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的词典里，“垄断”是贪婪与压迫的代名词；而在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中，这一概念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它指向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统一规划、统筹协调、科学管理。资本主义的“反垄断”与共产主义的“促统筹”，体现着两种制度下生产关系的根本对立，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不同路径选择。
正本清源：资本主义“垄断”的本质与“反垄断”的虚伪性
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垄断”，其核心目标赤裸而明确：攫取稳定的、最大化的超额利润。当少数资本巨头通过兼并、挤压、技术壁垒或政策寻租等手段，扼杀了市场竞争，控制了某一行业或产品的生产与定价权，它们便拥有了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利器。垄断价格远高于竞争性价格，垄断利润则是对社会总财富的畸形掠夺。
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与行动（如美国历史上的拆分标准石油、AT&T等），其驱动力并非出于维护“公平竞争”的崇高理念，而是资本集团内部激烈博弈的产物：
1.挑战者对既得利益的分割诉求：新兴资本或未进入该领域的其他财团，不甘心巨额利润被少数寡头独吞，企图通过“反垄断”打破壁垒，分得一杯羹。
2.中小资本对生存空间的绝望挣扎：被垄断巨头挤压得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寄希望于“反垄断”获得喘息之机。
3.缓和阶级矛盾与社会压力的策略性工具：当垄断引发的社会不公（如物价飞涨、民生凋敝）积累到可能威胁统治秩序时，统治阶级需要“反垄断”这剂止痛药来安抚民众，转移矛盾。
因此，资本主义的“反垄断”，实质是不同资本派系之间围绕利润蛋糕再分配的角斗场，是“狗咬狗”的内部斗争，其目的绝非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有效率的经济体系，而仅仅是调整分赃的比例和方式。它无法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这一根本矛盾所必然导致的周期性危机和财富集中。
重构逻辑：共产主义的“统筹”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
共产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摒弃了“垄断”这一带有私有制原罪的词汇，代之以“统一”、“统筹”、“计划”等概念。这绝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体现。在公有制基础上，对关键行业和产品实施高度统一的管理，是历史的进步和内在的要求：
1.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逻辑延伸：当矿山、油田、电网、铁路、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归全民或集体所有，其运营管理自然需要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机构（国家或集体组织）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调度。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与公有制的本质相悖。
2.社会化大生产的最优组织形式：现代工业体系和科技发展具有高度复杂性和系统性。统一生产（避免重复建设、优化产业布局）、统一分配（确保资源按社会需求合理配置，保障基本民生）、统一定价（消除市场投机和价格波动对生产生活的冲击，维护社会公平）、统一科技攻关（集中力量突破核心技术瓶颈）——这种高度统筹的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地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无政府状态造成的巨大浪费（恶性竞争、产能过剩、重复研发），实现人力、物力、财力的最优配置和利用效率的飞跃式提升。
3.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的保障：统筹管理的核心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社会的长远发展，而非追求少数人的超额利润。它使得国家能够集中资源办大事（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尖端科技研发、应对自然灾害、保障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根据社会整体需要而非短期利润信号来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进步。统筹的范围越广、程度越高，计划经济的科学性和执行力就越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越能得到充分发挥。
4.通向按需分配的阶梯：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当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时，高度成熟的统筹体系将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提供坚实的运行基础和管理经验。从“统一”到“按需”，是一个自然的历史演进过程。
结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下，关键行业和产品的“统筹”（所谓“垄断”），是公有制优越性的体现，是科学计划经济的基石，是通向更高社会形态的必由之路。这种“垄断”，是“多多益善”的。它覆盖的领域越广，意味着纳入全民所有制、接受科学计划管理的经济基础越雄厚，社会主义建设就越顺利。
批判反思：社会主义国家错误“反垄断”的根源与危害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践中，受到西方经济学理论影响或迫于短期压力，盲目引入资本主义的“反垄断”概念和做法，是严重的定位错误和历史倒退，根源在于：
1.理论上的迷失：未能深刻理解资本主义“垄断”与社会主义“统筹”的本质区别，混淆了两种所有制下的不同经济规律。将社会化大生产必需的统一管理，错误地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寡头独占。
2.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妥协：迷信“市场竞争万能论”，认为只要引入多个竞争者，就能自动提高效率、降低价格、惠及民生。忽视了公有制基础下，人为制造“竞争主体”带来的巨大内耗和制度成本。
3.对自身制度优势的不自信：在官僚主义、政策错误导致的暂时困难或外部压力下，对计划经济的科学性和统筹管理的优越性产生动摇，转而向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寻求“药方”。
这种错误“反垄断”带来的危害是巨大且深远的：
巨大的资源浪费：典型案例即中国通信行业人为拆分形成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足鼎立”。为了营造“竞争”假象，三大运营商在基础设施（如铁塔、光缆）建设上展开疯狂重复投资。据估算，全国通信铁塔重复建设率一度超过60%，浪费资金高达数千亿元人民币。同样的基站覆盖区域，资本主义国家通常由1-2家共享，而中国则需要3套独立系统，这是对国家财富和人民血汗的惊人挥霍。在电力、能源、交通等领域，类似的重复建设浪费触目惊心。
削弱宏观调控能力，阻碍产业升级：多头竞争导致企业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进行大规模、长周期的核心技术攻关（如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数控机床）。资源分散在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和内斗中，严重拖累国家整体科技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
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长远利益：表面上的“价格战”往往伴随着服务缩水、套餐陷阱、恶性挖角等乱象。竞争主体为短期市场份额，可能忽视普遍服务义务（如偏远地区网络覆盖），损害社会公平。从长远看，这种低效竞争消耗的资源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和社会。
动摇公有制主体地位：在“反垄断”旗号下，一些本应统一管理的战略行业被拆分、部分私有化或引入大量非公资本，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国家对关键领域控制力下降，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开方便之门。
政府在定价权上的重大失职：尤为错误的是，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如水、电、气、粮、油、药品、公共交通）领域，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主动放弃定价权，将其交给所谓的“市场”决定。这是向资本主义经济的严重妥协，是放弃社会主义政府基本职责的重大不作为。其结果必然是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导致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波动剧烈甚至失控，直接损害最广大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侵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社会主义政府必须牢牢掌握这些领域的定价权，根据生产成本、社会承受能力和宏观调控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定价，确保民生底线和社会稳定。其实在面向公众的许多行业，只要掌握了定价权，就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垄断”。
结论：坚定方向，强化统筹——走向更高形态的必由之路
共产主义对行业和产品的看法，超越了资本主义“垄断-反垄断”的狭隘框架。它要求我们：
在理论上正名：旗帜鲜明地为社会主义的“统筹”管理正名，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垄断的本质及其“反垄断”的虚伪性。明确“统筹”是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与制度优势。
在实践上强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不断扩大和深化对关键行业、基础产业、公共服务、战略资源等领域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统一标准、统一服务。这绝非“垄断”，而是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形态和资源配置方式。要坚决避免为追求形式上的“竞争”而人为制造分割和重复建设。
在定价权上担当：社会主义政府必须牢牢掌握关系国计民生重要产品的定价权，这是保障社会公平、维护政权稳定、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核心职责之一。放弃定价权就是放弃责任。
在目标上明确：不断扩大“统筹”的范围和深度，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行业和产品被科学地纳入全民所有制的轨道，意味着计划经济的基础日益坚实，意味着我们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想更近一步。
因此，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征程上，科学、高效的“统筹”管理，必然是“多多益善”。它承载着消除浪费、实现公平、集中力量、推动进步的历史使命，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不可或缺的制度利器。任何背离这一原则，盲目效仿资本主义“反垄断”或放弃政府定价职责的行为，都是对社会主义事业根基的动摇，必须予以坚决的批判和纠正。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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