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被民族主义反噬的《澎湖海战》

　　电影《澎湖海战》未映先火，在网络舆论场引发了巨大争议。

　　影片讲述的是1683年清军水师提督施琅率军攻克澎湖、终结台湾明郑政权的关键战役，涉及台湾明郑是“孤忠”还是“割据”，施琅是“三姓家奴”还是“统一功臣”等敏感争议。

　　如果说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的推出是一步“妙棋”，那么电影《澎湖海战》的推出实在是一步“臭棋”，这不是在寻求民意的“最大公约数”，而是在增加民众的“情绪内耗”。

　　《澎湖海战》引发的舆论争议背后，反映的正是马列毛主义的式微，民族主义的悄然壮大，以及错误思潮的蔓延。

　　立足当下，台湾问题的历史起点是解放战争与新中国的成立，而非清朝乃至更往前的历史。

　　《澎湖海战》却要追溯清初的台湾问题，其背后张扬的正是“自古以来”之类的民族情绪，采取的是（中华）民族主义的叙事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能够占据舆论领导权，阶级学说可以清晰揭示民族矛盾产生根源的时候，这样的民族情绪张扬是可以被多数人辩证地理解和包容的：

　　郑成功收复台湾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抵抗清朝，并不是试图分裂国土，而是为了光复明朝。郑成功最大的功绩在于确保台湾归属中国，而反清复明、反抗民族压迫已经成为历史烟尘。

　　在清政府实行民族包容政策之后，郑经的抗清表面上继承了郑成功的斗争，本质上却是要分裂国土，不能和郑成功相提并论。同样的，施琅不能和吴三桂等人相提并论，他是反分裂的英雄。

　　然而，当阶级学说丧失领导权，民族主义情绪占据主导的时候，民族主义的叙事逻辑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最终必然要遭遇民族主义的反噬。

　　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满清入关当然没有历史进步性可言，入关给中原大地带来的是征服和杀戮：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清军屠川，在临清“尸骸如山若岭”，在南昌“降者亦杀，不降者亦杀”，在广州“城市居民，几无噍类”……一桩桩、一件件，可谓惨绝人寰。

　　站在被剥削阶级的立场，明朝到清朝的政权更迭，不过是不同统治集团之间的争夺与较量。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毛主席反复指出，历代封建王朝的覆灭，根本原因都是由于农民阶级无法忍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而奋起反抗。毛主席明确指出：“李自成推翻明朝，就是农民起义的力量。”

　　明朝的灭亡，首要原因不是关外的满清，而是明朝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自身的腐朽不堪导致劳动人民奋起反抗，终以李自成为代表的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朝的腐朽统治。

　　而满清的建州女真部落同样是明朝的臣民，明朝的封建统治之下，客观存在明朝地主集团对建州女真的民族压迫，这才激起了民族反抗，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被满清的统治集团窃取。

　　满清在南下的过程中，的确充斥着民族压迫与杀戮。抵抗满清最积极的反而是各地的农民和起义军，而北方的地主阶级早早地就投降媾和了（尤其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投降，更是农民起义军迅速失败的重要因素），南明小朝廷更是腐朽不堪。满清统治初期，广大农民遭受了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双重残酷压迫。

　　康熙时期，清政府开始实行相对正确的民族政策，极大地缓和了民族矛盾，尽管民族压迫依然存在——其存在的基础正是封建社会的阶级压迫。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的殖民主义统治，又是以封建主义作为社会基础。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政府，一面对外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一面对内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革命党人”选择将“排满”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以期“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无一例外。正如列宁同志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所概括的：“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那时的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刚刚从封建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蒙昧中逐渐清醒过来，尚无清晰的革命纲领；因为力量极其弱小，孙中山为首的先行者为了发动革命，很大程度上也不得不与鱼龙混杂的会党豪客结盟，而会党多是明末清初“反清复明”志士的后裔。

　　面对这样的“革命条件”，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提出的旧三民主义很难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排满”、“仇满”就成了当时的革命派所能拿出的通俗易懂的动员口号。就像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言：只有“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

　　“排满”口号最终在辛亥革命发生时，在国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反噬”。

　　据记载：

　　武昌起义“三天来杀旗人不下四五百人，横尸遍地，不及时处理，恐发生瘟疫”。武昌四大满姓家族都被杀害，其财产也被没收；

　　陕西革命党多隶属哥老会，仇满情绪很强烈，革命军在满城内逐户搜索，一些士兵又杀害了一些不必要杀害的旗兵及家属；

　　在太原，当地满城“被屠甚为惨烈”；

　　在福州，民军与旗兵的冲突也持续了三天，“旗兵及妇女投河死者数百人”……

　　民族仇杀对革命百害而无一益。针对这种现象，武昌的黎元洪亲自颁布告示：

　　“我们排满革命，只是推翻帝制统治，满族人民，俱是同胞，如无违反本革命军宗旨重大嫌疑事实，一律子以宽大，不得再肆妄行杀戮。犯者严惩不贷”。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孙中山等革命派提出，“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满汉矛盾已经解决，“反满”问题遂成过去。

　　对民族主义的借用，恰恰反映了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先天不足——没有正确的纲领，没有成熟的组织。这才遭致革命过程遭遇“排满”口号反噬，辛亥革命的果实最后也被军阀窃取。

　　反观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有清晰的纲领（共产主义），也有不断成熟的组织（列宁式的政党），如此才有了正确的民族政策。

　　中华民族的大融合是经过几千年才完成的，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充满了血与火，堆积了累累白骨。这血与火当然不应该去被歌颂，但历史的伤疤更没必要去反复揭开。

　　民族融合的过程在清朝已经基本成型，现代中国的疆域在清朝已基本奠定。而新中国无需背负民族融合的历史旧怨，所需要解决的就是消灭民族压迫的基础——阶级压迫，而阶级压迫的基础正是私有制。

　　新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消灭了剥削阶级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与团结。

　　进一步来讲，民族矛盾与地区矛盾有其相似性，“统一台湾”本应作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延续。

　　从资本主义产生至今，民族主义屡次被资产阶级用作转移阶级矛盾的工具，台湾岛内的独派也在干类似勾当。历史已经证明，能正确启蒙民众、消解民族主义的只有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正确地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无论是台湾地区人民反抗蒋介石专制统治的“二二八”起义，还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党地下战线在台湾地区人民的支持下所开展的斗争，亦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台湾岛内左统派的苦苦抗争与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哪怕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协助成立的台湾义勇队，都有大量可歌可泣的故事可以拍摄，没必要去碰《澎湖海战》。

　　《澎湖海战》舆论争议背后的“正统论”以及“满蒙非中国论”回潮，值得我们警惕。

　　毛主席反对“正统论”的观点，从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来评价清朝的思想方法值得我们继续学习。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指出明朝亡于农民起义；他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立场，超越传统的华夷之辨，客观评价了清朝在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方面的历史功绩；同时，他又辩证地指出清朝统治的双重性，尤其是其晚期的反动与落后。

　　执着于“华夷之辨”的民族主义者们，实际上却是完全背叛了中华文化，而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毒害。

　　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样的民族区别的观念，进一步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

　　对于“满蒙非中国”的观点，推销最积极的恰恰是日本的资产阶级学者；“崖山之后无中国”更是曾经直接为日本的“侵华史学”服务。

　　极端民族主义的回潮客观上是在撕裂国家认同，宣扬民族分裂，挑起群众内斗，为垄断资产阶级转嫁阶级矛盾服务。

    【文/子午，188金宝搏体育官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