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一）
（宣平说：这本书是中国共产党从1917年五四运动到1965年文革前夜的历史（文革历史在《共运史》中提及）。这本书分为两册，在1975年11月由复旦大学党史教材编写组编写，今日录成电子本，以供同志们参考）
吴铭同志论党史的脉络与重点（代序）
所谓共产党的建立，当前的影响作品均聚焦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会；也只聚焦于知识分子的觉醒——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万事开头难”，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只注重知识分子的觉醒、只注重党在组织上的建立，是远远不够的。
世界范围内，声称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劳动党、工人党，很多国家都有。但如中国共产党这样，诞生了作为马列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块里程碑的毛泽东思想，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并夺取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胜利、建立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胜利，并成功领导全世界被压迫进行反帝、反殖革命斗争的共产党，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一家。显然，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共产党都有自称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组织进行民族和人民独立解放的反帝反殖斗争、知识分子曾为中坚力量这个特点，但是很显然，在取得的革命成就方面，中国共产党显然比其他共产党优秀得多。
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大不同。
在建党问题上，应该突出强调这些不同，而不能只聚焦我党与其他政党相同的那些东西。
是这些不同的特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非比寻常。
忽略这些特质，则就是将中国共产党混同于那些没有取得像样胜利的共产党组织，就失去了学习党史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能救中国，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文化体系，并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义务，支援甚至直接出兵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帝反殖革命斗争，甚至一度是全世界反帝反修反殖革命的领导者、支撑者、指挥者，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没有做到？
比如，力量曾经十分强大的法国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再如同样属于被殖民地的印尼共产党。各国革命斗争的环境形势形势都不相同、都很复杂、任务都很艰巨，我们不好去批评别的兄弟党。但是，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找找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的不同点，总结一下我们胜利的经验、或者说秘诀，也应该是庆祝活动的内容之一。
毫无疑问，仅仅是上海石库门开个了会，纸面上宣告一下党的性质、宗旨、革命目标和指导思想，并不意味着建党的完成。这距离建党伟业的完成，还有十万八千里。在思考建党问题上仅仅聚焦于这次开会，必然忽略我党更加重要、更加宝贵、更加特殊的东西。
建党初期，中共是个具有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党。这时的党，并不一定就名符其实，并不必然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并不一定就能承担起中国反帝、反殖、反封建革命任务。相反，距离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真正理解并用马列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承担统一祖国打倒帝官封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很远，还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
在与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国民党合作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国民族独立和解放任务期间，党要不要革命的领导权？除工人外，我们要不要发动农民？要不要掌握枪杆子？要不要支持农民运动？要不要防范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这些极其关键的问题，作为党的领导的陈独秀根本没有认真考虑，当然也没有清醒的认识，给不出正确的答案，不能指导党的行动。每遇到这些问题，陈独秀就向国民党右派屈服，生怕革命阵营分裂。随着革命的发展，陈独秀向国民党让出了革命的领导权、批判并压制农民运动、交出了枪杆子、生怕与国民党反动派决裂。他认为，共产党无力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自然也不必有枪杆子，自然不必发动并支持农民的革命运动。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成了任人宰割的“文化团体”，如果没有此后的武装反抗，如此情况下，即使坚持马列主义指导、坚持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最好的结果，也无非是资产阶级所谓民主制度的一个陪衬，根本不可能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也无法领导中国政治，无法领导中国革命。中国命运，即使有这样的共产党，恐怕与没有共产党没有什么差别，应该是四分五裂，成为七八个国家甚至更多。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克服了重重困难，批驳党内种种右倾投降主义观点，着力思考解决党要不要革命领导权、要不要枪杆子、要不要发动农民、要不要支持农民革命运动、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要不要防范大资产阶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叛变革命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从毛主席分析和办法来看，说共产党不成熟，我看有些轻率。我个人感觉，如果我们党能够接受毛主席当时提出的观点、主张，争取革命的领导权、抓住枪杆子、发动农民、防范国民党反动派可能的叛变，我想，我们党恐怕也就算是成熟了，至少不至于被蒋汪杀得血流成河。
所谓我们党不成熟，其实是毛主席为陈独秀等未正确掌握马列主义，未能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性，因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导致革命重大挫折而找的一个台阶。毛主席强调，党当时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是因为党“不成熟”，也为这些犯了这类错误同志找了个理由，以便团结教育他们，继续为革命奋斗。
即使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整体上特别是高层，仍然没有从思想上、路线上，真正认清革命的领导权、与农民运动的关系、革命的武装等问题，当然，也没有想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仍然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虽然也决定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但又不敢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没有想到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当然也想不到土地问题，而是老思维，占领城市，取得苏联支持，然后与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蒋介石集团再次斗争。这个方法能否奏效，恐怕当时的革命领导者也没有往深处想。血的教训，总算让新的领导得知道了革命的领导权、枪杆子的重要性，但是，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如何掌握枪杆子，大家仍然是一头雾水，甚至不曾深入想过。
“八·七”会议上，毛主席讲了一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之后，拒绝了去上海中央工作的要求，下到了基层，去湘赣边领导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失败后，又灵活地领导700余残兵，搞了三湾改编，上了井冈山，团结袁文才王佐，建立农村人民政权，解决土地问题。他很擅长从实际出发，及时适应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初步建立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打土豪分田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原则、主张、纪律。他开始用自己的思想改造军队、改造农民、改造政权、改造社会，在最早意识到占领城市革命胜利的路线很难取得并切实遭到失败后，率先摸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道路。受井冈山经验的启发和鼓舞，全国各地纷纷抛弃城市暴动的旧路子，开始走农村暴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中国革命开始起死回生。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挽救中国革命。
有人大讲特讲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会怎样这样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共产党会怎样？恐怕如印尼共产党一样，被屠杀、被消灭，一蹶不振，成了“文化团体”。
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成熟了吗？要是从毛主席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当然又向成熟迈进了一大步。要是从当时党的领导层对待毛主席的态度来看，党仍然没有成熟：尽管毛主席在山沟沟里创造的经验是正确的，但是，瞿秋白、李立三特别是王明等领导层仍然否定毛主席，无视其正确性，仍然极力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甚至把毛主席完全架空、完全排斥。每折腾一次，则中国革命就遭受一次损失、流血。但身在基层、前沿的毛主席一面尽量与中央协调、劝导，一面防止错误路线对革命根据地的干扰和影响。
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从毛主席当时的思想水平、实践情况来看，当然是非常成熟。不成熟能至于建立那么大的根据地、那么强大的中央红军吗？但从中央领导的思想和行动风格和效果来看，党仍然未达到成熟。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和方针，仍然受到极大的掣肘甚至无微不至的破坏——结果，只能是荒谬而又鲁莽的“战略转移”，也就是毛主席命名的“长征”，丢了革命根据地，丢了自己的革命的基础。就是说，直到那时，中央仍然未认识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随便就放弃生死攸关、来之不易的根据地。
如果毛主席不跟着长征，留在根据地，领导根据地的斗争。我相信，中央革命根据地很可能不会丢失，长征主力红军如果遇到困难，毛主席还能把他们接回来——就如当年把遭受八月失败的朱德陈毅接回井冈山一样。
主席长征去了。留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项英一事无成！被国民党反动军队追得到处躲藏，根据地被彻底破坏。无法想像，如果长征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怎么办？中国革命怎么办？
主席以一已之力，加上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加上当时中央的失败及计无所出，促成了遵义会议，并接下来主席指挥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跳出蒋百万大军的包围圈，让红军转然为安。
接下来，又过彝区、飞夺泸定桥、抢渡大度河，与四方面军成功会师，再接下来，还要解决张国焘的分析夺权问题，领导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从1921年到1935年期间，从行事风格来看，主席是非常持重的，他亲自做的事，基本上都会成功，比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建立根据地、出击赣南、三次反围剿、救赣州、打漳州等等。“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主席的信条，后来也成了我党我军的信条。主席不会让大部队冒险，不会让群众冒险。主席在长征中的数次冒险，从敌人严密包围的缝隙中捕捉转瞬即逝的机会，并指挥大军转危为安，虽然高明，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老实说，如果没有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则中央红军即使成功过了草地，长征究竟要到哪里去，恐怕还是个大问题。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让主席看到了长征结束的地点，又克服张国焘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困难，抓住了这个机会。如果张国焘真的夺权成功，陕北那个地方，他是看不上的。
其他人呢？能看到陕北可以暂时落脚的应该很多。但是，之后怎么办？抗日，怎么抗？怎么处理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关系？须知，当时双方都杀红了眼，怎么可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毛主席，当初最早提出抓枪杆子、提出武装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人，这次，居然是第一个提出团结国民党各派特别是蒋介石派，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的人。
政治斗争，如流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怎样的形势，就决定了怎样的政治方向和战略战术。
毛主席这一时期特别重视做国民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着重强调团结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当然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
张杨发动的西安事变，根据毛主席的指导，最终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但是，随后，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共产党还要不要保持独立自主性，要不要独立自主地领导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处理与国民党各派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一个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抗战的方法上，是发动群众，不是听众蒋介石的命令指挥，打正规战。这是路线问题。如何处理与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统一战线问题。这些问题，又受到了王明派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
王明等人，与毛主席完全相反，当初反国民党最激烈的、似乎也是最坚定的人，现在，却成了对国民党、对蒋介石最亲的人。所谓“左”派，从极左跳到极右，丝毫没有困难。
他们的主张是放弃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放弃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一切听众蒋的调遣。
毛主席又要做一次苦口婆心的教育说服工作。但是阻力仍然很大，甚至有人不服气，暗中抵制主席的正确主张。1941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项英对中央对毛主席的软抵制，终于导致了重大损失。新四军军部几乎全军覆没，七千英雄或牺牲或被俘，内中多有当年中央革命根据地遗留的精华，如今毁于一旦。
服从毛主席领导的新四军其他部队，则迅速发展壮大，很快打开了局面。比如，陈毅、粟裕所部，从苏南而苏中而苏北，连战连捷，在极其复杂的斗争环境下，在日伪军的鼻子底下建立了巩固抗日革命根据地。
在团结抗日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根据地人民政权与开明地主、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还打土豪分田地吗？不能再打了，一则名声不好，二则所获甚少。怎么办？区别对待，团结教育改造，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对地主采取减租减息政策，只对极力破坏抗日的顽固分子以军事和政治打击。
皖南事变发生后，如何对蒋，全面撕破脸？也有人是这么想的。还是毛主席在紧要关头再次强调统一战线原则，强调“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要斗而不破，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要“三要三不要”。显然，如果此时与蒋介石完全撕破脸，大打内战，于抗日大局不利。
前两年，居然有人把“斗而不破”的斗争原则，用到了对美斗争上。让人发笑。
当然，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工作，还是做好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建设工作，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巩固的人民政权，搞好减租减息斗争，做好群众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生产、军队，则胜利才有基础，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也就是皖南事变，让主席意识到，必须对全党全军来一场彻底的全面的思想改造运动，即整风运动，对历史重大问题有一个总结结论，对现实重大问题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认识，避免项英那样的软抗再次出现，再次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思维，经过历次反帝反殖斗争的洗礼，特别是在经历马列主义在中传播和大革命、土地革命的锻炼后，本应有一次克服封建主义、克服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克服各种奴才观念和种种丑陋观念的世界观、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升华。这样的升华，不会自然完成，需要一场规模宏大持久深入全面的教育运动，才能完成。这场教育运动，就是延安整风。
这场教育运动，是毛主席手把手地，苦口婆心地，以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得失经验教训为现实依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充分结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和革命任务，对全党全军上下，从思想、文化、政治、军事等领域，对党风、学风、文风进行整顿，教会全体党员干部掌握马列主义，站稳阶级立场，正确使用辩证法，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一切从实际而不是从本本、从空想出发，提高全党全军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特别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辨别是非的能力。
我个人觉得，从鸦片战争以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有林则徐、魏源、章炳麟、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进行革命性改造。延安整风，即是对前人成果的总结、批判和升华，用中国革命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其他什么思想武装头脑、指导革命斗争。一言以蔽之，这场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各族人民，在思想上、文化上、作风上，已经走到了全国、全世界的最前列，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决定着随后到来的解放战争的顺利，决定着抗美援朝的顺利，决定着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也推动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反帝反殖民斗争的顺利展开。
当时，抗日战争尚未胜利，延安也偏居中国西北一隅。但延安整风的胜利，意味着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决定着以后全世界的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以“进京赶考”“不当李自城”的心情和决心，带着中国共产党进了北京城，所谓工作重心转向了城市。
农村还要不要？还是不是工作重心？这在很多相当“老爷”的革命者看来，似乎不是什么重要问题。毛主席不同，他依旧重视农村，至少我看不出毛主席有“工作重心转到城市”的观念。他重视土改、重视合作化、重视人民公社、重视农村医疗卫生、农村扫盲教育。他的后半生，倾注了极大精力于农村，特别是农民如何克服小生产者意识，真正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李顺达、申纪兰居然成立了合作社，又搞人民公社，与千百年的小生产意识决裂，主席非常高兴，他从这个行动中看到了农村的光明希望，因而他大力推广农民集体生产的经验。还有农村的医疗、教育、工业化等，问题的确不好解决。岂止是不好解决，在呆惯了城市、不愿意下乡的老爷们看来，几千年中国人都这么过的，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甚至也无须解决，不解决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毛主席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农村的那些恶性传染病的消除、农村教育、工业化等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且也必须解决。城里的老爷们不愿意动脑筋，推一推动一下，不推就不动。主席一贯相信群众，就从群众的创造中找经验、找答案。医疗特别是恶性传染病的消灭，怎么解决？爱国卫生运动，大规模群众性，全面持久开展。发现了覃祥官，就立即推广农村合作医疗，搞赤脚医生制度，搞乡村教育制度，把大学、医院建在田间地头。发现董嘉耕、王国藩、陈永贵、王进喜，就立即宣传、推广。主席居然能够提倡农村人民公社、大学甚至街道、社区，创办小工厂、小企业，解决工业和日用品生产问题——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乡镇企业。
但凡群众中涌现的英雄好汉——无论在老爷们眼里多么卑微的人——主席都极其欣赏。在主席眼里，“六亿神州尽舜尧”，任何问题都难不住群众，恶性传染病，能消灭；农村普遍的文盲，能消除；千年小农意识，能消除；农村工业化，能实现。
共产党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实实在在的，就是从群众波澜壮阔的生动实践中寻找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用主席的话说，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党的所有政策，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完善和改进提高。主席似乎并不喜欢“智库”，或者极其讨厌智库。主席非常反感脱离群众、脱离实践的空头理论家。
1921年到1949年的革命斗争，是主席努力之下，也是恶劣环境的逼迫之下，中国共产党洗去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毛病，逐渐往下沉，向农村、向农民、向士兵靠拢并与之打成一片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论是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1949年以后，党内滋生一种不好的倾向：不再那么重视农村，开始疏远农村。主席则始终与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维倾向做斗争，强调要当群众的学生，从人民公社、合作医疗、乡村教育到社办企业，群众的发明创造，都被主席撷取过来，推广为全国性的政策。他自己就是做群众学生的模范。
我们讲党史，我觉得有两种讲法，一种是按照历史的顺序，由前往后，纵着讲。还有一种讲法，从党曾经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党，向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农民党、工人党、士兵党的艰难过渡，即从上往下讲。
党的成熟性，我认为就体现在与群众的结合方面，党的一切政策，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自觉。
党是不是一直都成熟，不会“返青”？我看不能这么说。当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时，党就会“返青”。所谓成熟，不是个一劳永逸的事。
看了这么多关于党史的影视，至今，还没有看到党如何与群众结合的问题。我想，这样的学党史，是错失了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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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1——1927）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及其经验教训
（宣平说：（1）先是清末政权不稳，然后太平天国捻军农民战争，湘军淮军等掌兵大员产生，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成为军阀，只有加上近代国耻的催化，这为藩镇割据创造了有利条件。袁世凯借助这种合法性创造了自己的势力，即后来的北洋军阀。共产党上台，和弱势的国民党结盟组织北伐军，消灭袁世凯的残余势力。然后共产党被整，国民党蒋介石几乎统一了全中国。（2）为什么向西方学习东西打不过西方呢？用另一种角度来看，因为人家玩这一套已经几百年，外加这是人家自己发家的武器，凭什么实打实的教给你？那么为什么苏联有的有用呢？因为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国力衰微，百废待兴，面临帝国主义包围，他必须要世界革命，以攻为守，不革命就有危险，所以苏联是恨不得他把能给的都给你。外加苏联人会打仗，所以中国一学就灵，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登上了历史舞台。）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从18世纪末期起的几十年中，英国向中国日益加多的输出鸦片，鸦片的输出严重的毒害了中国人民，并大量的掠夺了中国的白银。鸦片贸易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反对。1840年英国政府借口保护通商，派兵侵略中国。中国军队在林则徐领导之下进行了抵抗。广州人民自发的组织“平英团”，使英国侵略军受到很大的打击。1842年，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南京条约》，除规定赔款及割让香港外，并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广州为通商口岸，输入中国的英国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双方共同协定。
从此以后，美国，俄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也接踵而来，对中国进行掠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除原有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之外，又增加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又接连向中国举行了多次的侵略战争。1857年发动了英法联军战争，1884年发动了中法战争，他们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以后，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索取了巨大的赔款和取得了在中国驻扎军队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还占领了中国一部分领土。
（原注：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旧中国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特权之一，始于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和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这个特权即是：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如成为民刑诉讼的被告时，中国法庭无权裁判，只能由该国的领事裁判。）
资本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一批城市为通商口岸。到甲午战争时，开放的通商口岸有34处。他们还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分一部分土地作为他们直接管辖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与对外贸易，还办了许多轮船公司，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权。它们在中国大量推销商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它们的需要。资本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许多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与财政，从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喉咙。
（原注：帝国主义国家强制清朝政府承认沿江沿海的某些地方为通商口岸后，并在他们所认为合宜的地方，强占一定的地区作为他们的“租界”。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一套统治制度及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制度。帝国主义并经过这种“租界”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间接或直接地控制中国的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
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代发展到垄断的资本主义时代。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形式，也由以商品输出为主发展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也更为激烈了。
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新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1895年，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清王朝承认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允许日本在中国开设工厂，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援引“最惠国条款”，取得开设工厂等权利，从而打开了帝国主义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闸门。从此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工厂，几乎垄断了中国的工业。为了保证开办重工业企业，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出让矿权，在中国开矿山。至1913年，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全国煤产量的93%，控制了中国几乎全部的铁矿，控制了中国全国纱绽的41.2%。帝国主义又进一步掠取了在中国的铁路建筑权，控制了中国的铁路交通事业。从1895年到1914年，美，英，俄，日，德，法等国在中国工矿，交通等方面的直接投资，达到10亿7,000万美元。在这个时期，中国修筑的9700公里铁路，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有3900公里，其余的则通过借款关系进行控制。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工厂，开矿山，筑铁路，残酷的剥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直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争夺中开展开了瓜分中国的运动，甲午战争以后出现了一个像中国各地的狂潮，帝国主义列强还按照其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的实力来划定中国的某一地区，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东北会化为沙俄的势力范围，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失败后又将东北南部划归为日本的实力范围，长江流域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云南两广被划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福建被划为日本的事业范围，广东被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因持了一部没有取得实力范围，于是就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帝国主义为了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还进行了文化侵略，他们在中国传教办音乐办学校办报纸吸引留学生，这个侵略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培植服从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为的是便于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在中国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博学网，造成了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各商业高利贷阶级，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
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化。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的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依旧保持着。地主和富农占农村人口的不到10%，占有了70—80%的土地，占农村人口的90%以上的雇农，贫农以及其他劳动人民，却只占有20—30%的土地，每年要交的地租占全部收成的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80%。封建军阀官僚的苛捐杂税，有的地方高达80多种，地主阶级的剥削还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中国的民族资本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是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一步一步的使封建主义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进行了70多年，有时曾发展到很大的规模。
太平天国革命，就是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农民革命，比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是一个跃进。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洪秀全把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成分和农民的平均主义幻想结合起来，创立拜上帝会，在农民中进行了大量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1851年1月，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宣布成立太平天国。1852年出广西，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于1853年攻克南京，并在那里定都，同清王朝南北对峙。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农民渴望取得土地的强烈要求。这个革命政权曾坚持斗争了十几年，他的力量达到了10多个省份，部分军队一直打到天津附件，震撼了清封建王朝的统治，并直接打击到外国侵略军。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统治者，极端仇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一面打着中立的幌子，麻痹太平天国的革命警惕性，一面通过英法联军的进攻迫使新政府甘愿充当他们的走狗，然后联合起来镇压革命。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则对外国侵略者缺乏警惕，加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了不少错误，1864年在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反革命军队的联合镇压下，这次空前的农民大革命归于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逐步形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的联合统治。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19世纪下半期，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了。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中，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898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通过自下而上的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政治，依靠某些帝国主义的帮助来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当然只能是君子们的幻想。这次变法运动只进行了103天就被镇压了。戊戌变法的血的教训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1899年，中国爆发了农民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义和团运动。革命烈火燃遍了中国北方，震撼了全国。1901年，义和团英勇的抗击了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的侵略，在保卫北京和天津的战斗中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因为缺乏正确的政治领导，义和团运动也最后失败了。
到了20世纪初，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逐渐形成了一个革命派。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提出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经济革命政纲，以后并进行了几次英勇的起义，1911年10月，同盟会发动了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成功。接着，湖南，湖南，江西，安徽等许多省市也纷纷举行起义或宣布独立。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一次具有全国规模的，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完全决裂，因此不可能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他们以为只要保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就可以使中国走向富强。在这种幻想的支配下，他们急于和反动势力谈判，向北洋军阀袁世凯妥协，追求廉价的胜利。他们向袁世凯保证，只要清帝退位，废除帝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就情愿让他来当大总统。1912年2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参议院按照议和条件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这样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到手未温的政权让给了袁世凯，只剩下了一块中华民国的招牌。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3年，孙中山企图发动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然而没有成功，连原来掌握的几省地方政权也被夺去，只得出亡日本。辛亥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也在实际上瓦解了。
1914年8月，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妄图独霸中国。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并借此出兵山东，把德国从中国占取的租借地青岛，胶州铁路及其沿线权益具有己有。美帝国主义也打着“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旗号，力求扩大它在中国的势力。从此，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并与美国相争夺的局面。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给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造成了某些有利的因素。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却超过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依然在继续着。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的支持，承认了“二十一条”。12月12日，袁世凯登上了皇位，称“中华帝国皇帝”，决定次年改元“洪宪”。这种道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各地相继出现讨袁起义。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之好下令取消帝制。这场“皇帝梦”，只做了83天。树倒猢狲散，袁的一些爪牙也赶紧自谋出路，先后宣布独立。袁世凯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6月6日，在于全国一片讨袁声中病毙。
（原注：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21条要求，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回复。该要求全文共5号：前4号包括德国在山东所列得的权利的转让，并要求增加日本在山东的新权利，日本在南满洲和东蒙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沿，港湾岛屿概不让与第三国等条款，第五号所列条款项要求掠取统治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并欲掠取湖北，江西和广东之间的重要铁路建筑权。袁世凯出对五号声明“容日后协商”外，都加以承认。但因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日本的要求未能实现。）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实权则掌握在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手中，统治中国的依然是北洋军阀集团。由于日美等帝国主义的操纵，北洋军阀分裂成了若干派系，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头子的直系是两个最大的实力派。稍后，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军阀也成为一大派。他们相互之间争夺中央政权，广东，广西，云南等省的地方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割据地位，联合起来，和北方军阀相对峙。此外，在各地还有一些小的地方军阀。各派军阀在各自的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下，彼此交争不已。
1917年夏，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助下，企图赶走黎元洪。6月，黎下令解除段的总理职务，并调封建余孽“辫帅”张勋带兵进京。张勋趁机与保皇党头目康有为合谋，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于7月1日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张勋复辟，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不过13天就垮台了。14日，段祺瑞趁机取得了在北京的统治地位。他向日本借债扩军，妄想用武力统一全国。南方军阀则打起“护法”的旗帜成立军政府，推孙中山为大元帅，和段琪瑞相对抗。孙中山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抱着恢复约法和国会的目的进行“护法”斗争，但是挣扎了一年，徒为军阀政客所挟持，孑然无助，失败而去。中国陷入了实际上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1915年9月，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1917年初，资产阶级自由派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请陈独秀就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任图书馆长，以北大文科和《新青年》为中心，在北京发起了一个文化运动。，陈独秀等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因为没有进行一次思想革命，所以“国民愚弱”。他们要求国民性改造的工作，提倡“民主和科学”，以反对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文学，实现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这年7月，由美帝培养的买办资产阶级人文人胡适由美国回国，也到北大任教，并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这个文化运动，虽然开始了对孔教的某些批评，并且提倡革新文学，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他的观点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他们的理论武器是从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学说到20世纪帝国主义思想的混合物，因此，如果停在这种水平上，也绝不可能给中国人革命指出新的出路。
中国人民在70多年中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战斗精神。但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证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多次领导过革命，都失败了，就是明证。”（《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要求得解放，必须有新的革命阶级来领导。
“七十多年来，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派人物，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里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的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它说明，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有新的思想理论来指导。
七十多年革命还证明，革命之所以没有胜利，是因为全国人民，主要是工农劳动群众没有充分的动员和组织起来。“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青年运动方向》）尤其是要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广大农民动员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党史讲义（二）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的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特点
中国无产阶级是19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自从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就开始在香港以及上海几个通商口岸设立船舶修理，印刷，市政服务等类性质的企业，从此，也便出现了受雇于这种帝国主义企业的最早的中国工人。接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逐渐加深，受雇的中国工人也逐渐增多。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兴办军事工业，几十年中，一部分中国商人，地主和官僚，逐渐投资于新式工业，使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逐渐增加起来。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资本输出，工厂矿山迅速开办，这时中国民族资本也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所有这些发展，都同时促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中国无产阶级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而来的，而且首先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经营的企业而产生的，它比中国资产阶级来，年龄和资格更老些，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大些。
中国无产阶级诞生以后，就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早在1858年，为了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香港工人就曾经举行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罢工。以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工人还进行过多次斗争。据不完全统计，自1895年到1913年，工人罢工事件即达71次。辛亥革命时，一部分工人参加了反对清王朝的革命，1906年江西湖南间的萍乡，浏阳起义，有安源矿工6000余人参加。1911年革命以后，在上海和唐山一度出现工会运动。但是，这时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微小，据1894年的估计，近代工业雇佣工人人数还不满10万人，斗争也是完全自发的。无产阶级还只是当做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不能独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不久，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洲的战争，结果，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强，日商厂矿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放松对中国的压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进一步成长起来了。到了这次世界大战后，工矿企业和海员铁路等企业的中国工人，合计接近200万人。产业工人在全国人口中虽然只占一个很小的数量，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加上它的集中程度高和生产上的重要性，它在政治上能够发挥的作用却永远超过它在数量上所占的比重。而且，除现代产业工人外，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有1000多万人，如果包括。如果包括农村中的雇农，贫农和其他出卖劳动力的人在内，那么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数量及占全人口半数以上。
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有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等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殊的优点。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更加坚决和彻底。他有反帝反封建的优良传统，却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除极少数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同时由于从破产农民中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联系，便于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经过辛亥革命失败以来的深刻教训和本身力量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独立的登上政治舞台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只要用先进的理论武装起来，就能够完全的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了。
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
1917年，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十月革命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从此，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逐渐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这就使中国的面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消息刚传到中国时，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正在缓慢地发展着。十月革命给了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鼓舞。鲁迅在1918年4月发表了他的第1篇创作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五四反封建文化革命的第一声春雷，它不仅第1次用创作的实践推动了真正的文学革命运动，而且揭开了“反对吃人的礼教”的斗争，引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推翻了中国2000多年来对孔子思想的迷信。这个口号变成群众的革命口号，是中国思想界在历史上的新飞跃。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从此才真正的高举起来了。
接着，中国人民从实践中懂得了十月革命和自己的斗争利益的一致，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了。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两篇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时，许多人以为中国会成为欧战中的“战胜国”，会给国家带来好处，也跟着协约帝国主义国家一道，高叫“公理战胜强权”。在这种极端错误的舆论声中，这两篇文章首先宣传了十月革命，并勇敢的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曾经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这些文章在世界观上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世界革命的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终究并不是一回事。历史立刻用严峻的事实纠正了这种误解，迅速提高了人民对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1年1月，中国作为“战胜国”，派代表出席了法国巴黎举行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会议”。巴黎和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战胜国的分脏会议。在会上，对日本帝国主义坚持要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狼狈为奸，支持日本的无理要求。而中国代表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主权，取消日本“二十一条”等要求被和会无理拒绝。而且人们从和会的消息中得知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夺取山东特权的要求，竟是早在1918年9月《山东问题秘密换文》中，便已由段祺瑞政府秘密表示“欣然同意”了的。这时，军阀政府又准备在在宰割中国的“和约”上签字这个事实，彻底的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军阀政府的为虎作伥，严峻的表明了这次战争“胜利”的实质。
4月底，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全国人民群情激奋。5月4日，北京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合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签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这时任交通总长），陆宗舆（签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这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这时的驻日公使）。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出发，被阻之后，又到赵家楼，冲进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放火焚烧曹宅。五四运动就这样开始了。从这一天起，运动迅速由北京向全国发展，天津，上海，长沙，济南，武汉，广州等地的学生也纷纷举行示威，表示声援。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时，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的。军阀政府妄图用暴力扑灭群众运动，到6月3日，北京实行大逮捕，被捕的有近千名学生。其他学生也随着进行逮捕和镇压，在这严重时刻，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站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第一线。6月5日，上海工人发动了大罢工，参加了由纺织机械，电力，市政，海运，印刷等各业工人六，七万人，加上搬运工人，码头工人，手工业工人，店员等10多万人。6月10日，罢工达到高潮。沪宁，沪杭，淞沪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上海水陆交通全部断绝。罢工工人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不管饥饿，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斗争。同时唐山，长辛店，天津，长沙，济南，南京，武汉，杭州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在工人，学生的推动下，上海等地的商人也举行了罢市。 六三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了觉悟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显示了他的强大威力，成为五四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坚决斗争下。段祺瑞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卖国贼。6月28日，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从此以后，资产阶级退出了运动，革命的工人和学生则是坚持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引向深入。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号召之下，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它带着辛亥革命所不曾有过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姿态，表明中国的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运动促使大批赞成十月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认识到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开始在广大群众中传播马列主义，走向和工农结合的道路。
从这时起，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逐渐加强，发展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五四运动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开始 “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12年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同志革命活动的开始
代表着五四运动的这个正确方向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毛泽东同志于1893年12月26日诞生于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少年时代就积极参加劳动，建立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的阶级感情。青年时代起，积极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刚到长沙读书，还是一个18岁的中学生，便参加了新军，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不久，因革命失败而退伍复学。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他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又参加了反对帝制的斗争。从那时起，毛泽东同志就着手进行团结进步青年，准备革命力量的工作。1916年，他利用暑假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1917年冬，他在长沙创办工人院校，亲自讲课，在产业工人中做文化宣传工作，经过长期的酝酿和筹备，1918年4月，成立了革命的青年团体“新民学会”，把研究新思想，寻找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道路当做主要任务。“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个名句充分的表达了他青年时代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和革命的凌云壮志。同年9月，为了组织和促进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他带领一批湖南青年第1次到北京，并在那里工作到第2年2月。这时，正是十月革命在中国开始造成广泛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传播的时候。他利用北京的有利条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深入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就是最早的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原注：新军是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式陆军。由于革命党人的秘密工作，不少地方的新军是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力量，武汉和长沙等地起义，都是由新军发难的。）
1919年3月，毛泽东同志回到长沙。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立即在湖南组织响应。5月7日，以新民学会会员的核心爱国学生在长沙举行示威游行大会，声援北京学生。6月3日，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长沙各校实行总罢课。学生走向社会，斗争的浪潮迅速向全省扩展。6月中旬以后，北京，上海资产阶级借口罢免曹，陆，章和拒签和约的目的已达，极力使运动就此止步。而湖南的斗争，却是向前发展的。7月9日，在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又是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长沙的工人，学生，教员纷纷组织起来，广泛开展查禁日货等反帝爱国斗争。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了斗争的行列。
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同志创办了著名的《湘江评论》，宣传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猛烈抨击旧文化。他不仅给湖南的群众运动以有力的强力的思想领导，而且引起了全国进一步思想界的重视。《湘江评论》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写的，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正确方向。它深刻地阐明了十月革命之后的世界形势，把五四运动看成整个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宣传了民众的那个联合思想。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他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尖锐地揭露了孔孟之道是2000多年来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奴役人民的专制思想，也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反动工具，人民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彻底打破孔老二礼教的桎梏。他指出只有打破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才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唤起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毛泽东同志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推动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传播，代表批孔斗争的正确方向和路线。
1917年七、八月，当群众斗争正在胜利发展时，湖南督军张敬尧加强了对革命的镇压，下令解散学生联合会，查禁《湘江评论》。压迫欲大，反抗欲裂。9月起，毛泽东同志发动群众开展驱逐张敬尧的斗争。12月张敬尧野蛮的镇压长沙各界人民焚毁日货示威大会，更激起驱张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开来。1920年处第2次到北京，4月又由北京到上海。在这期间，《共产党宣言》等著作的中译本开始出版，他抓紧时间刻苦地学习了这些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原注：张敬尧属皖系军阀。1918年，直皖联军战胜湘桂联军后，张敬尧进入湖南，任督军，驻长沙。在湖南无恶不作，为当地人民深恶痛绝。1920年，直皖矛盾转剧，湘军乘机紧进逼。六月，张敬尧不战而溃，退出湖南）
五四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斗争中成长，是五四运动从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表明了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已经成为日益迫切的历史任务。1920年，当毛泽东同志还在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准备工作正在开始。
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帮助。1920年春，帝国主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失败，封锁被打破，苏俄和我国的交通恢复。根据列宁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到了中国。到了这时，中国人民才突破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封锁，看到了苏俄政府1919年7月发表的对华宣言，同帝国主义侵略野心形成鲜明的对照，进一步增强了中国人民“走俄国人的路”的决心。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推动下，1920年5月，中国第1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9月，《新青年》改组为小组的机关刊物，11月7日，又创办了秘密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翻译和介绍一些马列著作和国际共运经验，曾起过宣传社会主义的作用。7月，毛泽东同志在驱张运动胜利后，从上海回到湖南，也立即积极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革命书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关。8月，组织了俄罗斯研究会，并提出由俄勤工俭学的问题。9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时北京，济南，广州也在9月间先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0月，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各地还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首先在上海发起和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长沙，北京，武昌，广州等地也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工人阶级蓬勃发展。各地创办了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和新的工会，出版了通俗的工人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在湖南，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工人运动，1920年12月，他指出工人要达到解放，只有提高自己的觉悟，组织强固的团体。他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积极分子，并经过他们去联系广大工人。到1921年上半年，长沙的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已逐步组织起来。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沙工人举行了游行示威大会，提出了“加强团结”的战斗口号。
党的筹建过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过程。自从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极力宣扬反动思想，破坏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首先向马克思主义发起进攻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哲学。1919年5月，胡适约请美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杜威来华“讲学”。7月，他自己又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倡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这种宣传标志着一种旧的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但是胡适却把他的黑货冒充“新文化”，用来欺骗群众。接着，另一种以研究系政客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趁机宣扬起来。从1920年间，他们请来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到处讲学，大肆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口头上主张温和的共产主义，实际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同时，无政府主义者鼓吹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宣扬绝对自由，提倡与互助主义代替阶级斗争，他们还组织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和马克思主义争夺工人群众，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所有这些反动思潮，当时一起自称新文化，使一些人一时难分真伪。一些地方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甚至有个别共产主义小组都严重的受到了这类思想影响，或有异己分子混入。究竟是信仰和遵循马克思主义呢？还是跟着这类反动思想跑呢？这是中国将走向何处去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进行了反对三大反动思潮的群众斗争，把革命群众团结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来，清除异己分子，为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奠定了基础
（原注：研究系是一地主买办阶级代表梁启超为首的一个反动政治团体。1916年，梁启超任北洋军阀政府财政总长。他和汤化龙等封建官僚，反动政客组织了宪法研究会，简称研究系，依附于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革命统治的工具。
基尔特是行会一词的英语译音。基尔特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流行于英国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它主张通过和平的途径，用所谓基尔特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在批判这些反动思潮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和蔡和森同志的通信等文章中，反复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指出政治改良绝无希望，主张举起马列主义的旗帜，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还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指出一切反动阶级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只有马克思式的革命，俄国式的暴力革命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学会湖南广大进步青年中深入进行革命工作，划清了两种思想和两条道路的界限，帮助了革命者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使湖南无政府主义者黄爱，庞人铨转变过来，清除了无政府主义在工人中的影响。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战胜反动思潮的群众斗争，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大论战的典范。
在这场大论战中，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和广州通过《新青年》等刊物，也进行了一些理论批判，记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陈独秀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他所写的批判文章不仅脱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而且继续宣扬了错误的观点，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容的方向的出现，预示着未来的党内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性。
关于建立一个怎样的党，按照什么原则来建党的问题，也是在斗争中明确起来的。就在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批判中，毛泽东同志阐明了建党原则。1920年下半年，毛泽东同志在和蔡和森，向警予同志的通信中，深入讨论了建党问题，提出了正确的建党原则。毛泽东同志等认为，要达到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目的，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通过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此，首先就要成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的无产阶级政党，就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组，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同志在和同蔡和森同志讨论建党的方针时，深刻的指出：这个党必须以唯物史观作为哲学的基础，就是说党必须通过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指出这个党必须密切的联系群众，党员应当分布于工厂，农村，机关及其其他一切有群众的地方，成为一切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和先锋队。在党的组织原则方面，主张必须是高度集中的又有民主的组织，必须有铁的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养成有组织有觉悟的革命战士，以便担负起伟大的革命事业。他们还明确提出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坚决反对各种改良主义，发动人民群众，推翻反动政治统治，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上。总之，毛泽东同志坚决主张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适应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共产党。他们认为只有建立一个这样的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成熟了。1921年7月1日（后来考证不是该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选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何叔恒，陈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汉俊等12位代表，代表70名党员。共产国际也有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进行到第4天遭到帝国主义密探的干扰，最后一天迁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举行。
大会讨论了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机构等问题。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合法主义的倾向，认为无需建立有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只要建立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公开组织。一种是关门主义的思想，反对任何公开形式的工作，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因一概拒绝他们入党。大会否定了这两种错误思想。大会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1个党章规定的，实行武装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最后消灭阶级的基本政治纲领。大会选举的中央领导机关，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但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名和党初创时期的幼稚被选为总书记。
党的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光荣产物。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为了寻找解放自己的道路，前仆后继，牺牲奋斗了80年，直到这时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才有了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到达胜利的革命政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国革命有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这是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虽然只有几十个成员，几个共产主义小组，但是，这是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党，这是新生力量，而新生力量本质上从来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共产党一成立，“接着就是进入政治斗争”（《论人民民主专政》）“一大”闭幕后，党在一些省，市迅速建立地区性的组织，推动当地革命斗争的发展，中国革命就以雄伟的步伐很快向前迈进了。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三）（四）
第三节 党的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
第1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以美，英和日本之间争夺中国的斗争加剧了。美帝国主义为了同日本争夺中国的霸权，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参加了由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等九国。会议达成了瓜分中国的协议，签订了“九国公约”。它接受了美帝国主义提出的在中国“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打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幌子，肯定了各帝国主义强调共同宰割中国的局面。华盛顿会议以后，中国又回复到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地位。
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造成了连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皖系军阀段祺瑞操纵了中央政权以后，美，英帝国主义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支持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于1920年7月，发动了直皖战争。直系打败了皖系的主力，取得了北洋政府的中央政权，控制着华北和长江流域一带的地盘。皖系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竭力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于1922年4月发动了第1次直奉战争。5月，奉军失败，撤回关外。此后，日本又继续扶植奉系及皖系在浙江上海的残余卢永祥，同直系对抗。直系在美，英帝国主义策动下，力图“武力统一”全国，各地方军阀则标榜“联省自治”来对抗。
帝国主义同时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外国商品控制了中国的市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增设了许多银行，借款给军阀政府，进一步控制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帝国主义国家又在中国开办企业，经行铁路，矿山的投资，还通过“中外合办”的形式，兼并中国民族资本。这样，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上控制了军阀政府，而且完全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帝国主义的加紧掠夺，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地主豪绅的剥削有加无已，使中国民族工业陷入停滞，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遭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日益加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军阀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了。
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一步高涨起来，迫切要求党制定自己的革命纲领。这个任务，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担负起来了。
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对于我们党制定民主革命的纲领，有着伟大的指导意义。1920年7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做了有关的报告。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世界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区区少数的压迫民族，即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一部分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在十月革命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列宁明确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第一步，应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同它建立联盟，但绝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列宁预见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经过一定的步骤过渡到共产主义。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指示，规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方向。1922年1月，在列宁的直接指导下，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了王烬美，邓恩铭，柯庆施等同志举行大会。大会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当前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的主要敌人。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勉励中国工人团结其他革命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前进。
（宣平说：这个柯庆施可了不起，不仅亲眼见过列宁，而且与列宁握过手，是支持毛主席，能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的好战士。时代尖兵同志评价是：“柯庆施曾到苏联留学，又做过统战工作、兵运工作、经济工作、地下工作、军事工作，在中央、地方、军队、国外工作过，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素质全面、很有思想，绝非庸碌之辈”，而且他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他坚决听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挥，是党内公认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解最深、践行最好的高级干部之一，被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在多项工作中受到主席好评。”）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关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中国这种“半独立性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要实现中国的民主，和平和统一，“只有加入民主战争打倒军阀”。
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2名，代表党员123人。大会讨论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当前的革命任务，通过了《世界大势和中国共产党》，《民主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等这样的决议案和党的章程。
大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宣言首先分析了中国处于“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的把持之下”，“中国革命是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封建势力”的“民主主义革命”。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就是党的最高纲领。宣言又提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奋斗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而，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党的最低纲领。
（原注：出自《中国问题指南》第2册。）
党的“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集中反映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进行了80多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斗争，但是，没有任何别的政党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彻底的革命纲领。只有这个纲领的提出，证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来。
但是由于党还刚刚成立，对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表现了他的幼年性。在二大决决议中曾经提出了无产阶级“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之必要”，但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这就是二大的缺点。
（宣平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出席党的二大。为什么？据《党史博采》论述：中共成立之后，毛泽东很快回到湖南，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1921年10月，湖南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此后，毛泽东又大力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等，又于翌年建立了统一的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卓越的实干家，除了负责全省(还包括江西萍乡等地)的党务活动外，还兼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职，无法分身出席中共二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和初期农民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组织工人队伍。1921年7月，党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机关，并发行了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在党的领导下，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这次工人运动高潮是从香港海员罢工开始的。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要求，未得到答复，1500名工人开始罢工。第二天，罢工海员搭火车回到广州。至1月底，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人数增至3万人以上，英帝国主义大为恐慌，进行武力威胁，封闭工会，更激起了香港全市工人的同情罢工。十余万工人步行回广州，行经沙田时，英国军警开枪扫射，打死工人6人，伤数百人。惨案发生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工人纷纷声援，各地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斗争坚持了八个星期，香港英帝国主义当局被迫承认增加公司，恢复原工会，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工人。
接着，又发生了长江船员罢工，上海邮政工人罢工和上海日华纱厂罢工。
为了统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1922年5月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邀请各地工会代表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62人，代表12个城市，100多个公会，20万会员。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会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铲除工界虎伥案》等决议案，确定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8月16日，书记部由上海迁至北京，改为总部，由邓中夏同志任总主任，并且在上海，武汉，湖南，广东 济南设立的分部。《劳动周刊》改名为《工人周刊》。
党的二大后，工人运动走向新的高涨。1922年8月爆发了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汉阳兵工厂罢工，上海丝厂女工罢工。十月，开滦煤矿工人罢工。在湖南，1922年10月到12月间，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了长沙泥木工人大罢工，铅印工人大罢工和长沙手工业工人大罢工。并派人组织了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大罢工。同年11月，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同志任总干事。到1923年2月，全国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达30万以上。
在这些罢工斗争中，安源路矿的大罢工具有重大的意义。
安源路矿属于当时中国最大的企业汉冶萍公司，是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官僚资本企业。路矿工人遭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政治上毫无权利，生活十分痛苦，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从上海回到湖南，担任湖南党和工会的领导工作，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1921年秋，毛泽东同志跋山涉水从湖南回到安源，他一到安源就串茅棚，下矿井向工人进行调查访问，考察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有通俗生动的语言，宣传革命的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他号召工人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战斗，争取解放。毛泽东同志在安源亲自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安源工人怀着对毛泽东同志无限热爱的深厚感情，从心底里唱出了一首动人的歌谣：
直到一九二一年，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毛润芝，打从湖南来安源，
他和工友把话谈，接触苦难不为难，
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团体，
工人听了是真情，个个难舍又难分。
毛泽东同志回到长沙后，马上派人到安源，同工人一起展开革命斗争，并制定了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安源的工人群众，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迅速的觉醒起来。
1922年1月，在毛泽东同志的组织和领导下，办起了安源第一所工人夜校，发展了第1批共产党员，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安源支部，五月一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光荣的诞生了。毛泽东同志严厉的批判了“联络感情，涵养德性”的机会主义口号，提出了“保卫工人的利益，解除工人的压迫和痛苦”的革命口号，作为俱乐部的宗旨。参加这个俱乐部的工人由原来的300人，迅速发展到7000多人，团结的大多数工人群众，为发动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1922年9月初，安源的一场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在这紧要时刻，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亲自来到安源，他参加了工人俱乐部的党支部会议，倾听工人的意见，并在会上分析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式，明确指出安源工人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在罢工前夕和罢工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有多次指示安源工人，罢工的胜利，全靠工人自己的坚固团结和坚强斗志。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要坚持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部署下，6月14日安源路矿17,000多工人举行了震撼全国的大罢工。工人们向路矿当局提出了17条要求，高呼战斗口号，紧握岩尖，斧头冲出矿井，同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资本家勾结北洋军阀政府，调来了大批军警，企图镇压工人，这时，工贼XXX也跳出来帮腔，替资本家出谋划策，搞什么“文明罢工”，出卖工人阶级的利益。觉悟了的安源工人根本不理他那一套，他们把资本家的反动军警包围起来，占领了矿井和锅炉房搬来的炸药，齐声对资本家喊道：如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打它个片瓦不存。斗争坚持了5天，终于粉碎了资本家和反动政府的破坏，迫使路矿当局同意工人提出的条件，取得了罢工的胜利。安源路矿大罢工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全国的工人运动，此后毛泽东同志还几次到安源去指导工人革命运动。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罢工高潮极端仇恨。1923年2月，他们挥舞屠刀对京汉铁路的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镇压。
京汉铁路各站工人，自1921年以来，陆续组织了工人俱乐部。到1922年底，全路16个单位都有了自己的组织。1923年2月1日，各站工人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军阀吴佩孚闻信后，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会场，硬是不让工人开会。工人代表列队冲开军警的阻拦，进入会场，在反动派的武装包围下坚持开会，宣布总工会成立。吴佩孚接着又下令捣毁并封闭总工会，总工会已经从郑州移至汉口江岸继续办公，号召工人向黑暗的军阀统治进行坚决的斗争。2月4日，总工会一声号令，在三个小时之内，全县工人都罢了工，所有客货车一律停驶，江岸1万多工人上大街游行，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啊”，“打倒军阀”等口号，充分的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斗志。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馆立即怂恿军阀政府用武力解决，汉口英领事直接和军阀策划屠杀工人。2月7日，两营反动军队包围总工会，开枪打死工人32人，伤20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数十名工人被捕，反动派把林祥谦绑在电线杆上，向他连砍数刀，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鲜血溅地，巍然不动，坚决回答说：“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最后宁死不屈，从容就义，表现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英雄气概。先烈的革命精神，永远的鼓舞着人们前进。同日反动派在长辛殿也进行了屠杀。2月25日，又在武昌杀害了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
（原注：出自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惨案发生以后，党立即号召全国工人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斗争，抗议吴佩孚残杀工人的暴行。道清，正太，津浦，粤汉等铁路工人和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扬子江机器厂等厂矿工人纷纷举行了同情罢工。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湖南全省公团联合会举行了2万多人的大示威游行，并捐款救济“二七”遇难工人。京奉，京绥铁路工人，香港海员以及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革命群众，也都纷纷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
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在各地都对工人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工人组织遭到了很大的摧残。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了低潮。只有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有坚实的基础，力量强大，工人组织才保存了下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发动农民运动，在湖南，毛泽东同志很早就进行了农民运动，1922年湖南自修大学补习班的讲课中，他就指出，农民的出路只有起来斗争，从地主中夺回土地。1923年初，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湖南党组织衡山岳北白果开辟农村工作。9月，召开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岳北农工会成立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农民联合起来，为解除自己的困苦而斗争。农会成立后会员迅速增至10万人以上。在农会的组织下，农民开展了平粜和阻禁地主外运谷米棉花的斗争，同时酝酿减租减息。这些斗争，虽然受到反动武装的多次增压，但是革命的烈火已经点燃起来了。
在广东，1922年，彭湃同志组织海丰农民，成立了农会。1923年1月1日，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会员发展到10万人。这一年，天灾严重，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但受到了反动派的镇压，海丰县农会的斗争，很快的影响了广东各地。陆丰，惠阳，紫金，惠来，普宁等县，也相继地成立了农会，会员共有20余万人。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统一战线策略的确定
第一次罢工高潮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但是，斗争的实践说明，无产阶级不能孤军作战，如果不联合广大的同盟军，就无法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之初，就初步的提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党的二大正式发出了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号召，接着，我党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7人，代表党员432人，毛泽东同志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和确定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后，找不到出路，屡遭失败，一筹莫展。孙中山想整顿已经涣散了的国民党，也丝毫没有成效。1920年11月，他在广东依靠军阀陈炯明重建军政府。1922年6月，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叛变，炮轰总统府。8月，孙中山不得不再次退避到上海。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孙中山以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给孙中山以深刻的影响。“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党的三大正确地分析了孙中山国民党，估计到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作出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了和国民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讨论建立统一战线问题时，曾经出现了两种机会主义观点。
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陈独秀不懂的世界革命后世界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否认当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坚持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依然是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主的革命。他主张统一战线中“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把共产党完全合并到国民党中去取消党的独立性。陈独秀在三大前后抛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以及在三大的发言，宣称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污蔑无产阶级“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污蔑中国农民“散漫”，“保守”，“难以加入革命”，鼓吹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他提出了由国民党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革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投降主义的纲领，宣扬“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是从胜利中“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陈独秀妄图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认为无产阶级只能等待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之后再来“领导”第二次革命。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及其政策在党内的反映。
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关门主义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资产阶级是不能参加民主革命的。他们不赞成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加入国民党，这是从“左”的方面否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大会决定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为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三大正确制定了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策略，使党能够团结各革命阶级，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斗争，从而大大的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做了必要的准备。但是，大会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没有做出明确的解决定，对农民问题和革命军队问题也没有加以应有的重视。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四）
第四节 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党的三大以后，全党加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工作。早在1922年8月，孙中山表示接受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建议，该研究了国民党改组计划，并成立了起草宣言，党章及党纲的机构。1923年11月，我党帮助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了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共产党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孙中山发表了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草案，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宣言，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有了反帝反封建的新内容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当时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阶级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林伯渠同志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参加了领导工作，并被选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国民党中央有好几个部长都有共产党员担任，有的部长由共产党员担任秘书。许多国民党的省党部也由共产党员主持。群众组织大多也是共产党员领导的。通过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改组成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实现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以后，我们党以广州作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当时，广东全省处在大小军阀割据一方的局面之下。军阀陈炯明占据了东江流域，带成就名的党羽邓本殷占据了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等地，他们都得到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一些打着拥护孙中山旗号的滇桂军阀也都在省内拥兵自重。广东全省军政，财政不能统一，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只有空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党联合孙中山，积极的将广东改造成为革命的基地。
1924年5月，在我党的倡议和推动下，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建立了军事学校，即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熊雄，肖楚女等同志，先后在这个学校里担任各种负责工作，很多学生也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黄埔军校的创设，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
广州的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也有了新的发展。1924年7月，爆发了广州沙面罢工。沙面是当时英帝国主义的租界地。英帝国主义者颁布了一条新警律。规定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须带有执照，而外国人却可自由出入。15日，沙面工人举行了反对英帝国主义侮辱中国人的大罢工，罢工坚持了一月余，取得了胜利。这次罢工，打击了帝国主义，震动了广州和香港。接着，广州工人成立了工团军，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也从东江一带向全省发展，并成立了农民自卫军。
英帝国主义把广东的革命势力看作他的死敌，指使反动武装广东商团，于1924年10月间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我党发动群众，制止了孙中山的动摇，进行了坚决的反击。10月14日夜到15日晨，以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广州工团军，广州市郊农民自卫军等主体的革命武装，消灭了这个反革命武装组织，经过这次斗争，广东革命政权初步稳定下来了。
（原注：广州商团，是广东地区豪绅买办阶级的一支反动武装，以英国汇丰银行广州支行的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为头子，以英帝国主义为后台。商团叛乱被镇压后，首恶分子逃往香港，大部分则缴械投降。）
这时北方正在进行直奉战争。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直系统治迅速瓦解。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控制北京政府，指使奉军在11月24日进关，排挤了冯玉祥，支持段祺瑞当了“临时总执政”。
在北方军阀内部发生了分裂和北洋军阀政府更迭的时机，我们党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反动面目，扩大民主革命的宣传，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在全国发起一个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上海，广东，湖南，浙江等地先后成立的国民议会促成会。孙中山赞成并参加了这个运动。1924年11月，他应邀冯玉祥电邀北上，次年1月到达北京，准备召开国民会议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相对抗，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
（原注：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正进行时，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直系统治迅速瓦解。张作霖和冯玉祥共推段祺瑞为北京政府临时总执政，政权落入段祺瑞，张作霖手中。段为巩固其反动统治于1925年2月召开御用得的善后会议，名为讨论直奉战争后的善后问题，实际上以此欺骗舆论，反对人民的反军阀斗争。）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广东革命政权的逐步加强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0人，代表950名党员。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决议案，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建立党的组织。这次大会为加强党的领导，迎接革命高潮做了准备。党的四大明确的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大会没有注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对武装斗争也缺乏应有的结论，这说明，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仍然没有真正的得到解决。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贯彻，推动了全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加速了革命步伐。继沙面罢工以后，上海，汉口等城市也发生了上万人的罢工斗争。到了1925年的上半年，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青岛，杭州，唐山等大城市和重要矿山的罢工斗争，便呈现出风起云涌的形式。
在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势下，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代表281人，代表了54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通过了政治斗争，工农联合，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决议案。这样，中国工人就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有力的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大会闭幕不久，便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
1925年2月，上海22个日资纱厂4万多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在共产党员刘华同志的带领下举行大罢工。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的部分要求，但事后却拒绝履行。接着，青岛日资纱厂1万多工人也举行大罢工。五月中旬，上海日资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的压迫，又举行了罢工。5月15日，日本厂主开枪屠杀罢工工人，打死了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10多个工人。这一事件引起了上海群众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在党的号召下纷纷起来支援工人。5月28日，上海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8人。这天，党中央举行会议，决定在上海举行反对帝国主义的宣传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2000多人，分头在租界内发表演讲，散发传单监控，揭露和控诉帝国主义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号召全体人民奋起反抗。他们的演讲，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响应，许多群众自己参加反帝示威的行列。在南京路上，群众和演讲队一起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长期蕴藏在人民心底的反帝怒火，炽烈的燃烧起来了。帝国主义派出大批武装巡捕，在南京路上一带逮捕了100多名工人和学生，关进捕房。愤怒万分的群众一齐拥向英租界的老闸捕房门口，高呼口号，要求释放被捕者。英帝国主义巡捕竟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打伤数10人，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公愤，形成了大规模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当日深夜党中央作出决定，号召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实现全市人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并立即成立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这次斗争。31日晚，产生了上海总工会，统一了上海的工人运动。6月1日，在党的领导下，上海20多万工人举行了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大部分商人罢了市。6月7日，成立了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商学联合会。11日，上海工商学各界20万人集会，通过了向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包括取消临时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惩凶，赔偿，道歉等内容。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情绪十分激昂。革命大风暴迅速席卷全国。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南京，重庆等许多地方，广大群众纷纷起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五卅运动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在全国反帝斗争的高潮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和香港工人的大罢工（简称省港大罢工）。6月19日，在共产党人苏兆征的领导组织下，香港10余万工人举行罢工，返回广州。23日，在广州的罢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经过沙基时，因帝国主义开枪扫射，当场打死50余人，重伤百人，造成了沙基惨案。这一事件，又一次激怒了中国人民。香港罢工人数一下子便发展到了25万人。为了进一步开展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对香港实行了严密的封锁。香港的轮船，火车，电车，汽车和工厂的机器，绝大部分都停止开动，商店歇业，银行挤兑，物价大涨，满街都是垃圾，香港一直变成了臭港死港。这次罢工坚持了16个月，严重的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有力的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
在这个时期，我党还进一步发动了农民运动。1925年春，毛泽东同志在韶山一带，亲自组织了20多个农民协会，在斗争中培育了中共韶山支部。从1924年到1926年5月，广东农民协会发展到61个县，入会农民有62万人。海陆丰地区各县农民热烈地开展了减租和反抗地主武装——民团的斗争。县农民协会实际上代替了当时的县政府，起了政权机构的作用。到了1926年6月，全国农民协会会员高达98万多人，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队伍。
农民运动的发展，需要培养大批干部。1924年7月，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同志于1925年从湖南来到达广州以后，亲自主持第6届讲习所的工作。学员来自全国21个省区（包括内蒙古）人数增加到300余人，超出了历届讲习所的人数。毛泽东同志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课程。周恩来同志，肖楚女同志，恽代英同志，彭湃同志的也在讲习所任课。讲习所特别注重阶级教育和调查研究，组织全体学员到广东海丰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进行了军事训练，为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党依靠农民群众和革命军队，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进行了多次革命战争。1925年初，广东的革命军队，从广州出发东征，得到东江农民的援助，打败了军阀陈炯明的军队。随后，又回师广州，消灭了盘踞广州的滇桂军阀。7月，在共产党的倡议下，广东政府正式改组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接着，便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将所有参加革命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共6个军。在这些军队中普遍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政治工作由共产党员负责。从军部到连部的国民党党代表，实际上是共产党人。10月，国民革命军进行了第2次东征，消灭了军阀陈炯明的军队。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这些战役中，站在战斗的最前面，通过这些战役，巩固了广东革命政权，奠定了北伐战争的基础。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资产阶级惧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破坏革命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
从国民党开始改组起，国民党的一些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就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逝世后，他们进一步进行了反革命活动。11月23日，以谢持，邹鲁为首的一些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国民党第四次中央全会，公开反对三大政策。这个反革命小集团被称为“西山会议派”。接着，隐藏在革命阵营中的大资产阶级代表蒋介石，也伺机活动起来。辛亥革命时，蒋介石曾投靠上海政治流氓集团头子陈其美的门下。此后，在上海交易所充当经纪人，和买办资产阶级进一步勾结。1922年，跑到广东去投机革命，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1924年，蒋介石以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先后窃取了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位。他以黄埔军校中的一些反动军人和国民党反共分子为中心，在广州组成反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他们鼓吹“戴季陶主义”，叫嚷马克思列宁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要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原注：孙文主义学会，是国民党右派的反共组织。它在蒋介石的指示下，于1925年11月在广州建立。主要人物，有王柏龄，贺衷寒，缪斌等。他们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破坏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就是这个组织在蒋介石策划下进行的。
戴季陶主义，是由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戴季陶创立的。1925年起，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和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大肆宣扬地主阶级的人性论，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妄想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专政。）
当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政治论文，针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东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坚决主张通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开除一批公开反对共产党，反对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右派，争取在改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时，使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1926年1月，经过我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共同斗争，在国民党二大中左派的力量占据了优势。大会重申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开除了谢持，邹鲁等人的国民党党籍。
但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孰视无睹，幻想用退让的办法来维持革命统一战线。陈独秀拒绝执行1925年9月党中央扩大会议提出的要坚决和戴季陶主义进行斗争的决定，而认为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非把他们挽留在同一战线内部不可。陈独秀在上海同国民党右派分子进行了妥协谈判，把戴季陶，孙科等一些右派送回广州，参加国民党二大，并坚持把蒋介石，张静江等人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或监察委员，这就为资产阶级篡夺革命领导权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抓紧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1926年3月18日，他指使爪牙，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广东革命政府代理海军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派中山舰到黄埔给蒋介石使用。当中山舰抵达黄埔时，蒋介石又指使他的党羽散布谣言，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3月20日，蒋介石派兵占领了中山舰和其他军舰，扣捕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随后，蒋介石强迫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完全篡夺了第一军的领导权。
320事件（中山舰事件）发生前，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要警惕蒋介石发动突然事变。事变发生以后，毛泽东同志主张给予坚决的揭露和有力的反击，并抓紧时机建立国民党自己的武装。但是陈独秀从来就是轻视军事工作的，他早就宣称：“现在已不是揭竿斩木时代”，广州军队“没有一连一排是可靠的革命军队”“说可以用他们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这是欺三岁孩子的话。”因此，他主张“停止军事行动”，这次事变发生后，他生怕得罪蒋介石，破裂统一战线，而顽固的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继续主张退让，任凭蒋介石夺取军权。他不仅不敢揭露事情的真相，反而荒谬的认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共产党员包办了国民党的工作和蒋介石误信了谣言，竟然一再向蒋介石进行解释和道歉。6月9日，陈独秀还在《响导》上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胡说什么：“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行动”，“复在广州阴谋倒蒋，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宣平说：多列士，陶里亚蒂之流的投降主义与独秀无二。）
1926年5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进一步抛出了“整理党务案”，提出限制国民党的4条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各级委员会中人数不得超过1/3，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必须全部交给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在给国民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指示，要先进两党联席会议的讨论。对此，毛泽东同志曾进行了争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要共产党交出名单的阴谋。但是，陈独秀竟以共产党中央名义，1926年6月4日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表示这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无权臧否”。他完全接受了这个反动提案，迫使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就这样，蒋介石顺利的窃据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主席，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职务，并安插了他的党羽替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部门的重要职务。蒋介石还在各省发展右派势力，排挤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发表
在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的关键时刻，我们党内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自愿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不要农民，竭力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应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成了当时党内的主要错误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不要农民，这是从左的方面取消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1926年3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一光辉文献，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阶级斗争的现状和历史做了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和同盟军问题。
无产阶级要不要坚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在1905年俄国革命高涨时期，列宁就深刻的指出：“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的，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坚决的成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的这一论断批判了孟什维克和托洛斯基，解决了当时俄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去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毛泽东同志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这一光辉文献中，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的两种错误倾向，指出只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革命的正确领导，才能使革命有成功的把握。“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怎样才能坚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呢？这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用，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弄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以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攻击我们真正的敌人。
毛泽东同志明确的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而国民党右派就是他们的政治代表。
毛泽东同志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需要革命和怀疑革命的两面性，指出资产阶级绝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到达胜利。在国际上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下，民族资产阶级必定要很快地分化，没有独立的余地，在中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明确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能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的同时，必须保持阶级警惕，同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的反动倾向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毛泽东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中国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主要群众，就是农民。而其中“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正是这些贫苦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迫切需要一个变更现状的革命。因此，“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资产阶级既然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那么，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呢，毛泽东同志深刻的揭示了我党四多年来工人运动所表现的伟大力量和重要作用，明确的宣告：“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他们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光辉著作，及时总结了我党成立以来的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做了科学分析，正确的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领导力量和同盟军这一系列根本问题，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五）（六）
第五节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广东革命政权的巩固，工农群众运动的兴起，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革命任务，已提到我们党的面前。
1925年11月，毛泽东同志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反奉战争宣传大纲，指出广东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巩固，革命政府应致力于加强革命军队的训练和扩充，扩大工农及其他人民的革命运动，改革民政财政司法与教育，以便在最短的时间中发兵北进，举行北伐革命战争。1926年2月7日，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发表了告全国民众书明确提出了“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不犹豫的，不妥协的对付吴佩孚并肃清吴系在长江的势力”的政治主张。
（宣平说：原本1922年团的一大，共产主义思想传播不广，所以青年团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随着国内大革命的发展，在1925年团的三大，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31年918事件发生后，青年团改为“青年救国联合会”。抗战胜利之后，国共内战，联合会瓦解。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导下，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前夕，则改回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直接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动。1926年4月初，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都提出了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和主张。同年5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号召全国工人同农民一致奋斗，拥护和参加北伐战争。同月，党直接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北伐战争的先锋部队，首先由广东向湖南挺进。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正式誓师北伐。
北伐战争的主要对象，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原直系军阀而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吴佩孚有军队约20万人盘居在湖南的一部，湖北，河南两省和陕西的东部，河北的一部，控制着京汉铁路。孙传芳也有军队约20万人，盘距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张作霖的军队约有35万人，控制着东北各省和北京，天津以及津浦铁路北段。1926年3月，在英，美，日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为了共同反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吴佩孚和张作霖互相勾结，并纠和山西军阀阎锡山，在河北，京津一带，进攻同情革命的国民军冯玉祥部。与此同时，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制造了318惨案。疯狂镇压北方的革命群众运动，6月间，吴佩孚，张作霖在北京密谋划分势力范围，策划反革命战争。他们议定：在南方有吴佩孚出兵湖南，作为进攻广东的准备，在北方由吴，张合力加紧进攻机冯军。孙传芳一面伺机进攻，广东革命政府一面又挂起“保境安民”的招牌，对抗吴，张势力的扩展。
（原注：冯玉祥所部原属直系北洋军阀。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成争期间，直系军阀内部发生重大分化。冯玉祥率领所部起兵反直，从前线返回北京，占领了北京各要地，囚禁了直系头子曹馄，改组了内阁，使直系军阀在北京的统治迅速瓦解。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驻扎在北京、天律、河北一带。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八日，冯玉祥率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宜布拥护国共合作，参加北伐战争，随即带领部队进入甘肃和陕西地区，并进军河南郑州一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随着反革命逆流的高涨，冯玉祥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参与了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但和蒋介石始终存在着利害冲突。“九·一八”事变后，他赞成抗日，一九三三年五月间，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在晚年继续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
“三一八”惨案，是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互相勾结屠杀中国人民的一次反革命罪行。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出动军舰，炮击国民军，掩护奉系进攻。事后又联合美、英、法等八国，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国民军在津沾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京各界人民于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会后赴段祺瑞政府国务院请愿。段祺瑞竟令卫队开枪，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群众死四十七人，伤一百五十余人。）
北伐军根据敌强我弱和军阀内部充满矛盾的情况决定把主力指向湖南湖北战场，以两只前肢军队分别警戒江西福建的金军，准备首先消灭吴佩孚部队，然后集中力量进军东南，各省消灭孙传芳的部队，最后进入长江以北地区作战消灭张作霖的部队。
在湖南，湖北战场上，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以第四军为主力，加上第七军，第八军共约5万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战斗力较强。叶挺独立团在人民群众的直接参战下，迅速展领攸县，连克泗汾，醴陵。7月12日，北伐军进入长沙。19日，四，七两军在农民协会帮助下由小路包抄敌军，一举攻克平江。22日，占领岳阳。接着，北伐军进入湖北作战。8月25日，吴佩孚急忙率部分主力，星夜赶到武汉，决定死守汀泗桥等待援军，并策动孙传帮夹攻北伐军。汀泗桥一役，成了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关键。26日，北伐军第四军猛攻汀泗桥，激战一天，进展不大。27日拂晓，叶挺独立团投入战斗。在农民的引导下，由右翼迂回，出敌不意，从高山上猛冲下去，突破阵地，敌人仓皇溃退。独立团在攻占汀泗桥后，不避艰险，乘胜追击，午前又攻占了咸宁县城。29日，独立团会同四军一部，穷追猛打直驱贺胜桥，击溃敌主力数万人夺取了吴佩孚的指挥阵地。吴佩孚狼狈退守武汉。9月1日，北伐军总攻武汉三镇。6日，克汉阳，7日，吴佩孚逃往孝感，留下2万多人盘踞在武昌孤城，进行顽抗。北伐军围攻一月，未克，10月10日第2次发起总攻，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突入城内。在这些决定性的战役中，叶挺独立团表现了勇猛机智，果断顽强的战斗精神，屡建战功，光荣的被人民称颂为“铁军”。至此，北伐军取得了湖南，湖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在江西，福建战场上，以北伐军第二军和第六军为主力，九月间，两湖战局胜利在望，北伐军趁势占领了江西南部和西部，直逼南昌。蒋介石嫡系部队第一军教导师，为了抢占南昌，也急忙赶来。但由于蒋介石在该军排挤了共产党人，部队丧失了战斗力，与孙传芳部一交锋，几乎全军覆没。后来，其他各军协力猛攻，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于11月初占领了南昌和九江。在福建方面，由于孙传芳主力在江西战场，敌军内部又发生分化，东路军何应钦等部未经战斗，在12月18日占领了福州。
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相继被歼以后，1927年初，北伐军分为三路继续进军：西路有两湖北上攻河南，东路由福建去攻取浙江，中路由江西去安徽，江苏进军，主要目标是夺取南京，上海。2月17日，占领杭州。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解放了上海，北伐军这才进入上海。24日，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北伐军第二军和第六军攻克南京。
从1926年7月到1927年4月，不到10个月的时间，北伐军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从广州打到武汉和上海，南京，把革命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沉重的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北伐战争能迅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在北伐战争中，我党提出了正确的战略计划，在北伐军中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工作，并组织了北伐军后方和北洋军阀统治区的群众运动，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了北伐战争。北伐出师时，广东工农群众立即掀起了一个支援前线的运动。单是省港罢工工人就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冒暑随军出征。特别是我党领导下的湖南农民运动，给了北伐战争以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各县纷纷成立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开展了大规模支前参战活动。农民组织了交通队，暗探队，向导队，运输队，宣传队，慰劳队，迎宾队，破坏队，武装队等等，与北伐军并肩战斗。他们满山遍野的布置松树炮和鸟枪爆竹，竖起革命军旗帜，鸣号擂鼓，使敌军丧魂落魄，晕头转向。他们深入虎穴，侦察敌情，引导北伐军飞兵奇袭，使敌人措手不及，束手就擒。他们拿起各种梭镖鸟枪以至锄头扁担，直接参战，勇猛杀敌，正是有了千百万劳动群众的积极支援，北伐军方能有巨大的力量，迅速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
北伐战争在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英勇奋战之下取得迅速的胜利，这是违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的主张的。在北伐开始时，陈独秀发表文章，反对北伐，他否认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极端重要意义，不懂得争取军队和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自愿放弃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北伐战争中，陈独秀完全放弃对于军队的争取，不去扩大党直接掌握的军队，北伐军的指挥权大部落在同地主资产阶级有密切联系的旧军官手里，特别危险的是操在反革命阴谋家蒋介石手里。这种机会主义政策使北伐战争胜利的果实不能充分掌握在人民手中，以后终于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
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毛泽东同志从广州到了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随后又到武汉，担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集中全力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同志在武昌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学习的有17个省的800余名学员，有为全国农民运动培育了大批骨干。
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一个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高潮，象疾风暴雨一样，猛烈的开展起来。
湖南的农民运动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的和领导的，站在全国农村大革命的最前列。北伐出师前夕，湖南全省已有农民协会会员三，四十万人。北伐军打垮了吴佩孚，进一步推动了农村革命的深入发展。1926年12月，湖南省第1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 参加大会的有52个县，两个特别区的农民协会代表170人。开幕那一天，工农群众20多万人参加了典礼，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做了两次重要的讲话，强调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斥责了那种诬蔑农民运动为“惰农运动”的谬论。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反对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农民政权，组织农民自卫武装等决议。1927年初，湖南全省已有50多个县组织了农民协会会，会员激增了200万人，能直接带领的群众达1,000万人。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展了翻天覆地的农村大革命，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基础。在农民协会主持下，实行了许多打倒封建势力，扫除农村封建秩序的革命措施。农民推翻了封建政权，建立了自己的革命政权，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乱说乱动，农会瓦解了地主武装，建立了自己的梭镖队，一切土豪劣绅看到梭镖队就打颤。在经济上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取缔了高利贷。农民协会还打击了封建宗法制度，并开始进行整顿乡村道路和兴修水田水利。这场农村大革命，把几千年前的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利归农会”。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湖北的农民运动也迅速的向前发展。1926年7月底，湖北农民协会会员近72,000人，到1927年5月猛增到250万人。江西农民运动的发展也很快，1926年10月，农民协会会员不过6000人，到1927年6月达到了382,000人。广东的农民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此外福建，浙江，陕西，四川，安徽，河南，广西等地的农民运动也都迅速的发展起来。到1927年6月，全国农会会员约达915万多人，全国农村大革命的形势发展，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将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工人运动也猛烈的发展起来。北伐前夕，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有76个工会，10余万会员，北伐军进占长沙后，改名为湖南全省总工会。1926年12月初，湖南第1次工人代表大会在长沙举行，代表226,000多的会员。大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做了重要报告。湖北全省总工会和江西南昌市总工会，也分别在1926年10月和次年1月宣告成立。此外，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工人组织也很快的发展起来。工会组织的统一和扩大，使工人群众更有组织的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去。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工人，积极参加了和支援了北伐战争。北洋军阀统治地区的工人，也以英勇的战斗来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都因为准备不足或起义过程中其客观形势发生变化而失败了。在准备发中第3次武装起义时，党委派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同志负责领导和指挥，组织了5000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对上海市民进行了广泛的宣传。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了全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的决定。中午，有80万工人参加的总同盟罢工实现了。接着，就转入了武装起义。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经过36个小时的浴血奋战，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在3月22日解放了上海，夺得了起义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1927年1月3日，武汉20万群众举行庆祝北伐战争胜利大会。我宣传员在英租界附近讲演，英帝国主义的大批武装水兵横加干涉，当场刺死我海员一人，刺伤群众数十人。5日，汉口的工人和市民群众几十万人举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示威大会。会后，革命群众英勇的冲入租界，驱逐了英帝国主义的巡捕，收回了英租界。1月6日，在九江发生了英国军队枪杀工人挑衅事件，工人及其他劳动群众英勇的占领了九江英租界。2月19日，英国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议，被迫承认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
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恶活动
当北伐军向长江中，下游进军，从根本上威胁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反动派的统治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增调了大批军队到上海和长江流域一带，直接对中国革命进行武装干涉和施加军事压力。1926年9月，北伐军到达武汉时，英帝国主义军舰公然援助军阀吴佩孚炮击北伐军。1927年1月，美帝调集驻檀香山和苏伊士的舰队以及驻菲律宾的陆军，赶赴上海。英国从本国和印度调集远征队12,000名来上海，并把原驻我威海卫的第2舰队兵舰和鱼雷艇27艘移驻上海。日本帝国主义也在1月间派遣驱逐舰4艘和巡洋舰一艘来华，与英，美，法合力“保护上海”。3月27日，在北伐军占领南京的当天晚上，美，英，日，法，意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下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对南京的北伐军和居民进行猛烈的轰击，打死打伤中国军民2000多人，制造了“南京惨案”。
帝国主义还通过分化革命阵线，引诱中国资产阶级脱离革命阵营，从内部来破坏革命。1926年底，英帝国主义宣布所谓对华新政策虚伪的声明毫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承认中国应有“关税自主之权”，企图以次麻痹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1926年初，美帝国主义派间谍分子到武汉试探蒋介石的态度。次年1月26日，美国国务卿开洛发表了一则对华政策声明，宣布美国准备以“最宽大的精神”与中国谈判关税和领事裁判权问题。2月，美国又派代表去南昌和蒋介石会谈。日本帝国主义希望蒋介石和张作霖勾结，以便于他独霸中国。1927年1月，张作霖的代表与日本顾问曾到南昌和蒋介石密谈，蒋介石也派代表到北方同张作霖秘密协商。
在帝国主义的分化下，蒋介石开始了一系列叛变革命的活动。北伐战争开始时他窃取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并擅自规定国民政府所属的陆、海、空军都归总司令统率，国民政府所属各省的民政，财政都归总司令管辖，各省各军的长官都归总司令任免。在北伐战争中，他沿途招降纳叛，收编了大批原北洋军阀“倒戈”的部队和土匪，大大扩展了他的军事实力。1926年底，当革命发展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时，蒋介石就在南昌安下了反革命的总司令部。他提出要把广东国民政府迁到南昌，以便加强控制。这一企图在我党和广大群众的反击下，遭到了失败。1926年冬，蒋介石派戴季陶秘密去日本，谋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并公开要求美，英帝国主义的援助。一批买办政客，纷纷麇集南昌，进行所谓“政治南伐”。原依附于北洋军阀的政学系反动政客黄郛，张群之流出入于反动的蒋介石的幕府，秘密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江浙财阀虞洽卿也窜到南昌，为以反共灭共为条件，资助蒋介石6,000万元反革命经费，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买办积极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反动反革命政变。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大搏斗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党能否正确领导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
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右派极端仇视农民运动。他们制造种种谣言和借口，恶毒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他们组织地主武装，同混在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勾结一起，拘捕、残杀农民领袖和革命群众。资产阶级也害怕群众的充分发动，叫嚷“工农运动过火”，污蔑农民运动“过分”，以此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分裂统一战线。
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逐步发展起来了。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上，陈独秀抛出了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议决案》，大肆皱吹阶级投降主义，不许农民革命。在农民运动问题上，他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宣扬所谓“乡村联合战线”的口号，胡说农民协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规定“不可简单的提出打倒地主的口号”，主张农村土地问题应由农会和“正绅”来“仲裁”解决。在武装斗争问题上，他规定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在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上，他自愿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认为“自‘五卅’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己渐渐成了民族运动中之重要成份，且有领导此运动之趋向”，鼓吹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只能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到一九二七年初，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形成投降主义路线，并且在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
为了粉碎地主资产阶级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分子对于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紧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继续推向前进，一九二七年一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对农民运动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总结了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三月，发表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的光辉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同志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热情歌颂和高度评价伟大的农民运动，痛斥了阶级敌人和陈独秀之流诽谤农民运动的种种澜言，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如果连这一点子变动都没有，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敷了。现在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几个月内做到了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所谓“槽得很”的谬论，完全是站在地主方面打击农民的反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针对陈独秀维护地主权力的反动主张，坚决地提出：“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必须不准人恶意地批评农会。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为了打碎地主政权，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指出必须把地主手里的旧武装拿过来，一律改为”挨户团常备队”，放在农民政权机关的管理之下。同时，还必须发展农会的梭镖队，建立“挨户团非常备队”，“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
无产阶级要真正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必须解决土地问题。毛泽东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对农民应该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这是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领导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大众，是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面对着伟大的农民运动，“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这是检验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试金石。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批判了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武器孔孟之道。陈独秀搬出孔老二的主张倒退复辟的思想来反对革命，正当工农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发展的紧要关头，他却叫嚷什么“必须保持一种折衷的中庸的路线”，竭力维持地主阶级的统治。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痛斥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尖锐地批驳了中庸之道类反革命谬论。深刻地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苦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所以，“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著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公开揭露了蒋介石镇压农民运动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思想基础孔孟之道，从根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农民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伟大思想，从而指明了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前进的
方向。
这篇伟大文献在湖南发表后，对农民运动起了很大的鼓舞和推动的作用，农村大革命不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的干扰继续向前发展，但是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不仅拒绝实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革命路线，甚至还极力阻挠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这篇文章，这就使得这次大革命的失败变成不可避免的了。
（原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成于1927年2月18日，把持《向导》编辑大权的陈独秀，彭述之拒不发表。到3月5日，湖南省委机关《战士》陆续发表，12日，《向导》才勉强发表了全文的前半部，而削去了14件大事部分）
第六节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叛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挽救他们的反动统治，指使蒋介石明目张胆地向革命发动了进攻。三月十二日，蒋介石唆使爪牙杀害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十六日，以武力解散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十七日，在九江组织流氓匪徒，袭击国民党市党部和总工会。二十三日，在安庆收买流氓打手，捣毁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蒋介石从南昌、九江、安庆一路杀奔上海、南京，准备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政变。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立即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及外国捕房取得密切合作”，以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帝国主义应通过租界提供一切便利，并以驻扎在上海的三万多名侵略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上海的大资产阶级表示愿意资助军饷，给蒋介石以经济上的支持。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则组织流氓打手，供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用。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大资产阶级，倒向将介石一边。
（原注：见1927年4月2日《北华捷报》）
为了孤立上海的革命力量，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南京，把倾向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三个团缴械，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又在杭州组织流氓匪徒，袭击总工会。蒋介石为了取得国民党内各派反动势力，特别是与他同时进入上海的桂系军阀的支持，从四月一日起，与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秘密反共会议，制定了反革命政变计划。在蒋介石指使下，一小摄国民党政客，盗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开会，由吴稚晖提出所谓检举共产党的呈文，为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蒋介石还利用流氓、地痞、恶棍、工贼，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总会”，进行造谣破坏活动。他又将同情工农的一部分北伐军调离上海，另调新收编的旧军阀周凤岐部进驻市区，充当镇压革命的刽子手。并成立戒严司令部，发布戒严令，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限制人民的革命活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施展政治欺骗来麻痹群众。当工人代表要蒋介石澄清关于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枝的消息时，他满口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四月六日，蒋介石假惺惺地派军乐队，给工人纠察队“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
（原注：见1927年3月29日《申报》）
在蒋介石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的形势下，陈独秀表现了可耻的机会主义的叛卖。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缴获了步枪四千支、机枪二十多挺。但陈独秀不仅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加强工人武装，而且对己经组织起来的二千七百人的工人纠察队，也采取消极态度，不予支特，蒋介石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外报纸早有披露，工人群众也多次反映反动派将对工人进行袭击，陈独秀却毫不在意，不作任何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直到四月五日，陈独秀竟然伙同汪精卫炮制了《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这个宣言，不仅没有一字揭露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反而为蒋介石涂脂抹粉，硬说蒋介石“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鼓吹同这个独夫民贼“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要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这就帮助蒋介石解除了群众的思想武装，使党和人民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
四月十一日，蒋介石在完成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之后，密令各省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镇压。当日下午，大批反革命军队就布防上海街市。深夜，帝国主义侵略军首先越过租界，在南市、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区，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一千多人，送到蒋介石军队在龙华的司令部，进行毒刑拷打和屠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配合下，反革命的大屠杀开始了。
四月十二日凌晨，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上发出了信号。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动，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工人纠察队奋起进行自卫反击。大批反动军队就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和青红帮流氓一起，疯狂屠杀工人。工人纠察队因事前没有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终于措手不及，一千七百支枪全部被缴，队员死伤三百多人，上海总工会也被反动军队占领。
上海人民看到打着“革命”旗号的军队，突然掉转枪口屠杀工人，无不愤怒异常。当天，各区举行了几万以至几十万人的抗议集会，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枝，惩办流氓，肃清反动分子。南市区五十万群众在集会后，向龙华司令部进发。闸北五万多工人、学生和居民举行示威游行，从反动军队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宜布继续办公，并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全市总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十三日，上海丝厂、烟厂、电车、海员和店员工人等二十多万人，不顾白色恐怖，实行罢工。同日上午十时，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群众大会，虽然反动派沿途堵截，使沪东、沪西、南市的工人不能前来，但到会者仍有六万余人。大会一致决议要收回工人武装。下午一时，群众冒雨列队游行，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当队伍走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反动军队，从四面八方向游行群众射击，同时用机枪扫射。顿时，宝山路上烈士的鲜血流成了河。在这次绝灭人性的大屠杀中，牺牲的有一百多人，受伤的不可数计。
接着，蒋介石公然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据不完全统计，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的三百多人，被捕的五百多人，流亡失踪的五千多人。从这时起，上海到处是戒严、搜查、殴打、逮捕、公开的和秘密的屠杀。全上海陷入了血海之中。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都在这一时期先后牺牲。这是刽子手蒋介石对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东南各省也陷于白色恐怖之中。四月十五日，广东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闭革命组织，屠杀革命者。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达二干一百多人，被驱逐的铁路工人有二千多人。肖楚女等同志也在这时牺性了，国民党反动派还在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相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在蒋介石的屠刀下牺牲了。烈士鲜血，染红了祖国大地。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血的日子，永远不会忘记这笔血债！
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树起“驱逐共产分子”，实行“反共”的黑旗，勾结广西军阀，笼络一部分国民党右派分子，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权。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使大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纷纷要求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挽救革命的危机。陈独秀企图拖延大会的召开，但受到普遍的反对，未能成功。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党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大会的中心问题是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讨论革命发展的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
会上，陈独秀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他对自己的投降主义，不仅没有作认真的检查，而且还多方辩解，坚持错误。他坚持认为，“中山舰事件”中的无原则让步是“正确的”策略，无产阶级只能进行经济斗争而不应该进行政治斗争。他还认为目前不是进行土地革命的时候，农民土地问题等待以后再说，不然就会影响北伐战争的进行。他被帝国主义，蒋介石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吓昏了头脑，认为在广州、上海、武汉、天津及其他工业区，帝国义和封建势力强大，不能发展革命力量，应当退出东南省，到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西北部去。这种逃跑主义的谬论，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出席了这次大会，提出了挽救革命的重要提案，主张大力开展农民土地斗争，大力武装工农。但大会在陈独秀的把持下，拒绝讨论这些正确意见。由毛泽东同志提出并由各省农民协会联席会议通过的普遍实行土地改革的建议，在提交“五大”批准时，也遭到否决。陈独秀一伙还竟然把毛泽东同志排斥于大会领导之外，剥夺了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
大会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但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阻碍了批评的深入开展。同时，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对陈独秀错误路线的实质及其危害，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武装斗争等许多迫切问题也没有解决。陈独秀表面上承认了错误，仍然被选为党中央的总书记。会后，陈独秀继续把持党中央，推行并发展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既然未能纠正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没有解决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作出了正确的论断。他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掌握革命的领导权，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加强军队中的工作。但是，陈独秀投降主义者拒绝接受斯大林的正确意见。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各种革命力量随着集中武汉，武汉成了当时革命的中心。“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处于反革命势力包围之中，蒋介石、广东军阀、四川军阀。奉系军阀从东南西北四面包围武汉，切断长江和京汉铁路的交通运输，对武汉实行封锁。帝国主义出动大批军舰停泊在汉口，并关闭武汉的工厂、银行、企业。武汉地区的地主豪绅、反动军官和反革命分子乘机捣乱，攻击工农运动。民族资产阶级也以关厂罢业、抽逃资金，来对抗革命。武汉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但是，武汉政府管辖的还有湖南、湖北，江西三省的广大地区，拥有七干万人口，有相当大的工农革命力量可以依靠。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消息传来，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无比愤怒，到处贴满了“打倒蒋介石”的标语。武汉举行了三十万人的群众集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群众运动。在人民革命力量的推动下，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进行国民革命，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罢免其一切职务，下令讨伐。工人运动在继续发展。武汉工人接管了反动资本家非法关闭的工厂，并建立了一支拥有五千人、三千支枪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运动已从减租减息，发展到摧毁地主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农民自卫军普遍地建立了起来，不仅有了梭镖，而且不少地方还夺取了地主团防的枪枝，在自卫军中成立了常备队。两湖地区的农民协会，惩办了不法地主豪绅，控制着粮食和食盐的运销，筹集了大批军粮供应前线。因此，只要我们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大力组织人民武装，仍然可以有力地反击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使革命继续前进。
然而，当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造成了在革命紧急关头党内的极端混乱，使党无法领导革命前进。混在革命阵营的大资产阶级代表汪精卫，利用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错误，迅速地走向公开叛变革命的道路。
汪精卫在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一连串反共会议后，来到了武汉。在武汉地区革命高潮的形势下，汪精卫暂时急藏起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继续打扮成国民党左派，大骂蒋介石是革命叛徒，表示要与共产党合作，因而仍然把持着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窃踞了武汉政府的党政军大权。随着武汉地区阶级斗争的激化，汪精卫也就暴露出其反革命的真面目。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武汉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的要求,组织了查办湘、鄂、赣各省“过激”言论行为的特别委员会。五月十九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了保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宣言，声称要“充分保护工商业者之利害”，限制工人的“过火要求”，禁止工人纠察队的活动。次日，又放出保护“善绅”的命令、攻击农民运动“破坏公共秩序”。五月底、武汉政府下令解散湖北黄岗和黄陂两县农民协会。
与此同时，反动军官的军事叛变也接踵而来。一九二七年四月底，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在武汉纠集一小最反动将领、官僚政客、国民党右派分子，策划在湖南、湖北发动军事叛变。五月十七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武汉北伐军大部分开往河南前线，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在宜昌发动反共叛变，率部进攻武汉，一直打到武汉郊区。叶挺部队从河南前线赶回武汉，进行英勇反击，将夏斗寅部击退。五月二十一日，在武汉国民党军事首领唐生智的支持下，何键部许克祥团在长沙叛变，发动了”马日事变”。
许克祥查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民自卫军总部，特别法庭等革命机关，并夺去了工人纠察队的枪枝，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群众领袖。六月六日，反动军官，江西省长朱培德在江西叛变，宣布“共产党人限期出境”、“停止全省
工农运动”。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活动已日趋明显，武汉已为反共透流所淹没。但是，陈独秀还是极力拉拢汪精卫国民党，继续顽固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六月三十日，陈独秀主持中央扩大会议，起草了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作出十一条规定，宣称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等等。总之，一切听从汪精卫国民党的摆布，汪精卫国民党反对工农革命运动，陈独秀不但不敢进行斗争，而且也跟着攻击工农革命运动是“无组织的自由行动”、“过火行为”，命令记者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并由党中央宣传部发宣传提纲“纠正”、扬言违者“严罚”。汪精卫国民党要共产党员退出武汉国民政府，陈独秀就借口“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指示在武汉国民政府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可以“请假”，命令共产党员退出湖北省政府，要求各处地方政权必须尊重武汉政府之最高领导权。
（原注：参考《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特别是在武装斗争问题上，陈独秀更是采取了取消主义的可耻立场。夏斗寅叛变时，武汉地区的工人、农民、纠察队和童子团，都起来保卫武汉。武汉政府也被迫答应拨二千支枪给工人纠察队。但是陈独秀竟拒绝接受武器，以表示自己没有“阴谋”和对武汉政府的“忠诚”。许克祥在长沙叛变时，湖南十万农军拿起武器，高喊着，“梭镖亮堂堂，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的口号，从四面八方围攻长沙。许克祥只有一千人枪，龟缩在长沙城内，农民武装是完全可能把这些叛军消灭的。可是陈独秀却害怕会遭到唐生智的反对，竟然下命令停止进政。结果，农民武装的大部分被迫撤退，小部分孤军奋战，被敌人击败。许克祥的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杀出城来，在各县屠杀工农一万多人，湖南农民武装儿乎被摧残殆尽。六月底，陈独秀又借口“为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下令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武装。这时，叛徒xxx，利用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职权，也积极加以配合。他们把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全部三千余支枪枝和弹药，连同童子团的木棍，一起捆扎整齐，拱手交给汪精卫武汉卫戍司令部。
（原注：参考《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在革命最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对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继续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许克祥叛变、湖南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时，毛泽东同志主动向党中央提出要求去湖南工作，组织革命群众反击反革命势力。可是只有十天，陈独秀就把毛泽东同志调回武汉，并且指责对反革命的反击妨碍了国共合作。蔡和森同志也写信给中央常委，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建议党中央及军委立即作一军事计划，坚决反击敌人，不作鱼游釜底，静待反革命处置。但同样遭到陈独秀的拒绝。一九二七年五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曾作出两次紧急指示，要求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惩办反革命等。陈独秀一伙擅自扣留了文件，不让党内干部知道，却先送给汪精卫看。六月二十三日，在党中央的一次扩大会议上，当时担任团中央书记的任弼时同志，要求陈独秀向党员公开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竟以“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为借口，拒绝了任弼时同志的要水，并当场撕毁了青年团作出的关干拥护共产国际指示的决议。由于陈独秀凭借其总书记的权力，实行家长制统治，压制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主张，顽固的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日，汪精卫等在郑州和冯玉祥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公开反共。会后，唐生智率领武汉政府北伐军由河南返回武汉，镇压工农运动。冯玉祥派出代表去南京，和蒋介石密商武汉与南京的合作间题。十九日，蒋介石、李宗仁和冯玉祥在徐州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清党反共”，“宁汉合作”。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接着，汪精卫反动派在武汉地区举行反革命大屠杀，在“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大批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被断送了。
本章小结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从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英勇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包括洪秀全、孙中山领导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都失败了。感谢伟大的列宁，他领导的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全世界革命为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代表了党的正确路线。
但是，在这个阶段的末期，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他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这次革命遭到了失败。毛主席在总结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我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那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的党还是幼年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在这一阶段中，党的组织是发展了，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之多，但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不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党内混入了大批的投机分子，但是没有清洗出去。党处于敌人和同盟者的阴谋诡计的包围中，但是没有警觉性。党内涌出了很多的活动分子，但是没有来得及造成党的中坚骨干。党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装，但是不能掌握住。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
第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运动中英勇奋斗，流血牺牲，在中国人民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没有这次革命的大演习，就不会有以后革命的胜利。我们党经过第一次大革命的锻炼，经过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锻炼，在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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