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 伪满洲国：殖民式工业化与种族主义城市化

　　有关舆论现象，我在五年前就发过微博提示相关部门：

　　而像下图这种精日以及这种言论为代表的“东北满独势力”，包括博客时代比较著名的“东北游魂”、李硕之流，近年来在网络上大有和台湾精日势力合流的趋向。

　　一北一南，口径话术一致，都是抱着大量日本人创作的伪史伪料，一通胡编乱造，无脑谣吹日据时期，分裂国家。

　　先说明，不要误伤东北同胞，我认识的东北同志、朋友几乎都是对日本人恨之入骨的。

　　这种恨，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抚顺万人坑、辽源煤矿万人坑、吉林市丰满万人坑、延吉老头沟煤矿万人坑、大栗子铁矿万人坑……

　　关于伪满的历史，现存最为公正的资料是2010年1月30日由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在北京公布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这是历时四年在2006年时由中日两国各派出历史专家合作编纂的史料。

　　尽管在日方的报告里，日本人还是拒绝将731部队和516化学部队的内容加入，但是至少在伪满洲国那十四年的历史，包括东北在日本统治下的城市化、人口变迁、杀戮事实、奴役事实、压榨事实，中日双方是达成一致的。

　　至今，某部分极端族群到处瞎鸡儿引用各类“东北史料”，特别是那部1963年“日本满史会”出版的所谓《满洲开发四十年史》，成篇歪曲史实、大受中国境内满独的追捧——但是，他们却几乎从未引用过《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的内容，心虚可见一斑。

　　日本殖民统治的十四年时间，东北城市化率“提高10.3个百分点”，这往往成了某些人几十年来鼓吹日本殖民好的“证据”。

　　然而，这种城市化是一种印度式的城市化。

　　1940年，“超级无敌繁华发达”的新京（长春），100名职工以上的工厂仅有21家，大量的无业人口存在于城市，中国人中无业人口占比达53.9%，这就是印度式的城市化。

　　上述数据来源可是日方的“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的《第一次临时人口调查报告书(第1卷)》，由“满洲共同印刷株式会社”发印。

　　新中国建政后，东北城市化率下降？是啊，没错啊，那是因为共产党施行土改、给农民发土地、遣散大量无业农民返回农村，搞兴农复农建设。

　　而经过这一阶段后，到“一五”末期(1957年)以辽宁为例，辽宁省城镇化率就已达36.9%，增幅57.7%，是全国的1.96倍。

　　至于工业产值就更不用说，“共和国长子”威名怎么来的？抗美援朝背靠何方而打赢的？

　　东北这片土地真正的高光时期就是新中国！

　　人口来说，根据《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关内向东北移民早在1931年之前就已成规模（1925至1931，年平均73.8万人流入东北），和日本鬼子没有半毛钱关系

　　反倒从1932年至1937年，为了镇压关内抗日爱国力量、抵御“中共抗日情报员”（日称），日本实际在限制流民涌入东北，年平均流入仅为39.6万人。

　　然而从1937华北沦陷后，日本又转过头来大批量策动华北劳动工向东北输入、给侵华工程搞建设。

　　原因很简单：东北底层劳工被日寇杀得不够用了。

　　建国后，光是抚顺煤矿发现的劳工遗骨就达20多万具；在东宁要塞修筑中，17万劳工全部被杀；在丰满水电站，1937至1941年间被杀害的工人达到1913人；在本溪矿难中，日本人为了保住煤炭，停止往井下送风，导致1549名中国工人全部死亡。

　　日本人这种血腥管理，直接造成东北地区劳工不够用，只能从华北地区调入。

　　这就是某些势力鼓吹的伪满洲国“发达工业化”、“城市化率高”、“人口流动频繁（所谓‘关内向往伪满’）”之可怖真相。

　　十四年间，刨除关内人口流入，东北人口仅增8%，以当时极高的生育率和东北年轻的人口结构，只能说明有大量人员非正常死亡。

　　这种死亡除了日本人的奴役和杀戮，还有就是日资主导下的东北人成规模吸食鸦片，光是登记在册的“合法吸食者”就有几十万人之众。

　　东北地区的瘾客完全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提款机，根据战后伪满官员谷次亨的供述，伪满境内因为无节制吸食鸦片而死亡的东北人，每年约15000人。

　　1944年时，鸦片收入已达到伪币4.3亿元，占当年伪满政权财政收入的20%，居于各业创收之首位。

　　鸦片战略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彻彻底底发挥了“以毒养战”的作用，甚至贻害至今仍在。

　　伪满时期，日本法西斯一直在对外侵略扩张，因而战争资源消耗巨大，而这些资源大部分都来自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无底线开发。

　　1937年时，东北对日输出量占东北煤炭对外输出总量的73.37%，1940年为72.57%。

　　东北的铅、锌、钼、镁、铝、黄金、白金等也被大量运往日本，用于制造机器、武器等，夯备战争军需。

　　尤其在太平洋战场向美国开战后，日本人发疯一般地在东北拼命寻找、开垦油田，把东北生态和农牧环境破坏殆尽。

　　这些，某些“逆向民族主义工业党”敢提吗？

　　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曾经厚颜无耻地说：“战时体制下，人民必须忍受一切痛苦，多出一粒粮食就是增加一粒子弹。”

　　这里的“人民”，指的当然是东北被盘剥鞭戮的中国人，而绝不会是那数十万之众移民东北的日本军官、富户商人、满铁高官。

　　以当时日本殖民统治时间最久的东北城市——大连为例，可以清晰一览日寇之于东北的血腥恐怖、灭绝人性，以及日本“殖民式工业化”、“种族主义城市化”的本质。

　　1905年，凭借甲午赔款而工业化崛起的资本主义日本，成功打败了腐朽的封建主义俄国，占领了中国大连。

　　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日本取得了原来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全部权益。

　　但其时辽东半岛的领土理论上仍应属于中国，日本在名义上还“租借”，时间仅二十五年期限。

　　然而，日本人为了永久占领大连，采取了诸如延长租借年限、诱迫袁世凯签订了卖国二十一条、非法将所谓“关东州”租期由二十五年延长到九十九年等手段。

　　随即，日本按照以大连为“经营满洲”基地的方策，先后在大连建立了侵略东北的政治中心——关东都督府（关东厅），包括所谓经济中心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及所谓军事中心的关东军司令部。

　　大连，就这样成了日本进犯整个中国的侵华大本营、前沿策源地。

　　当时日本对大连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总体构想是：在沙俄前期规划方案的基础上，采用世界先进的技术，建设一座东亚地区高标准的现代化城市。

　　一方面，日本人要保证在大连的各日本殖民机构的工作人员、满铁社员和银行商社职员“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则是谋求吸引日本国内乃至欧美资本到大连投资，创办工厂企业和从事商贸活动，并“见证日本人的治理管理能力”。

　　惟其如此，以促使大连城市的人丁兴旺、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最终为日本掠夺东北资源、占领整个中国乃至东亚/东南亚提供便利。

　　这种设想后来也被复制到所谓的“满洲国首都”长春（日称“新京”）身上，均是日本所谓“摆脱海岛束缚、建设东亚共荣”的法西斯计划的城建思路。

　　1910年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只有七万人，其中大连有三万多人；

　　1930年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已达到二十三万，大连有十一万；

　　1940年时，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有一百零六万，大连有二十万——而那时大连的总人口也才约一百一十万人。

　　大连沦为日本人的侵华据点，随之而来的就是城内百姓的噩梦。

　　为了给侵华和东南亚战争筹措经费，日本在大连首先推行的殖民税收制度。从税制入手，以所谓“合法”手段压榨剥取大连人民。

　　1905年，日本颁布《关东州地区地租规则》，对大连农户租种的旱田水田，不分地势优劣和土质好坏一刀切地收税。

　　1936年，日本又颁布《关东州所得税令》，大幅度提高税率、扩大征收范围；两年后，愈发战事吃紧、国际大规模战斗阴云密布之际，日本颁布《关东州法人资本税令》、《关东州家屋税令》、《关东州中国事件特别税令》等多项税令，试图将大连全城的财富全部收拢。

　　到1938年，大连城市税收已比1931年增加9.2倍。

　　比税收压榨更恶劣的，是日本人在大连贩卖鸦片，妄图用毒品吸食城市的财富。

　　1906年6月，日本在大连设立“关东州鸦片总局”，规定“关东州内所有鸦片贩卖事宜，专归其办售”，并在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地设立分局。

　　日本人允许大连居民吸食鸦片和从事鸦片经营活动，但鸦片原料的进货和鸦片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必须经日本人自己的鸦片总局统一办理，除此之外均为犯法，格杀勿论。

　　除了税收盘剥和毒品吸金，日本在大连进行的城市规划同样是其侵略蓝图之一，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1905～1918年；

　　中期，1919～1929年；

　　晚期：1930～1945年。

　　1905年4月时，大连军政署长官神尾光臣亲自主持制定了日本在大连最早的市街规划法规《大连专管地区设定规则》和《大连市街住宅建筑管理临时规则》。

　　《大连专管地区设定规则》沿袭了俄国统治时期大连市区功能划分三六九等的方法，将市区划分为军管区、日本人居住区和中国人居住区。

　　军管区位于今天的铁路东站、中山广场、延安路三点连线以东的地区；日本人居住区由俄国统治时期的欧罗巴区的大部分加上行政区组成；中国人区还是原来的范围。

　　这样划分目的在于避免中国人和日本人杂居，维护日本殖民者在大连的霸道权益。

　　根据规则，本来在第四条中是允许原来已在日本人区居住的中国人可以继续在那里从事商业经营或居住的；但到了当年9月，日本当局借口“中国人在卫生风纪方面有值得忧虑之处”，动用日本警察下令将日本人区居住的中国人强行驱赶划定的中国人区居住，并酿成了小规模的流血事件。

　　1919年，日本废除了关东都督府，改设关东厅，也进入了对大连殖民统治的中期阶段。

　　从这一年开始，日本人对大连的城市规划进行了系统性的扩张。

　　同时，从大连出发，日本陆军开始向我东北渗透间谍和情报系统，为发动吞并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931年，由于蒋介石政府怯媚的投降主义，东北三省当着全世界的面儿，被蒋氏拱手相让于日本法西斯。

　　日本人收获东北的轻松程度在当时令世界咋舌，严重折损了反动无能的蒋记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国人民的国际形象和国家声誉，也间接鼓动了德国法西斯和意大利法西斯在欧洲和非洲的侵略野心。

　　2019年蔡英文公布的蒋介石勒令东北“不抵抗”手谕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解决战争急需的能源和武器生产，在大连甘井子大力发展临海工业，一些与军工生产密切相关的大型工厂也相继在甘井子建成投产。

　　非常有名的如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石油株式会社、进和商会、大华电气冶金株式会社等。

　　1938年，为了加强对甘井子临海工业区的规划和管理，日本关东州厅在大连成立了“关东州工业土地株式会社”，对甘井子土地的利用进行统一规划。

　　这些军用建设的背后，是大批沦为奴隶的大连人民。

　　他们给日本人做苦力、做劳工，在极度肮脏艰苦的工作环境下，只能拿到微薄的薪水并随时可能因为工作强度和毫无缘由的枪杀丢掉性命。

　　如相生由太郎为华工修建的苦力收容所为例，许多劳工所周围都以高墙和铁丝网相隔，用红砖盖成。

　　当时大连人将其称为“红房子”，相生由太郎则将其称为“碧山庄”。

　　除了军事武装侵占和经济资本掠夺，日本人在大连的四十年占领时期里还有一项十分重要、影响深远的动作：渗透教育系统。

　　连日本人都知道——或者说，军国主义反动势力本就最为看重的，正是文化教育洗脑和媒体舆宣蛊心，从朝鲜到东北，从南京到东南亚。

　　早在日俄战争还未结束时，日本人就在大连建立了“满洲军政管理委员会”，并从日本国内派遣教育工作、政治文书工作的相关人员封为“入华军政委员”，其目的就是“抚慰满洲民心”。

　　1905年4月时，辽东守备军军政长官神尾光臣就指出：“第一着眼点应是教育，聘用的教师必须是日本人。”

　　与此同时，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也配合主张：“对占领地的民众，总的原则是实行人身征服即战争征服和精神征服并重的方式。”

　　1905年秋天，大连日军军政署正式颁布《大连公学堂暂行规则》，明确华人学堂的目的是：“一方面为布施日本文化，一方面是把我国（指日本）之政治，公明正大示诸土著人（指中国人、大连人），培养一批懂日本语的土著人，以便我国公私事务。”

　　1906年3月，日本人在大连颁布了《关东州小学校规则》，并开办了第一所招收日本儿童的大连学校——大连寻常小学，开始了让日本后代渗入大连的步伐。

　　1914年，日本人在大连成立了“关东都督府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出版的课本中有关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中国古代民族英雄抗御外侮内容的课文全部删掉，尤其是戚继光的名字成为绝对禁词。

　　至1937年前后，日本人对大连的奴化教育达到顶峰，「关东局官房」这个专门为大连奴化教育而设立、类似于教育局性质的文化殖民机构就由于事务繁多而建立。

　　1942年，日本人在大连成立了“书房教育促进会”，进一步加强日本语的推进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灌输，强调包括大连在内的东北（伪满洲国）是独立主权国家，是日本的仆从国，并伪造历史声称满洲、朝鲜半岛和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1944年，大连的公学校全部使用日本在华教务部教科书编辑部制作的教材，以便在东北、在大连推行战时体制，动员大连市民“随时为大日本帝国的神圣事业慷慨赴死”。

　　那时大连的普通学堂是四年制的初等小学，公学堂是设有四年制初等科和二年制高等科或者只设高等科的小学，还有的小学只有一、二年级，也有的到四年级，是在中国私塾的基础上办的，叫做蒙学堂。

　　早在日本占领初期，中国人还是习惯让自己的孩子读私塾，接受传统的中国教育，于是日本人就大力禁止和取缔私塾。

　　比如三十里堡普通学堂就是利用大庙办的，只有一到四年级的普通科，起初的学生和老师是从各个私塾集中起来的。城里派来了日本校长，负责教日语和德育，尤其会讲俄国如何如何坏，日本如何如何先进，日本人是来帮助中国人的……课本里的内容也往往宣扬日本的优越。

　　日本教师会宣讲日本的英雄人物，包括攻下旅顺的日军大将乃木希典，此人在1912年明治天皇去世时与夫人一起自杀殉葬，被奉为“军神”。

　　此人在日俄战争中写的汉诗竟然也被日本人放在大连各学校的课堂里教授给中国孩子：“山川草木转荒凉，十里腥风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

　　图：按照日本学制举办的日本人学校——大连早苗高等小学校，学生在校园滑冰。

　　在四十年的侵占时间里，除了在教育系统的大力推行奴化和文化殖民，日本人还在大连建立了成体系的矩阵化的媒体舆宣。

　　比如1905年创办的《辽东新报》，是日俄战争后大连的第一家报纸；两年后，由日本满铁创立的《满洲日日新闻》是第二家有影响力的日文报纸。

　　1908年，大连的第一家中文报纸《泰东日报》创刊，后随着日本殖民军管的加强，《泰东日报》逐步沦为亲日媒体，服务于日本对大连的侵略政策。

　　1911年，《东北文化月刊》在大连创立，这是由日本的文化侵华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创办的，旨在推行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也是近代东北第一家中文杂志。

　　1925年，“大连中央放送局”在日本人的操作下建立，每天以日语、俄语、汉语、朝鲜语、英语五国语言播报新闻，是东北最早的电台。

　　到1926年，大连已经有日汉双语报纸212种，它们都肩负着给日本侵华战略卖命的“重任”……

　　在此，特摘置日本统治大连时期的史实七则：

　　其一，关东州民政署《关东州公学堂规则》（1906年3月颁布）：“公学堂以向中国人子弟讲授日语、进行德育，并传授日常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办学宗旨。”

　　其二，日本“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就职情由书》（1906年8月）：“如果想要消除新附民桀骜不驯的祸根，就要在教育、生产等各项行政事务中保持统一的精神，积极疏导民心，使之无暇惹是生非。这是一切措施的轴心要求。”“殖民地的教育事业方针，特别需要谨慎对待，过急发展教育，如同早日使财政独立一样，会伏下民心不驯的祸根。殷鉴不远，以往英国对印度的教育漫不经心，以致出现今日民心反叛不可收拾的局面。反其道而行之，当可作为殖民地政治家的秘诀韬略。”

　　其三，1909年5月，日本“满铁”总裁后藤新平：“教育的根本，圣旨所示，与日月同辉，既鼓励忠君爱国的义气，又培养自强向上的情操，从而奠定大国国民的根基。”

　　其四，金州民政支署长村上庸吉1910年发布《蒙学堂成立宗旨的告谕》：“我日本国在关东州守其土、治其民，必须大力兴办学校，教育百姓。”

　　其五，关东都督大岛义昌在第二次学事咨询会议上的训示（1911年3月）：“公学堂的教育除遵从法令所示授以普通知识外，特别注重于日本语的教授，以开导一般土人（中国人），使之浴被我国德泽，信赖我国施政。”

　　其六，日本众议院《中国人教育设施建议案》（1918年通过）：“助长中国人之教育，融合两国人民之思想，敦进善邻之谊，确保东亚和平，政府当视之为急务。”

　　其七，《关东州人教育令》（1943年6月公布）：“根据我国建国精神，醇化陶冶关东州人，培养挺身奉公的实践精神，以归顺皇国之道为目的。”“遵奉教育敕语的宗旨，经过全面的教育，以修炼皇国之道、贯彻奉恩皇恩之诚心。”“师范公学校是根据‘八纮一宇’的根本原则，对关东州学校的教员进行必要的教育，归一于皇国之道，以培养为人师表为目的。”

　　我提醒某些极端族群以及反动势力，刚刚结束的大阅兵，领衔地面装备接受检阅的战旗方队中，央视转播镜头给予特写时长最久的，正是杨靖宇支队。

　　这与2017年时为什么官方会将“八年抗战”概念更新为“十四年抗战”，其内理逻辑是一致的：捍卫正确二战史观，弘扬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上的共产党力量！

　　在伪满洲国历史问题上夹带私货、妄图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所谓“中立视角”为日寇入侵去罪化，这不仅有违革命史观，更是严重的历史失真。

　　殖民式的工业化注定是短期的，种族主义的城市化更是不可持续的。

　　在整个历史上，我国东北地区与世界发达水平相比，差距最小的时期，就是当下的21世纪20年代；东北地区与中国国内其他地区相比，领先幅度最大的时期，则是“一五”计划结束时的1958年——而东北地区与自己浩瀚长史各个阶段相比，最为屈辱可悲、水深火热的惨痛时期，就是1931至1945年的伪满洲国，没有之一。

    【文/欧洲金靴，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个人微博“金靴RedBoy”，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