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适用于对社会形态更迭的宏观分析，更深刻地渗透于微观层面的人格结构与精神世界的构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的经济制度，通过对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产品分配形式以及人际交往关系的根本性规定，塑造出截然不同的个体与集体人格。从私有制市场经济的“人人私心”到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天下为公”，其所造就的，几乎是完全不同的人类文明图景与心灵秩序。本文旨在透过历史与当下的对照，剖析经济制度对人性的深层塑造，并展望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集体主义人格的可能性与路径。
一、当下之困：私有制市场经济中的“私心”人格及其根源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被私有制、市场逻辑和资本积累深刻标记的时代。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一种以“私心”为核心的人格结构几乎成为普遍现象，渗透于社会各个阶层，影响着从官场到市井的每一个角落。
1.官场：系统性与个体道德困境
“无官不贪”虽是一种情绪化的夸张，却反映了民众对系统性腐败的深切焦虑。李昌平、陈行甲等官员的辞官，与其说是个人道德的胜利，不如说是在一种扭曲的制度环境中，个体坚守公心的艰难与悲壮。当权力与资本勾连，当公共资源成为私人逐利的猎场，官员的道德选择空间被极度压缩。要么同流合污，要么洁身自好却寸步难行，甚至被迫离开。这并非个体道德的全面沦丧，而是“一种激励制度的系统性误导”：它奖励短期经济指标，容忍甚至默许“潜规则”下的利益交换，从而使“私心”不再是个人品性问题，而是制度运行下的“理性选择”。
2.工商界：逐利逻辑的必然扩张与道德失范
“无商不奸”同样并非全貌，但“唯利是图”的市场法则确实挤压了商业伦理的空间。从毒奶粉到假疫苗，从P2P爆雷到长租公寓跑路，其背后是资本在缺乏有效约束下对利润的无限追逐。当竞争成为生存的唯一法则，当“活下去”意味着必须比对手更高效地降低成本（包括道德成本），诚信经营、社会责任往往成为最先被牺牲的选项。这并不是因为商人天生邪恶，而是“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中，资本增殖的内驱力必然要求将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信任、健康甚至生命——都转化为可计算的交换价值”。
3.工农大众：生存压力下的无奈与自保
处于社会生产链条末端的普通劳动者，其“私心”更多源于一种深刻的“生存不安全感”。当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生活需求被高度商品化，当社会生存安全网存在巨大漏洞，个体只能退回家庭乃至自身，通过拼命积累私人资源来抵御风险。社会结构碎片化的过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精神被侵蚀，取而代之的是焦虑、嫉妒和相互提防。他们的“私心”，是一种在压力下的自保策略，是失去“公心”经济基础后的无奈选择。
症结总结：私有制、市场异化与价值导向
当下“私心”人格的普遍化，其根源在于：
经济基础私有化：生产资料私有制造就了阶级分化和贫富悬殊，使社会陷入为争夺稀缺资源而进行的零和博弈。
市场机制的异化：市场从资源配置的有效工具，异化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终极尺度，人与人的关系被简化的“金钱关系”。
“唯生产力论”的政策导向：“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在特定历史时期解放了生产力，但其被片面理解为“唯GDP论”、“唯利润论”，长期执行则弱化了集体精神与社会公德的培育。
个人主义文化的过度宣扬：强调个人奋斗成功学，却忽视了成功背后的结构因素与社会支持，失败者被归因为个人无能，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撕裂和对立。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文化土壤中，西方学者如马尔库塞所批判的“单向度的人”和弗洛姆所论述的“市场倾向型人格”便成为普遍现象，人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消费主义的奴隶。人们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普遍的怀疑论调——“人人都自私，共产主义怎么可能实现？”这种推己及人的悲观，恰恰是私有制人格对公有制未来的最深刻否定。
二、历史之镜：集体化时期公有制如何塑造“公心”人格
与当下的乱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时代的集体化时期。尽管那段历史存在生产力水平不高、个人自由受限等问题，但不可否认，公有制经济基础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贪污腐败、社会道德和基本民生保障方面远为“清明”的社会形态。
那时，妓女、吸毒、大规模人口拐卖、系统性金融诈骗、毒食品等问题几乎绝迹。贫富差距被控制在极低水平，虽然普遍贫穷，但也因此避免了绝对剥夺感的蔓延。教育、医疗虽然水平不高，但具有广泛的可及性，住房自建或由国家、集体分配，没有天价房奴和婚姻市场中的天价彩礼。人们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社会氛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集体安全感。
关键机制：少数“带头人”的示范与公有制的制度保障
共产主义事业并非要求从开始就人人皆为圣贤。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能否真正践行“大公无私”。公有制提供了实现这一点的制度可能性：
经济基础消除了寻租空间：生产资料公有，意味着官员无法将其控制的公共资源直接转化为私人财产。贪污腐败的机会成本极高，且容易被群众发现举报。
“带头人”效应的示范力量：集体化时期，一个生产队只需队长和会计心存公心，就能良好运转；一个大队只需党支部几人一心为公，就能带动全体。陈永贵、王宏斌、雷金河等模范人物，之所以能产生巨大影响力，正是因为他们率先垂范的公心与公有制经济形成了完美契合。他们证明了，在公有制下，领导者的权威并非来自私人财富，而是来自道德威望和集体认同。这种权威模式激励领导者必须为公，才能获得拥护。
集体生活对人格的重塑：集体生产、集体学习、集体娱乐，这种高度组织化、熟人化的社会生活，使个人的行为处于透明的社会激励与监督之下，荣誉感和羞耻感成为强大的行为调节器。个人价值在集体成就中得到实现，这有效地抑制了极端个人主义的滋生。
这一时期的历史表明，“人性自私”并非永恒不变的定理，而是一种历史的、制度的产物。公有制通过改变激励结构和生存模式，为“公心”的培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不过，当时的生产力处于蓄力期，虽然到处开花，并未进入成熟丰收期，物质生活不富裕，个人选择空间相对较小。但凡事都有一个过程，当贫穷的公有制都能够支撑起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人性时，更高阶段的共产主义时代的前景就值得期待。
三、未来之望：共产主义公有制将如何培育“新人”
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未来发展的科学预见，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公有制经济基础，将从根本上铲除“私心”产生的土壤，系统性地培育出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劳动热情和全面发展需求的“新人”。
1.生产力飞跃与“四免福利”：奠定物质与心理基础
“四免福利”（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住房、基本生活资料免费供应）的实现，并非遥远的乌托邦，而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自动化、人工智能的普及将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幅缩短，物质财富充分涌流。这将产生革命性的心理效应：彻底消除生存焦虑。当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社会无条件保障时，他为之奋斗的目标将自然从“谋生”转向“生活”，从追逐私利转向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共产主义不可能”的悲观预期，激发对更高级社会形态的真正向往。
2.公平分配与激励机制：工分与“按需分配”的结合
未来的分配制度将是“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的辩证结合。
“基础卡”保障生存：用于领取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资料，实现事实上的“按需分配”，解决了生存问题。
“工分卡”激励劳动与发展：记录每个人的劳动贡献，用于兑换超出基本需求的、更高质量的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如高品级饮食、家装、服饰、艺术品等）。
这种设计精妙地将集体主义与个人激励相结合：
人们无需为生存而劳动，但为了获得更丰富的享受和更全面的发展，自愿参加每日2-3小时的生产劳动。
个人的幸福生活与共产主义大集体的繁荣深度绑定，激发真正的集体主义精神。
劳动工分与个人享受直接挂钩，持续激发劳动热情和创造力，避免“大锅饭”养懒汉的弊端。
或许有人会质疑，取消了货币和市场竞争，社会是否会失去效率和创新动力？这种担忧源于用私有制下的思维模式来想象公有制的未来。工分制度本身即是一种对劳动贡献的精确记录和激励。更重要的是，在基本生存焦虑被“四免福利”彻底消除后，人类的创新动力将主要源于兴趣、好奇心、自我实现和对集体做出贡献的荣誉感，而非单纯的金钱刺激。当今开源软件社区的蓬勃发展、维基百科的伟大成功，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超越货币激励的创新模型雏形。在共产主义条件下，这种“为热爱而创造、为贡献而劳动”的模式将成为普遍现象。
3.货币消亡与官僚体系的终结：铲除“私心”的制度温床
商品货币关系的消亡：“基础卡”和“工分卡”是记录按需分配，社会劳动及消费的凭证，而非一般等价物，无法储存和交换，从而彻底消灭了资本增殖的土壤。贪腐和寻租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管理模式的革命：由劳动者轮值组成的“劳模管理团队”取代了传统的官僚体系。管理不再是特权，而是一种荣誉和责任。管理者源于劳动者，期满回归劳动者，真正实现了“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精英与普通劳动者生活在同一起跑线上，“私心”的载体——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被消灭。
4.生活与劳动的新形态：走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劳动性质的变化：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是发挥自身创造力和实现自我的过程。集体化、组织化的劳动增强了社会联系和归属感。
生活方式的升华：在基本需求满足后，人们的生活重心转向享受、娱乐、学习和自我提升（上进化）。社会文化从消费主义转向创造主义。
榜样力量的良性循环：轮值劳模团队既是管理者，更是德才兼备的榜样。人们竞相学习他们的技能和奉献精神，形成一种积极向上、你追我赶的良性社会激励氛围。
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实在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力量能驱动人们必须自私自利？当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不再奖励自私，反而丰厚地回报合作、共享与创造时，一种新的人格——利他、共享、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将应运而生。
结论：人性可塑，制度为钥
从私有制下的“人人私心”到公有制下的“天下为公”，人性的表现天差地别。历史与现实雄辩地证明，人性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抽象物，而是特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所谓的“人性自私”，不过是私有制漫长历史阶段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烙印。
当前社会的道德困境，根源在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深刻矛盾。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塑造新时代的集体主义人格，绝不能仅靠道德说教，而必须立足于当下的过渡阶段，从根本上变革经济基础：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壮大国有企业；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缓解民众的生存焦虑；扭转“唯利是图”的价值导向，在全社会弘扬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这一系列举措，正是在为“公心”人格的复苏创造初步的经济与社会条件。
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它并不需要等待所有人都变成圣人。正如过去一个模范带头人能带动一片乡村一样，未来，一个建立在先进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将通过其内在的、强大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引导着每一个个体走向精神的升华与人格的完善。从今天到明天，我们改变的不仅是制度，更是人本身。而这，正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飞跃。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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