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勃某，卒（1982年11月10日）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工业街区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他的父亲是冶金厂的工人，母亲则操持着家务，这样的出身让他早年得以接触到产业工人的生活场景，也让他顺理成章地进入当地的技术学校学习冶金专业。毕业后的他，如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在工厂里从基层技术员做起，凭借着谨慎的处事风格和对当时上级管理的顺从，逐步进入了管理行列。早年的工作经历没有让他沉淀下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情感，反而让他深刻体会到权力层级带来的差异。车间主任的特权、工厂管理层的优渥生活，这些场景在他心中埋下了对特权的向往，也塑造了他投机钻营的处事逻辑。在动荡的历史年代里，他始终敏锐地捕捉着权力变动的风向，无论是工业化浪潮中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表面迎合，还是党内路线斗争中对主流派系的精准依附，他都以稳健甚至保守的姿态规避风险，一步步积累着政治资本。从地方党委的普通工作人员到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他的晋升之路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却处处透着对现有秩序的维护和对上层路线的紧跟。在赫鲁晓夫时期，他表面支持 “去斯大林化”，实则暗中联络对赫鲁晓夫政策不满的官僚集团，这种两面性的特质，为他日后在权力真空期脱颖而出埋下了伏笔。

　　勃列日涅夫登上最高权力舞台的过程，本身就是苏修统治集团内部阶级力量重新洗牌的产物。1964年，赫鲁晓夫的改革因触动了庞大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而引发普遍不满，既得利益者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维护其特权的代表人物。勃列日涅夫凭借着多年积累的人脉、“温和稳健” 的表面形象以及对官僚集团利益的明确迎合，成为了各方势力暂时妥协的产物。他上台初期并未急于推行大刀阔斧的变革，反而采取了“稳定”策略，表面上延续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政策口号，甚至在公开场合强调要维护革命传统、加强集体领导，但其背后隐藏的阶级意图已经开始逐步显现。他首先着手清洗赫鲁晓夫的亲信，将自己的支持者安插在党中央、政府和军队的关键岗位。他提拔契尔年科、苏斯洛夫等保守派进入政治局，让克格勃头目安德罗波夫掌控国家安全机器，通过这种人事布局，迅速巩固了自身在权力核心的地位。这种表面的延续性并非出于对其所标榜的红色情怀的坚守，而是为了稳定局势，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固化争取时间。此时的他，已经彻底脱离了早年的工人家庭背景，完全转变为特定阶层利益的代表者，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围绕着如何巩固这一阶层的统治地位、维护其既得利益展开。

　　经济领域的政策调整，是勃列日涅夫阶级本质暴露的首要标志。他上台后不久便推行所谓 “新经济体制”，声称要 “提高生产效率”“发挥企业积极性”，但这一体制的核心并非解放生产力，而是为官僚集团的利益服务。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全民所有制早已被颠覆，名义上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实则被官僚掌控。勃列日涅夫的这一体制允许企业在计划指标之外自主经营部分产品，却将这种自主权完全赋予了企业管理层，普通劳动者既无参与决策的权利，也无法分享经营收益。企业管理者可以随意支配超额利润，通过设立 “企业福利基金”和“经理专项补贴” 等名义为自己谋取私利，而这些收益的本质都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当时的莫斯科汽车制造厂，厂长不仅拥有专用别墅、豪华轿车，还能直接调配企业资金为自己修建度假庄园，而该厂工人的工资在十年间仅增长了12%，远低于物价上涨幅度。农业领域，勃列日涅夫表面上强调 “发展集体农庄”，实则进一步压缩了农庄的自主权，农庄主席成为官僚体系的延伸，他们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侵占农庄的公共财产。乌克兰某集体农庄主席曾将农庄30% 的耕地收入据为己有，通过贿赂上级官员长期逍遥法外，而农庄农民的实际收入甚至低于城市低保水平。国家对农产品的征购价格长期冻结，而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却持续上涨，这使得集体农庄陷入普遍亏损，农民不得不靠种植自留地维持生计，许多农庄甚至出现了土地荒芜的现象。

　　这种经济政策的本质，是生产资料实际占有权向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彻底转移。在革命胜利后建立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本应是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形式，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生产资料逐渐被少数特权阶级所控制。他们通过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实现了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形成了新的剥削关系。当时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包括中央和地方官僚、企业管理层、军队高级将领的公开工资是普通劳动者的3到5倍，但加上隐性福利后，这一差距扩大到10到20倍。这些隐性福利包括，专用住房（莫斯科市中心的高级公寓仅分配给处级以上官员）、特供商店（凭特殊证件可购买低价进口商品）、免费医疗（专用医院配备进口设备和外国专家）、子女优先入学（名牌大学为特权阶层子女预留50%以上名额）、退休后的高额养老金和别墅使用权。更严重的是，官僚阶层还通过权力寻租、黑市交易等非法途径敛财。苏联外贸部官员曾将出口石油的配额低价转让给西方公司，从中收取巨额回扣；克格勃人员利用职权控制黑市，垄断烟酒、家电等紧俏商品的交易，获取暴利。这种剥削形式虽然披着 “社会主义” 的外衣，但其本质与资本主义剥削并无二致，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劳动成果的侵占，是生产关系的严重倒退。这种倒退必然导致生产力的停滞。劳动者失去了生产积极性，他们清楚自己的劳动成果大部分会被特权阶层侵占，因此消极怠工成为普遍现象；而特权阶层只关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关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管理者更愿意通过投机倒把获取利润，而非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从1965年的7.1%逐年下降，到1979年降至2.9%，1982年他去世时，经济几乎陷入停滞，工业企业设备老化率超过60%，农业粮食产量甚至低于1953年的水平，这正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直接体现。

　　政治领域的集权化与法西斯化倾向，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巩固统治的必然手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逐步瓦解了赫鲁晓夫时期建立的有限集体领导制度，将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中。他通过修改党章，取消了中央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的制度，将政治局变成了他个人意志的执行机构，任何不同意见都被视为 “反党反社会主义” 行为而遭到打压。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推行 “布拉格之春” 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试图摆脱苏修的控制，这场运动虽然资产阶级推行的，但勃列日涅夫直接下令出兵镇压，反映了其对外关系的法西斯性质。这一行为不仅暴露了其对外扩张的野心，更体现了他对内维护集权统治的决心，他绝不允许苏修的统治秩序出现任何松动，他担心这会引发国内的连锁反应。在国内，他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网络，通过裙带关系巩固权力，他的弟弟尼古拉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女婿丘尔巴诺夫从普通军官一路晋升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甚至连他的私人医生都获得了少将头衔。这种任人唯亲的制度，使得整个官僚体系变得僵化腐朽，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地方党委的权力被大幅削弱，一切决策都必须听从中央指令，而中央的指令又完全围绕着特权阶层的利益展开，基层的声音根本无法传递到权力核心。

　　为了维护这种集权统治，勃列日涅夫政权将法西斯化手段推向了极致。他强化了克格勃的权力，使其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镇压工具，建立了严密的监控体系，每个城市都设有专门的监控站，监听电话、跟踪异见人士，甚至在工厂、学校、社区安插大量线人。任何对政权的批评，哪怕是私下抱怨，都可能招致牢狱之灾。当时的劳改营里关押着大量异见人士，他们中既有知识分子、工人，也有农民，这些人被冠以“反社会分子”、“叛国者”的罪名，遭受着残酷的虐待。同时，个人崇拜被推向荒诞的高度，勃列日涅夫的画像被悬挂在每一个工厂、学校、医院和公共场所，媒体充斥着对他的溢美之词，将他描绘成 “伟大的领袖”、“和平的缔造者”，甚至编造他在二战中的 “英雄事迹”，事实上，他在二战中仅担任过政工军官，并无实际战功。这种个人崇拜本质上是为了强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合法性，让人们对特权阶层的统治产生敬畏和顺从，通过神化领袖来掩盖阶级剥削的本质。更令人恶心的是，这种法西斯化倾向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邻里之间相互猜忌，朋友之间不敢坦诚交流，人们只能在公开场合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口号，整个社会陷入了 “万马齐喑” 的恐怖氛围中。这种高压统治虽然在短期内压制了阶级矛盾，但也让矛盾在沉默中不断积累，为日后的社会崩溃埋下了隐患。

　　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控制，是勃列日涅夫维护阶级统治的重要支柱。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被简化为僵化的教条，任何对这种教条的质疑都被视为 “异端”。中央宣传部严格把控所有文化产品的生产，小说必须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 “成就”，电影必须塑造官僚阶层的 “正面形象”，歌曲必须宣扬对领袖的 “忠诚”，而反映劳动人民苦难、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则被彻底禁止。著名诗人叶赛宁的作品因充满对现实的批判，被从教科书和图书馆中移除。教育体系成为了培养顺从者的工具，学校里教授的历史被严重篡改，勃列日涅夫时期被描绘成 “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而革命历史则被简化为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教育。大学生必须通过严格的意识形态考试才能毕业，任何对官方理论提出质疑的学生都会被开除学籍。这种思想文化上的控制，使得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被彻底扼杀，学术研究陷入停滞，文化作品千篇一律、枯燥乏味。而特权阶层则在这种僵化的氛围中肆意挥霍，勃列日涅夫本人拥有17座别墅，每座别墅都配有游泳池、网球场和专用车队，他收藏的名贵手表超过百块，每天的饮食由专门的厨师团队打理，一顿晚餐的花费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他的女儿加林娜更是奢靡无度，经常出入巴黎、伦敦的奢侈品店，用公款购买珠宝、时装，甚至与黑帮分子有染，而这些行为都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纵容。这种鲜明的对比，让劳动人民深刻认识到了现有制度的腐朽本质，也让官方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暴露无遗。

　　对外政策的扩张主义，是勃列日涅夫政权阶级本质在国际舞台上的集中体现。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贪婪本性，决定了他们不会满足于国内的剥削，必然会寻求对外扩张，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市场，转嫁国内的阶级矛盾。勃列日涅夫提出 “有限主权论”，他打着国际主义的名头，声称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利益”，这一理论本质上是为其对外侵略扩张寻找借口。在这一理论指导下，苏联不仅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严密控制，还直接动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入侵阿富汗，此外还通过支持代理人战争，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越南等国扩大势力范围。阿富汗战争是勃列日涅夫对外扩张的顶峰，也是其阶级本质的集中暴露，这场战争耗费了苏联每年财政收入的 15%，先后投入150万兵力，造成15万苏联士兵伤亡，而战争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控制中亚的战略通道，掠夺阿富汗的矿产资源。战争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100多万人死亡、400多万人流离失所，而苏联国内的劳动人民则承受着沉重的负担，军费开支的增加导致民用工业投资不足，商品供应短缺，物价飞涨，普通家庭连面包、肉类等基本生活物资都难以买到。军队成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工具，军人的生命被视为实现其利益的代价，而军队高级将领则通过战争大发横财，军火商与军队官员相互勾结，虚报军费、倒卖军火，陆军大将奥加尔科夫曾通过向阿富汗叛军出售武器获取巨额利润，这种腐败行为进一步削弱了苏联军队的战斗力。这种对外扩张主义本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的对外延伸，它通过侵略战争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让劳动人民暂时忘记国内的苦难，同时掠夺国外资源来满足特权阶层的贪婪需求。但这种扩张主义最终遭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苏联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国内的反战情绪也日益高涨，这成为加速勃列日涅夫政权衰落的重要因素。

　　勃列日涅夫的个人腐败与生活奢靡，是其阶级本质的直接体现，也是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缩影。他上台后，彻底抛弃了革命时期的简朴作风，将追求个人享受作为首要目标。他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17座豪华别墅，每座别墅都有专属的园林、泳池、猎场和服务人员，仅克里米亚的一座别墅就耗资相当于20万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他对名贵手表有着近乎痴迷的收藏，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超过100块名牌手表，其中包括百达翡丽、江诗丹顿等顶级品牌，有些手表的价值甚至超过一辆豪华轿车。他的饮食极为奢华，每天的早餐要包含鱼子酱、松露、鹅肝等名贵食材，午餐和晚餐则有10多道菜，全部由专门的厨师团队制作，食材均从世界各地空运而来。他的私人车队拥有超过50辆豪华轿车，包括奔驰、劳斯莱斯等进口车型，每次出行都有警车开道，沿途实行交通管制，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更严重的是，勃列日涅夫的腐败带有明显的家族化特征，他利用权力为亲属谋取巨额利益。他的弟弟尼古拉・勃列日涅夫原本是一名普通工程师，在他上台后迅速晋升为交通部副部长，掌控了全国的铁路运输系统，通过收取运输回扣积累了巨额财富。他的女儿加林娜・勃列日涅娃凭借父亲的权力，成为莫斯科社交圈的 “大姐大”，她不仅肆意挥霍公款，还利用特权从事商业活动，垄断了莫斯科的珠宝市场，通过走私珠宝获取暴利。她的两任丈夫都借助她的关系获得了高官厚禄，第二任丈夫丘尔巴诺夫更是从一名普通军官一路晋升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任期间大肆收受贿赂，建立了庞大的腐败网络，仅查获的赃款就超过1000万卢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2000年的工资。勃列日涅夫的外孙也借助家族势力，担任了苏联对外经济贸易部的要职，通过与西方公司的交易中饱私囊。这种家族式腐败并非个例，而是整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普遍现象，当时的苏联流传着一句谚语：“父亲是将军，儿子是上校，孙子是部长，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 这种腐败现象严重侵蚀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让劳动人民对政权彻底失去了信心，也加剧了阶级矛盾的激化。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修正主义，其阶级本质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革命成果的窃取和对劳动人民的背叛，而这种修正主义的产生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在革命胜利后，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在形成这个公有制的过程中，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掌握着管理权力的集体。这一集体原本应该是劳动人民的代表，为人民服务，但在等级关系和缺乏无产阶级自己管理自己的环境下，他们逐渐脱离了劳动人民，其利益与劳动人民的利益产生了根本分歧。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用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名义，逐步扩大自己的特权；通过政治正确，侵占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这样就不合他们的圈子，最终转变为新的剥削阶级，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一阶级的形成，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结果，也是阶级斗争长期存在的证明。

　　勃列日涅夫的理念与政策，完全是为了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提出的 “发达社会主义” 理论，声称苏联已经进入 “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但这一理论完全是脱离实际的谎言。当时的苏联，阶级剥削日益严重，劳动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所谓 “发达社会主义” 不过是为了掩盖阶级统治的幌子。他强调“稳定高于一切”，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稳定，防止劳动人民起来反抗。他推行的经济政策、政治政策、思想文化政策和对外政策，都是围绕着巩固这一阶级的统治、维护其既得利益展开的，这些政策的实施，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倒退、生产力的停滞、社会的腐朽和国际形象的恶化。

　　这种修正主义的发展，遵循着历史辩证法的规律。任何革命的胜利都只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终结。革命胜利后，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但他们的思想影响和残余势力依然存在，新的剥削阶级可能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形成，正是这种历史辩证法的体现。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逐步改变了生产关系的性质，让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从名义上的全民所有，转变为实际的少数人所有。这种生产关系的倒退，必然会导致生产力的停滞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而阶级矛盾的激化，又会推动新的革命斗争的产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勃列日涅夫政权的法西斯化倾向，是修正主义发展到极端的表现，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威胁时，他们必然会动用最残酷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法西斯化就是这种残酷手段的集中体现。

　　勃列日涅夫的生平轨迹，清晰地展现了一个从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如何通过投机钻营进入权力核心，最终转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过程。他的上台是官僚集团利益妥协的结果，他的执政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他的理念是为阶级统治服务的虚伪说教，他的腐败是整个阶级腐朽堕落的缩影。他的反革命事迹，不仅包括对内推行修正主义、法西斯化政策，镇压异见人士、侵占劳动人民利益，还包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掠夺他国资源，给国内外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通过对勃列日涅夫生平与执政历程的全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阶级斗争的推动，革命的胜利是先进阶级战胜反动阶级的结果，而革命胜利后的巩固同样需要不断开展阶级斗争，防止新的剥削阶级的产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历史教训，深刻地告诉我们，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一旦放松了阶级斗争，新的剥削阶级就会趁机崛起，窃取革命成果，将社会拉回剥削与压迫的旧轨道。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违背历史规律、违背人民利益的势力，都终将被历史所淘汰。苏修政权的垮台，正是这一历史规律的体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仅十年，苏修便宣告解体，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也随之破产，这证明了修正主义和法西斯化道路是行不通的，证明了任何脱离人民、压迫人民的统治都无法长久。而劳动人民的斗争，终将推动历史向着更加公正、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这一历史过程虽然充满了曲折和反复，但最终的胜利必然属于劳动人民，因为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任何剥削阶级的统治，都无法阻挡劳动人民追求解放的步伐，这是历史辩证法的必然规律，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