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很难明白为什么当时海外的游子们比如华罗庚、邓稼先，纷纷选择回归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这难道仅仅是一腔报国的热情吗？当时台湾还没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占据台湾，经济条件比大陆好多了，游子们为什么不选择去台湾呢？
我想答案就在华罗庚写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里。 在信里，华罗庚说：
现在的世界很明显地分为两个营垒：一个是为大众谋福利的，另一个是专为少数的统治阶级打算利益的，前者是站在正义方面，有真理根据的；后者是充满着矛盾的。一面是与被压迫民族为朋友的，另一面是把所谓“文明”建筑在不幸者身上的。所以凡是世界上的公民都应当有所抉择：为人类的幸福，应当抉择在真理的光明的一面，应当选择在为多数人利益的一面。……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在信里，华罗庚彰显了鲜明的阶级意识，他知道旧中国的大多数人还被压迫着，因此当得知新中国成立，人民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愿望时，他觉得真理在新中国。
我认为这个真理就是马列主义，因为只有马列主义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也只有马列主义才是人民翻身得解放的真理，新中国就是马列主义结合中国具体实践的斗争产物。
真理站在哪一边，人民就站在哪一边。
抗日战争时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准备率团回国慰问抗日军民。当时国民政府抗日的费用里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爱国华侨捐助的，因此国民党蒋介石非常重视陈嘉庚的到来，他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招待好华罗庚，让客人满意。
因此陈嘉庚在重庆期间，各路达官贵人请他吃饭喝酒，络绎不绝。顿顿的珍馐美馔，觥筹交错，让陈嘉庚疲于奔命，痛苦不堪，这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场面刺痛了他的心。
后来，陈嘉庚决定访问延安。在延安，有次毛主席宴请陈嘉庚时，普通的桌子上只有白菜、土豆和一碗鸡汤。毛主席十分抱歉的对陈嘉庚说：“我的薪俸有限，没有钱买鸡，这还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客人要来，送给我的，只花了2毛钱。”陈嘉庚听后没有生气，反而有些另眼相看。
后来陈嘉庚深入考察了延安各方面，真切感受到了延安政权先进性，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余乃略知延安政府之事，自抗战以来，延安政府积极抗日，减税减租，为民谋利，官吏廉洁，民心团结。”通过对比，陈嘉庚明白真理掌握在了共产党这边。
再后来就是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陈嘉庚先生回到祖国，参与了新中国的成立。
从陈嘉庚、华罗庚的例子来看，谁掌握了真理，人民就跟着谁。谁丢掉了真理，人民也将弃他而去。
近几日，新华社的钟台文针对台湾问题连发3篇文章，主要论述了台湾问题的由来，统一的好处和必然统一的原因。作为一名中国人，当然是希望早日统一台湾，钟台文的文章出发点也是如此，但其中一些表述和观点，我认为不妥。
钟台文说：由于中国内战延续和外部势力干涉，海峡两岸陷入长期政治对立的特殊状态，由此产生了台湾问题。
“中国内战”的提法比较多的见于美帝国主义学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表述。因为“中国内战”的提法是一个中性的表达，它掩盖了当年解放战争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资本主义性质，放弃了马列主义的分析办法，抛弃了阶级叙事和革命叙事。
钟台文说：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
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毛主席就开始部署解放台湾的计划，只是因为朝鲜战争朝鲜、美帝国主义染指中国台湾岛才打乱了解放台湾的计划。所以，美帝国主义的反动行径才是台湾问题产生的原因，将台湾问题归结于“民族弱乱”多少有点“受害者有罪论”的味道。
同样是在所谓的“民族弱乱”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却在朝鲜战场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
回顾新中国初的历史，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我们并不是完全不具备解放台湾的能力，只是当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以巨大的代价在短期内强行解放台湾。因此，新中国的领导者决定将解放台湾的计划推迟，并在1955年万隆会议后提出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
在述说统一的好处时，钟台文说：台湾地区现行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实行“爱国者治台”、高度自治，广大台湾同胞可以真正当家做主。
台湾地区自蒋统以来，一直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按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生产生活，生活在此地的劳动人民经济上被资本剥削，政治上被资本和官僚压迫，处于需要被解放的状态。
现如今，人民群众真正能当家做主的制度只有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国家，其他的资本主义或者封建主义国家只是代表一小部分剥削阶级的利益，劳动人民在这些制度下不可能有当家做主的机会。
真正能吸引岛内人民回归的，只能是真正的当家做主，不再继续给资本当牛做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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