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武军：共产主义实现路径的核心命题（第一篇）

　　共产主义实现路径的核心命题：“制度与人品”双轮驱动（第一篇·理论根基）

　　当我们谈论共产主义，往往会想起“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美好图景，却容易忽略这一图景背后，需要坚实的“制度基石”与鲜活的“人品灵魂”共同支撑。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而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正是构建“能孕育高尚公民的优良制度”与“能激活制度效能的高尚公民”——二者如同DNA的两条链，相互缠绕、彼此成就，构成了共产主义实现路径的核心密码。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制度与人品”逻辑

　　马克思主义从不将共产主义视为“空中楼阁”，而是强调其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双重基础上，这其中便蕴含着“制度与人品”的辩证关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人的品德（即“人品”）并非天生，而是在特定社会制度下形成的——封建制度下，“君为臣纲”的等级制度催生了“奴性”人格；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至上”的逻辑导致“极端利己主义”泛滥；而共产主义制度，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阶级剥削”的设计，从根本上消除了“人品异化”的土壤，让“为他人、为集体”成为人的自觉追求。这恰如种子与土壤的关系：优良的制度是“沃土”，能让“谦谦君子”的品德种子生根发芽；而缺乏制度支撑的品德培育，不过是“在石头上种树”，难以长久。

　　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强调“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的论述，本质是“制度变革”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必须依靠“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即具备“革命品格”的公民）来推动。没有列宁所说的“先锋队”（具备坚定信仰、无私奉献品德的革命者），俄国十月革命便无法成功；没有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品德坚守，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难以建立。这说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始终需要“人品”作为动力——就像机器需要发动机，优良制度的运转，离不开高素质公民的主动参与和维护。

　　这种“制度塑造人品，人品推动制度”的逻辑，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得到印证。恩格斯通过分析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演变指出，当制度无法适应生产力发展、无法培育符合时代需求的公民时，社会革命便会爆发，最终催生新的制度。而共产主义制度，正是“能持续塑造高尚公民、又能被高尚公民持续完善”的终极制度形态。

　　二、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制度与人品”认知：差异与融合

　　要更深刻理解“制度与人品”的核心地位，还需回望中西方思想史，从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中寻找共鸣与差异，最终看到共产主义理论对二者的超越与融合。

　　中国传统思想始终强调“人品优先”，将“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链，清晰地将“个人品德修养”（修身）置于“治理国家”（治国）之前，认为只要君主与官员成为“谦谦君子”，就能实现“仁政”。孔子推崇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主张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本质都是“人品决定制度效能”的认知。但这种思想的局限在于，它过度依赖个人品德，忽视了制度的约束作用——若遇昏君佞臣，“仁政”便会沦为空谈，如明末崇祯帝虽有“中兴之志”，却因缺乏完善的选官制度、监督制度，最终无法阻止官员贪腐，导致王朝覆灭。

　　西方思想则更注重“制度约束”，从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王统治”的构想，到近代卢梭《社会契约论》中“人民主权”的理念，再到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核心都是通过“规则”来规范权力、引导行为，认为“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这种思想的优势在于，它降低了对个人品德的依赖，通过制度刚性保障社会公平——如美国“水门事件”中，正是因为“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制度的存在，即便总统试图掩盖真相，也能被揭露和追责。但西方制度的缺陷在于，它往往将“人”视为“理性经济人”，默认人追求私利，忽视了“高尚品德”对制度的升华作用——如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政治”，即便有“三权分立”的制度约束，仍无法避免利益集团操控政治，本质就是缺乏“为公共利益牺牲私利”的品德支撑。

　　而共产主义理论，恰恰实现了中西方思想的融合与超越。它既吸收中国传统“人品培育”的智慧，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要求通过教育、文化引导，培育“谦谦君子”般的公民；又借鉴西方“制度约束”的理念，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设计，保障社会公平，防止权力滥用。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理论打破了“人品与制度”的割裂——它不再将二者视为“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强调“同步推进”：制度为人品培育提供条件，人品为制度完善注入动力，形成“良性循环”。就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人品建设）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制度建设）同步进行，既让公民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品德自觉，又让制度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刚性保障，二者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教训：缺乏“制度与人品”双轮驱动的理想困境

　　要真正理解“制度与人品”对共产主义的重要性，空想社会主义的失败案例是最好的“反面教材”。19世纪初，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曾提出建立“理想社会”的构想，却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核心原因便是忽视了“制度与人品”的协同。

　　欧文的“新和谐公社”实验最为典型。1825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购买土地，建立了一个“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公社，实行“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则。他坚信，只要建立“公平的环境”，就能培育出“高尚的公民”，进而实现理想社会。但事实却与他的预期相反：公社成员中，有人偷懒耍滑、不愿劳动，有人贪图私利、争抢物资，甚至有人因分配问题发生冲突。最终，“新和谐公社”仅维持两年便宣告解体。

　　究其原因，正是缺乏“优良制度”与“合格人品”的双轮驱动。一方面，公社没有建立有效的“劳动考核制度”“监督制度”，对“偷懒者”缺乏约束，对“勤奋者”缺乏激励，导致制度无法规范行为；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仍处于资本主义主导下，公社成员大多深受“利己主义”思想影响，缺乏“集体意识”“奉献精神”的人品基础，即便进入“公平环境”，也难以快速转变观念。欧文的失败证明，没有“制度约束”的“人品培育”是“空中楼阁”，没有“人品支撑”的“制度设计”是“空壳子”——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同时抓住“制度”与“人品”两个关键，缺一不可。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一方面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完善党内制度，规范党员行为（制度建设）；另一方面，通过“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培育党员的“奉献精神”“群众观念”（人品建设）。正是这种“制度与人品”的同步推进，让延安成为“革命圣地”，吸引了无数进步青年奔赴，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实践，恰是对“制度与人品”双轮驱动的早期探索，也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实现路径的正确性。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逻辑，到中西方思想的融合超越，再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教训与中国革命的实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优良社会制度”与“足量谦谦君子般的公民”，并非共产主义实现路径的“附加条件”，而是“核心前提”。没有这二者的协同，共产主义便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而有了这二者的双轮驱动，共产主义的理想之光，终将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照亮现实。

　　下一篇，我们将从历史维度出发，通过分析中国古代王朝更迭与现代国家发展的案例，进一步验证“制度与人品”对社会稳定与进步的决定性作用，探寻共产主义路径的历史规律。

　　史武军

　　2025.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