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大转型。
10 月 29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医养结合促进行动的通知》，在医院领域引发巨大反响。
因为《通知》内容提出，及时优化调整二级公立医院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引导推动医疗资源较丰富地区的部分二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为康复医院、护理院。甚至在更早的今年7月发布的文件中，还提出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内部绩效分配时，对完成居家医疗服务、医养结合签约等服务较好的医务人员给予倾斜。
部分二级以下医疗机构要转型，这个规模确实不小。而在今年7 月，国家卫健委就发布了《医养结合示范项目工作方案（2025 年版）》，其中也明确提到，引导支持部分二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为康复医院、护理院，引导支持县区级医疗卫生机构延伸开展医养结合服务。
接连出台的医疗机构转型政策，表面上是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实则背后暗藏关键趋势：在时代浪潮下，医院行业正加速洗牌，无法适应趋势的医院将面临转型甚至出清压力。
为何如此断言？首先要审视基本盘。
过去的基本盘，得益于近四十年的人口红利，房地产作为经济支柱，快速提升了城镇化率。而医院作为城镇居住的配套设施，也随之经历了扩张热潮。
过去十几年，医院在三甲评审、患者招揽、院方管理成效考核等方面需求迫切，医院像房地产行业那样，举债扩建成为各地普遍现象。据《2023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3 年末，全国医院床位达800.5 万张，其中近七成是公立医院床位，较上年新增17.2 万张，增幅显著。
但如今的情况已截然不同，这就直接导致一个核心问题：医院营收大幅缩水。
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 20 个省份的公立医院出现亏损，占比达62.5%；753 家三级公立医院中，43.5%也面临同样难题。据《中国医院院长》杂志报道，2021 年政府办医院总收入4.39 万亿元，收支盈余不足0.2 万亿元，同时背负近2 万亿元债务。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1》显示，全国2.35 万家非公立医疗机构全年合计亏损1300 亿元，平均每家亏损达553 万元。2022 年 5 月，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披露，疫情以来已有2000 多家民营医院倒闭停业。
但医院经营困境全是大环境所致吗？
显然不是。事实上，众多医院功能定位模糊，在医疗行业变革中找不到生存路径，才是根本症结。
过去十余年，医院先后经历取消药品加成、推行两票制、实施带量采购等多项重大改革。加上国家重拳医疗反腐大背景下，明确要求受贿行贿一起查，倒查年限达十几年，实现医疗领域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监管。
一系列变革之下，医院以往依赖财政拨款、灰色收入的盈利模式崩塌，“以药养医”的政策优势也被集采等措施替代。再叠加人口减少等因素，医院行业正面临新的的转型优化。
面对压力，医院如何破局？简单总结就是，对内推行降薪减员，对外开展整合改制。
先看降薪减员。近期多地医院启动去行政化改革：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宣布缩减至少三分之一科室；上海十院与同济医院开展行政后勤岗位裁员，重点压缩“不直接服务患者”的岗位，近30%后勤人员被清退，甚至院长秘书也被调配至导诊台；江西鹰潭市通过医院整合，精简内设机构39 个、管理人员69 名。
为何从行政岗位下手？数据显示，国内医院行政后勤人员占比普遍达25%～45%，远超欧美国家5%的水平。另一方面，有业内人士撰文指出，2016 至 2021 年，公立医院院均人员支出年均增长13.61%，占总成本比例逼近60%。可见，医院去行政化的核心逻辑是“效益优先”：能创造价值、服务患者的岗位得以保留，其他岗位则面临调整风险。
再看整合改制。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有数十家公立医院官宣撤销或合并。例如，安徽省六安市决定撤销县第一人民医院与县第二人民医院，组建霍邱县人民医院；包头市第八医院整体并入包头市中心医院，成为其东院区；上海公惠医院与上海市第四康复医院合并满一年后，拟申请注销登记；浙江省杭州市妇产科医院与杭州市儿童医院整合为杭州市妇幼保健院。
这些医院的退出，本质是未能适应时代发展，对行业变革反应迟缓。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早在2013 年，我国公立医院数量就已开始下滑：当年公立医院数量为 13396 家，此后逐年递减，至 2021 年降至11804 家，降幅达11.8%。
实际上，医院转型的政策导向早在2023 年就已明确。当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委印发《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明确鼓励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的部分二级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护理院。结合国家卫健委后续发布的《医养结合示范项目工作方案（2025 年版）》，医院过剩资源转型的时代浪潮已然来临。
只不过，转型之路有成功亦有失败。在这场行业洗牌中，无论是从业者还是医疗机构，都难免经历转型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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