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泓：平台公有制归属确权之后，应该怎么办？

　　《谭 泓：基于富豪榜排名的平台所有权归属分析》一文，援引2025年福布斯富豪榜排名前10，完全或部分属平台高达5位、实体经济仅3位的失衡；援引国家数据与平台文件，平台企业仅有运营权；援引九位专家学者对平台公有归属论证；援引福耀玻璃曹德旺先生，“制度不完善，被你多赚了”的自我剖析与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同时，基于平台经济“形成基础”与“荒地开垦”确权法理，无可辩驳地印证着平台经济“归属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公有制属性。

　　那么，平台公有归属确权之后，应该怎么办？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应跟进如下具体措施。

　　一、确立平台国有性质，补缴国有资产归母利润

　　10月26日，国务院关于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国有资产最新“家底”公布。应将平台经济列入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同时，按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规定，国有资产归母利润应以“不低于30%的比例上缴利润收入”，补缴国家、上交国库。这是不容回避的必须承担的行政法规责任。

　　平台经济无论从形成过程还是从法理特征，所有权属于国家和全体人民，必须由国家统一管理。作为投资开发的平台企业，可以拥有优先有偿运营权和使用权，但是在实现盈利时便应同步缴纳国有资产“归母利润”，尤其当边际成本下降为零、规模报酬不断递增时，所产生的巨额年度利润以更应“不低于30%的比例”的归母利润上交国家，是法不容辞的行政规定。

　　二、开曼群岛注册非合规性，补缴应交的国家税收

　　开曼群岛是世界第四大离岸金融中心，由此成为避税天堂。1961年开曼群岛颁布《公司法》，将开曼群岛设为免税地区，公司税、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等全部免除。直接性造成平台利润转移，中国应征收企业所得税税基减少。同时，造成平台企业的个人股东20%个人所得税的流失。由此，出现2022年11个平台企业营业总额40923亿元，但是纳税总额仅为591.741亿元，不及华为一个企业的65.5%；纳税占营收比1.4458%，仅为华为纳税占营收比14.06%的1/10（见图1）。

　　【图1:2022年互联网公司纳税排名】

　　平台经济是国家基础设施和14亿人民共同创造的公有数据价值，理应为国家和全体人民创造基于现代科技的丰厚税收，却以私有占用并到开曼群岛注册避税。平台企业开曼群岛注册避税，是否具有合规合法性，需要整个法学界展开讨论。如果不具有合规合法性，必然需要补缴本应“属于国家和全体人民”的税收。尤其，伴随国际税收征管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税务机关能够便捷地获取开曼群岛注册企业的涉税信息，理应形成当期缴纳和前期补缴。

　　三、平台经济的社会性冲击，补缴经济负溢出税收

　　“溢出效应”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正向或负向的“正溢出”或“负溢出”影响效应。头部平台凭借对大数据、信息技术、金融资本的私人占用，长期维持“赢家通吃”的地位，部分平台抽成高达25-30%，不仅商户扣除佣金后到手利润微薄，而且对良性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均造成巨大损害。

　　平台经济不仅造成个体工商户闭店严重，而且使中小微制造企业产生严重的压价内卷。尤其，造成就业质量严重下降，平台经济产生的分拣员、快递员等低技能、高强度、低收入岗位，相对于实体店萎缩带走的采购、区域管理等中产职位形成对比，收入两极分化的严重性。同时，造成社区便利店、街边餐饮店等商业载体减少，城市烟火气和人文氛围消散。必然需要承担“负溢出”补偿性税收。

　　四、摈弃“去劳动关系论”，补缴社保补发超时工资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使用者之间建立的基本关系，新自由主义极力倡导“自由化”“去政府干预论”而形成“去劳动关系论”，造成2亿平台从业者90%以上失去五险一金，不仅牺牲劳动者60岁以后保命的钱和未来社会的潜在不稳定，同时社保当期支付日益艰难局面必须终止，像京东、顺丰一样“绝不外包、绝不规避劳动者社会保险”，同样是每一个平台企业义不容辞的法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平台企业与外卖骑手、网络主播、代驾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认定的指导性案例”，对于“劳动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及民事关系”等三种新就业形态予以准确界定。对于确立劳动关系者，劳动者8小时超工作时间，必须根据《劳动法》获得1.5倍、2倍、3倍工资，“算法盘剥”到了必须扔进耻辱的历史垃圾堆之时。

　　五、社会主义企业家伦理，到了必须觉醒与回归之时

　　平台经济企业家到了必须扪心自问：当6亿人月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元，13.22亿人占有财富仅为6.98%，头部平台巨头动辄4000亿、3000亿、2000亿、1000亿，日进1.49亿……是否具有基础合法性与基本合理性？是否合乎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科学劳动的根本规律？是否成为基于未来信心影响年青一代出生率的重要原因，是否已经背离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尤其，是否遵循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优秀企业家必须对国家、对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兴盛、人民幸福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动为国担当、为国分忧，正所谓’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平台企业“爱国情怀、守法诚信、社会责任”的社会主义企业家伦理觉醒与回归，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之时。

　　（作者系高校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