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志：我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条件下创新驱动力的革命性转换

　　为人类而创新：共产主义条件下创新驱动的革命性转换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一论断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具有真理性。然而，创新的目的、动力源泉及其社会后果，却深刻地烙印着特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创新主要受资本增值逻辑的支配，其最终目的在于创造剩余价值，这导致了创新成果的异化——本应普惠人类的技术进步，时常成为加剧社会分化、生态危机乃至国际冲突的工具。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扬弃，其条件下的创新驱动机制必然发生一场深刻的、革命性的转换。这场转换的核心，便是将创新的主体、目标和激励方式，从“为资本增值”彻底扭转为“为人类福祉”，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真正进步。本文基于共产主义提出的五大动力源泉，系统论述这一革命性转换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一、集体主义精神：创新动力的伦理基石与氛围再造

　　首先值得深入探讨的是“集体主义精神”，这一理念切中了共产主义创新驱动最本质的特征。这并非一种外在的强制，而是内化于心的伦理自觉和共同价值追求。

　　1.从“私利竞争”到“共同体利益”的范式转变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创新，尽管也存在合作，但其根基是私有制和市场竞争。创新主体（企业、个人）如同孤立的原子，在“赢家通吃”的丛林法则下，彼此关系以竞争为主导，甚至演变为恶性竞争、技术封锁与信息壁垒。这固然能激发部分效率，但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如重复研发）和人性压抑（如“996”异化劳动）。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集体主义，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这意味着创新的物质条件归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所有，创新的目标直接指向共同体的共同需要。此时，个人的智慧与才华不再是谋取私人利益的独占性资本，而是贡献于集体事业的宝贵资源。正如昔日在集体单位中的体验，“领导干部带头苦干”，“大家充满干劲”，“你追我赶”，这种劳动氛围的实质是在共同目标指引下的良性互动与协同增效。它不是竞争的消失，而是竞争性质的改变：从“零和博弈”的排他性竞争，转变为“争先恐后为集体做贡献”的奉献型竞赛。此时的“你追我赶”，追赶的是贡献度，是劳动的光荣，是实现自我社会价值的高度。对此，一些自私心重的人可能理解不了。

　　2.“集体大脑”的效能倍增效应

　　现代科技创新日趋复杂，任何重大突破都绝非一人一力所能及，必须依靠跨学科、跨领域的紧密协作。集体主义为这种协作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在共同的理想和价值观凝聚下，创新者之间能够打破门户之见和利益藩篱，实现知识、数据和思想的充分共享，形成一个强大的“集体大脑”。新中国在“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辉煌成就中，展现出的正是这种“大力协同、集体攻关”的优越性。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为了一个共同的国家使命，隐姓埋名，无私奉献，形成了无与伦比的创新合力。

　　在共产主义阶段，这种模式将从国家主导的特定项目，拓展为全社会范围的常态。基于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生产者自由联合体可以更高效地识别社会需求、整合智力资源、组织研发力量。每一个有志于创新的人，都能在集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其创造性能量都能被导入对社会有益的渠道。集体为单位提供的稳定感和归属感，也极大地消除了创新者的后顾之忧，使其能更专注地投身于创造性劳动之中。因此，集体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它塑造了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创新生态，使个人价值在集体价值的实现中得到极致升华。

　　二、制度认同：创新行为的持久内驱与道德自律

　　其次，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看，“制度认同”构成了共产主义创新驱动的另一重要维度，揭示了其可持续性的来源。

　　1.公平正义作为社会认同的基石

　　资本主义的激励制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物质刺激，但其社会本身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机会不公，这种制度性缺陷不断侵蚀着社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躺平”和“内卷”现象并存，正是部分劳动者对异化劳动和渺茫上升通道的消极反抗。

　　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彻底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了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保证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尊严与发展权利。当人们普遍相信这个制度是公正的，相信劳动成果能够被公平地分享，相信通过诚实和创新的劳动能够赢得社会的尊重和自我实现时，便会从内心生发出对制度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会转化为维护制度优越性的自觉行动。

　　2.从“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的动机升华

　　在制度认同的背景下，劳动和创新不再是迫于生存压力或金钱诱惑的被动选择，而成为了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语）。人们认识到，个人的努力与整个社会的繁荣、与自身的长远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偷懒、不思上进”不仅会受到外部制度的软性约束（如受到排斥），更会受到自我内心的道德谴责——它意味着对集体事业的懈怠，对自我价值的放弃。

　　这种基于高度认同的内驱力，远比任何外部强制都更持久、更强大。它使得创新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和道德追求。无论个人天赋和能力如何，每个人都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争取做到好成绩”，争相为社会的知识宝库和技术进步添砖加瓦。整个社会因而形成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正向循环。创新不再仅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专利，而是体现在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岗位上，即所谓的“群众性技术创新”。制度认同由此构建了创新驱动最广泛、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

　　三、多劳多得与价值认可：创新回报的精准量化与社会反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共产主义时代并不强调平均主义”。按需分配保障基本生存与发展，而按劳分配（在高级阶段以前及其过渡时期尤为重要）则用于激励劳动和创新。文中提出的“劳动工分制”设想，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将创新劳动量化的方案。

　　1.“劳动工分”：衡量创造性劳动价值的尺度

　　该设想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超越资本主义货币体系的、更直接反映劳动价值（尤其是质量）的评价系统。社会平均工分值（如10分）保障了基本发展与享受资料的获取，在按需分配基础上同时体现多劳多得的底色。而对创新劳动和优秀劳动给予1.5倍甚至2.0倍的工分奖励，则至关重要，且比货币工资制更简洁、明晰：

　　——它体现了社会公正：复杂劳动、创造性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理应获得更高的回报。这避免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陷阱，后者只会挫伤积极性，扼杀创新。

　　——它提供了清晰透明的预期：创新者可以明确预见到其努力将获得的社会认可和物质回报（更多的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这构成了强大的正向激励。

　　——它引导劳动方向：通过工分值的设定，社会可以清晰地传达其鼓励什么、需要什么，从而将劳动者的努力引导至最关键、最前沿的创新领域。

　　2.从“资本定价”到“社会定价”的价值革命

　　在资本主义下，一项创新的价值主要由其市场利润（资本增值能力）来决定，这可能与社会真实价值严重背离（如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可能价值巨大，而一款救命药的定价可能极高却非因其劳动价值）。

　　共产主义语境下的“工分”评价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由社会（通过民主协商和技术评估）对劳动价值进行直接评价的机制。一个“国家级重大创造性成果”获得2.0的工分值，不是因为它能带来多少利润，而是因为它解决了重大的科学难题、满足了人民的关键需求、推动了文明的进步。这种价值评价方式的革命性转换，确保了创新活动始终服务于人的真实需要，而非资本的虚幻增殖。值得一提的是，普通分值（1）与最高分值（2）之间并不存在巨大的利益鸿沟，既为人们认同，又激励着创新。

　　四、荣誉与象征性奖励：创新精神的崇高礼赞与社会尊崇

　　除了物质层面劳动工分的奖励，文章所列举的荣誉性奖励——高品质住宅、金质奖章、“光荣之家”称号、媒体宣传——同样不可或缺。它们满足了人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是对创新者的崇高礼赞。

　　1.满足对荣誉感和尊严的内在需求

　　人不仅有物质需求，更有对社会认可、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一枚印有伟大革命导师头像的金质奖章，其象征意义远超出其金属价值。它代表着创新者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最高肯定，其名字与人类进步的伟业联系在了一起。“共产主义光荣之家”的称号，则将其荣誉感延伸至家庭，使创新者的家人也共享这份荣耀。这种精神上的满足感和自豪感，是纯粹物质刺激无法替代的持久动力。

　　2.塑造榜样与引领社会风尚

　　通过共产主义自由媒体（由人民自己运营的、非商业化的信息平台）宣传先进事迹，其目的并非制造“明星”或“偶像”，而是树立学习的榜样。让创新英雄成为“男女青年心仪的对象”，意味着社会推崇的不再是资本大亨或流量明星，而是那些用智慧和汗水为人类做出实质贡献的劳动者。这有助于在全社会，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形成崇尚科学、热爱劳动、献身集体的健康价值观，为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地培养后备人才。

　　五、警惕与边界：坚决防止特权化与创新异化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怎样奖励，都要避免特权化”，这是保证共产主义创新驱动健康发展的生命线。一旦奖励蜕变为固化的、世袭的特权，就意味着新的不平等和剥削关系的萌芽，是对共产主义原则的根本背叛。

　　1.奖励与特权的本质区别

　　奖励是对过往杰出贡献的一次性或阶段性的承认和回报，它不应成为未来不劳而获的资本。

　　特权则是可以持续获取超额社会产品的制度化权力，且往往具有封闭性和世袭性。

　　因此，必须从制度设计上严防死守：

　　——奖励的非继承性：奖章、称号荣誉属于个人，不能直接转化为子女的入学、工作的特权。高品质住宅的使用权可与贡献挂钩，但其产权仍属社会，不可继承。

　　——权利的普遍平等性：任何奖励都不能破坏在基本政治权利、发展机会（如教育、医疗）上的绝对平等。创新英雄的子女与其他人的子女享有完全平等的起点。

　　——民主监督与透明化：奖励的评定标准、过程和结果必须完全公开，接受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监督，防止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自我赋权的“科技官僚特权阶层”。

　　2.不忘初心：创新为了人的解放

　　所有的激励措施，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新本身不是终极目的，而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因此，必须时刻警惕创新本身的异化：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不能使创新成为一种新的压迫性力量（如技术监控），更不能让创新者因其贡献而凌驾于他人之上。共产主义的创新，始终应该是人性化的、生态友好的、朝向解放的。

　　结论：迈向一个为人类而创新的伟大时代

　　综上所述，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创新驱动，是一场从动力源、目标到激励方式的全面革命。它摆脱了资本逻辑的桎梏，植根于集体主义的协作伦理，强化于对公平制度的内心认同，精准量化于“多劳多得”的工分体系，升华于社会尊荣的精神礼赞，并时刻以防止特权化为警戒线。

　　这套体系并非乌托邦的空想，而是对资本主义创新模式内在矛盾的克服与超越。它真正将创新从少数资本精英的牟利工具，转变为社会大多数人服务的伟大力量；从加剧社会分裂的根源，转变为增强社会凝聚的纽带；从一种异化的、疲于奔命的活动，转变为一种自由的、充满乐趣的创造性实践。

　　历史与实践证明，这样一种积极、健康、明亮的激励体系，必将引导社会资源涌向最具潜力的领域，激发每一个劳动者的创造热情，从而“对整个社会起着很好的正面引导作用”。相比资产阶级“金钱至上”所带来的短视、浪费和道德沦丧，共产主义的创新驱动模式无疑更加高明，更加持久，也更加人道。它最终引领我们迈向的，是一个真正“为人类而创新”的伟大时代，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创新正是筑就这一光辉彼岸的桥梁。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