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土地革命战争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第一节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政治状况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建立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当时的中国，除南京蒋介石集团和武汉汪精卫集团互相对立外，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和河北、山东，阎锡山控制着山西，冯玉祥驻军洛阳；在南方，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南京和蒋介石合作，桂系的另一部分李济深、黄绍竑则盘踞在广州，粤系军阀也保持着相当的势力。日本希望促成蒋介石、阎锡山、张作霖的合作以进攻汪精卫、冯玉祥，英美则企图实行宁汉合作以进攻张作霖。一九二七年八月，汪精卫等人到南京和蒋介石进行政治分赃。因为分赃不均，十月就爆发了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间的战争。十一月到十二月，又发生了争夺广东的粤桂成争。一九二八年二月，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独霸了党政军大权。接着，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和李宗仁、白崇禧四派新军阀，取得了暂时的妥协。四月，它们联合发动了所谓“北伐”，进攻北方的旧军阀张作霖。六月，张作霖放弃北京逃往关外，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车站，被他的主子日本帝国主义炸死。国民党宣告“北伐胜利”。十二月，在美帝国主义的居间调停下，以张学良为头子的东北军阀宣布放弃“独立”，归从“国民政府”。至此，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实际上蒋介石政权从来也没有真正统一过。两广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地军阀都保持半独立的状态，并不断地和南京政府发生公开对立以至战争。蒋介石南京政府能直接控制的只有长江中下游几个省。
蒋介石反动派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迅速地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他们通过发行公债，贩卖军火，征收苛捐杂税，举借外债，投机买卖，兼并民族资本以及其他各种办法，横征暴敛，残酷地掠夺中国人民，集中了大量的财富。他们还通过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大银行，滥发纸币，控制了全国的金融。一九三六年，四大银行的资产总额和各项存款，均占全国银行的百分之五十九，发行的兑换券占百分之七十八。加上他们所挖制的其他银行，全国金融业绝大部分都为四大家族所霸占。同时，四大家族又逐步在商业、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确立了垄断地位。抗日战争前夕，四大家族已经独占了进出口贸易，控制了国家资本的全部工矿，统制了大部分私营工商业，掌握了大量的房地产，把持了全国的新闻出版事业。这样，四大家族就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形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垄断资本。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又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蒋介石反动政权同北洋军阀政府一样，是国际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的工具。它彻底地投靠外国帝国主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政府。蒋介石在实现“统一”以前，就积极寻求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支持。一九二七年九月，蒋介石带了亲日派政客张群访问日本，同日本帝国主义头子田中义一秘密商谈，达成默契。蒋介石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为条件，换取了日本对他的支持。十一月，蒋介石又与美国签订了美蒋关系密约，并通过美帝走狗、大买办宋子文，同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更紧密地勾结起来。一九二八年三月，蒋介石竟向炮击南京、镇压中国革命的美英等帝国主义表示道歉和赔款。同年五月，蒋介石在美英帝国主义支持下进攻奉系军阀，日本为了阻止美英势力向北发展，派兵侵占济南，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多人。全中国人民对此无不愤怒异常，而蒋介石却无耻地下令不准抵抗。说什么“日本要求枪枝。即以枪枝与之；要求捕作俘虏时，即听其捕作俘虏”；甚至提出“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拿着中国人的头颅向日本侵略者乞降，彻底地暴露了这个卖国政权的反动本质。
（原注：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天津《大公报》）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迅速扩大了。帝国主义的对华投资，一九一四年为十六亿一千零三十万美元，一九三一年便增加至三十二亿四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美帝国主义加速对华商品输出，使中国入超猛增，一九二七年为九千四百三十万海关两，一九三一年增加到五亿二千四百零一万海关两。帝国主义还派遣了大批顾问，直接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大权，成为蒋介石政府的太上皇。
蒋介石政权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则实行法西斯专政。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是蒋介石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反革命两手政策。其中，军事镇压是主要的一手。蒋介石视军队如生命，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逐步建立了一支以黄埔系反动军官为骨干的反革命军队。这支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也超过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仅陆军，就有近二百个师。军费的支出，约占全部军政费用支出的百分之九十左右。蒋介石还建立了庞大的特务机构，渗透在国民党的党、政、军、文化教育机关直至经济部门里。其中最大的两个：一个属于“C.C”系，一个属于蓝衣社。这些特务组织既采用了德、意、日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手段，又承袭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统治方法。蒋介石靠着这些反革命军队和组织，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向全国人民开展了进攻。中国人民处在旷古未有的暴政之下。
（原注：CC系：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授意陈果夫、陈立夫扩大“浙江同志会”，在南京成立“中央俱乐部”，以把持国民党党务和文化教育等部门。其中，专设职业特务机构“调查科”。一九三八年，更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简称“中统”。关于CC有两种说法：说，“陈”字英文拼音第一个字母为C。CC即两陈的意思，或说，CC是“中央俱乐部”的英文译名Centyal club的速写。
蓝衣社：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
仿效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褐衫党”，组织“蓝衣社”，专门从事破坏革命运动、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的罪恶活动。一九三二年成立“复兴社”，社员制服为蓝衣蓝褂。其核心组织为“力行社”，由特务头子戴笠主持。一九三八年在“蓝衣社”的基础上，成立了特务组织“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据极不完全的统计，在蒋介石上台后的五年中，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达一百万人以上。广大工人在大革命时期争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都被剥夺得一干二净。革命工会被封闭解散，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厂，罢工成了“犯罪”的行为。工人大批失业。工资日益下降，仅武汉一地即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降低了工资。而工时却普遍增加了，一般由十小时延长至十二小时甚至十四小时。地主阶级疯狂地对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广大农民在大革命时期建立起来的革命权力被豪绅地主所摧毁，农民协会被解散，农民领袖遭迫害。农民负担的赋税，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代。例如，江苏许多地方的田赋附加税，到一九三三年已超过正税的十倍至二十六倍，湖南则超过十倍至三十倍。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大批失学失业。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也受到各种苛捐杂税的压榨，濒临破产。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抛弃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做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上海民族资本家的工厂被迫倒闭、改组的约有五百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
在国内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革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革命暂时进入了低潮。我们党被迫转入地下，同群众的联系受到很大的限制。党员大批被捕被害。一些在革命高潮时混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这时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有的叛变，有的脱党。党员人数从五万七千多人下降到一万人左右。工人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工会会员从二百九十万人减少到三万多人。农民运动受到了残酷镇压。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时期，有组织的农民曾经发展到九百四十多万，这时则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民族资产阶级站到了蒋介石反动派一边来反对工农，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则由动摇而离开了革命。革命的力量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中国革命的头一个高潮过去了，新的高潮还未到来，革命的形势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
但是，革命发展的基础是雄厚的。革命的高潮一定会到来，这是因为，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矛盾，不但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一天一天在激化。毛泽东同志当时深刻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授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房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眉，仍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革命的内容，“包括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等存在？》)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正确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将革命逐步引向胜利。
第二节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的发表
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论联合政府》)蒋介石、汪精卫以及陈独秀这些反面教员，使我们党认识到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
一九二七年七月，党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并组成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八月一日清晨一时，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同志领导的南昌武装起义爆发了。参加这次起义的有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原北伐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南昌军官教导团和第二十军，共三万多人。经过三、四小时的战斗，敌军全部被歼，南昌城飘起了革命的红旗。起义胜利后，立即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召开了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颁布了革命政纲。南昌起义的消息传遍四方，江西、湖南和湖北的农民纷起响应。可是起义部队没有和附近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以农村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而是企图重新占领广州，打开海口取得外援，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然后再举行北伐。八月五日，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向南进发，经江西的临川、广昌、瑞金、会昌转入福建的长汀、上杭，再经广东的大埔进而占领潮州、汕头，沿途打败了大批堵截的敌军，但部队也受到很大的损失。九月底和十月初，这支冒暑远征的孤军，在汤坑、三河坝、流沙等地，先后受到优势敌军的围攻，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起义留下的部队，一部分退到广东的海丰、陆丰，与当地的起义的农民武装会合，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同志的率领下，退出广东，经过江西，转入湖南南部，进行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的正确方面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错误的方面是没有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群众，建立根据地，而是城市中心，依赖外援。
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清算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在领导权、武装斗争、土地问题上的错误，撤消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方针，指出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会议还决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的问题，党必须自下而上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八七”全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战争和战略问题》)“八七”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会议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没有注意掩盖着的另一个倾向，以致在着重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出现了“左”的倾向的抬头。
（原注：引自《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八月））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提出了实行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的正确主张，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代表党中央领导改组湖南省委，并积极准备发动秋收起义。八月十八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秋收起义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是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应当以主要力量来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枪杆子推动土地革命。湖南省委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来领导这次起义。
为了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安源矿工和平江、浏阳、醴陵一带的农民自卫军中，组织革命的武装。九月八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在湖南、江西边界各县首先爆发了。参加这次起义的，有未赶上南昌起义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武装和平江、浏阳、醴陵，萍乡等地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
（原注：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其干部多为共产党员。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这个警卫团于八月三日离开武昌，准备到南昌参加武装起义，行至中途，闻南昌起义军已南下，乃到修水与平江浏阳农军回合。）
共纳八千人。原计划分三路进攻，右路自修水进攻平江，中路自铜鼓进玫浏阳，左路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向浏阳挺进，三路取得胜利后，在长沙工人的配合下，进攻长沙。而起义部队在浏阳等地战斗中，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被迫退到浏阳文家市。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要占领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是不可能的，于是说服了其他同志，率须工农革命军沿湘赣边南下，向井冈山地区进发。部队在进军途中，打退了敌人多次的截击，于二十九日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村。
在三湾，毛泽东同志以敢于革命、做于斗争的精神。鼓舞指战员的革命斗志，扭转了部队由于战斗失利而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接着，领导部队进行了改编，将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改编中，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班排有小组，连有支都，营、团有党委。连以上设置党代表。全军成立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书记。“三湾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奠定了基础。
十月上旬，毛泽东同志率领这支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的大龙、茅坪，开始了创建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革命实践，把革命的红旗插到了巍巍的并冈山上。
紧接着秋收起义之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又爆发了广州起义。党的广东省委利用广东军阀张发奎、黄琪翔与广西军阀黄绍竑为争夺广东地盘而混战的时机，以广州工人赤卫队和叶剑英同志率领的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发动了武装起义，并成立了工农兵政权——广州公社。但广州起义也没有认识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必要性，队伍没有及时转移到附近海陆丰农村，同农民起义力量相结合。当国民党反革命军队五万多人，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围攻广州时，虽经三天三夜的血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告失败。起义的领导者张太雷同志也在战斗中牺牲。
此外，还有方志敏、邵式平同志领导的江西横峰、弋阳等县起义，朱德、陈毅同志领导的湘南起义，彭湃同志领导的广东海丰、陆丰起义，谢子长、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张鼎丞、邓子恢同志领导的闽西起义，滕代远、黄公略同志领导的湖南平江起义，以及湖北、河南、江苏、河北、山东、四川等地的起义。特别是方志敏同志领导的横峰、弋阳起义，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将起义队伍迅速转入山区，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不断扩大革命武装，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以上这些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的回击。它推动了武装斗争的发展，为创造工农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准备了必要的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战争和战略同题》）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湖南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适时地把革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井冈山在罗霄山脉的中段，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边区，周围有遂川、宁冈、永新、酃县以及茶陵、莲花等县，方圆五百多里。这里离中心城市较远，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革命的发展却可以影响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井冈山人民深受豪绅地主的压迫剥削，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曾开展对土豪劣绅的斗争，经受过革命的洗礼。井冈山峭壁耸立，地形险要，作战时进可攻，退可守，周围又盛产稻谷南瓜，可供军队食用。因此，毛泽东同志选定在这里首先建立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红军初到井冈山时，附近各县的党组织已被敌人破坏了，只剩下若干避难藏匿的党员。农民自卫军原有九百七十枝枪，仅保存下来一百二十七枝，其余一概被土豪缴去。经过革命失败的打击，群众的革命情绪受到严重的挫伤。一九二七年十月初，毛泽东同志到达宁冈的大龙、茅坪后，决定分兵到宁冈、遂川、永新、茶陵、莲花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下旬，工农革命军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中心根据地。十一月中，毛泽东同志乘蒋介石、唐生智之间爆发内战的有利时机，派兵向茶陵游击，建立了茶陵工农兵政府。次年一月初，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打败地主武装肖家壁部，攻占遂川城，成立了遂川工农兵政府。二月中，毛泽东同志又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攻打宁冈新城，缴枪四百多支，活捉伪县长张开阳，并建立了宁冈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打到那里，就在那里向群众作革命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等革命组织。各县的党组织也先后恢复起来。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都已经有了党的县委，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工农红军还帮助地方建立群众武装，并把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一九二八年三月，成立了井冈山红色政权——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南昌起义余下的二部分部队在朱德，陈毅同志的带领下，从湘南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队伍会师。五月四日，两支革命军队在宁冈县砻市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共约一万多人，二千多支枪。毛泽东同志任党代表，朱德同志任军长。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道路，这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农村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在党领导下依靠枪杆子发展起来的。一九二八年四至七月，正是南方反动统治暂时稳定的时期，江西、湖南两省敌人，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多次“会剿”，妄图扑灭这个革命的火焰。敌军少者八、九个团，多者达十八个团，超过红军数倍。然而，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地方赤卫队的配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粉碎了敌人的“会剿”。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红军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十六字决的作战原则。在这个正确原则的指导下，红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五月初，敌人进攻遂川的五斗江，红军避实就虚，从侧面打击敌人，在黄坳、五斗江等地，消灭了来犯之敌，还攻占了永新县城。不久，敌人又来进犯，红军先在茶陵的高陇打退了湖南敌军，接着又在永新的澧田打退了江西敌军，乘胜第二次攻克永新。六月中，号称江西劲旅的杨如轩、杨池生两个师敌军，由永新进犯宁冈。红军在龙源口、七溪岭一带，从腹背两面猛击敌军，打得敌人降的降，逃的逃，丢枪乱窜。我军乘胜追击，第三次攻克水新城。当时红军中流行着这样两句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杨）。”生动地反映了这次战斗的胜利。红军反“会剿”战争的胜利，使井冈山根据地的固定区域，扩大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的广大地区。
红军战争的胜利，推动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开展。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是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的。但在根据地初创时期，主要的任务是开展打土豪的斗争，分配土地只在少数地区试行。一九二八年五月，毛泽东同志主持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这次大会成立了湘赣边界特委，作为地方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机关，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大会以后，各县在特委的领导下，加强了对土地革命的领导，县、区、乡都普遍设立了土地革命委员会。于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分田以乡为单位，一律按人口平均分配。极少数山多地少的地方，也三、四个乡为一个分配单位的。同时，还开展了废债运动。通过分配土地的实际斗争，取得了初步经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土地革命的法令——井冈山土地法。
由于土地革命的开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深耙细作，修塘、筑陂，使农业生产获得了丰收。如宁冈粮食总产量，一九二八年比一九二七年增产了百分之二十。油，茶的丰收更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农业生出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红军游击战争，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根据地的建设，对于支持红军的革命战争，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在革命斗争中，建立一种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红军每到一地，就帮助群众建立各级工农兵民主政权——工农兵代表会议和工农兵政府。
随着根据地的发展，革命政权日益扩大，不仅各县有工农兵代表会议和工农兵政府，区、乡的基层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在红军的积极帮助下，还普遍成立了地方群众武装。村、乡有工农暴动队，区、县两级有赤卫队。这些地方革命武装，在镇压反革命，保卫红色政权，粉碎豪绅地主的进攻，配合红军作战等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革命政府又采取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领导农民搞好农副业生产，开办为战争服务和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小工业和手工业，保护私营工商业，实行自由贸易，使井冈山区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此外，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较之过去有所发展。根据地建设的成就，使红军战争有了可靠的后方，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的政策是：“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的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兔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井冈山的斗争》)
在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扩大”的大好形势。一九二八年十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通过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总结了一年来井冈山斗争的经验，选举了新特委，确定了新的任务，进一步发展了大好形势。
毛泽东同志亲自开辟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象黑夜中燃烧着的一把火炬，照亮了亿万人民的心，指明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方向。
反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斗争
当我们党同国民党分裂，反对了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之后，瞿秋白却借口“排除”右倾机会主义的“遗毒”，推行他的盲动主义错误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瞿秋白主持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主要表现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和革命道路问题上。在革命形势问题上，瞿秋白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潮流暂时低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所谓中国革命“不断高张”的主观主义估计。他看不到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而是幻想速胜，武断地认为全国已经具备了“直接革命的形势”，各地人民的革命斗争“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势”。
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瞿秋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鼓吹中国革命是所谓“无间断的性质”。他认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梦想完成民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盲目的鼓吹“一次革命’直达社会主义”。
（原注：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1927年2月）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瞿秋白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鼓吹违背中国革命实践的“城市中心论”。他宣扬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胡说党的责任是“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竭力贬低农村根据地和农民武装斗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从上述“左”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出发，瞿秋白提出了一系列极“左”的政策。他反对组织有秩序的退却，主张冒险进攻。他醉心于中心城市的工人暴动，制定了在上海、武汉、天津等大城市举行总罢工、大暴动的计划，想革命在一个早上取得胜利。他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左翼，主张“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他反对区别对待地主与富农，主张一律没收他们的土地，要求在根据地土地革命运动中多杀多烧。他还提出损害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种种政策，强令各地党组织贯彻执行。
为了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瞿秋白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政策，滥用组织纪律，错误地处罚了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和地方党委。他十分恼火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诬蔑组织革命武装是所谓“单纯的军事投机”，甚至利用职权打击毛泽东同志，在组织上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处分决定。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严重地干扰了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一九二八年三月，执行瞿秋白“左”倾路线的湘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指贵井冈山根据地“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于是就撤消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夺了毛泽东同志的权。同时，又强令工农革命军冒进湘南，使井冈山根据地被敌人占领了一个多月。
（宣平说：根据共产党员网的资料说：“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迅速做出决断，停止向大中城市的进攻，带着队伍上山，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上山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但中央却认为他“停止长沙暴动”，是“放任工农革命军退走”，是‘临阵脱逃’。”
“1928年3月初，湖南省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来到井冈山传达中央精神和省委指示，他下车伊始，摆出一副“顶头上司”的姿态，先是批评毛泽东及前委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指示要“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头颅！”
周鲁接着传达了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由于当时环境恶劣，文件不能随身携带，只能靠背诵记忆，结果他在传达中央给毛泽东纪律处分的时候，把“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误传为“开除党籍”。最后，周鲁又传达了湘南特委的决定，取消前委，另组师委，毛泽东改任师长。
周鲁的误传，对毛泽东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一生致力于党的革命事业，如果因中央惩办主义的政策而开除出党的话，这必将演出中共历史上的一出悲剧事件来。
时隔28年，即在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一次预备会上还谈起此事：“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开除党籍’，又不能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同志坚决抵制和批判了瞿秋白的错误路线与“左”的政策，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和道路等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左”倾分子否认革命处于低潮是犯了“革命急性病”，“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驳斥了“左”倾机会主义者混淆两个革命阶段的谬论，指出“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并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实践中，纠正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井冈山根据地推行的错误政策，在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对待中间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使井冈山根据地重新得到巩固和发展。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实践中给革命造成了严家危害，受到毛泽东同志等许多间志的反对与抵制，到一九二八年初，许多地方已停止执行，至同年四月，就在全党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三三年底，瞿秋白从上海到江西瑞金，参加革命根据地工作。红军长征开始后，曾留在中央根据地。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向敌人出卖了我党我军的机密，写了臭名昭著的自白书《多余的话》，成了可耻的叛徒。同年六月，被国民党枪杀于长汀。
（宣平说：瞿秋白《多余的话》我节录了几段：“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同时，也很久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其实，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可以看出，悲观主义必然会导致投降主义。作为党的领导人的瞿秋白，在被敌人抓住之下竟写出这种反动论调，可见这种旧式文人是领导不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
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了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正确估计革命的形势，确定新形势下的任务和方针，一九二八年七月，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正式代表八十四人，侯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党员四万多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等文件。
“六大”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并没有被推翻，国民党政权仍然代表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分析，大会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大会并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
（原注：十大纲领是：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银行和企业，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治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六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民，八改善士兵生活，给士兵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六大”指出中国革命正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但引起革命的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形势下，党的策略任务不是实行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认为：“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底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底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
“六大”进行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进一步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底先锋队——共产党指导机关底机会主义政策”，断送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批判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出盲动主义者在敌人力量占着绝对优势的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是一种强迫命令的军事冒险，是“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其结果是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丧失了革命的力量。这种“左”倾盲动是与党在大城市中应以争取群众为主要任务的原则相违背的，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
党的“六大”提出的上述问题，都是当时中国革命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过讨论，使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上有了明确的方针，进一步克服了由于大革命失败所引起的党内思想混乱。因此，在“六大”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主席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在我党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的。”(《学习和时局》)但是大会也有缺点和错误，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申的极大的重要性，没有正确估计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等。
毛泽东同志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但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毛泽同志贯彻执行和发展了大会的正确方面，又在实践中解决了大会所没有解决的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宣平说：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资料，“毛泽东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8月7日，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的发表
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是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起来的。为了坚持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驳斥“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种种责难，正确回答工农武装割据能否发展和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总结了经验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重要著作，从理论上阐明了在中国武装夺政权不能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农村，而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五个条件：
第一，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中国的社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的农业经济，农村可以不完全依赖城市而相对独立。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有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中国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分裂和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反动政权的统治力量，而农村则是这个反动统治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属，更是无疑的了。”
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生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如湖南、广西、广东、湖北等省，曾经有过工农弹众运动的高潮，有过工会和农会的组织，群众经受过革命斗争的锻炼。这些，都为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政权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存在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这是革命基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不但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社会矛盾，而且必然加深矛盾的发展。“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设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革命武装，就没有革命根据地。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是保证红色政权得以坚持和发展的最要紧的条件。建立红军，土地革命，建设根据地，都必须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就能使革命根据地获得巩固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开创的这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括武装斗争、士地革命、建设根据地这三位一体的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没有革命武装，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也不能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发动农民群众，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主阵地，不建设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而将陷于失败，土地革命的成果就无法保持。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分析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毛泽东同志创造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反对陈独秀取消主义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撮右倾投降主义者，对革命完全丧失信心，变成了可耻的取消主义者。陈独秀反对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诬蔑党所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为“流寇运动”，主张开展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从一九二九年七月开始，陈独秀连续给党中央写了三封信，鼓吹托洛茨基主义，提出了一整套取消主义的政治主张。陈独秀认为蒋介石反革命政权的建立，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封建势力“受了最后打击”，“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结，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并将得到和平的发展。无产阶级要等到将来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搞“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央还没有决定答复之前，陈独秀擅自将自己给中央的信发给地方党组织，同时还在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机关报上发表。陈独秀并在党内组织秘密小集团，进行宗派活动，煽动党员起来反党，妄图分裂我们的党。
（原注：陈独秀《关于中东路问题给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
我们党对陈独秀的反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严肃地批判了陈独秀的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和反党分裂活动，指出陈独秀必须服从中央的决议，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停止一切反党活动。但是，陈独秀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不接受党的警告，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继续进行反党阴谋活动。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党中央决定将陈独秀及其同伙彭述之等人开除出党。
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就公开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他们和托派分子刘仁静等勾结在一起，组成了托陈取消派，即所渭“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奉托洛茨基为首领，在上海设立中央机关，由陈独秀充当“总书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陈独秀、刘仁静、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即托陈取消派的纲领。这个反革命纲领打着托洛茨基主义的黑旗，提出了六项“奋斗目标”，公然为托洛茨基翻案，叫嚷要“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实质上就是反对我们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斗争，特别是反对毛泽东同志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我们党坚决批判了陈独秀一伙的取消主义，彻底地揭露了他们的反革命叛徒嘴脸。以后，托陈取消派分子公开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一九三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等接受托洛茨基匪贼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进一步堕落为汉好、卖国贼。
第三节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著作的发表。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和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路线的斗争。工农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由湘东北平江起义部队组成的红五军到达井冈山，在宁冈与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革命的声势。这时，蒋介石又调动湘、粤、赣三省十八个团的兵力，以湖南军阀何键为总指挥，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了新的“会剿”。为了打破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和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并冈山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在宁冈白露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向赣南敌后出击，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不久当敌人向井冈山进攻时，彭德怀即置井冈山根据地于不顾，擅自率领红五军去赣南。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八）
一月中旬，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红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