎么也想不到的建议。
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 引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罗斯福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在战后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丘吉尔曾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 转引自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Teen Murti House，1999， p.438.];现在罗斯福要将这颗丘吉尔珍惜并正在为之誓死捍卫的“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献给斯大林，而这对正在同一个战壕作战并准备过69岁生日的丘吉尔来说，是绝妙的戏弄和出卖。“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现在同具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族的罗斯福联合斯拉夫人在丘吉尔这位天真的老乡背后真的打了暗枪。多年后，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显然对罗斯福和斯大林这次会谈有所警觉，但对其内容却一无所知，他说：
11月30日是一个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69岁生日，几乎一整天我都忙于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务。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并逗留在苏俄大使馆中。尽管总统与我关系密切，并且我们的重要问题交织在一起，但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后，他一直避免单独与我见面。[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丘吉尔文集——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6页。]
就在前两天，也就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丘吉尔在德黑兰英国公使馆撒疯。据哈里曼回忆：
他(丘吉尔)说他乐于服从命令;他有权担任会议主席，因为他年龄最大，因为他的姓氏是C字打头，因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国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他放弃了这些权利，但他要坚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须让他在30日举行晚宴，这一天是他的69岁生日……他说他要喝得酩酊大醉，准备在第二天开路。[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17页。]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谈到美国人时说：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明知英国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地中海并且无力他顾的情况下，提出让英国独占法国及卢森堡、比利时、巴登。而马歇尔等则向罗斯福总统提议“美国人应该向欧洲进军”。[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11月28日，即德黑兰会议召开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页。]。据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当时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一书中披露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罗斯福提到殖民地帝国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我在我们的战友丘吉尔缺席时谈这个问题，”总统强调说，“因为他不喜欢提到这个题目。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 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 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译：《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页。]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 [英]伊恩·格雷著，张志明等译：《斯大林——历史人物》，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477页。]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 [加拿大]康拉德·布莱克著，张帆等译：《罗斯福传》，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347页。]。
罗斯福与斯大林这种“兄弟般的友谊”始于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前一小时两人的私下会晤。[ 参阅“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1~403页。]就在这一刻他们建立了针对英国的美苏暗盟。此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判桌上总是所向披靡。罗斯福曾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谈过他在德黑兰期间是如何与斯大林建立起这种准“哥们”友谊的。他说在会上他总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以至“丘吉尔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为‘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页。]在雅尔塔的5天会议中，罗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单独和丘吉尔见面”。哈里曼认为“这是罗斯福的一种战术，而非对首相的有意轻视”[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67页。]。而上面所表现出的哥们义气，只不过是从德黑兰会议以来两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桩。
美国当时为什么要参加欧洲的战争?1939年1月31日，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同僚：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二十几个国家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在这里，罗斯福决不是在秀“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此类绕口令，如做通俗翻译，其中的一大批国家持续“独立”换成“分裂”，将其中的“统治”换为“统一”，就不难理解罗斯福讲话的含义。一句话，美国要保证欧洲“一大批持续独立地存在”，不能让希特勒统一为一体。他说：
请不要说这是空想，不要说这只是白日之梦。六年前希特勒这个人上台控制德国政府时，德国已经崩溃，已经完全彻底地失败。负债累累。分崩离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时你们中有谁会说六年后德国将会完全和绝对地统治欧洲?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闲坐并说这是白日之梦。
罗斯福告诉美国垄断资本家，只有这些国家“持续独立”，美国资本家才能大发军火财，才能听美国的话。
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
我们不能假定它们会打败德国和意大利。最好的看法是，这是一场成败参半的赌局。这个情况太严重了，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这些国家可能会遭到失败，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获胜。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获胜，主要原因是拥有空军这个巨大优势，它将把英国和法国赶入地下。而英法自己的空军力量实际上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消灭。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定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定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 讲话内容摘自《美国总统罗斯福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的会议记录》(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页。]
罗斯福的这篇交底式的演讲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他们明白了“拯救我们的文明”的含意就是保证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大陆的“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只要这批国家“持续独立地存在”，欧洲就会持续保持其破碎性这一致命弱点，就不会对美国造成永久性的威胁。罗斯福出兵的结果是在希特勒快要统一欧洲的时候又把欧洲拍碎了，即再次回到“一大批国家持续独立地存在”的状态。
这时会有人问，即如此，那马歇尔为什么又要给欧洲那么多钱帮助“欧洲复兴”呢?这是因为他看到丘吉尔要利用欧洲战后危机再次实现欧洲统一。这个时候马歇尔抢在丘吉尔之前，撒了一大笔钱，相当于在罗斯福拍碎的欧洲骨伤而丘吉尔要使之重新整合之前撒下了一层云南白药，各国有了这笔钱，其统一的愿望就被远远地推后，由此，欧洲的破碎性再次固化。
马歇尔在美国历史上是为美国利益谋划的大战略家，也是斯大林最看重的一个人。1945年4月15日，即罗斯福去世后的第三天，斯大林接见哈里曼及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一行时，在谈到苏美在波兰问题上关系恶化时，面对“怒不可遏”的哈里曼，斯大林“语调和缓”地说：“我愿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马歇尔将军，此事与他无涉，只关下级军官。”[ [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532页。]斯大林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下级军官”不明白，将东欧让给苏联是马歇尔劝说罗斯福为美国制定的大战略;正是这个战略，美国和苏联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战后地位。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听罢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为美对华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的申辩，在会见结束时，斯大林对贝尔纳斯感叹道：“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 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29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学者中，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准确地把握罗斯福、马歇尔世界布局要义的人。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斯皮克曼开始思考战后和平体系的问题，他在当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一书中告诫美国政府利用苏联平衡欧亚大陆的特殊作用保持欧洲国家对等破碎对美国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他写道：
欧洲的法国、德国和东欧之间的实力分布，将继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欧洲是民族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组成了许多国家。这种情况不会因缔结和约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德国控制着大陆上最大的潜在实力，必须由法国和东欧的势力同它保持均衡，但是不能让这三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获得全部地区的统治权。注意保持实力的适当分布，将是英、美、苏三大超级强国战后的任务。[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6页。]
与今天的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爱到处跑，写厚书的特点不同，马歇尔这个人不爱出头露面，难得见到马歇尔留下的只字片语，更无“自传”。他长期默默的站在罗斯福后面帮助他规划世界：分完欧洲再分亚洲，出卖且分裂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 全称《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是苏美英三国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的秘密协定。1945年2月4～11日，面临希特勒 德国即将崩溃，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的关键时刻，美、苏、英三国首脑F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会议，就结束战争和安排战后世界政治等重大问题达成一系列协议和谅解。2月11日，三国首脑就远东问题签订了雅尔塔秘密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①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②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③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参阅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68页。]背后就有马歇尔的影子，其目的无非是要使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对等分治继而国家分裂，而中国分裂则是亚洲欧洲化的先决条件。他逼蒋介石与国共以长城划线，被蒋介石拒绝后又扶持李宗仁上台与共产党沿长江划线，并通过斯大林向毛泽东施压,以使这一方案得以推行。毛泽东顶住了斯大林一次次的劝和“建议”[ 关于这几次斯大林“劝和”建议，参见刘彦章、项国兰、高晓惠编：《斯大林年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728页。)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参阅《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93页。]，这样才有今天的大中国。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联手苏联合分世界的事实明朗后，丘吉尔才意识到 “姜还是老的辣”，当年张伯伦的担忧不无道理。只有在失去欧洲后，丘吉尔才体会出当年张伯伦先生的良苦用心，同时也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地给欧洲带来的灾难。这时，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在哪里跌倒就从那里爬起，下定决心为英国皇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满江红》]。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 “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 维克多·雨果(1802～1885年)，法国文学家。1849年8月21日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和平大会上，雨果发表演说表示“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两个巨型组织，美利坚合众国和欧洲合众国，会越过大西洋握起手来”。转引自惠一鸣著《欧洲联盟发展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页。]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让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知耻近乎勇”[《中庸》：“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有了一种为了欧洲的统一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
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要更加珍惜中国的统一及由此产生的在亚洲的主体地位。有些学者赞美欧洲小国分治，让中国走欧洲的路，这实在是不懂历史的表现。
(三)撒彻尔、默克尔要为欧洲扳回乾坤
前阵撒切尔夫人逝世，在英国反应平淡，但欧洲大陆人喜欢她，这是因为是她“放倒”了苏联。撒切尔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说，正当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使形势好转。她透露：“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页。]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页。]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是天生的地缘政治学家，他们明白，打散苏联是欧洲统一的前提。罗斯福对美国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东欧交与苏联，并由此将大欧洲压挤成小“西欧”了。这对欧洲大陆不利但对英国有利，撒切尔放倒苏联后，欧洲便有了统一的前提。正因此，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学》一书的结束时说，英国、美国和苏联“这三个国家可以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12页。]。随着欧洲大陆的统一进程加快，美英俄建立的这个阻止欧洲大陆整合的“安全制度”解体了，英国人有了被边缘化的感受，这与1945年后中国统一进程加快使日本再次有了被边缘化的感受一样。这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仅是“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这一几何力学规律的反映。
尽管英国人不喜欢，但撒切尔看到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的惨剧，坚持张伯伦的思想遗产，宁可牺牲英国人的民族利益也要欧洲统一。继承和有力推进张伯伦、丘吉尔、撒切尔欧洲统一事业的人物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连任表明德国人乃至欧洲人认可她的贡献。默克尔利用世界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大大推进了欧洲的统一。美国经济危机时接收一些国家“购买”债券的钱，这其实对美国不利。好比一个人得了糖尿病，而你却给送糖吃，他照吃且不锻炼，也不节食，这自然没好。欧洲经济危机时，默克尔拒绝其他国再来一次帮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她利用经济危机一点点地回收欧洲小国比如塞浦路斯、希腊、西班牙等国的部分主权。2013年4月22日默克尔柏林表示：“如果欧元区真有诚意克服旷日持久的欧债危机并重新赢得市场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各成员国就必须为在欧盟宪法框架内让渡部分主权做好准备。”[ 《默克尔称欧元区各国应为让渡部分主权做准备》，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4/23/c_124616075.htm。]她借助欧盟的名义利用财政的力量把各个小国的主权收上，由此将欧洲变成由几大国——英国、德国、法国——主导的大联邦国家。这是张伯伦的理念。当然这样主导欧洲的中心不可能是英国，而是德国，正如主导亚洲的中心是中国而不是日本一样。这样的欧洲用拿破伦比喻中国的话说，就是欧洲“睡狮”也醒了。
(四)欧亚大陆的力量挤压及其对印度洋的影响
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板块与欧洲和亚洲板块相互间有着强烈的挤压式互动。穆斯林能够在这一地区兴起，是因为罗马帝国解体后造成欧洲破碎及由此造成的力量收缩。这还是一个几何力学的道理: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不同的是，看哪一边挤压哪一边。罗马之后的欧洲各国矢量之间多是对称且大角度的对冲，而亚洲主体板块仍旧，中国周边也有破碎地带，但对中国不构成对称型对冲。罗马帝国解体后，中国进入隋唐大一统时代，之后的中国版图变化多有“胖瘦”之分，少有欧式的对称型裂变。我们有些同志常常说明、清朝版图多大，其实，那只是胖了瘦了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出现比如被拦腰斩断或长出两个“心脏”等器质性裂变。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欧洲中世纪是政教两个中心，由此产生的患乱给欧洲带来了几乎是不尽的战乱。由此看，2008年以来欧洲利用其内部经济危机推进统一，如果统一实现的话，其张力就会很大，古罗马时期就是这样。罗马衰落后，欧洲力量萎缩，这给穆斯林、继而蒙古人崛起和扩张让出了空间。近代工业革命后，欧洲张力又造成它的世界性扩张，此后穆斯林和蒙古势力大幅萎缩。
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 上古史在欧洲一般是指最早国家出现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段历史。]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 中亚帝国，比如古代的波斯帝国(前550～前330)、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34～前323年，笔者认为，它本质上是欧洲人建立的中亚帝国，是希腊人对波斯帝国西扩的逆推和重演，这与后来的沙俄帝国是对蒙古人西扩的逆推和重演一样)、安息(公元前249～226)、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至5世纪)、阿拉伯帝国(公元7世纪至11世纪)和蒙古帝国(12～13世纪)等。]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了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时的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强力插入中亚地区，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此后，原来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和中国(1：0.5：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蒙古帝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也必然是短命的;但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目前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
发生在印度洋北岸的上述板块演变规律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北印度洋沿岸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一般说来，当欧洲和亚洲板块整合程度较高即分别处在1的水平时，印度及印度洋北岸国家也会受到侵犯，但程度比较轻。比如古希腊罗马时代，马其顿亚历山大、罗马屋大维军团全面占领埃及和随后的叙利亚战争，这些侵犯都没有深入到印度次大陆内部。此间，印度出现了民族政权即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约前187年)及阿育王时代(阿育王 Asoka，公元前273～前236年)的繁荣 。
自公元前2世纪罗马帝国衰落趋势显现后，中亚板块整合力量开始提升。此间，大夏希腊人、塞人和安息人先后侵入印度，大月氏人最终在北印度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鼎盛时期：公元105～250年)。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已完全衰落，其整合程度降低为0.5水平，与此相应，中亚整合水平上升至1。此间，阿拉伯人、蒙古人进入中亚并横扫欧洲。印度遭受到伊斯兰人和蒙古人的入侵和占领[ 伊斯兰对印度的真正征服开始于11世纪，是由中亚的突厥人进行的。伽色尼王朝的苏丹马茂德入侵印度12次以上，在北印度造成严重破坏。1526年，帖木儿的直系后代巴卑尔从中亚进入并占领了德里，被尊为“印度斯坦的皇帝”，由巴卑尔建立的政权被称为莫卧儿帝国，意为“蒙古人的帝国”，因为巴卑尔的血统由母系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1206年，为时三个多世纪的德里苏丹国建立。1526年，帖木儿的直系后代巴卑尔从中亚进入并占领了德里，建立了莫卧儿帝国(意为“蒙古人的帝国”)，为时也是三个多世纪。
欧洲进入近代后，整合程度大幅提高，对中亚板块再次形成挤压，印度洋北岸国家严重碎化，印度更是经历了英国一百多年的全面的殖民占领，但这与中世纪的外族人占领的时间比，还算是短的。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上古还是中古，大概是喜马拉雅山系的屏护，东方中国板块没有出现欧洲式的大起大落，中国中原王朝和印度之间少有直接的互相侵犯，更多的只是直接的文化交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力量再次衰落，但中亚板块并没有大幅上升，是因为苏联和美国崛起并对中亚板块形成的持续挤压。苏联解体后，中亚伊斯兰力量出现崛起势头，但很快又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9·11”事件后的持续打击，中亚板块受到西方越来越强的挤压。200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并决定从中亚撤军后，欧洲统一进程加快并迅速越过地中海向北非推进，这又使本已缓和的西方对印度洋的压力加强。而巴沙尔政府军在叙利亚内战中的胜利，以及“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 “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为ISIS)是一个基地组织下属的极端组织，其前身是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al Shams”的意思是“大叙利亚”，即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ISIS组织的目标消除在一战结束后，由温斯顿·丘吉尔所创建的现代中东的国家边界，并在这一地区创立一个由基地组织运作的酋长国。也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的迅速崛起，都是中东地区力量对自近新世纪以来西方对中亚板块挤压的强烈反弹。根据上述欧亚板块互动规律，在俄罗斯、欧盟、中国三大力量都保持强劲上升之势的今天，中亚板块的这次反弹很难达到中世纪的水平。但这样的形势在印度“两害相权”的比较中，却是不幸——欧洲再次崛起并开始向印度洋挺进——中的大幸。
苏联解体后，欧洲统一进度加快，2008年美国已被伊拉克战争拖得精疲力竭，而当年欧洲统一则大幅推进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独立”，这使欧洲统一进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欧盟“只争朝夕”，决定正式启动1995年萨科齐提出的“巴塞罗那进程：地中海联盟”计划。我们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地图和现在的欧洲地图作以对比，可以发现其迅速一体化的趋势。现在欧洲板块不仅走向一体化，而且欧洲正在跨越地中海并向非洲进行更有力地辐射，欧洲的军事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用北约的名义第一次插入利比亚。法国在打进利比亚的时候还在科特迪瓦同时行动，随后又利用当地危机完成了在马里的军事布局。这样法国就实现了从利比亚到几内亚湾一线的陆军控制，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殖民区域的某种恢复。为什么法国要控制这一线呢，因为几内亚湾不仅有丰富的石油[ 几内亚湾是非洲最大的海湾，沿岸10多个国家及临近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超过800亿bbl，约占世界总储量的10%。2001年全球新探明的80亿bbl原油中有70亿bbl出自几内亚湾地区。同中东的波斯湾一样，几内亚湾正因石油而升温，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地区。几内亚湾资源潜力巨大。]，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像黄金、金刚石的储量和产量都占世界前列第一位。法国真是闷声发了大财，它借利比亚战争神不知鬼不觉地控制了西非洲的主要资源。有了这些海外资源，其国内再逢经济危机就可从海外获得额外补偿，并由此保证国内政治稳定。这说明欧洲在接近完成其统一时，也启动了非洲新殖民化进程，其势力范围正在向凡尔赛时期回归。
(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么，欧洲用的是什么方式实现其初步统一的呢?用挑拨美国和苏联的矛盾，以罗斯福之道还治美国之身。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则意在怂恿美国与苏联摊牌。此后，历史进入约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时代。英国唆使美国人跟苏联长期冲突：打了朝鲜战争，又打越南战争，美国被拖得伤了元气。尼克松看明白了欧洲的意图，他转身跟毛泽东握手。这下欧洲人着急了，让汤因比到中国来，汤因比随后就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搞了个“展望21世纪”的对话，说了大家要注意，中国将来要起来了，中国不得了啊，中国起来以后的力量就要布置到夏威夷了[ 参阅张文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收入张文木专著《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9页。]。
罗斯福、艾森豪威尔特别是尼克松之后，美国人领导人连同国内学者因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赢得世界霸权已变得轻浮和容易激动。汤因比之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又抛出“文明冲突”论，随后美国人(实际是华尔街)就推出了一个好激动的小布什，即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小布什这人只要见谁甩红布，他就向谁冲。他上台那年本是要冲着中国来了，引发南海撞机事件，我们当时没有着惹他。后来本拉登着惹他，小布什就到印度洋去了。小布什冲到阿富汗给了中国10至20年的战略机遇期。
现在想想，很多事情不要看当时那个热闹，今天再评价当时中国的外交应对措施，就会感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我们这几年的海军大发展及中国在东海形势改善都和这十几年外交政策有关。试想当年如果我们激化了与小布什美国的矛盾并导致小布什过来而不是到印度洋的话，那今天的形势就难说了。如果我们与美国做了玉石俱焚式的死斗，那欧洲就必然会过来。欧洲并没有放弃恢复凡尔赛利益的念想和努力，它打算用100年的时间将其影响扩张到印度洋和太平洋，香港他们并没有真放弃。所以，在这方面中国——当然还有印度——不要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七、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斗争必胜的天堂
(一)帕米尔高原被入侵者视为“天狱”畏途
印度洋北岸的“帕米尔”高原在塔吉克语中就是“世界屋脊”的意思，海拔4000米～7700米。该高原是地球上两条巨大山带 (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科奇山带)的山结，也是亚洲大陆南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山脉的汇集处，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五大山脉，它群山起伏，连绵逶迤，雪峰群立，耸入云天，号称亚洲大陆的屋脊。这样的地形使世界霸权扩张势力在此倍受挫折，更让远道而来的欧洲人和雄居北面的俄国人屡战屡败并因此视为“天狱”[ 南郑县位于陕西省汉中地区南部。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十四·刘放传》引《资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畏途。
历史表明，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在帝国扩张实践方面相当有经验的英国人对此颇有经验，英国学者的研究当然就更值得重视。英国政治地理学者P.奥沙利文在《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提出的“距离的摩损”理论，可为“世界霸权的坟墓”说提供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假若一个帝国或是一个霸权势力的国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当有扩张边界的领土野心之时，同样的实力必定扩散得更为稀疏，从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损失。若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上匀称地扩展力量，那么随着每一次帝国半径范围的扩张，其实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样的军力在越变越大的圆周内扩散，其密度和强度会相应地削减。从另一角度来看，假若各地单位面积的控制花费相等，随着一个帝国的圆周的扩大，整个控制费用将随着半径的平方而增加。为了维持对各地一定的控制规模，当帝国的范围增大，它的军事机构建制必须呈指数状态增加。不管有没有摩擦效应，随着野心或偿付义务的极度扩大，将会造成军事力量的分散。同样的作用也将会对宣传、颠覆或是经济援助造成影响。[ [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13页。]
(二)平面与立体：认识地理距离的两个维度
国家为获利而扩张，也为过度扩张并由此透支财力而衰亡。造成这种规律性现象的原因是扩张规模如此之大已至需要更多的财力来巩固已有的扩张利益。如果将这近乎物理力学伸展规律的分析结合前述历史经验，我们就会发现，印度洋不仅仅是古今帝国追逐的目标，同时也是帝国扩张力量由“一鼓作气、再而衰”转入“三而竭”地带。
如果考虑到地理障碍的因素，现实中的帕米尔高原的区间距离就不能简单地用思维中的平面距离来衡量。奥沙利文说：
相关的距离应该反映陆地和海洋的地势以及由高原低地和海洋对移动造成的不同运动磨损。克服距离的耗费并不是一个常量，即便是在同一传播媒介里也是这样。当旅程延长而运输的边际费用下降的时候，量度点位之间距离的问题便产生了。相应的端点是国家最近的边境线还是主要城市或军事结地?或是政府的所在地?诚然，国家与强大的陆权势力相对位置的变动，决定于测定距离上所选择的终点和米制单位。靠近苏联港口符拉迪斯托克[ 符拉迪沃斯托克，位于亚欧大陆东面，阿穆尔半岛最南端。]的地方，并不靠近莫斯科。河内[ 河内，越南首府。]离苏联边境最近的地方有2 000英里，但是笔直地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线距离超过5 000英里，美国港口圣地亚哥与河内之间跨越9 000英里海路，但是由于海上运输的费用是陆路托运的1/10。因此就水陆运输成本的意义而言，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 [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93页。]
正如住房面积不应仅以平方而应以立方标准计算才更为科学的道理一样，地理两点之间的距离也应分为平面和立体两类，前者属于(无限接近)无障碍距离，后者属于(相对)有障碍距离。只有介入“立体距离”概念的计算更准确地反映其中的地缘政治关系。翻山越岭、由低而高的路程与一马平川或居高临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中国云南从纬度看，其位置只相当于从雷州半岛到闽、赣、湘、黔一带的地理纬度，但由于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663.6米，这大大提升了云南与较之东部各省的立体距离。如此就不难理解从上述引文中作者得出“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的结论。从这个视角看，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带，就会发现，其间任意两点并不遥远的平面距离，由于4 000～7 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体距离陡增，这是历史所有的外来征服者——即使横卧于帕米尔北侧的俄罗斯人——在此屡屡败北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立体距离和平面距离，利用“权重理论”是可以换算的。权重换算的基本公式表明：“当每公里水准测量的精度相同时，水准路线观测高差的权与路线长度成反比。”[ 引自《维基百科·权重》，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3%E9%87%8D。]同理，世界上没有绝对水平的地理条件，立体或平面距离也都是相对的，比如在同等的立体距离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释在自然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离中，位居上势的北方政治集团总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得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司马迁：《六国年表第三》，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页。]还有在沙漠中的行程与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气象和生存条件的相同距离，也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欧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不管用什么办法，想把地球表面变为平面，结果都会扩大或缩小距离、方向、形状和面积的真实关系。数理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想出一些调和的办法使这些绝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误差和歪曲缩小到最小限度。[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页。]
比较而言，海洋——如果不计汹涌的海浪的话——可算是最接近距离的“水平”条件，而帕米尔高原则可视为“立体距离”的绝对样板。麦金德形象地说：“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译者引言》，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页。]中亚——也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既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 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根据上述关于距离研究的新推进，现在可以补上一句，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权斗争必胜的天堂。
有人会说，现代科学技术比如航母、飞机、导弹、信息等技术的出现会缩短国家间的距离。但要知道，我们所说的距离并不是用于孤立的个人即马克思所批评的“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那种“天马行空”式的空间移动，而是指移动着的人类社会群体及其所需的相应生活物资在不同空间的挪动，其运动规模与移动着的社会群体的大小相适应：一小队旅游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与远征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规模是不同的。比如19世纪的英国已有机械动力舰船和威力巨大的机械枪和炮火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苏联和美国已有航母、飞机、导弹，美国还有世界一流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技术，即使如此，它们在中亚帕米尔的侵略战争往往是在赢得初次战役后便很快为这里的地理条件所消耗并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这是因为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中亚帕米尔高原有着几乎无限大“立体距离”，而克服这样的“立体距离”需要的是几乎无限大的物质资源支持。麦金德说：“动物的人的第一个政治特质是饥饿。”[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28页。]历史上多有不远万里来到帕米尔的登高探险者，但没有远道而来的长期占领者。这不是因为远道而来的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大部队解决不了如马克思所说的“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批评一些空想理论家时说：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2页。]
马克思在写两段文字时，曾在“个人存在”后面删去了“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手稿“必须能够生活”边加写批注：“黑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这些说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物质资料，同时也离不开物质资料。所谓技术改变距离的观点有相当的想象成分，但若将这位想象者本人放在帕米尔地区，他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他将人与自然的联系归结于脱离物质制约的个体人的感觉而不归于人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这正如我们不能因科技帮助少数人登上珠峰就得出几百万人也可以占领珠峰的结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类社会群体的地理空间的大规模移动，并不取决于“没有任何前提的”个人的运动能力，而是决定于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相应的物质资料能够移动的规模。兵马已到，粮草不继，这是占据军事技术优势的入侵者败在中亚的关键原因。
这时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用地缘政治的观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点太落后了，说现代技术已超越地缘政治。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确。
阿富汗是这个观点的经典案例。在这里最先进的技术和最落后的部落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较量，每一次总是技术落后却拥有地缘政治优势的一方取得胜利。19世纪初的英国可谓是工业最先进的国家，英国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后一次是议和外，其他两次作战都是英方损兵折将且无功而返[ 1838年，英国以阿富汗拒绝和英缔结反对波斯和沙俄的同盟为借口，入侵阿富汗。次年国王多斯特•穆罕默德(1793-1863)弃都北逃。8月英军攻陷喀布尔，立舒加(1816-1845)为王，此后，阿富汗人展开游击战争，迫使英国于1841年12月签订撤军条约;次年英军复克喀布尔，再遭重创后彻底退出阿富汗。1878年11月英国以阿富汗拒绝接受其保护而投靠俄国为借口，二次出兵阿富汗，迫使阿富汗于次年5月与之签订《甘达马克条约》，9月阿富汗人民起义并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英军于1881年退出阿富汗。1919年阿富汗国王阿马努拉即位后，致信英印总督，要求废除英国的外交控制权，英国拒绝并于同年5月出兵阿富汗，阿人民奋起反抗。8月双方缔结和约，英国承认阿富汗独立。1979年12月苏联因不满阿富汗阿明政权，出兵阿富汗并占领喀布尔。在阿富汗人民的激烈反抗下，1986年7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从阿分批撤军。]。20世纪的冷战时期，苏联依靠其强大的常规作战力量和地缘优势，在阿富汗进行了为时六年的持久战，结果还是被迫分批撤军并由此引发苏联的解体。2001年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施实军事打击战争，打了十多年，用尽了先进武器，结果西方联军还是碰得焦头烂额。苏联当时在国防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且阿富汗就在它的跟前，硬是打不下来。如果说苏联科技不如美国，那美国入侵结果还是一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出版《和平地理学》，他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专门论及飞机出现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他写道：
许多论现代军事战略的作家都说：大部分后方勤务的问题可以由运输机来解决。他们建议拿能运载许多吨货物的大型飞机来代替轮船与火车。大战的经历和零星发表的数字说明了，尽管仅仅是部分地说明了，现今作战部队所需物资量的庞大。这说明飞机虽然能够协助和补充行动较慢的运输工具，但不能代替这些运输工具。对一个地区施加空军力量，不仅要飞机飞到那里，而且还要保持它们的作战能力。那就是说，要有一条供应充足的中间基地线、大量的特种汽油、炸弹、军火、零件、备用的机器、修理队、地面部队和防空队。就空军由空中运输自己必需品来讲，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空军是能自给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大概比其他国家较为先进，但他们在欧洲的作战地区是一个完整的地块，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个空军基地，同时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铁路网和公路网互相连接。美国无须它的空中势力在自己的大陆的周边起作用，而是要它越过海洋和北极的荒漠。对美国来说，飞机在运输物资方面不能起显著的作用。[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6～87页。]
尽管制空权日见重要，但实际情况仍是如此，因为除了运送最特殊的项目外，在运输一切物资方面占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在大洋中的船只。[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7页。]
其他地缘政治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国地理政治学者P.奥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独到的研究，他写道：
自16世纪欧洲人开始征服全球以来，距离的屏障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文化上的汇合，把我们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类共同体中来。空间的分隔效力已经缩小，甚至有人说，随着电子通讯和飞机的使用，地理距离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失去了重要影响。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距离影响的，它把人们的存在和活动分开。即使在国家事务中，尽管穿梭外交的狂热努力，但不论其作用的好坏，距离仍然有影响。的确是这样，就减少那些可以被认为是专横国家的贸易和社会往来而言，与政治野心保持隔离兴许是天上的赐福。当然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 [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1页。]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教授[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1910～1993年)，1910年出生于英格兰，毕业于牛津大学，1948年成为美国公民。1949年至1967年，执教于密歇根大学。1967年，执教于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直至退休。]1962年出版《冲突与防御：一般理论》(Conflict and Defence: A General Theory， Harper & Bros.1962)一书，他在其中提出“力量递度损失”理论，认为：
在运输力量和交通通讯上，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了实力的强度。由于海军，无线电、空军、火箭和卫星的发展，已经减小这种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离因素对实力平衡的影响。但是为了美国在中东行动而建立快速部队的努力，说明距离仍然是需要花费代价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在7 000英里长的供给线上暴露出的种种困难说明，在军事力量与距离因素之间的成败之机是相互参半的。[ 转引自[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页。]
(三)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
在地理差异的基础上，人心向背历史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扩张的利益与当地人民利益不一致，那就会更加增大扩张者因距离拉长而出现的阻力。博尔丁教授分析说：
在本国最强大，它离国内基地的距离拉得愈远愈弱。力量越是扩张，则强度越是减少。除了克服距离损耗的磨擦效应之外，在控制越来越辽阔领土的能量耗费以及对远离本土的遥远地方缺乏亲熟性(familiarity)，可以严重地影响扩张者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 [英]P.奥沙利文著，李亦鸣、朱兰、朱安译：《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页。]
事实上，当技术和人比较时，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当人与自然比较时，自然的力量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技术、人民和自然地理环境三位一体地优化结合形成的战斗力，才是不可战胜的。辛弃疾说的“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 [南宋]辛弃疾：《美芹十论·观衅第三》，《中国兵书集成》(第7册)，辽宁书社、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卷四·公孙丑下》]，都是这个意思。人只能是环境中的人，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
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人民战争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条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战斗力。而技术的作用多在于战争初期的战役层面，这就是“点火”即挑起战争的手段更为方便了，但灭火得靠人，还要看能否控制火势蔓延的方向。“草船借箭”还需东风，火势蔓延的方向是由风向而非技术决定的。风向即民心，挑起战争的一方，如不得人心，往往会引火烧身。保家卫国会激发出无穷的力量，这叫人民战争。美国人喜欢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技术决定一切。但手握最新科技的美国大兵却被占据地缘政治优势的阿富汗部落武装打跑了，这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而非只写在历史书中的事，眼见的事实说明：高科技不能替代更不能结束地缘政治。
还会有人说，科技可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如果世界发展到把粮食、资源等通过科技手段实现无限增长时，世界就不需要打仗了，和平与发展历史条件就可以无限持续下去。
这也不可能，因为这个假设只有逻辑而没有经验支持;也就是说，它符合逻辑，但不符合历史经验，不是逻辑和历史的相统一判断。比如，人类五千多年间发展了很多技术，但还是没有解决粮食大幅遑论无限增长问题，不同的只是名称的改变。战国时期粮食亩产可达到几百斤[ 战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汉书·食货志》，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汉书·食货志上》(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页。)陈文华先生说：这五口之家如果按照《周礼·小司徒》的标准，只能分到“下地”，因此，这则这应该是当时最低水平，根据吴慧先生《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的计算，这“亩一石半”合今一市亩205.8市斤;由此结论：“西周每个劳动力可耕18.63市亩地，则最后可以生产3 834市斤粮食(粟)。”(杜青林、孙政才主编，陈文华著：《中国农业通史·夏商西周春秋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161页。)]，虽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目前最高可达到亩产1 000公斤[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超级稻亩产首破1000公斤》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
http://www.edu.cn/cheng_guo_zhan_shi_1085/20140930/t20140930_1181919.shtml。]，即使如此，这样的产量也很难普及。粮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土地不可能用高科技大规模催生，多少耕地大体能生产出多少粮食，这是农民都能算出的账。所以我们的认识还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回到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路线上来。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产生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载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所以要相信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唯物主义。衣食住行，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出门的时候老太太知道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她会告诉你要多带点干粮。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 “由于我们在1904年整个一年和1905年战场上遭到节节惨败，所以德拉戈米夫将军就编了一则挖苦的笑话，后来在俄国各地传开了。他说：我们总想用圣像去打日本人，他们却用炮弹和炸弹来揍我们;我们用圣像来对付他们，他们用子弹对付我们。”参见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著，张开译：《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页。]。结果是子弹打倒了圣像。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我们还是要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而地理条件从而地缘政治就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必须面对且不能任意改变的基本事实。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要衡量一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根据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是同位置相比较，疆土的大小、地形和自然资源是决定一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1页。]
一般说来，当一个民族处在被压迫的时候，其外交政策还是有节制的，这时的国家崛起只需要克服困难就可以了;当它崛起后转向世界性扩张并因此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它就必须和世界人民作战，这时的国家外交就身不由已地失去节制，即使以自毁的方式与帕米尔这样无人敢碰的“山神”相撞也在所不惜。
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公元前356年～前323年)似乎是历史上唯一自觉止步于印度的帝王。他从希腊开始东征，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后于公元前334年在马尔马拉海岸的格拉尼库河附近打败波斯后，一路征战南下叙利亚，巴勒斯坦，直到埃及。随后他率军北上返回亚洲，向波斯腹地进发，公元前331年9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高加米拉再次击败波斯，随后进入波斯首都苏撒和巴比伦。公元前330年继续东进攻占波斯旧都波斯波得斯。随后便北上埃克巴达那，然后再到海卡顿比勒、来到里海边。后继续东进苏西亚，折南特拉后北上至今阿富汗喀布尔，穿过开伯尔山口于327年来到印度。越过印度河后受到当地部族的激烈抵抗。值得注意的是，与18世纪的英国人不同，此时的亚历山大不是继续深入遑论占领印度，而是“自我封闭三日，然后决定班师。大家很想知道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但结论很明显，即他不是世界之主。”[ [法]鲁保罗著，耿昇译：《西域的历史与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折东返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此后他的帝国随即分裂为马斯顿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亚历山大毕竟曾师从于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临终前终于明白了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因此找到了马其顿帝国的有限边界。麦金德毕竟是一介书生，他为英国政府提出他的地缘政治理论，首次以全球战略观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揭示出中亚是大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地带，但它却没有为英国政府指出哪里是英帝国的有限边界，相反他却将他的国家驱赶到一个无法征服的“心脏”地带。似乎是历史的讽刺，尽管麦金德的理论使后来的世界围绕中东热闹了至今，而他的祖国——英国却在来到印度洋、其海权事业达到顶峰后，其帝国事业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这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宋]苏轼：《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载沙灵娜译注：《宋词三百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页。]的双重感受合二为一地落在麦金德身上：就在麦金德对英国海洋实践做出如此经典的理论总结且因此誉满全球的时候，上帝却让他看到了帝国的黄昏。1947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印度是英帝国全球霸权的支撑点，印度独立敲响了英帝国的黄昏暮鼓。
实践说明，麦金德的天才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理论逻辑上是通的，但实践逻辑上是走不通的。在玻璃窗里的学者，不流汗、不打仗、不流血、不死亡，这样的研究结果往往脱离实际并对国家造成大不幸。
那么麦金德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理论与实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错呢?因为战线拉的太长。巩固长距离的战果要比从它本身获利要支出的多。在帝国扩张方面实践方面也相当有经给的美国人的研究也值得重视，《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写道：
财富永远是加强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获利并保护财富又往往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大国体系中各领先国家——即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国等——的勃兴而后又衰落的历史说明，从长远看，生产能力获取收入的能力同军事力量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相互关系。[ 保罗•肯尼迪著，蒋葆英译：《大国的兴衰》，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从逻辑上推，麦氏的理论符合几何力学的原理。但图上的逻辑与能力逻辑或说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并不总是一致。如上所说，中亚是世界上区间平面距离与立体距离极不成比例的地区，一段不太远的平面距离却包含着极为巨大和极难克服的立体距离。战争本质上是拼装备的，在国力不及之处开展军事活动将对国家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88页。]英国曾是一个受欧洲大陆封建国家压迫和欺辱的边缘岛国，它也因此成为最有希望的岛国。欧洲中世纪在大陆无法传播的许多先进思想在英国落根并使之成为欧洲反封建教会势力的大本营。1640年英国发生了开辟世界近代史里程碑的资产阶级革命，带动了法国等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纪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巨大的生产力的出现改变了英国人的生存状态，市场和利润成了社会活动的中心，国家成了为资本开辟市场的机器，由此，向世界扩张，不断开辟新市场，就成了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手段。这使得世界的不稳定就成了英国稳定的前提。英国在世界扩张中推行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让英国从世界得到丰厚的利润，同时也使英国为此与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以至战争成了促进英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手段。当时有评论说英国“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诸东流”[ 转引自[美]保罗•肯尼迪(Paol Kennedy)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96～97页。]。战争使英国扩张为帝国，到19世纪末，一般英国人都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英国分明是命中注定要统治其他国家的人民，英国是‘日不落帝国’”[ 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苏仲颜等译：《英国和英帝国危机》(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8～9页。];“帝国的感情是每一个英国人生而有之的。这是我们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和我们同生共死”[ 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苏仲颜等译：《英国和英帝国危机》(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19世纪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强了，“它越来越依赖世界的贡赋来维持生存”[ 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苏仲颜等译：《英国和英帝国危机》(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68页。]。高额利润需要高成本的战争。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出这一点，1868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英国的殖民政策的“代价太大”[ 转引自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苏仲颜等译：《英国和英帝国危机》(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60页。]。
中国有个字非常好，就是幸福的“福”，它给人的喻意就是拜一口田。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里的粮食能消化，不至于把你撑着。人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现在好多病都是撑出来的，与自己的消化能力相适应的饮食才是有福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极力扩张，在战役上基本没有输多少，而战略上却日益接近失败，因为消化不了那么多战果。他们不懂“有福之人善退财”的道理，结果大量的战果背面都是越烧越旺的被占领国家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的怒火。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日本人已没有哲学了。1895年和1905年日本打败中国和俄国之前，还是比较节制，知道不可过分，因在适当的时候及时止战才赢得了对华对俄的战争。当时日本人是借钱打仗，在获利最大化时及时停战。1905年对俄作战时日本方面在战争开始前考虑较多的是如何结束战争。那个时候日本军人知道下坡比上坡难，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幕府内战中打出来的军人，有经验，所以说话有谱。打赢中国和俄国后，日本的陆军大学很多人都对战略不感兴趣了，一付舍我其谁、敢作敢为的“少帅”作派。学战役容易出成果，而政治则需要的时间和等待。由此发展下去，政治家在日本日益失势，枪杆子失去政治节制的结果就是国家无法消化日本军人抱回来的大堆战果。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战线也开展拉长，其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14%，到1941年增至18%;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战线已远超出日本国力的极限，其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至1943年达46.7%;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的战线已拉到印度洋并进入缅甸，与此相应，其军费与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也迅速冲至98.5%[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页。]，也就是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近全部投入战争，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但这时的日本还是一味蛮干，最后只有在原子弹爆炸后才彻底认输。与此相反，1943年是中国在战役上失败得较多的时候，可我们的国际地位却进入开罗会议的四大国之中，尽管在其中比较勉强，但是中国毕竟是参加了开罗会议，成了后来的四大战胜国之一。还没有战胜就进入了战胜国行列，这其中赢输，全在哲学境界的高下。
进入21世纪的美国也在进入印度洋的路上由盛而衰的。
2011年6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卸任之前到新加坡参加会议时说，美国不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 《盖茨声称美不会遏制中国发展 警告中国“别学苏联”》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6/1733488.html。]。当时很多报纸、媒体都将这则新闻解读为盖茨意在警告中国不要搞军事竞赛，不要发展军备。这——与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对尼赫鲁“有声有色”曾作出误读的经历相似——都没有抓住要害。
(四)石油美元迫使美国对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赖
美国是在苏联解体后开始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帝国。布热津斯基说：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 [美]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美国的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歌曲《好人一生平安》歌词。]布氏写下这句话时是1997年，三年后便发生了“9·11事件”，随后美国便挥师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美国便决定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美国也由此迅速衰落。这一幕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也发生在布热津斯基面前，美国在新世纪起步时豪情干云，在结束时瞬间就成了一场闹剧。
美国这几年的国防部长似乎都有些身不由己，上任后都要打仗。这是因为今天的美国已出现美利坚民族利益与华尔街利益的分裂。美国这几年因拉的战线太长，以至今天已经打不动了。真正要为美利坚民族做事，就要收缩战线，但美国现在没有自己的实体工业，底特律老工业基地也垮了，美国也没有国有银行，只有华尔街控制的私有银行，这样美国就成了一个华尔街金融财团独控的国家。华尔街是身处美国的国际人，他们并不反映美利坚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华尔金融的基础不是美国的产品，而是中东石油。而要抓住石油，那就得逼着美国人民去到中东打仗。但华尔街要石油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价值。它要保证石油必须用美元交换，获胜后是华尔街美国而不是华盛顿美国发财，华尔街按战时表现再发点“补贴”给白宫。盖茨这些人上任前都雄心勃勃要为美国做事，上任后就发现不是那回事。但是他们又不能不听华尔街的，所以每个任上的总统或防长都得冲进印度洋到海湾地区去打仗。但当他们卸任以后大部分都有良心发现，比如盖茨、鲍威尔、奥尔布赖特等。盖茨说中国别学苏联，意思是别学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本来这个世界是美苏共同划分的，美苏本是周瑜打黄盖的关系，不能当真。结果勃列日涅夫当真了，打得美国没有退路了，以至美国全民动员起来一致反苏。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与苏联已恢复了雅尔塔框架下的合作。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苏在联合国联手把英法赶出了地中海;当时也有波匈事件，但美国只是喊话而不介入，就是因为美国承认那里是苏联的势力范围。1962年，赫鲁晓夫跑到古巴搞导弹基地，破坏了雅尔塔体系确定的美国的势力范围，结果惹得美国舆论不满，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就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人没有斯大林的有限哲学的智慧，他们有执行和贯彻上级命令的能力，但这类干部往往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朝鲜战争的时候，赫鲁晓夫就想对朝鲜出兵，被斯大林教育了一番[ 此事参见张岱云等译：《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34~535页。]，斯大林觉得苏联已无力在战后继续在朝鲜半岛扩大战争。
现在我们再回来重读盖茨说的那句话，其意思是让我们汲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莽撞的教训，外交上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这话显然善意的。
可这句话被我们有的一些媒体解读为中国不要发展装备，这客观上是会使我们自废武功、向西方妥协。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在西太平洋是要有我们基本的安全底限。毛泽东曾说：“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所以第一岛链[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亚洲的危机——对美国政策的检讨》的讲话，针对太平洋地区军事安全形势，提出美国的亚洲政策。艾奇逊提出一条将朝鲜半岛排除在外的“从琉球群岛延伸至菲律宾”的防御线。他说：“日本的防务必须得到维持，而且能够得到维持。这条防线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到琉球群岛。我们在琉球群岛拥有重要的防御地位，我们将继续保持下去。为了琉球群岛上的居民的利益，我们将在适当的时机，要求在联合国的授权下托管这些岛屿。但是，它们是太平洋防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守住，而且能够守住。防线从琉球延伸至菲律宾群岛。”“亚洲的危机——对美国政策的检讨”(国务卿艾奇逊的讲话，1950年3月1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88页。]必须突破并坚决守住。中国东西两面安全要有个平衡，东海的“安全带”还没系好又往西跑，这是跑不远的。安全带的系扣在哪里呢?就在钓鱼岛，除了主权的因素外，这里既是中国畅通太平洋的关键出口，更是“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接榫”地带，钓鱼岛回归中国可以断绝了“台独”分子对日本右翼支持的念想。因此，在没有系好东海“安全带”的系扣之前，空论西进是危险的。
世界大国为什么都要争夺印度洋，这是因为他们的扩张使其经济发展与印度洋有某种依赖关系。英美要控制世界，因为他们的经济是世界性的体系，谁占有了世界贸易和世界资源，谁就会拥有世界财富流向的主导权。而占领世界市场和资源，从地缘政治上看，就必须控制印度洋。英国和美国略为不同的只是，英国基本上打的是市场，英国占领印度是因为英国需要印度为其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
与今天的美国不同，当年英国依靠的是民族工业的产品。英国人起家的时候对民族工业要求特别严，在英国纺织品未立足之际，对出口的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国公民重判以断手或绞刑，但当拉丁美洲门户被暴力打开后，英国则向这些国家倾销其低质纺织品[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著，王玫著：《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所以英国本土的工业原创能力特别发达，发达的生产力要求更多的产品销售市场及其利润回流。由此英国与印度形成了依存关系，同时印度洋也成了透支英国财政并由此拉倒英国的“百慕大”：支出大于收入，英国就这样给生生地耗倒了。现在的美国表现就更差了。今天的美国是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石油美元使其对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赖。因为支撑美国金融的基础在中东石油。这样，与以工业产品为基础的英国相比，美国的国力尤显不足。这就是拥有同等扩张规模的美国比英国控制印度洋能力相对更弱，退出的时间更早、速度更快的原因。
(五)美国的教训及其启示
美国舆论把凯南炒作成一个大战略家。现在我们国内某些学者也是认为昨天的凯南和今天的布尔津斯基都是大战略家。事实上，他们只是华尔街的大战略家，不是美国的战略家。大家看一下布尔津斯基设计的方案，将乌克兰列为支点轴心国家，将整个中东列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但美国没有这样的国力，没有这样的国力，为什么还要这么设计呢?这只能解释为对华尔街有利。大家可以看看电影《北京人在纽约》，面对王启明和大卫，经销商安东尼是唯利是图，谁给我利润多我跟谁做生意，至于说是不是美国人我不管。华尔街就是只认钱不认人。这么折腾，如果美元垮了怎么办?垮了以后再去欧洲搞欧元，将来在欧洲坐大;欧元跨了怎么办?美国长胖后再回美国来吃美元。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些地区不能有国有银行和本土工业。国家有“肾”即国企就能造血，再有自己的“血库”，这就是银行，这样国家就能强大。华尔街到哪也不能接受这些。
从小生长在犹太人家庭的马克思最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国家不将银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将一事无成。资产阶级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这样。在这方面，当代国际金融资本与各民族国家争夺金融权的热情绝不亚于中世纪教皇与世俗政权争夺教权。
最近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发生在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的当口，这是因为华尔街不喜欢这些民族的企业。就是美国不能有民族之“肾”，有肾就能自己造“血”，这直接威胁到华尔街“血库”的利益。在尼克松之前，美元靠黄金结算，这时美元靠劳动产品支撑。尼克松上任以后与华尔街有个交换，就是将美元放在石油上，要求国际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这样华尔街的钱就可以大量地在增值中回流，只要印钞票就行了，美国只给世界提供各式债券。尼克松是用战略收缩挽救了美利坚民族，同时又把黄金美元换成了石油美元挽救了华尔街，一举两得。即使这样，华尔街财团还不满意，最后还利用“水门事件”让尼克松下台。最近美元为什么衰落，它跟石油脱钩了，控制不了石油了。美国为什么打萨达姆，萨达姆要用欧元买石油。拿欧元买石油的话，就动了美元的根本了，这对华尔街美国压力太大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将来还是要发展本国实体生产，不然就会重复今天美国衰落的路。
美元建立在石油之上是美元国际化的基础，现在也有人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若真如此，我们就得将手伸向全世界，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大小事都和你有了关系，中国没有解决世界问题的力量，因而需要有亚历山大不做“世界之主”的智慧。美国自从将美元的支撑点拉到印度洋北岸的海湾后，它就与战争有了孪生关系：战争拉动军火，还控制中东石油，这一举两得的结果使华尔街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都高兴。为什么今天美国的禁枪法案屡试屡败，因为军工集团不愿意。美国现在打不动了，但华尔街还要它打，如果不打的话，华尔街就来“财政悬崖”，不给白宫发工资。“斯诺登事件”说明美国人已对国家没有感情了。电视中常有美国军人拿枪扫射同胞，斯诺登还是国安系统的人，他也不愿意干了。为什么?美国人对国家没有荣誉感了。法国大革命时，人民占领巴士底狱、占领市政府，现在美国的中产阶级有忿恨情绪不到华盛顿的白宫发泄，而是去“占领华尔街”。这说明美国政府已被华尔街控制，其本身已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华尔街给美国带来的危害太大了，这直接导致了美国的衰落。这个衰落将会持续下去，因为华尔街不会向美利坚民族让步，而美国对外战争又步步受挫，支出已远远大于收入。为了华尔街，今后美国白宫的目标将是中国，如果其反华行动持续受挫，那就还得重返印度洋、去海湾抓中东石油。
2014年8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应该致力于在全球范围以卢布来出售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他表示，使用美元作为能源贸易中单一的定价货币正在伤害俄罗斯的经济。普京是在当天访问克里米亚地区时做出该表态的。他说：“我们应该谨慎从事。我们目前正在说服一些国家，使用自己的货币来开展贸易。” [ 《普京呼吁终结石油美元 称其伤害俄罗斯经济》，http://finance.huanqiu.com/view/2014-08/5107097.html。]可以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国家放弃石油美元。如此，华尔街更将雪上加霜，其反扑也会更加穷凶极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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