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北印度洋与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
(一)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带是中国西南安全的战略屏障
那么，印度洋北岸和中国有什么关联呢?如果特别注意一下立体地图上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这条山带，就会看到这条山带对中国西南安全是一条巨大战略屏障。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连接一线且难以逾越山带;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势，它几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带。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近代法国人(拿破仑)英国人和现代史上的苏联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征服这道山带，再先进的科技在这都不灵。这个屏障给中亚地区和中国带来了极大地缘政治优势，也给中国大西南带来优质且低成本的安全环境。由于这个屏障的存在，当年亚历山大打到印度就停了下来;蒙古人算是猛一些，1259年蒙哥大汗亲自率领四万军队越过这道屏障进入中国四川，但最终还是困死在重庆钓鱼城下[ 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进攻鄂州、察塔儿进攻两淮及兀良哈台进攻云南，自己则领兵往四川。1259年2月，蒙哥大汗亲自率领4万军队到钓鱼城下，蒙哥派降人前去招降，宋知合州王坚严辞拒绝并杀了使者，蒙哥开始进攻钓鱼城，然而钓鱼城主将王坚与副将张珏的顽强抗击下，大将汪德臣战死，蒙哥更被城上火炮击伤，后逝于温泉寺，蒙古军因此撤退。直至1279年，在守将王立带领下钓鱼城军民投降，正式结束钓鱼城之战36年抵抗历史。];1914年，占领印度的英国人曾打到拉萨了，最终还是抗不住地高天寒而南撤。
但凡事都得两面看，保护中国的屏障同样也是限制中国的屏障。连通中国西域与中亚继而西方的丝绸之路被今人赋予了过多画意，其实这条路开发最初的开通是为了中原政权的安全需要。汉朝为了联合西域部族合击匈奴，而不主要是为了商业的目的，张骞才冒死率人进西才开发出这条道路。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丝绸之路建设同样也不会只是一个牧歌的进程。当前我们有些研究提议以修建整合亚洲大陆的铁路的方式推进中国西进的“新丝绸之路带”，这想法非常好但很浪漫。但回想一下当年俄国人在中国境内修的那条中东铁路，开始说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后来竟由此演化为两国的宿怨，这种怨气一直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相反几乎是同期开工的在俄国境内修建的横贯东西的那条近万公里西伯利亚大铁路[ 西伯利亚大铁路(Trans-Siberian Railway)是横贯俄罗斯东西的铁路干线。东起自莫斯科，经梁赞、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总长9，33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铁路。从1891年起，这条铁路从东西两端同时开工，于1916年全线通车。]却迄今一路畅通。设身处地，今后我们在其他国家境内修的路，我们难道就不会再碰到同样的尴尬吗?没有历史经验支持的建议，提出来还是要谨慎些。目前我们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修的铁路已碰到我们曾经历过的相似问题。你修的铁路从人家领地上过而你又不能控制，这是说不通的;而控制就要有矛盾，大些的还难免是冲突。前阵有朋友到乌克兰置地产，说是双赢的事亚，大有前景，很有一副海外庄园主的范。乌克兰危机尤其是克里米亚归并俄罗斯后，人再回来情况就变了，这时地还在，法律不一样了，得重办手续。要知道，重办手续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以前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今后我们也要知道生意尤其是国家间的大单生意也是政治的继续。可见，通心要先于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处，路不可过于深入，重资产投资还得做相应收缩。
(二)世界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连接中国与中亚的丝绸之路关系中国西陲安全，而在向当地人民学习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往才是化解中国西陲安全风险的政策基线。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都说明中国与中亚国家交往远不只是一种物流的过程，更多的应是交心的过程。通关贵在通人，通人贵在通心。如无这些，仅有武帝的武功而没有武帝的文治，丝绸之路不会有后来的延续。习近平主席“一路一带”构想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已经不能仅从经济发展的思路来理解，而应当从“环球同此凉热”即世界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共产党人的大情怀来理解。
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相互影响之路。现在北约东扩已经合并了东欧的部分，地中海南岸也为欧洲控制，那下一步怎么办?依据历史经验，就是打通叙利亚。叙利亚是欧洲人进入麦金德所说的控制世界的“心脏地带”的门户。拿下叙利亚，也就打通了经伊朗高原[ 伊朗高原(英文：Iranian plateau，又称Persian plateau)是亚洲西南部的高原地带，亦是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伊朗高原由小亚细亚和高加索开始，一直向东延伸，包括现今阿富汗的绝大部分和巴基斯坦的很大部分。]进入中亚并经此即可由帕米尔高原[“帕米尔”是塔吉克语“世界屋脊”的意思，高原海拔4000米～7700米，拥有许多高峰。该高原是地球上两条巨大山带 (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科奇山带)的山结，也是亚洲大陆南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山脉的汇集处，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五大山脉，它群山起伏，连绵逶迤，雪峰群立，耸入云天，号称亚洲大陆地区的屋脊。帕米尔高原的最高峰为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的主峰蒂里奇米尔峰(Tirich Mir)海拔(7690米)。]进入中国新疆。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军团、十字军和蒙古人的东进和西出，这里都是必经要路。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那些不想经北部绕过里海的行人，则必须穿越伊朗这一富饶、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区，这一切都使这条道路变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时会使这条道路封闭，那么它也必然会重新开放。”[ [法]鲁保罗著，耿昇译：《西域的历史与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从叙利亚沿伊朗高原东进中国的那条路在历史上是传统的丝绸之路之一。这条屏障的最西端是叙利亚，这里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在历史上也是欧亚两大陆对冲的第一道关口，也可以说它是欧亚大陆力量变局的第一个旋转门。罗马人东扩，蒙古人西进，都是到了这个地方受到抵抗并因此固定了东西方的政治格局。当年张骞派副手到安息帝国访问，因为他们的斗争关乎汉朝的安全，安息国王派了2万多兵骑迎接[ 公元前129年，位于小亚细亚的拍加马王国 起义，罗马镇压后将其划入罗马行省。公元前124年，塞人与安息(帕提亚)冲突，安息王败死。安息向西败西徐亚人，西北败亚美尼亚人，与罗马缔订和约;同年中国张骞副使至安息，安息王以两万骑迎中国使者。]，因为他们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当时的安息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其西端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位于今天欧洲东扩的前线。今天的北约东扩就是昨天罗马东扩的重演，在叙利亚激烈抵抗前，今天欧洲的妥协也是昨天罗马在此妥协的再版。可见，叙利亚至伊朗一线的地区安全与中国的西陲安全息息相关。1904年，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说：
这里是早期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点，因为苏伊士地峡把制海权分成东西两部分，而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的波斯干旱荒原，使游牧势力总有机会打到那一片把东面的印度、中国与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开来的大洋边缘。每当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绿洲的守备薄弱的时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开阔的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作为前进的据点，从那里穿过旁遮普而进入印度，经过叙利亚而攻入埃及，越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断桥而进入匈牙利，维也纳地当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阻着从两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 [英]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3页。]
十五年后，哈·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以更为简炼的语言再次重申这样的观点说：
谁占有大马士革，谁就有旁门通向另一条路——在两洋之间沿幼发拉底河谷而下之路。这同一个区域，既是历史的发祥地，又是现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的交叉点，不可能完全是一种巧合。[ [英]哈·麦金德著，武原译：《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5页。]
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国家，但对中国西域安全权重排序上却不是最重要的国家。常有媒体看着平面地图说印度对中国有大威胁。如果看看历史，再看看立体地形图，就会知道印度没有大规模北上强攻的能力，当然中方也没有大规模南下并实行控制性占领的能力。这还得归因于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历数古代史，印度人什么时候打到过西藏、占领过拉萨?没有，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从西面顺印度河南下进入印度。当然这也不能说印度人没有北上的想法，也不是说中原人没有南下念想，只是说在这一地区双方实在没有实现这种想法的地理条件。1962年底，我军横扫盘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军后为什么马上退回来呢，地形不行。喜欢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由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页。)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在接见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率领的代表团，在被问到在打仗之前是否看过军事著作时，毛泽东回答说：“一本也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孙子兵法》没有看过。打过仗以后，那是到了西北之后，为了总结经验，看了一些中国的、外国的军事书。书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创造自己的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页。)]自然会注意曹操占领汉中后又不得不放弃汉中退回秦岭的原因：藏南孤悬且直抵于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难，且后援难以为继。如陷南地，无以回旋，极为被动。由南而北，则是攻难守易。毛泽东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这种特点，对入侵者发起凌厉的攻势，势如破竹，速启速合，没有留给印军占其地利以逸待劳的时间。
上文说叙利亚是欧亚格局的转换门，现在再加一句，叙利亚也是欧亚力量交锋的晴雨表。从中国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较之于印度，叙利亚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线的国家对于中国西域安全有着更大的地缘政治关联。
(三)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在印度洋北岸的东面，对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的是缅甸。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其北部和东北部同中国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接界，东部与老挝和泰国毗邻，仰光濒临伊洛瓦底江。缅甸西部与印度、孟加拉国接壤。缅甸南临安达曼海，西南濒孟加拉湾。缅甸从南到北长约2 09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925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北、西、东为山脉环绕。北部为高山区，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开山脉，东部为掸邦高原。靠近中国边境的开卡博峰海拔5 881米，为缅甸最高峰。
伊洛瓦底江是亚洲中南半岛的大河之一，也是缅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东部高原间为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地势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东西两支，东源恩梅开江(Nmai Hka，中国境内称独龙江)，发源于中国境内察隅县伯舒拉山南麓，西源迈立开江发源于缅甸北部山区。独龙江东南流经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境，然后折转西南，进入缅甸，过贾冈南流，称恩梅开江。两江在密支那城以北汇合后始称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达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长2 714千米，流域面积43万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东面并与其北南平行的还有萨尔温江(又名丹伦江)，为缅甸最长河流。该江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称为那曲。离开源头后进入云南境内改称怒江，入缅段称萨尔温江，或丹伦江。入缅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两支入安达曼海的莫塔马湾，并在河口处两支流间形成比卢岛。不含中国境内，河长1 660公里，流域面积20.5万平方公里。
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缅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国的道路要平缓通顺许多，纵贯缅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义相当于贯穿中国东西的长江和贯穿中欧和东欧的多瑙河[ 多瑙河在欧洲仅次于伏尔加河，是欧洲第二长河。它发源于德国南部，自西向东流，流经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最后注入黑海。马克思说：“只要看一眼欧洲地图，就会在黑海西岸看到多瑙河的河口，正是这条发源于欧洲心脏的河，可以说是天然形成的一条通往亚洲的大道。正对面，在黑海东岸，自库班河以南，高加索山脉从黑海东南伸向里海，绵延约700英里，把欧亚洲分开。”“谁掌握多瑙河口，谁就掌握了多瑙河，控制了通往亚洲的大道，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的贸易，首先是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贸易。如果他还掌握了高加索，黑海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而要关闭黑海的门户，只要把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拿过来就行了。占领了高加索山脉就可以直接控制特拉佩宗特，并通过在里海的统治地位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带。”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页。]——更给缅甸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中国云南昆明经保山至瑞丽出境，顺瑞丽江可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东海被困之后，缅甸就成了中国大西南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 [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页。]
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 [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206～5238页。]。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聚啸之地，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由此，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日本的扩张势力差不多完全把我们同俄国和中国的交通截断了。从俄国和印度到中国的陆路，运输量有限，没有能够使中国得到接近必需的军需。要想最后击败日本，大部分有赖于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刘愈之译：《和平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95页。]1937年，在中国东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于10月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史迪威公路是1944年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大反攻胜利后修通的自印度东北部雷多终至中国云南昆明的公路，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了5万多吨急需物资，被称为“抗日生命线”。它从印度东北部边境小镇雷多出发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南线经缅甸八莫、南坎至中国畹町;北线经过缅甸甘拜地，通过中国猴桥口岸、经腾冲至龙陵，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 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怂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 毛泽东：《战争准备要放在两个可能上》(1965年10月10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28页。]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 毛泽东：《要很好地分析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1962年10月5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军委确定，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在北方一些地区要立足于顶住敌人，在南方一些地区则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这一思想后来被概括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 毛泽东：《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1964年9月14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说：“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 川汉铁路是清朝末年计划建设的一条铁路线，最初计划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全长3 000公里。此条线最终未能全部建成，只建成了西段的成渝铁路。 ]，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随后毛泽东向在坐的同志提问并回答说：“《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64年11月2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277页。]这说明，毛泽东这时考虑的也是大西南的国际通道和国内从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问题。显然，缅甸在其中的战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觑。
毛泽东三线建设方案的提出来自对大西南地缘政治特点的深刻认识，除了来自他自身丰富的历史知识外，还与他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黔、滇、蜀北上陕甘的亲身经历有关。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 1935年2月7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改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的方针给各军团的指示》，指出：“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16日，党中央与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创立根据地。”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490页。]，毛泽东也一定有了万一北上不成如何经营黔滇川苏区并与南面国家处理关系，以及如何从西南打通国际通道的通盘考虑，这种考虑又被黔贵川地区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出的联接国际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验证。基于这些经历，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南北夹击中国的时刻，毛泽东才会有“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即再次迁至大西南的判断并做出“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的重大决策，这与隋炀帝曾率大军北驱突厥、南下平陈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大运河对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于同一个道理。1962年毛泽东西南开战，显然是为了夺取西南方向的主动权。
除了伊朗之外，西南的缅甸出口大大提升了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缅甸之于中国的战略作用得到了充分显示。当时若没有缅甸，中国的抗战就会更加艰难。鉴于这样的经验，中国政府一直重视西南方向的国际通道建设。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如能再进一步开发与伊朗、缅甸相接的传统通道，这样，中国大西南这盘棋就下得活了，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黄权之问”，在50年后就可以有让毛泽东满意的答卷。
在中国安全问题上，最令人担忧的是东西共振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西南往往担当着绝地翻盘的特殊的战略作用。
(四)东北亚对中国西南的联动作用
我们研究历史会发现，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喜马拉雅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东北、挥师过江后国民党在大西南的纵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而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以及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对越南内战[ 1961年，越南战争爆发，美国与韩国、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组成联军，介入这场战争。]以及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的联动结果。
对东北亚问题有较早直觉的是隋朝皇帝杨广。隋炀帝杨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对中华民族有大贡献的人物，在他即位之前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和战乱，与秦始皇及其业绩出现的历史背景相仿。有了这样几乎持续了三个半世纪(公元220～581年)的动荡经历，他们那一代人对国家统一就有了强烈的共识。杨广在位期间为中国统一和安全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修了贯通北南的大运河，想一举贯通中国大江南北——这件事算是做成了。如果没有这条大运河，明朝不可能把国都定在北京。第二，他意识到未来中国边陲的安全威胁将来自东北亚。于是他三次出兵朝鲜，想一举而定万世太平——这件事却办砸了。
这招致后世文人的非议，他们讽刺隋炀帝好大喜功。但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后来历代的颠覆性的力量——比如导致大明、大清以至民国的覆亡的冲击力量不都出于东北或东北亚吗?唐太宗曾也认为炀帝好大喜功，可他执政后也同样认识到东北亚的危险性，并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出兵东征高丽。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54页。]明乎此，再重温毛泽东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意义就深刻了。毛泽东说的不仅是李自成政权甫立即腐的教训，更是说他没有守住山海关的教训。面对吴三桂的变节，李自成并没有做认真准备，仅带了五万兵过去了[ 1644年4月9日，“李自成决定亲自出征，4月13日黎明，李自成与刘宗敏、李过率兵五万，从北京出发，随行的有明朝太子及二王。”樊树志著：《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6页]，不及半月便全线崩溃，退出北京，次年(1645年)即被杀于湖北通城九宫山。明朝及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失败及后来日本又从东北入侵中国的历史教训说明，东北亚对中国安全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东北破，北京就得迁都，随之而来的后果不是政权易手就是国家分裂。若此，大西南就成了中国抵抗力量绝地反攻的唯一地方。东北一带一马平川，势逼中原，且距离北京太近。1644年李自成刚入北京，清兵就过来了;1949年年底我们刚踏入北平，1950年下旬美国就来了。可以设想，当时李自成如不死，他接下来的目的地最有可能就是大西南的滇缅一带。还可以设想，如果当时认为美国来了仅仅是为了朝鲜，与我们无关，那李自成的悲剧很快就会来到眼前。故此，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反过来想，如果没有朝鲜战场的胜利，同期西南剿匪及后来的西藏解放的难度将会大幅提高。
从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国的颠覆国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着这条线越推越大的。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 “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为墟。”[ 《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笔者理解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只有朝鲜半岛稳住了，我们的大东北方可无忧，反之，东北亚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导到北京中枢，北京动则全局动，全局动则西南重。所以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明成祖把国都立在北京的经验，说他“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 1951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时赞扬说，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见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这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关外问题”：关外问题即全国问题，全国问题很快便会转化为西南问题。明乎此，我们理解了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说“我们绝不学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强调“三线建设”举措、乃至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之间的战略关联。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
毛泽东早就看到“关外问题”对华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视。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2页。]1950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抗美援朝的胜利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与唐太宗、隋炀帝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比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边界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这是“唐宗宋祖”们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
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东北通道乃至朝鲜与西南通道乃至缅甸，对于中国全局稳定具有紧密的战略联动的意义。
(五)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大西南”，一般说来应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顾祖禹云：
云南古为荒服，自汉以来，乍臣乍叛。盖疆域辽阔，部落环伺，崇山巨川，足以为保据之资。故时恬则牛驯蚁聚，有事则狼跳虎噉，势固然也。西南一隅，反覆最多。麓川抗戾于前，缅甸恣睢于后。蚕食邻封，志欲渐广。尾大之祸，议者早见其端矣。说者曰：云南山川形势，东以曲靖为关，以沾益为蔽。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 车里，土司名。一作彻里、撤里或车厘。元世祖至元末置军民总管府，明改为军民宣慰使司。治所在今云南景洪。辖境大部分相当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蔽。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蛮，以元江、临江为锁钥。西南缅甸诸蛮，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扼塞。识此三要，足以筹云南矣。虽然，云南者，南临交广，晋太康初，陶璜为交州牧，言宁州诸蛮接据上流，水陆并通是也;北时川蜀，诸葛武侯欲专意中原，虑群蛮乘其后，乃先南讨。蒙氏据有云南，屡为唐剑南之祸是也。《元史》言：云南之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之丽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057页。]
顾祖禹是明末清初的学者，一部《读史方域纪要》集中国地缘政治之大成并奠定了作者在中国古代地缘政治领域的巨擘地位。但顾先生的著作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就是他更多地是从稳边安民和国内治理的角度考虑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国内各区域的地缘政治作用。这在经济已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及中国已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巨大发展的今天，显然不适应了。今天我们应当从中国与印度洋的关系角度思考中国大西南尤其是云南的战略地位。
云南东接广西、贵州，北接四川，西北与西藏接壤。省内南北相距8个纬度，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 663.6米。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在中国大西南诸省中，云南是与缅甸交界最长省份，滇缅边界由北至南约1 997公里，连贯云南西陲，与缅甸的两条南接印度洋安达曼海的水上运输大动脉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不仅接源而且几乎全程同向南行。这样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走向印度洋极重战略价值。
若再进一步结合前述顾祖禹的分析，云南在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可总结如下：
1.如就国内治理而言，在大西南地缘政治中，四川是全局的重心，重庆是大西南进入中原的桥头堡。正因此，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首选重庆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枢。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后即兵向四川。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3～554页。]10月19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等就明确告之：
西南重心是四川。[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顾祖禹也有同样见解，他说：
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然而云南之于天下，非无与于利害之数者也。其地旷远，可耕可牧，鱼盐之饶，甲于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猡、獠、爨、僰[ 猡(luó)、獠(liáo)、爨 (cuàn)、僰(bó)，可能指当地部落的名称。]之人，率之以争衡天下，无不可为也。然累世而不一见者，何哉?或曰：“云南东出思、黔已数十驿，山川间阻，仓卒不能以自达故也。”吾以为云南所以可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东南，而在蜀之西北。[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南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026页。]
1972年，晚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5页。]
2.如果我们由北调头转南、放眼印度洋，从对外开放和世界治理的视角审视中国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就会产生新的认识，这就是：
西南的重心是云南。
以上1、2两点认识可以从毛泽东“三线”交通布局中看出。为了对付美苏“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页。]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用提问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四川战略位势的地缘政治考虑。他说：
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 川汉铁路是清朝末年计划建设的一条铁路线，最初计划从成都起，经内江、重庆、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奉节、秭归、宜昌、至汉口，全长3 000公里。此条线最终未能全部建成，只建成了西段的成渝铁路。 ]，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
《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 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64年11月2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6～277页。]
毛泽东在此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即如何认识中国四川继而认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问题。前两个问题涉及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问题。清末外患四起，川汉铁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从西南方向考虑——如果联想“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逃避西安的经验——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鉴于四川盆地的封闭特点，川汉铁路方案还是消极防御，它只是为了解决苏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 [宋]苏洵著：《权书》，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1页。]的问题，但没有打通四川的国际联系，而没有国际援助，四川的大本营地位最终难以持久。1936年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夕，国民党决定修建可连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获得国际援助的湘黔铁路[ 湘黔铁路是连接湖南和贵州的重要干线铁路。早在1936年国民政府就与德国签订修建湘黔铁路的借款协定，并进行初测，后因抗战爆发被迫中止。新中国成立后，于1958 年至1960年曾两次复建又两度停工，1970年9月再次复工，1972年10月建成通车，前后历时37年。该路的建成增加了西南地区通往东部沿海地区的通道，缩短了云、贵、川三省到中南、华南、华东地区部分省市的距离。]。毛泽东的“黄权之问”实际是对四川盆地易进不易出的交通难题的侧面回答，因为黄权知道刘备对汉中道路险难程度十分了解，体谅他的难处，不会怀疑他的忠诚。毛泽东的深意是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一旦外敌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黄权这样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别姬”的。由毛泽东提到黄权的例子还可以延伸到整个刘备西蜀政权成败的原因，都可归结为交通不畅从而进易出难的困境。这一点可以说是1935年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计划，认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 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页。]的认识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的反用和善用。正因此，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毛泽东对三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360页。]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毛泽东：《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65年6月1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应对美苏“中间突破”的国防布局，这就是：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联接樊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的被列于优先地位。
3.鉴于前述缅甸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联通印度洋的特殊的战略通道作用，云南的这种特有的地缘位势使云南成为中国经过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门户。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九、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与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一)基于“资本主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世界格局
综上分析，自英国工业革命迄今，表面上看印度洋的紧张形势是世界经济发展带动的，但本质上却是建立在国际垄断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上的帝国主义制度造成的。特别在美帝国时代，如果不靠直接占领世界资源而仅靠一般市场交易的方式，其所获利润已不能满足金融资本的要求。占领资源丰富的地区，就得全球争霸;全球争霸，首先就得控制印度洋，争夺印度洋的地缘政治资源。英国、苏联、特别是美国，都是这样。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 列宁：《论欧洲联邦》，《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9页。]这个论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在这个争霸的过程中，帝国主义是不平衡发展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发生变化。一方面欧洲在统一中崛起，其军事力量通过所谓“茉莉花革命”继而利比亚战争伸向中东和非洲，法国军事力量已通过利比亚战争、马里政变和科特迪瓦选举危机向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几内亚湾大辐推进，其近代势力范围正在恢复[ 法国是马里的原宗主国。1960年11月3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双方保持着传统的特殊关系，法是马第一大贸易伙伴和援助国。目前，法国在马侨民约5000人，马里在法侨民约10万人。2011年初，有英法军事干涉的利比亚内战爆发。5月，马里外长马伊加访法。10月，法国负责国际合作和欧洲事务的部长德兰古赴马出席“法国-马里日”活动，杜尔总统与其会见。2012年1月马北方爆发武装叛乱后，法合作部长德兰古、外长朱佩于2月先后赴马，同杜尔总统商讨如何解决北方危机。“3.22”政变后，法强烈谴责政变，呼吁政变军人尽快交权，恢复宪法秩序。6月，马过渡政府总理迪亚拉访法。2013年1月起，法军应马过渡政府要求协助马政府军打击北方叛乱武装、收复北方被占领土。2月，法国总统奥朗德访马。法国外交部发展事务部长级代表康芬访马，宣布恢复与马里的合作。同月，马过渡政府总理西索科访法。
科特迪瓦与法国于1961年5月18日建交。两国长期保持特殊关系，签有外交、军事、经济、文化、技术等合作协定。2002年科特迪瓦爆发内战后，法向科派出“独角兽”部队监督停火，并推动科主要政治派别于2003年1月在巴黎市郊马尔库西达成和平协议。2004年11月，科政府军误炸驻科法军兵营，法方随即采取报复行动，炸毁所有科军用飞机。科国内爆发反法浪潮。2010年12月科发生选后危机后，法国率先承认瓦塔拉为当选总统，并推动欧盟对巴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2011年4月，法国在开展利比亚战争的同时，其驻军也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975号决议采取行动，摧毁了前总统巴博阵营的重武器，并协助瓦塔拉方面抓捕巴博。5月，萨科齐总统出席瓦塔拉总统就职典礼。同月，瓦塔拉总统应萨科齐邀请赴法出席八国集团峰会有关活动。6月，法国防部长隆盖访科。7月，法国总理菲永访科。11月，法国内政部长盖昂访科。2012年1月，瓦塔拉总统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2012年7月，科议长索罗访法。2012年7月，瓦塔拉总统赴法国出席科法双边免债协议签署仪式。12月，瓦塔拉总统赴法出席科特迪瓦国家发展计划协商小组融资会议。2013年1月，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赴科出席西共体阿比让特别首脑会议。法是科最大援助国、投资国和贸易伙伴，在科投资占科外资的60%。]。利比亚战争后，欧盟——与当年罗马帝国扩张的步伐一致——立即来到叙利亚，要从叙利亚打开通往东方的大门，这个大门一旦向西敞开，那接下来的结果就是“马其顿”式的东进，并对俄国、伊朗遑论中国形成现实威胁。伊朗高原国家一旦失陷，俄国通往印度洋线路、中国正在开发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会被掐断，中国西域安全警戒级别就会大幅提升。今天的北约进逼叙利亚就是当年古罗马东进并因此与安息帝国[ 安息帝国，亦称帕提亚帝国，是亚洲西部的伊朗高原地区古典时期的奴隶制王国。建于公元前247年，公元226年被波斯萨珊王朝代替。全盛时期的安息帝国疆域北达小亚细亚东南的幼发拉底河，东抵阿姆河。安息帝国坐落在地中海的罗马帝国与中国汉朝之间的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上，使帝国成为了商贸中心被认为是当时亚欧四大强国之一，与汉朝、罗马、贵霜帝国并列。](今是伊朗等)发生的战争的重演。从这个视角看，唇亡齿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尔高原一带抵抗西方的斗争对于中国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但同时也要看到，叙利亚在历史上往往是欧亚两大陆双方力量极限的相交节点。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罗马、十字军，蒙古人、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等，都是在此停步不前的。由此可知，今天叙利亚人民抵抗西方干涉并获得胜利与昨天的安息王朝抵抗罗马的侵略并获得胜利一样，都是必然的;同样的道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投入的效果也一定是积极的。
在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欧洲人开始向中亚进军，与此同步，美国开始战略东移。这个政策是否可以持续下去，这要看美国自身内部矛盾及其与欧洲的矛盾的发展。
美国国内现在面临的最大矛盾是美利坚民族的矛盾和华尔街的矛盾，这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仅从收缩的意义上看，美利坚民族是愿意战略东移的，如果能东移至夏威夷，这对美利坚民族最有利，这样它可以休养生息。但是华尔街不会让它这样，华尔街要让美国白宫到太平洋向中国发起进攻，在欧洲凡尔赛体系已接近恢复的时候，再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华盛顿体系，让世界再次回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控制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新凡尔赛体系正在欧洲出现，而远东的华盛顿体系还在未定之天，中俄美三家共治的雅尔塔体制仍是远东和平保障的基础。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力量在下降并有意绥靖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而中华体系正在形成并成为维护雅尔塔和平体系的重要力量。美国对这样一种“新常态”可能在远东出现心有不甘，奥巴马说不能让中国人跟他们西方人生活在一个水平，说这样世界资源撑不住[ 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已说得很明白：“如果10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 薛牧青：《奥巴马言论在华人世界掀轩然大波》，http://www.qnck.net.cn/content/2010-05/15/content_3232167.htm。
视频链接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RW6nY_LZw/。]。这种只许美国“州官放火”，不许中国“百姓点灯”的逻辑，中国人当然不会同意。
好在中国人顶住了。自20世纪末以来，西方软硬兼施，试图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果中国能持续顶住以美国为首西方的压力，美国的出路就是，要么持续向东收缩——这样华尔街不会答应，要么继续再重返印度洋，去海湾打仗。奥巴马拒绝打击叙利亚这件事说明华尔街要西进与美利坚民族要东移的矛盾。对华尔街来说，东移是可以的，但必须拿回利润，为此就要将中国打倒，从中国再释放出一笔浮财;如不行，那你还得西进去拿石油，还是得打，不打的话，美元就失去支撑物，这样奥巴马总统就得下台，换一个更猛和更短视的人去打。那美国如果垮了怎么办?这也不要紧，届时华尔街可以抛弃美国再到其他地方吸金。是亚洲还是欧洲，反正是顶不住美国打击的一方。资本历来只与强者交谊，与弱者交恶。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打败希特勒后罗斯福便与斯大林结盟的道理一样，未来的西方只与打不败的中国和平共处。为此，中国要有一个全面的应对战略和切实政策。
(二)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1.随时间节点逐步推进的政策目标
制定这样一个战略，最忌讳的是大而无当，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时空节点。在一次讨论东海中日关系的会上，面对中日双方存在于东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学者要求我们站在未来千年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这显然不是在谈战略而是谈宗教。我们讲的“大战略”是在特定时空间的主要矛盾，其应对方法上讲其综合性和联系性。没有时空则无矛盾，国家间还不曾有过脱离特定时空的矛盾。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亦将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步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国家，就不能不关注印度洋并制定出相符本国国情并体现本国特点的印度洋政策。如果以“两个一百年”为节点，以2049年为限，这个政策可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步。近期目标配合第一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中期目标配合国家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过渡，远期目标则服务于党的第二个一百年任务的实现。时间节止点为2049年。
先谈近期政策。
如前述中国西南与东北存在的安全联动规律所呈现的那样，中国在印度洋的利益与东海的利益也存在联动关系。正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控制了东海才会有30年代末开始的滇缅大通道的建设;而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越南内战的联动结果。鉴于这样的规律和经验，我们的印度洋近期政策当从东海政策开始。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 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东海对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我们近代的失败就是因为失去近海制海权。利比亚卡扎菲曾有强大陆军，但没有至少是近海的防卫能力，以至西方国家从海上随意分割利比亚并由此摧毁了卡扎菲政权。中国也是如此，失去近海，敌人就会顺长江进入中国。近代英国、美国、俄国都试图利用中国内乱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长江南北两岸，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曾看好中国长江并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和长江与外界便捷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278页。]
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到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中国历史证明，长江是滚动中国政治的横轴之一;一旦失去长江，从某种意议上说就失去了统一的中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路权范围的协议，[ 双方约定：“一、英国约定不在中国长城以北，为自己或为英籍臣民或其他人士争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且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俄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二、俄国方面约定不在扬子江流域为自己或为俄籍臣民或其他人士争求任何铁路让与权，并且不阻挠——直接的或间接的——为英国政府所支持的对这一地区铁路让与权的要求。”全文参见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被分裂为数块，而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则是后来中国接近统一的关键。1937年后，中国再次被日本分裂为多个政治单元。1937年中国汉口陷落后，日本近卫首相在11月3日的广播演说中宣称：“有一句名言说：‘谁能控制中国主要地区，便能拥有中国。’……日本已经掌握控制中国的钥匙。”[ 转引自美国国务院编，张玮英等译：《美国外交文件·日本，1931—1941》(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近卫的话实际是上述马汉关于中国长江的分析的转述。武汉的失陷为汪伪政权在南京的出现提供了安全保障，中国再次出现政治分裂的格局。抗战胜利后，中国形成南北划江而治的格局，正当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之际，1949年1月9日斯大林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 参见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页。]与此同时，美国也与斯大林南北呼应试图促成中国南北分治的局面。1949年12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称，苏联“调停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 转引自袁南生著：《斯大林、毛泽东与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78页。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毛泽东拒绝斯大林劝说中共不要南下过江的同时，蒋介石也断然拒绝了美国“不要攻击黄河以北的中共，也不要向西追逐中共”的建议。参阅1963年2月4日肯尼迪与美驻台“大使”柯克的“会谈备忘录”，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告诫我们：“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页。];对此可以提供反证的是，近代以来，能对中国造成颠覆性入侵的外族势力多是来自东部而绝少来自西部;至于西南，则更没有成功的案例。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天的东海政策必须着眼于突破西方为封锁我们的“第一岛链”。
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薄弱点，在战术上往往也就是突破点。如果我们以台湾为中线，从广义上将中国整个东部和南部海面分为大东海(黄海和东海)和大南海两大海域的话，鉴于只有日本在钓鱼岛列岛乃至台湾问题上日益挑明其挑战雅尔塔法权体系的立场，那么，台湾北面的渤海和黄海则就成了中国在东海安全链条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强——的环节。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击败北洋水师后劫走台湾的。今后台湾的结局最终还要在这片海域一锤定音。
钓鱼岛问题在历史中本质是台湾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地缘政治上是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接榫点，也是“台独”势力信心的支撑点。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今天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而在春晓油田与中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为了逼近中国台湾。今天，中国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码的原则，那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与甲午海战及其以后历史的重演。
钓鱼岛问题在现实中本质也是台湾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海洋方向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本质，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
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可以将辽东半岛比作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上臂，南海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台湾则是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中国黄海失，则台湾不保;台湾失，南海则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而从钓鱼岛突破解决台海统一问题，应是我们东海政策的重中之重。与此相应，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度洋政策的重点将是在配合中国西部开发，联谊稳边，最多也只能是1962年那样的威慑性防御。
再看中期和远期政策。
从2021年始，中国开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渡。过渡时期的特点是中国东海安全威胁基本解除、诸岛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台海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中主权融合水平大幅提高或接近实现统一，中国应当在东亚友好国家中有一个“分发喜糖”即分享台海统一后产生的红利的时期，除极少数国家外，争取有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台海回归一家的认可。与此同时，中国要进一步加大西部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将东部经济成果及过剩生产力向西部转移。至2040年前后，在西部大体形成与中国东部相互紧密衔接的新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增长的黄金地带，并由此进一步向印度洋实行经济和政治的持续辐射——这是中国印度洋政策可选择的远期目标。
2.“三点一面”的空间布局与力量配置
辐射是需要预先布局的。这时，中国即将完成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任务并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与此同时，中国在印度洋需要有一个通盘布局。根据前述中国东西安全联动规律作用下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整体安全和发展的需要，也汲取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为控制印度洋而在此触礁翻船的教训，此间中国的印度洋政策应以印度洋北岸为重点，其总体战略布局可用“三点一面”来涵盖。
“三点”，即以印度为中点，其东西两侧以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为战略支点，向“一面”即印度洋首先是印度洋北岸成扇面辐射。缅甸和巴基斯坦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东西门户和重要通道;夹在两通道中间的印度，并非是由于它对中国安全有多大的威胁而是由于它深入印度洋中线的版图对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的影响。这三点对中国安全的关系是：东西两点即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对中国具有直接和现实的生存安全的关联，而印度则有长远的发展安全的关系;由此三点推广出印度洋扇面。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主要是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但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远在千里的国家，而是临近印度洋的亚洲最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的是时间不用任何领土扩张而用与沿岸国家合作的方式将其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进到印度洋。因此，中国的印度洋政策就应当一反西方海权国家的视角，采用符合中国地缘政治特点的视角。在上述前两阶段即近期和中期的政策特点可以用“深挖洞”来概括的话，那下一步即远期的政策特点则可用“不称霸”来概括。
这样是不是印度在其中的地位降低了?不是这样，与以前不同的只是位于印度两翼的伊朗高原国家和缅甸的地位提高了。
这是由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决定的选择。英美国家是从印度南方的洋面看待印度，在这里，西方海上力量无依无靠，没有印度，它们在印度洋上就无以长期立足。因此，对西方人而言，印度与印度洋就是同一回事。中国则不同，中国已在印度洋北岸有自己的大板块主权领土。这样我们考虑的更多的就是中国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整体安全和发展，而印度对于中国西陲安全的影响——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远不如缅甸和伊朗来得直接。故此，我们与伊朗和缅甸的关系应予以特别的重视，而不能将“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是，印度毕竟是印度洋上的重要国家，鉴于其人口、土地面积及所在印度洋中心位置，又鉴于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所居的优越位势和印度与中国几千年几乎是无战争的交往经验，印度之于中国更多还是其在印度洋的政治影响而较少是攻势性的安全威胁。与中国相似，印度也面临两线即南北两线的安全压力，其中北方并不是现实的压力，近代以来印度多从南方失国，因而南方安全是印度国防的重中之重。为此，中国应在北方给印度以稳定，支持它在印度洋发展，以此换得印度——与俄罗斯的印度洋政策相似——在东海对中国(至少以稳定的边境)予以支持。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中印再次发生边界冲突，那中国还应在此地——与曹操占领汉中后因其“直为天狱”[ 曹操多次告诫下属：“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晋]陈寿：《三国志·魏书十四·刘放传》引《资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页。]的地理形势而不得不退守秦岭一线的经验一样——采取防御性的政策。新世纪的中印关系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的思考中，这就是：
1.“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2.而印度“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
3.中国和印度“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 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三点一面”是一个攻势性的战略吗?不是，它是一个守势战略。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2021年之前，印度洋不会是中国安全的主要方向，而在2049年之前，它也最多是中国关注的方向，这在目前日本军国主义已有死灰复燃迹象的历史条件下更是这样。二是，即使是在2049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鉴于历史上英美国家在这里屡战屡败并因此由盛而衰的教训，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力量，即使有也没有必要在印度洋展开攻势性的活动。
当然，这一切判断成立的前提是基于目前世界大格局和由此造成的中国周边安全大形势不变，如果世界政治出现格局性的突变，我们的政策当然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牢固，中国外交重点在东海;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大西南及相关方向的外交的战略地位骤升;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东海及与之联动的西南形势缓合，其间的外交政策也有相应调整。可以预料，至2049年前，国际形势还会有不少变化，中国外交及相关的印度洋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会有相应调整，但如果没有格局的突变，上述对印度洋所作的政策评估及构想，应该说大体是合适的。
但不管怎么变化，在上述若干阶段，持续加强中国大西南尤其是其中云南的战略性投资和建设，且不说这对于适应中国崛起后对印度洋资源需求增大的形势，即使是对于应付国际格局出现突发性逆转形势也是绝对必要的。1964年，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苏关系又严重恶化，这时毛泽东日益感觉到大西南建设紧迫性。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 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360页。]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5页。]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毛泽东：《在杭州听取计划工作汇报时的讲话》(1965年6月16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页。]现在中国的形势有向20世纪50年代螺旋式回归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及时做好应对未来历史再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回归的可能，不要再让“后悔无及”的事发生。中国凡事——何况还是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这样的大事——为了争取最好的结果，就必须先做最坏的准备。
(三)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遇上较好的历史契机。目前的美国——这里指的主要是华尔街的而不主要是美利坚民族美国——再凶恶也是在收缩，况且它内部正在出现严重分裂：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分裂，在后者中，富人与穷人分裂。这样的对手的最大软肋就是没时间、拖不起，急于灭此朝食。我们可用曹刿论战的方法来应对，使其从一鼓作气、再而衰到三而竭。总体上说，“一鼓作气”阶段美国已过去，现在正处在“再而衰”的阶段，只要我们战役目标不要太大，战线拉得不要太远，突破并坚守第一岛链不仅可以实现，而且我们的对手对此也无可奈何。目前的时间并不在华尔街美国手中，只要坚守，我们就能使其“钝兵挫锐、攻城而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孙子兵法·作战篇》。]。知彼先要知已，中国的软肋在远海，使中国进入远海作战的方法就是用“怒而挠之，卑而骄之”[ 《孙子兵法·计篇》。]的策略，暗推国内一些貌似硬汉的“虽远必殊”舆论，将中国战役目标拉长放大，由此使我们失去依托大陆的优势而初战受挫，重蹈甲午覆辙。
我们上述目标选择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也就是说是在充分尊重美国的雅尔塔利益前提下作出的选择。与中国一样，美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亚太和平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因此我们应充分尊重美国的雅尔塔利益——它反映的是美利坚的民族利益，而不承认美国的冷战利益(比如制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含糊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权益等)——它反映的是华尔街财团的利益。中国拥有雅尔塔法权体制赋予我们在台湾、钓鱼岛等一系列岛屿上的主权权利，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因美国的干涉并没有实际享有这种权利。中国实现台海统一、收复钓鱼岛等要求并不冲击雅尔塔法权体系及其中的美国利益，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中国属于正义的一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尽管 “得道”，但也要尽力争取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多助”。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是必要的。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最大的战略败笔就是占领台湾，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防线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极限尽头。占领台湾，意味日本还要控制以台湾为圆心的半径范围：它东至北马里亚纳群岛，西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至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占领中国，当时日本已有些力不从心，但占领北马里亚纳和菲律宾后，日本就要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英国继而美国作战。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同时打败中国和英国及后来的美国(当然北面还有俄国)，日本就绝搞不定台湾;而要想同时打败中国和美国，对日本来说则必败无疑。日本就是这样被塞壬的歌声即甲午战争的胜利诱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悖论之中，而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就是由这个悖论导出的必然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5年日本惨败的种因预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胜利。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未来将自己的力量扩张至印度洋，不管所占岛屿大小，由其划出的半径上都是最有海战经验的西方新老海权大国，若真及此，以往鉴来，结局不难逆料。明乎此，就理解了毛泽东在1962年对印边界自卫反击战采用的大开张快收合，看似强攻，实则坚守策略的深意。因为在此真正的失败并不是退回来，而是回不来。当时若在此地被印度拖住，其后果不堪设想：它要长期耗掉我们的资源并因此使我们不能专注于当时美国和蒋介石集国蠢蠢欲动的东部方向。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印度洋是只有世界超级大国才有能力建立其有效制海权的区域，这话反说也就是进入这个区域的国家首先碰到的就不是一般级别的对手，而是世界性的大国海权大国。这是因为海权控制的并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你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你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相反还要为这些战果拖死和“噎”死。一般说来，能够延伸或本身就在印度洋的制海权，必须有覆盖南北纬30度区域的作战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国才会有这样的能力，不然，其前途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臣服，要么灭亡。尼赫鲁看透了这一点，用它的话说就是“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关于北极解冻将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的分析，可参阅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叫“塞壬(Siren)”的海妖，经常飞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声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导致航船触礁沉没。英国就是在塞壬歌声招唤下进入印度洋并由此触礁，苏联和美国也是在“塞壬”的歌声引导下，或折戟于进军印度洋的路上或于触礁于印度洋北岸。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03/c83083-25232910.html。]，围绕“两个一百年”这样的宏伟蓝图，中国人民正在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挺进。在这个进程中，如果我们忘记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在国际关系中“不称霸”和“不做超级大国”的教导，也为“塞壬”歌声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国、昨天的苏联和今天的美国就是前车之鉴。
制定外交政策要符合中国国情。与美英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受到另一方向的强烈压力和中国在同一方向的相应收缩。比如鸦片战争前，中国在南海没有多大的压力，此时中国尚可与俄罗斯抗衡并迫使俄国人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年)，将中国北境从法律上确立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英国人来到南海并开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北境就不得不向南大幅收缩。这说明，对中国最有利的周边政策应是符合基本安全需要，根据国力增长在某一方向适度推进而又不失国重的政策。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莫洛托夫后来对此评价说：
这是个毫无远见的人，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了进去，他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要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 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
莫洛托夫这段论述中的思考与前述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拒绝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派兵支援希腊起义的建议的考虑[ 斯大林告诉他们苏联没有可与英美匹敌的海军，况且“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因此斯大林要求他们“应该把希腊起义的事收起来。”[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值得说明的是在杰拉斯给南共中央的关于这次谈话的正式报告中没有这部分内容。详见“吉拉斯关于苏、保、南代表会谈给南共中央的报告”(1948年2月1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242页。]同出于“鞭长莫及”的道理，以史为鉴，我们应从这些老政治家处理世界问题的方法中汲取思想，并对中国周边尤其是印度洋的政策安排有一个持重的考虑。
与临终前才悟出自己“不是世界之主”[ [法]鲁保罗著，耿昇译：《西域的历史与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并采取东西方融合政策的亚历山大[建立起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后，亚历山大意识到马其顿和希腊只占其中很小部分，帝国中心不得不放在东方，帝国的统治也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东方人管理。因此，亚历山大采取东西融合的政策。他以身作则，要求随他来的希腊人、马斯顿人和东方人通婚。参见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古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1～242页。 ]不同，我们东方人的辩证思维与生俱来。1935年10月，毛泽东在长征快到陕北的路上构想到未来的世界，《念奴娇·昆仑》一词中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这首词批注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
有限性既是保持国力持续增长的秘密，也是中国长期不倒的智慧所在。目前的世界已从苏美两分进入欧美两分天下的格局，如果我们能在欧洲“凡尔赛体系”和美国“华盛顿体系”中再挤出一个中华体系，形成三分天下的形势，那中国在2021年实现的“小康”成果就会有了保障，到2049年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有了比较可靠的外交前提。
世界性大国或接近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必须有与其世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印度洋政策，同样的道理，这样的政策的成熟程度也反映了该国世界治理能力从而世界观的成熟程度。在这方面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014/c1001-25826596.html。]
国家发展道路并非只有要么衰落要么崛起即扩张的黑白两道，在这中间一定会有崛起不扩张的道路。古今霸权国家来到印度洋便进入衰落期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印度洋地区争强好胜的结果是不好的。斯大林曾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 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正因此，独吞世界从而独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对中国而言更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世界只能在分享繁荣中和谐前进：欧洲当为欧洲人民的欧洲，美国当为美国人民的美国，“东国”自然也是亚洲人民的。中国未来应当为自己也为亚洲要争到“一截还东国”的前途。中国坚守这样的政策就会帮助印度洋国家减轻“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的紧张感，我们也不会在印度洋不恰当地透支我们的国力并由此保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在21世纪下半叶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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