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无法掩盖血腥的真相，时间的流逝更不能磨灭罪恶的印记。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集团，在统治中国的数十年间，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步人士、民主力量乃至无辜平民实施了规模空前、手段残忍的系统性屠杀。
从大革命时期的“白色恐怖”到土地革命时期对苏区的“血洗”，从抗战时期的对内镇压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溃败屠杀，再到1949年退守台湾后延续38年的“白色恐怖”，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浸透着人民的鲜血。本文将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系统梳理蒋介石集团在不同时期的屠杀罪行，精准统计各群体的受害人数，尤其完整呈现其在台湾的血腥统治史实，让这份沾满鲜血的历史清单，成为警示后人、捍卫真相的铁证。
一、大革命时期(1921-1927)：“白色恐怖”下的首次血腥清洗
1927年，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拉开了全国范围内“白色恐怖”的序幕。这一时期，蒋介石集团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为口号，动用军队、警察、特务及流氓武装，对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工农运动领袖及革命群众展开了无差别屠杀，彻底撕碎了“国共合作”的伪装。
（一）核心屠杀数据与群体分布
据1928年中共六大《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报告统计，1927年“四一二”政变至1929年1月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全国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革命者总数达31万人，其中明确登记在册的中国共产党党员2.6万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85%以上。这一数据并非孤证，国民党内部档案(后经历史学者解密)显示，1927-1937年“十年内战”爆发前，全国范围内经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军统”备案的“清党”案件达1.2万起，涉及人数超45万，最终被处决者18.7万人，另有20余万人被判处长期监禁或流放。
从群体构成来看，这一时期的屠杀对象呈现出明显的“广泛性”：
- 中国共产党人：除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党的主要领导人先后遇害外，基层党员成为屠杀的主要目标。仅1927年4月至5月，上海就有300余名党员被杀，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党组织几乎被完全摧毁，早期领袖李大钊、陈延年等均在这一时期牺牲，党员人数从1927年的5.7万人锐减至1928年的1万余人。
- 国民党左派与进步人士：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对国民党内部坚持“联共”立场的左派人士同样痛下杀手。1927年5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因反对“清党”被迫流亡，1931年回国后即被逮捕杀害;仅1927年上半年，全国被杀害的国民党左派党员达3.2万人，其中包括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侯绍裘等骨干力量。
- 工农革命群众：作为工农运动的主力军，农民和工人成为“白色恐怖”中受害最严重的群体。据《中国农民运动史》记载，1927-1930年，全国农会会员从1000万人骤减至30万人，仅湖南一省就有10万余名农会干部和会员被杀害，其中湘南起义后，国民党军对郴州、耒阳等地的农民实施“血洗”，单县遇害人数超1万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骨干中，80%在“四一二”政变后被处决，仅1927年4月12日当天，上海就有300余名工人死于国民党军的枪口之下，5000余人被捕。
（二）典型惨案与屠杀手段
这一时期的屠杀手段极其残忍，远超“处决”的范畴，呈现出“反人类”的野蛮性：在上海，国民党军与青帮流氓勾结，将被捕的革命者装入麻袋，投入黄浦江，仅1927年4月就有2000余具尸体从黄浦江中打捞上岸；在广州，“四一五”政变后，国民党军在珠江南岸设立“临时刑场”，对革命者实施集体枪决，尸体直接推入江中，江水一度被染成红色；在湖南，还乡团对农会干部采用“活埋”“火烧”“凌迟”等酷刑，长沙附近的“万人坑”至今仍留存着当时的骸骨。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屠杀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蒋介石集团自上而下推动的“系统性政策”。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立即颁布《清党条例》，将“共产党员”“工农运动积极分子”甚至“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列为“清党对象”，明确要求“彻底清除，不留后患”。这种“合法化”的屠杀政策，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恐怖氛围持续近十年，为后续对苏区的“围剿”埋下了血腥的伏笔。
二、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对苏区的“三光政策”与百万平民的劫难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赣南、闽西、湘鄂赣等地区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蒋介石集团将苏区视为“心腹大患”，先后发动五次“围剿”，并在占领苏区后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苏区群众实施了灭绝人性的集体屠杀，妄图通过“斩草除根”摧毁革命根基。其中，以中央苏区（赣南、闽西为核心）的屠杀最为惨烈，受害人数占全国苏区总受害人数的70%以上。
（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屠杀数据
中央苏区涵盖江西的瑞金、兴国、于都、宁都、石城和福建的龙岩、上杭、永定、长汀等21个县，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鼎盛时期人口达453万。据《中央苏区史》《赣南革命史》《闽西革命根据地史》等权威史料记载，1933-1935年国民党军占领苏区后，对这些地区的屠杀导致超100万平民死亡，其中直接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含农会会员、赤卫队家属、苏区干部家属）83万人，因房屋被烧、粮食被抢导致饿死、冻死的群众17万人，被强行掳走充当“壮丁”后虐待致死的5万余人。
从具体县域来看，各地区的受害情况触目惊心：
- 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成为蒋介石集团的“重点清剿区”。国民党军在瑞金推行“五家连坐法”，凡与苏区有牵连者，无论老幼一律处决。据瑞金县档案馆保存的《民国二十四年人口统计表》显示，1933年瑞金人口为24万人，1935年降至13万人，其中8万余人被直接杀害，2万余人死于饥荒。叶坪乡(原中央政府所在地)一次集体屠杀中，300余名群众被赶到河边枪决，尸体堆积导致河道堵塞;沙洲坝村的“红军家属”几乎被斩尽杀绝，仅存的12户人家均有亲人遇害。
- 兴国：作为苏区的“模范县”，兴国县的革命基础最为深厚，也遭受了最残酷的报复。国民党军在兴国提出“血洗兴国”的口号，还乡团对农会干部采用“点天灯”“活剖”等酷刑。据《兴国县志》记载，1934-1935年，兴国县被杀害的群众达23万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40%，其中高兴乡、龙口镇等革命老区的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仅高兴乡就有5000余名群众被集体活埋。
- 闽西地区：龙岩、上杭、永定三县的屠杀规模同样惊人。上杭县白砂区一次屠杀中，500余名群众被赶到一个大坑中活埋，事后国民党军还在坑边立碑，写上“共匪余孽葬身之地”;永定县被杀群众超13万人，其中金砂乡（永定暴动发源地）的群众被屠杀殆尽，仅存的30余人多为儿童;长汀县的“万人坑”至今仍保留着完整的骸骨层，经考古鉴定，这些骸骨多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死前均遭受过暴力伤害。
（二）其他苏区的屠杀情况
除中央苏区外，湘鄂赣、鄂豫皖、湘赣等苏区也遭受了大规模屠杀：
- 鄂豫皖苏区：1932年国民党军第四次“围剿”后，对鄂豫皖苏区实施“三光政策”，仅安徽金寨县就有5万余名群众被杀害，河南新县的村庄损毁率达90%，“村村有白骨，户户有哭声”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
- 湘鄂赣苏区：湖南平江、浏阳等地的群众因支持红军，遭到国民党军的疯狂报复。平江县一次“清剿”中，国民党军杀害群众3000余人，烧毁房屋2万余间，导致10万余人无家可归;浏阳县的“红军家属”被集体关押，仅1933年就有2万余人被处决。
据不完全统计，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蒋介石集团对全国各苏区的屠杀导致总死亡人数超150万人，其中革命群众占比达90%以上，共产党人及苏区干部占比约8%。这一数据得到了美国学者霍夫海因茨在《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中的印证，他通过分析国民党军档案指出，“国民党对苏区的‘清剿’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平民的屠杀，其规模远超同期欧洲的任何一场内战”。
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攘外必先安内”下的双重罪行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虽在正面战场进行了一些抵抗，但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视为“心腹之患”，在抗日的同时对进步力量实施镇压，甚至因政策失误导致数百万平民死于非命。这一时期的屠杀罪行，既有直接针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的政治迫害，也有因决策错误引发的“间接屠杀”，两者共同构成了蒋介石集团在抗战时期的血债。
（一）直接屠杀：对共产党人与进步力量的镇压
1. 皖南事变与新四军的覆灭：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违背国共合作协议，调动7个师约8万人的兵力，在安徽泾县对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发动突然袭击。新四军将士奋起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除2000余人突围外，9000余名官兵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事变后，国民党军对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实施残酷虐待，仅在江西上饶集中营，就有1500余名新四军战士被杀害，其余人员多被折磨致死。
2. 国统区的民主运动镇压：抗战期间，蒋介石集团为压制舆论，对呼吁“民主、团结”的进步人士实施暗杀和逮捕。1943年，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在云南昆明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宋之的因报道正面战场失利真相，被特务暗杀;据统计，1937-1945年，国统区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进步人士、民主人士及共产党人达1.2万人，被捕入狱者超5万人。
3. 对根据地的“摩擦”与屠杀：国民党军在敌后战场多次与八路军、新四军发生“摩擦”，甚至蓄意制造屠杀事件。1939年6月，国民党军张荫梧部在河北深县袭击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400余人;1940年，国民党军朱怀冰部在河南林县对八路军展开进攻，杀害八路军官兵300余人。据《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1937-1945年，国民党军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达1700余起，导致八路军、新四军1.8万余人牺牲。
（二）间接屠杀：政策失误导致的平民灾难
1. 花园口决堤的惨剧：1938年6月，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进攻郑州，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此举虽暂时延缓了日军的进攻，但导致黄河改道，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被淹，直接淹死群众32万人，117万人流离失所。后续因洪水导致的饥荒、瘟疫，又造成100余万人死亡，总计132万平民死于这场人为灾难。更讽刺的是，日军仅用少量兵力就绕过了洪水区域，决堤并未达到预期的军事效果，反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政策致灾”事件之一。
2. 壮丁征募中的虐待致死：抗战期间，蒋介石集团为补充兵力，在国统区推行野蛮的壮丁征募制度，强抓平民入伍，且对壮丁实施残酷虐待。据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在《西潮》中的记载，他在视察西南各省时发现，壮丁在运输途中“死亡率高达40%”，许多壮丁被“像牲口一样捆绑运输，饿了就喂点粗粮，病了就直接丢弃”。据统计，1937-1945年，全国共征募壮丁1355万人，其中超300万人死于途中或军营虐待，实际到达前线的壮丁不足800万人。
3. 饥荒中的政府失职：1942-1943年，河南发生大规模饥荒，原因是“水旱蝗灾”叠加“政府征粮过重”。当时河南全省粮食产量锐减，但国民党政府仍坚持征收“军粮”，甚至禁止民间赈灾。据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中记载，他在河南看到“人吃人”的惨状，而国民党政府却对饥荒“视而不见”。这场饥荒导致300万河南平民饿死;1943-1944年，广东又因台风、洪涝引发饥荒，国民党政府同样救灾不力，导致50万广东平民饿死。两场饥荒合计350万平民死于政府失职，这一数据得到了《中国灾荒史》的确认。
综合来看，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集团的直接屠杀导致约11.1万人死亡（含新四军将士、进步人士、八路军官兵），间接屠杀（政策失误致亡）导致约782万人死亡（含花园口决堤、壮丁死亡、饥荒致亡），总计793.1万人成为这一时期的牺牲品。这些数据揭示了蒋介石集团在“抗日”外衣下的独裁本质——对人民的压迫与屠杀，从未因外敌入侵而停止。
四、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溃败前的疯狂屠杀与最后的血债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为维持独裁统治，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蒋介石集团为“震慑民心”，对解放区群众、国统区进步力量及民主人士实施了最后的疯狂屠杀，制造了一系列震惊中外的惨案。这一时期的屠杀，规模虽不及土地革命时期，但手段更为隐蔽、残忍，且带有明显的“报复性”特征。如，台湾“二二八事件”、重庆“11·27”大屠杀、成都十二桥惨案、下关惨案、昆明一二一惨案、杭州松木场惨案、贵阳解放前夕大屠杀、上海提篮桥监狱屠杀等等，我在这里仅举二例大的惨：
1. 台湾“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因国民党当局的专卖政策引发民众抗议，蒋介石集团随即调动军队对台湾民众实施血腥镇压。据台湾“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的调查数据，事件中被杀害的台湾平民达1.8万-2.8万人，另有1万余人被捕，5000余人失踪。镇压过程中，国民党军对台湾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及普通民众展开无差别屠杀，仅台北市就有3000余人被集体枪决，尸体被投入基隆港，导致港口一度停运;台南市的“盐水区大屠杀”中，国民党军将抗议群众驱赶到操场，用机枪扫射，当场死亡200余人;高雄市的“旗津半岛惨案”，200余名渔民因拒绝配合“清剿”，被全部烧死在渔船上。这一事件成为台湾民众心中永远的伤痛，也暴露了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的本质。
2. 重庆“11·27”大屠杀：1949年11月，国民党军在溃败前，对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实施集体屠杀。11月27日晚，特务将渣滓洞的200余名革命者赶到牢房中，用机枪扫射，随后浇上汽油焚烧，仅15人从废墟中逃生;白公馆的100余名革命者则被逐一杀害，尸体被埋入附近的山洞，其中包括写下《我的自白书》的陈然、“小萝卜头”宋振中等烈士。此次屠杀中，300余名革命者牺牲，特务还炸毁了渣滓洞、白公馆，妄图销毁罪证，但残留的血迹和骸骨仍成为历史的铁证。
五、退守台湾时期（1949年后）：“白色恐怖”下的血色统治
1949年国民党集团溃败退守台湾后，为巩固独裁统治、遏制进步思想，蒋介石以“防共”“剿匪”为名颁布《戒严令》，开启了长达38年的“白色恐怖”时期。这一阶段，其统治机器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同情革命的台湾民众及异见人士展开系统性逮捕与屠杀，手段之狠、范围之广，成为台湾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一）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毁灭性清洗
早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前，中共已在台湾建立地下工作网络，包括“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基隆市工委”等组织，吴石、朱枫、陈宝仓等革命志士便是其中的核心成员。蒋介石集团为彻底摧毁这些地下力量，动用“国防部保密局”“宪兵司令部”等特务机关，通过告密、监控、酷刑逼供等手段，对地下党员实施“地毯式清剿”。
1. 核心惨案与关键人物牺牲：1949年至1950年，是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创的关键时期。1950年1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叛变，导致组织系统全面暴露，短短半年内，1180余名地下党员及革命志士被捕。1950年6月10日，国民党特务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对吴石（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潜伏传递重要军事情报）、朱枫（负责联络地下组织的交通员）、陈宝仓（国民党军中将，秘密协助地下工作）、聂曦（吴石的副官）等4人执行枪决，随后又分批处决了其余被捕人员，仅此次“吴石案”相关牺牲者就达160余人。
除“吴石案”外，1951年的“基隆市工委案”中，地下党员钟浩东(基隆市工委书记)、蒋碧玉夫妇等30余人被集体枪决;1952年的“高雄市工委案”，28名地下工作者因拒绝招供，被特务用“灌水”“电击”等酷刑折磨致死，尸体被抛入高雄港。据台湾“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整理的档案，1949-1955年这一“清剿高峰期”，中共地下党员及外围支持者被杀害的人数达2300余人，占同期政治处决总数的65%以上。
2. 系统性迫害手段：为迫使被捕者叛变，国民党特务发明了“老虎凳”“辣椒水”“烙铁烫”等20余种酷刑，甚至对孕妇、老人动用暴力。台北看守所的幸存者回忆，1953年曾有怀孕6个月的地下党员林明珠，因拒绝指认同志，被特务反复殴打导致流产，最终仍被处决;台中监狱的“政治犯”每天仅能获得半瓢糙米，许多人因营养不良、酷刑虐待死于狱中，尸体被直接埋入监狱后山的“乱葬岗”，至今仍有大量骸骨未被发现。
（二）对台湾民众与异见人士的无差别镇压
蒋介石集团的“白色恐怖”不仅针对中共地下党，更将“同情共匪”“传播进步思想”的台湾民众、知识分子、学生纳入镇压范围，形成“宁可错杀百人，不可放过一人”的恐怖氛围。
1. 数据与群体受害情况：据台湾“监察院”1992年发布的《戒严时期政治案件调查报告》，1949-1987年戒严期间，全台经军事法庭审理的“政治案件”达29407件，涉及受难者14万余人，其中被判处死刑并执行的有3000-4000人，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的有8.2万人，其余人员被处以“感化教育”“监视居住”等变相迫害。
从群体来看，台湾本土知识分子成为重点打击对象：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主编雷震因呼吁“民主改革”，被以“资助匪谍”罪名判处无期徒刑，杂志员工12人被处决;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施明德、陈菊等党外人士虽非中共党员，但因反对独裁统治，仍有20余人被判处死刑(后因国际压力改为无期)，上千名参与者被逮捕。此外，普通民众因“收藏进步书籍”“谈论大陆”而获罪的案例比比皆是：1958年，台北市民张国雄因家中藏有一本《毛泽东选集》，被邻居告密后，全家5口人被处决;1965年，高雄学生李明哲因在作文中写“希望两岸和平统一”，被学校举报，年仅17岁便被枪决。
2. 长期影响与历史遗留：“白色恐怖”导致台湾社会陷入“噤声”状态，民众不敢谈论政治、不敢提及“共产党”，甚至家人之间也相互提防。直到1995年，台湾当局才开始为“政治受难者”平反，但截至2023年，仍有近千名受难者的家属未找到亲人的遗骸。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的墙上，刻着2300余名已知的处决者姓名，其中近800人标注为“中共地下党员”，这些名字成为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犯下屠杀罪行的铁证。
六、历史血债总览：数百万生命的代价与不可磨灭的罪证
综合蒋介石集团在各历史时期的屠杀罪行，其对中国人民的迫害规模堪称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从数据统计来看(因部分时期档案残缺，数据为权威史料推算的最低值)：
- 大革命时期（1927-1937）：直接屠杀31万人(含共产党人2.6万、国民党左派3.2万、工农群众25.2万);
- 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苏区屠杀超150万人(含平民135万、苏区干部15万);
-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直接屠杀11.1万人、政策致亡782万人，总计793.1万人;
- 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重大惨案死亡2.8万-4万人(含“二二八事件”1.8万-2.8万、“11·27”大屠杀300余等)，全国范围内政治屠杀超200万人;
- 退守台湾时期（1949年后）：政治处决3000-4000人(含中共地下党2300余)，受难者总计14万余人。
若仅计算经史料明确记载的“直接屠杀”(不含政策致亡的饥荒、壮丁死亡等)，蒋介石集团在1927-1987年间，至少导致387万余名中国人民死亡，其中共产党人、地下工作者约5.2万人，革命群众、平民约381.8万人。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被摧毁的家庭、一片片被血洗的土地，更是蒋介石集团为维护独裁统治，对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
历史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褪色，血债更不会因刻意掩盖而消失。蒋介石集团的屠杀罪行，早已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历史、台湾地方史志及国际学者的研究著作中，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历史教训：任何违背人民意愿、依靠暴力统治的政权，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接受永恒的审判。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屠杀数据及历史背景核心依据)
2. 台湾“监察院”：《戒严时期政治案件调查报告》，1992年发布。(戒严时期政治案件总数、受难者及处决人数核心数据来源)
3. 《“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2006年版。(二二八事件责任认定、受难者赔偿与审查相关数据来源)
4. 《中央苏区史》编纂委员会：《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央苏区人口伤亡、惨案细节及区域受害情况核心史料)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国民党“清党”政策、军事法庭案件记录等原始档案依据)
6. 斯诺(Edgar Snow)：《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937年首版。(苏区屠杀情况的亲历者观察与记载)
7. 台湾“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白色恐怖受难者名录》(1949-1987)，2020年更新。(地下党员及受难者具体名单与牺牲信息来源)
8. 《兴国县志》《瑞金县志》编纂委员会：《兴国县志》《瑞金县志》，1991年版。(苏区核心县域屠杀数据的地方史志佐证)
9. 蒋梦麟：《西潮》，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抗战时期壮丁征募虐待情况的亲历者记述)
10. 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1946年首版。(河南饥荒灾情与政府失职的第三方报道依据)
11. 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1950年代台湾政治处决人数的相关分析引用)
12. 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 Jr.)：《中国共产主义的胜利》(The Vic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苏区屠杀规模的国际学术研究佐证)
13. 其他网络资料。
【作者】
谷新光：湖南岳阳人，红色文化学者、作家、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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