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志：共产主义进程中政治职能的演化与消亡路径探析

　　引言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重要特征之一在于政治职能的逐步演化与最终消亡。该过程并非意味着管理层面的弱化或缺失，而是依托经济基础的重构、社会组织的转型与群众自治的深化，实现国家机器向社会自主管理的过渡。本文将从经济基础、治理结构、组织形态、法律实践以及主客观条件等多个维度，系统阐述这一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与实现路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的根本作用

　　政治职能的演化必须以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为前提。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其职能消亡必然以阶级对立的消失为基础。具体而言：

　　1.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全面建立：公有制将劳动者纳入统一的经济组织，人们享有同等分配权利，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带来的阶级分化。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使剥削无从发生，阶级对立趋于消解，国家作为阶级镇压工具的职能也因此逐渐弱化。

　　2.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市场经济通过竞争与私有制加剧个体间利益冲突，依赖国家权力进行调节。而计划经济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核心，通过资源统筹避免无序竞争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使个体利益趋于一致，促进商品和货币的消亡，进而推动国家职能逐渐淡化并最终退出。

　　3.熟人社会与相互监督机制：公有制将个体嵌入集体组织（如公社、集体经济单位），形成熟人社会网络。每个人的行为处于集体的激励与监督之下（如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的群众监督机制）。此类道德约束与互相监督，为国家机器的逐渐消解提供了群众基础与社会条件。

　　劳模轮值管理制度依托彻底的群众路线与鞍钢宪法的科学管理原则，兼具民主性、透明性与人民公仆属性，是政府职能转化后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

　　政府职能淡化与群众自治的推进

　　政府本质上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治—经济机制，而非纯粹的社会事务管理机构，其与镇压机关紧密关联。随着经济基础变革的完成，政府政治职能的演化需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1.政府逐步退出社会事务管理：

　　物资调度与生产分配职能移交专业化的“社会调度中心”（如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全国资源协调系统）。在群众自治全面建立之前，战略性决策职能可由各级党组织承担。常规生产、分工、分配、工分评定等事务管理权，则逐步移转至【共产主义劳模轮值管理团队】。该团队由群众推选的劳动模范、生产标兵、技术专家与党员代表组成，实行轮换机制，所有成员需扎根一线参与劳动，待遇与原单位挂钩，以此防范官僚阶层固化。

　　2.党的领导方式转型：

　　党组织不再依赖行政命令干预社会，而是通过先锋模范作用与崇高威信发起倡议、引导舆论，并通过参与轮值管理实现思想与行动的引领。例如，大庆油田的“工人自治管理”实践中，党员技术骨干带头攻关，有效替代了部分行政职能。

　　3.渐进式权力下放：

　　在政治觉悟与管理能力尚不完善的地区，可先从局部试点入手（如社区自治、工厂民主管理），通过典型示范逐步扩大群众自治范围。浙江“枫桥经验”表明，基层矛盾通过群众调解解决的成功率超过90%，远高于行政裁决效果。

　　政治职能的消亡标志着人类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社会共同体从对人的管理转向对物的管理与对公共事务的处理，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构成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一过程中，管理职能因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民主政治的全面展开反而会得以强化。

　　官僚主义外围组织的消解

　　实现国家职能的消亡，必须清除官僚主义的社会土壤，包括改造各类半官方组织：

　　1.改革政协、人大等机构：将其功能从议政转型为“社会智囊团”，逐步削减人员及剥离其财政依赖，淡化官方色彩，仅保留咨询建议职能，最终由全民公决等机制替代其决策角色。

　　2.工会与公益组织的去行政化：停止财政支付和编制属性，转变为基于志愿者和会员自治的民间组织。如德国工会通过自筹资金与自主管理，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无须政府干预。

　　3.文化体育活动的社会化：消除官方色彩，通过社区俱乐部、民间协会实现自我组织与管理。中国“广场舞自治”即为明证，显示群众能高效协调资源与制定规则，无需政府介入。

　　违法犯罪的群众化与本地化管理

　　法律强制职能的消亡需通过群众监督与本地化治理实现：

　　1.轻中度违法犯罪交由群众监管：

　　通过“道德法庭”（如中国农村的“村民评议大会”）对轻中度犯罪者采取公开检讨、群众集会、社区劳动等惩戒方式，借助熟人社会中的道德压力促进改造。历史数据表明，此类措施再犯罪率低于传统监禁。

　　2.中重度犯罪实行分散化管理：

　　将罪犯安置于封闭社区（如劳动教化营），由群众组织轮值监管，家属参与感化工作。古巴“开放监狱”模式表明，群众参与监管可使犯罪复发率下降40%。群众专政的主体为轮值管理团队，各级党组织负责总体把关，以防止治理水平滑向平均化。

　　3.教育预防优于惩罚：

　　通过“四免福利”（教育、医疗、养老、住宅）消除犯罪的经济动因。芬兰推行全民福利后犯罪率下降60%，印证了恩格斯“福利消解犯罪”的论断。物质丰裕、生存压力消失、人际关系平等，以及熟人社会与集体主义的精神纽带，共同构建了预防犯罪的坚实基础。

　　重审实现条件：生产力发展与“四免福利”的普及

　　政治职能消亡的根本前提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全民福利的实现：

　　1.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普及大幅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使民众能够广泛参与公共管理。依据马克思的“自由时间理论”，当每日必要劳动时间降至2–3小时，社会管理可完全由群众轮值承担。

　　2.“四免福利”的关键作用：

　　——免费教育提升公民理性参与能力；

　　——免费医疗减少健康焦虑所引发的社会冲突；

　　——免费养老解除后顾之忧；

　　——免费住宅消除资源争夺性犯罪。

　　北欧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已使政府职能侧重于服务而非统治，验证该路径的可行性。

　　3.全球化协作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可在一定国家内建成并进入高级阶段，但其进一步推进仍需依靠国际联合，以冲破帝国主义，打碎资本全球化的壁垒，助力第三世界实现政治与经济独立。

　　帝国主义的终结和第三世界的全面解放，是国家职能在全球范围内最终消亡的前提。中国在这一进程中肩负着为全人类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使命。

　　结论：迈向自由人联合体

　　政治职能的消亡，本质上是一个从“统治型政府”逐步转向“服务型平台”，并最终走向马克思所倡导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过程。这一转型绝非坦途，而是渐进与曲折并存，既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为根基，也离不开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它不会自动实现，更不可能通过“和平长入”的方式达成，必须依靠持续的社会斗争与自觉的政治实践，推动生产者走向自由而广泛的联合。

　　共产主义的实现不会一蹴而就。共产主义运动既有高潮，也难免遭遇低潮，甚至出现重大挫折。但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实践——无论顺利或艰难——都在为最终的人类解放积累现实力量和历史动能。唯有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变革，不断确立和巩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政治职能的演化与消亡才能逐步摆脱空想，从理论走向现实，最终成就一个真正自由、联合、共治的社会形态。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