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夫：一个朝代的存续期主要取决于“利益平衡”

　　一般历史学家认为，一个朝代之存续，取决于其政体（政权）的合法性、治理效能、制度韧性、文化认同，以及外部环境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不过，根据笔者的“政治利益说”原理，一个朝代的存续期主要取决于统治者对“利益平衡”的把握，或者说取决于绝大多数民众根本利益占据优势地位及其获得最大满足的时长和忍受力。

　　1、“过独木桥”游戏的启示——平衡能力强者取胜

　　我们看到很多娱乐节目都有一项“过独木桥”的游戏：参与者张开双臂，左右调整，在动态中寻找平衡点，任何一次重心的偏移——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都可能导致失衡坠落。这种游戏的核心并非力量或速度，而是平衡的艺术。

　　一个朝代的存续期，考验的也是统治者对利益的平衡术，必须保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适度平衡，才能像稳健的过桥者一样，行稳致远。无论哪一方的利益受到过度挤压，都可能打破平衡。当税赋徭役过重，民不聊生；或当中央权威尽失，豪强并起，都可能走向“改朝换代”的边缘。唯有那些能持续调整、维持大体利益平衡的朝代才能存续久远，以中产为重心的“国强民富”应是最佳平衡状态。

　　2、古代统治者保持朝代存续期的智慧

　　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巨匠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指出，不管怎样的统治者，在他统治时期，无论是公事还是私事，他势必都要考虑一下他的子民们的利益，这应该是一个标尺。假如城邦的统治者是真正的统治者，他从不把他的臣民当羊看，不会没日没夜地盯着自己的利益。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也指出，自我限制的权力存续更久远。他说，一个朝代若要得以永存，就必须保证城邦的各部分以既有的结构状态维持下去。也就是说，所有成员均参与其中，并且各得其所，利益得到均衡充分满足。

　　中国历代有远见的君主，都深谙利益平衡之道，其智慧核心可概括为 “与民休息”和 “抑制豪强”。

　　与民休息：汉初奉行黄老之术，轻徭薄赋，成就“文景之治”；唐太宗李世民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休养生息，开创“贞观之治”。这都是通过减轻民众负担，扩大统治基础，实现利益平衡的典范。

　　抑制豪强：当土地兼并严重，财富过度集中于世家大族、官僚地主手中时，社会矛盾便会激化。历代王朝中期的改革，如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其目标之一便是重新调整利益格局，延缓平衡的破坏。

　　然而，这种依赖君主个人贤明与官僚系统自我调节的平衡是脆弱的。随着王朝的延续，利益集团必然日趋固化，平衡终将被打破，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

　　3、“政治利益说”关于利益分配的基本观点

　　本人提出的“政治利益说”指出：“政治的本质是利益，政治行为的动力来源于对利益的追求；一切政治制度都是调节利益的工具，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争夺利益的手段；权力性质决定权力使用，权力来源决定权力服务方向，权力只臣服于权力授予者。”

　　一个朝代（政体政权）好比一个国家公司，民众是股东，统治者是管理层，其稳定与否，关键在于管理层（统治者）是否能够公平合理地进行“分红”，保障大多数股东（民众）的根本利益。

　　当利益分配严重不公，大多数股东（民众）“权益”被长期侵蚀，他们便会行使“最终否决权”——或揭竿而起，或以选票更迭政府。因此，一个朝代的存续期，本质上就是其利益分配制度能够被大多数民众所接受的时长。

　　4、现代民主政体保持稳定的密码

　　与现代民主政体相比，古代王朝的平衡术是被动和周期性的。而现代民主政体则试图构建一套制度化的、动态的平衡机制。其稳定密码在于：

　　⑴权利保障与权力制衡：通过宪法和法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如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并通过三权分立等制度防止统治者权力无限扩张。

　　其中，“三权分立”是现代民主政体的权力制衡系统，它以“人性本恶”理论为基础，通过科学的机构设计和制度安排，使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体系各归其位，互相牵制，互相监督，从而从根本上铲除权力腐败的土壤，因此成为政体的“稳定器”。

　　⑵定期的利益再分配：选举和政党轮替机制，相当于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定期的、非暴烈的利益调整窗口。当现行政策严重损害多数人利益时，民众可以通过选票“更换管理层”，迫使政策向多数人倾斜，从而实现利益的再平衡。

　　其中，民主选举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建立的投票选举“政治游戏”，选举结果任何时候都代表大多数民众的意志，因而当选者总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兑现竞选承诺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尽管可能会存在“绝对多数”与“微弱多数”之分。因此，在“法治”的和“军队国有化”等因素的加持下，基本不会发生大的社会动荡，更难以出现颠覆政体（政权）的情况。

　　⑶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使得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能够被表达、被倾听、被协商，避免了矛盾的地下积累与总爆发。

　　这套机制确保了社会利益平衡的持续微调，避免了古代社会那种矛盾长期积压后的断崖式崩塌。

　　5、中产阶级的量级是决定一个朝代（政体）稳定的基石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指出，在一个政体中，所有因素（利益）越是平衡，政体就越稳定，越能维持长久。毋庸置疑，中庸政体即为最佳政体，不存在党派，就不会发生党派之争，在中产等级占多的城邦便很少发生这样的争执。而之所以大国较少纷争，其原因正在于此。他说：“一旦中产等级的势头强大到超过其余两个等级之总和，或者超越于其中任何一方，足以撼动整个政局之时，就将起到平衡的作用，从而防止形成一头独大之趋势。”

　　无论是哪个朝代或何种政体，其稳定的最终基石，都落在一个关键群体上——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他们拥有一定的财产和稳定的生活，因而普遍求稳怕乱，是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一个“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占大多数），意味着贫富之间的直接、剧烈冲突被庞大的中间层所缓冲和调和；中产阶级通常教育水平较高，倾向于通过理性、法治的渠道解决问题，而非暴力革命；他们构成了稳定的消费市场，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从而为利益平衡提供物质基础。

　　反之，一个中产阶级塌陷、贫富悬殊的“哑铃型”社会，其利益平衡极其脆弱。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被长期忽视，社会的忍受力逼近极限，任何偶然事件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结论

　　纵观历史，朝代的更迭与政体的兴衰，表面上是军事、政治的成败，深层次则是“利益平衡木”上的舞蹈，谁能更长久、更有效地维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平衡，让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得到保障，谁就能赢得更长的存续期。而一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正是这根平衡木最坚实的支点。

　　【文/肖志夫，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