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云​​​​​​​：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性——读《论十大关系》笔记

　　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性

　　——读《论十大关系》笔记

　　张作云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是毛泽东辩证思维方法的世界观基础。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毛泽东辩证思维方法的认识论前提。在《论十大关系》中，他以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法则为指导，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对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十大关系”进行辩证分析，并对我国工业布局、国民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以及如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战略方针、策略原则和战略措施，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实践证明，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及其策略原则和战略措施，无不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同时，也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辩证思维方法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因此，要学好用好毛泽东观察、分析、研究和认识问题的辩证思维方法，就必须学好毛泽东哲学，具有“哲学家”的头脑，掌握“辩证法”这一犀利的武器。

　　关键词：毛泽东 辩证思维 世界观基础 认识论前提 科学性
 

　　毛泽东在上世纪中期就告诉我们：“中国应当是辩证法发展的国家。”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他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不仅是我们学习、实践和发展辩证法的先导，而且也为我们学习、实践和发展辩证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在本文，我们就以他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为例，看看他是如何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实践、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的,以求从中获取教益。

　　一、辩证思维方法的世界观基础

　　毛泽东首先指出：在人类社会的认识史上，人们对世界的看法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对世界的不同解释，就形成了人们各种不同的世界观。然而，在现代，世界观“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

　　在谈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即辩证唯物论与其他阶级世界观的区别时，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或叫宇宙观），是辩证法的唯物论，不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叫机械的唯物论），这一点区别，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问题。”“世界是一种什么样子？从古至今有三种主要答案。第一种是唯心论（不管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或辩证法的唯心论），说世界是心造的，引申起来又可说是神造的。第二种是机械唯物论，否认世界是心造的世界，说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但物质是不发展的，不变化的。第三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答案，推翻了前面两种，说世界不是心造的，也不是不发展的物质，而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就是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看世界，把世界在从来人眼睛的样子翻转了过来”。

　　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论与其他阶级的世界观的区别之后，毛泽东又揭示了辩证唯物论最核心和最本质的特征，即世界的物质性的原理。他说：“辩证法唯物论的物质观，不承认世界有所谓非物质的东西（独立的精神的东西）。物质是永久与普遍存在的，不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一种‘从来如此’与‘到处如此’的东西（就其统一性而言），那就是哲学上的所谓客观存在的物质。用彻底的唯物论见地（即唯物辩证法见地）来看意识这种东西，那末，所谓意识不是别的，它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态，是人类物质头脑的一种特殊性质，是使意识以外的物质过程反映到意识之中来的那种物质头脑的特殊性质。由此可知，我们区别物质同意识并把二者对立起来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只在认识论的见地有意义。因为意识或思维只是物质（头脑）的属性，所以认识与存在的对立就是认识的物质同被认识的物质的对立，不会多一点。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离开认识论领域就毫无意义。假如在认识论以外还把意识同物质对立起来，就无异于背叛唯物论。世界上只有物质同它的各种表现，主体自身也是物质的，所谓世界的物质性（物质是永久与普遍的），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与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就是这个意思。一句话，物质是世界的一切。‘一统归于司马懿’，我们说‘一统归于物质’，这就是世界的统一原理。”

　　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辩证唯物论所具有的两个基本原则。他说：“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一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物质论，即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物质客观实在性和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辩证法唯物论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在于它的运动论（或发展论），即承认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是物质内在的属性，是物质多样性的表现，这就是世界的发展原理。世界的发展原理同上述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相结合，就成为辩证法唯物论整个的宇宙观。世界不是别的，就是无限发展的物质世界（或物质世界是无限发展的）。”

　　最后，毛泽东指出了哲学世界观的阶级性。他说：世界上的各种哲学学说，也即各种不同的世界观，“都是隶属于一定社会阶级的人们所创造的。”它们的命运，要看它“满足社会阶级的需要之程度如何而定。”作为哲学的世界观，它们“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毛泽东作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辩证唯物论，“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而服务的共产党人，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用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一句话，一定要用辩证法唯物论代替剥削阶级的形而上学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唯物论。”

　　从毛泽东的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作为我们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在领导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即辩证唯物论的实践者，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继承者、捍卫者和发展者。他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成就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就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例证。因此，不可否认，他的辩证思维方法，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即辩证唯物论为基础的。

　　二、辩证思维方法的认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即辩证唯物论，它所具有的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性的本质特征及其核心之点要求我们，分析、研究和认识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这是毛泽东方法论的认识论前提。这个认识论前提，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在他的著作中，均有诸多论述。

　　首先，他阐明了分析、研究和认识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的必要性。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又明确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他又强调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其次，为了提醒人们对“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工作方针方法的重视，他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把它提到“认识论”的高度。他说：“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又是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第三，他揭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工作方针方法的实质。他认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质，就是要求我们考虑问题、处理一切事情都合乎客观实际，也就是要做到“实事求是”。对于“实事求是”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具体而详细地作了论述和分析。为了引起同志们的注意，同时也让同志们了解毛泽东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周密而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的苦心，我们不妨用一定的篇幅，介绍毛泽东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在这篇文稿中，毛泽东首先谈到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泛存在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接着，他话锋一转又说道：“但是我们还是有缺点的，而且还有很大的缺点。据我看来，如果不纠正这类缺点，就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无法使我们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伟大事业中更进一步。”他说：这类缺点具体表现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去那里发号施令”，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主观主义作风。毛泽东说：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的要害，就在于“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这就是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害人不浅。”

　　对由此引发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毛泽东进行了比较和分析。

　　关于第一种态度，也即主观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说：“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为此目的，就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我们的许多人却是相反，不去这样做。其中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两种人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

　　关于第二种态度，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说：“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不是单凭热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 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蓝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应该具备的态度。”

　　在对我们党内长期存在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和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工作作风进行客观分析和科学评价之后，为了教育全党同志摒弃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毛泽东又向全党发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做任何工作都要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号召。他说：“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我友三个方面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研究。就要使同志们懂得，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情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他进一步说：“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依据毛泽东以上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以及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工作方针和方法的分析和论述，联系我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我们无比深刻地认识到，他不仅是这条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及其调查研究工作方针方法的创立者，而且是这条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及其调查研究工作方针方法的实践者。每每在我国革命的紧要关头和不同历史阶段的前后转变的关键时刻，无不闪耀着这条思想路线、认识路线以及在这条路线指导下的工作方针方法真理性的历史光焰。

　　历史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我党领导的五大运动和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把自己的注意力和工作重点，开始向社会主义建设转移。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所面临的又一新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既不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能照搬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既定模式，而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以他们的经验为鉴戒，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面对这一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指导下，从自己创立并经过实践而证明了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及其基本原则出发，开始了深入细致、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

　　首先，为了在调查研究中能够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避免调查工作的片面性，毛泽东向各省、市、自治区进行了通报，并对各市、自治区的汇报意见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次调查研究，从1956年2月2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大体按照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邮电、农林水利、财贸金融的顺序，听取中央主管经济的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其中从4月18日开始，又用6天的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情况的汇报。前后历时2个月，实际听汇报的时间43天。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调查工作的客观性、全面性和系统性，他还接受李富春副总理的建议，通知公交部门大约200-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分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一份书面汇报。并且，他还提出准备在今后12个月，进一步当面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工作的汇报。

　　毛泽东主持的这次调查研究活动，周恩来等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间或参加。在听取汇报时，气氛民主，互相插话，畅所欲言，无拘无束，共同研讨，逐步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所涉及的若干关系问题的大体轮廓和基本思路。在这次调研中，先是形成、归纳出沿海与内地、轻工业与重工业、个人与集体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接着又增加了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并经过大家讨论、分析、研究、归纳和反复思考，对上述五种关系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路，尤其是对关于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这三种关系的分析、综合和归纳，实际上提出了一套有别于苏联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另外，关于中央与地方、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和分析，则涉及了对过分集中的经济体制如经济体制如何改革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又结合我国的实际，增添了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政治、思想文化以及如何学习外国等五个方面的问题。至此，毛泽东通过这次规模庞大、深入细致的系统性调查研究，便形成了自己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问题的总体思路。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于是，一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便宣告诞生。

　　回顾这次由毛泽东主持并领导的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及其辉煌成果——《论十大关系》的诞生过程，不难看出，这次调查研究及其直接成果，对于我们以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探索一条独立自主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仅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价值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也是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世界观指导下,所创立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及其工作方针方法论的一次伟大而成功的实践。可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和认识路线，是毛泽东辩证思维方法的认识论前提。

　　三、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性

　　辩证思维的方法，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分析和认识客观存在的事物，从事物的运动中，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方法论。

　　从其内容来说，它涉及三个不同但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是用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看问题的问题。也就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还是用联系的、全面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当然是用联系的、全面的和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其二，观察、分析、认识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法则或矛盾论的方法来观察、分析、认识问题，还是不承认矛盾、否认矛盾，用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方法来观察、分析、认识问题。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当然要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法则或矛盾论的方法来观察、分析、认识问题。其三，在具体实践中，是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等的辩证分析的方法分析、认识和解决问题，还是用主观主义的、否定联系、否定发展、与人类社会实践相脱离的形而上学方法分析、认识和解决问题。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者，理所当然，是要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等的辨证分析方法，分析矛盾、认识矛盾，从中揭示事物矛盾的本质、特点及其规律。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辩证思维的方法，首先体现并贯穿于他对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十大关系”的分析之中。

　　在分析“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他首先指出：“重工业是我们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但是他又说：“绝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人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为了打消人们的顾虑，他进一步强调注意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道理。他说：“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降低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和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他提醒人们说：这是苏联、东欧向我们提供的一个“教训”。

　　在分析“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因此，工业总体布局的调整是要把以前工业集中在沿海的不平衡布局加以改变。“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但是，他又说，为了大力发展内地工业，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这是因为，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打不起来，国际形势对我们发展沿海工业有利。并且，“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合理的方针应该是：“新的工业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但是，沿海工业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使沿海和内地，相互促进，平衡发展。

　　在分析“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毛泽东说：“国防不可不有。”这是因为，现在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地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的更快，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毛泽东说：总之，在拟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要使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最后，他说：“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在分析“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毛泽东说：“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关于国家和工厂的关系，他认为，“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波。”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就是粮食统购的多了些。结果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很低。使得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毛泽东批评说：“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都要规定适当。”毛泽东最后说：“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在分析“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时，毛泽东首先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他说：目前“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对于如何处理这一关系，他说：我们需要有统一，也需要有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同时，又必须照顾地方的特殊性。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做到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统一。我们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有反对地方主义。

　　在分析“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时，毛泽东回顾说：“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在民族政策上，他说：“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这是因为，“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同时，“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毛泽东最后说，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我们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同时，还要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在分析“党和非党”的关系时，毛泽东首先提出问题，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这样，可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进一步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我们对他们的政策，是“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他们的意见“提得无理，我们反驳，提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在谈到各个政党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性时，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了客观性的分析。他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些。”接着，他话锋一转，又强调说：“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可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在这里，他明确地告诉我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消灭，是有条件的，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在分析“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首先揭示了反革命的阶级本性,他认为，必须明确指出，这股势力，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来说，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但是，这些消极因素，作为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在一定条件下还是有转变的可能性的。他说，“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

　　关于对待反革命的政策，毛泽东说：我们的办法是：“杀、关、管、放”相结合。“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们放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但是，毛泽东又强调说：“镇压反革命，还要做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极其严重的危险害。

　　在分析“是非关系”时，毛泽东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他认为，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他强调说：“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

　　在分析“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毛泽东首先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至于为什么要向外国学习，他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接着，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必须坚持的的方针和原则。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对于外国的东西，“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毛泽东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论,对上述我国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客观存在的十大关系的分析告诉我们；第一，这十大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第二，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就必须以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和矛盾法则为指导，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矛盾，分析矛盾，把握矛盾的结构体系，揭示矛盾的实质及其运动规律。第三，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包含有多种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平衡的，其中必有一种矛盾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它不仅影响和规定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对整个事物的变化和发展乃至变化、发展的轨迹及其趋势也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第四，在观察、分析、处理事物内在的各种问题时，要全力找出并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是必须明确，由于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复杂的，事物内部的各种矛盾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抓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和轻视非主要的矛盾的作用。主要矛盾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对事物发展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但在一定的时空和条件下，非主要矛盾的解决，也有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或者说，可以为主要矛盾的解决创造和提供有利的条件，从而有助于主要矛盾的解决。

　　毛泽东告诉我们的上述道理，不仅是建立在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论辩证法基础上的，而且也是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我们新中国建立初期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伟大实践中的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他在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分析、研究和认识问题时，思路之敏捷，艺术之高明，实在令人钦佩不已。

　　不仅如此，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辩证思维的方法论，还突出地集中在他贯彻和落实这部论著提出的核心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思路之中。

　　在《论十大关系》这部著作的开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且，还进一步强调了执行这一基本方针的战略意义。他说：“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关于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他认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然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在分析各种不同矛盾的特殊情况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战略思路和方法。

　　关于如何调动工人和农民积极性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里涉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具体说来，又包括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等各方面的关系。他认为：要处理好这些关系。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对于工人，他说：“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并且，“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但增加工资，“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对于国家和工厂的关系，他说：“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波。”对于国家同农民的关系，他说:“我们对待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农业税要轻；工农业产品交换要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要缩小剪刀差；向农民供应工业产品，要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至于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他说：”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都要规定得适当。”“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最后，他说：“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基本原则，从而为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调动工人和农民的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指明了方向。

　　关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他又说，“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要统一，也要特殊。要做到统一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关于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还有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要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在这里，毛泽东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民经济运行的体制问题，也就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和地方分级管理的的问题，提出了“要统一，也要特殊”、“统一性与特殊性相结合”、“顾全大局，互助互让”的基本思路、基本原则和方针，从而为我们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了必要条件。

　　以上所说的是经济领域里如何调动积极性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毛泽东关于调动积极性的基本思路。毛泽东认为，在政治领域，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甚至还有反革命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如果处理得当，消极因素包括“反革命的因素”，也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反之，如果处理失当，积极因素也有转化为消极因素甚至敌对因素的可能。因此，在政治领域，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必须：

　　首先，正确处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必须“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必须明确，各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是作过贡献的。汉族人口多，那是长期以来许多民族混血而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所以，“我们无论对于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教育，并且要对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查”，防止走上偏差。同时，还要诚心诚意和积极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各民族友好相处，化消极也是为积极因素，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其次，正确处理“党和非党”的关系。毛泽东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他说：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诚恳地对待他们，还是能够使他们中间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服务

　　第三，做好对“反革命”队伍的分化瓦解工作。毛泽东认为，在反革命的队伍中，除了那些死心塌地地反革命之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现在就有不少反革命分子被改造成不反革命，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我们应该采取的办法，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但是，一定要分清敌我。否则，他们中间的死硬派，就会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以至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严重的危害。对于这个问题，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第四，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认为，党内党外都要要分歧是非。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是宗派主义。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做法。犯错误的同志，除了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团结全党、广泛调动积极性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

　　第五，对待外国的东西，要一分为二，结合我国的实际，有批判地学习。毛泽东指出：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采取这样的态度。

　　第六，对于我们国家的情况，毛泽东也作了具体分析。他说，中国有两条缺点。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很多地方都不如人家。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但是他又说，“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们虽然一为“穷”，二为“白”。但“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即使将来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

　　总之，毛泽东关于如何调动积极因素的分析，尤其是关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精彩而辩证地分析，告诉我们：在复杂事物的发展中，往往存在着许多矛盾，我们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固然要抓主要矛盾。然而，在抓主要矛盾并着手解决主要矛盾时，还必须注意正确对待主要矛盾的两个不同方面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是因为，主要矛盾的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虽然在矛盾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主导的和决定的作用。它不仅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决定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但是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变化了，事物的性质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原理。

　　毛泽东关于调动一切经济因素的方略的分析，正是关于主要矛盾主次两个方面的关系以及主要矛盾主次两个方面相互转化原理的具体化及其运用。在处理经济领域的矛盾时，他不仅注意发挥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积极作用，而且也对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的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尤其注意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对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挥作用时所发挥的积极配合作用，并且，在一定时点，甚至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政治领域，他主要运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相互转化的原理，通过对我国社会客观存在的各种矛盾因素的辩证分析，揭示矛盾不同方面的不同性质和特点，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使消极因素甚至反革命的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从而利用这些因素，实现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目的。最后，在如何对待外国的问题上，他运用二重性的分析方法，阐明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和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而且，特别引发我们注意的是，他对我们国家两个缺点和两个优点之间相互转化的辩证分析，使我们既能够避免“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起腰”的自卑心理，也能够避免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把尾巴翘起来”的骄傲自满情绪，并提出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的态度。

　　总之，毛泽东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问题的分析所运用的辩证思维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充分体现了他在分析、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十大关系的过程中，立场的坚定性和方法论的灵活性及其辩证统一的科学品格和艺术风范。

　　四、总结和结论

　　必须明确，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部著作中所使用的辩证思维方法，不仅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以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为前提，而且也是辩证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具体应用和发展，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

　　从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的十大关系的研究和分析以及提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基本思路和战略方针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也把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辩证思维方法运用到令人神往的程度。他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头脑，而且还握有“辩证法”这一灵活而犀利战斗武器。故而，他不仅领导由他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以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彻底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且，在此基础上，还通过正确的革命路线、科学的战略方针和战略策略原则，调动了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在短短的、不到30年的时间内，使我国发展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名列世界前列、繁荣昌盛、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国家。

　　回到我们研究的主题，也即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题，我们虽然在《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闪光之点》中已有所述，但无法否认，我们在本文，也即在《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性》中所阐明的辩证思维方法，不能不说是他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中又一熠熠发光的亮点。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政治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弘扬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弘扬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理论工作者，必须要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的前提和基础上，认真学习、科学运用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方法论。但是，要学好、用好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方法论，首先就要学好用好毛泽东哲学。这是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阶段的毛泽东哲学，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真正来源。

　　其次，还要学习和坚持毛泽东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立场。这是因为，立场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学习和坚持毛泽东的立场，就要解决一个为什么要学的问题。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产生的过程尤其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内容和核心之点来看，他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其核心之点，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就是围绕一个基本方针，也就是要把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不惜花费精力，不辞劳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摸清我国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十大关系，然后经过分析和研究，依据以往我们的经验教训，有批判地借鉴外国尤其是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提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遵循和坚持的一系列战略方针、策略原则和政策措施，从而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没有或者失去这一立场，我们不仅将一事无成，或者走偏方向，而且还会给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学习和运用过程中，还要坚持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主义、折衷主义、教条主义乃至一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尤其要反对那些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假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前，鉴于在国内外尤其是在我们国内，各种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及其方法论，纷纷登台，争相表演，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毛泽东哲学及其方法论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对上述思潮加以辨别和批判，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决不一切照搬，全盘接收。否则，不仅会使我们的一些同志迷失方向，还会给我们党和国家的理论事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后果。

     注释略

　　【文/张作云，作者单位系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本文为作者向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