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传志：共产主义时代的懒汉消亡之谜

　　——论劳动如何成为自由与尊严的凯歌

　　“大锅饭，出懒汉”的论调，犹如一层厚重的历史尘埃，模糊了我们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清晰认知，更遮蔽了共产主义时代劳动本质的革命性变革。懒惰，绝非植根于人类本性的痼疾，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关系扭曲、劳动异化的苦涩果实。当共产主义扫除剥削制度的阴霾，重塑劳动的意义与价值，懒汉赖以滋生的土壤将被彻底铲除，代之而起的是人人以劳动为荣、以创造为乐的崭新图景。

　　一、正本清源：破除“大锅饭出懒汉”的历史迷思

　　所谓“大锅饭出懒汉”的流行叙事，往往是对复杂历史现象的简单化误读。其根源，常在于”管理者的特权异化与分配不公对群众积极性的严重挫伤“。

　　干部特权的腐蚀效应：当少数干部脱离劳动，高高在上，甚至利用职权“多吃多占”、搞特殊化（如小岗村部分干部所为），这种特权行径本身就是对“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原则的背叛。目睹不公的群众，其不满情绪极易转化为对集体劳动的冷漠与消极抵制。“懒”的表象下，涌动的是对特权和不平等的无声抗议。这种因管理腐败导致的局部消极现象，被错误地归结为“大锅饭”制度的必然恶果。

　　榜样的力量：王振喜、陈永贵们的启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干部如王振喜（大庆油田“铁人”精神的践行者）、陈永贵（大寨精神的代表）般身先士卒，与群众同甘共苦，“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真正成为劳动的表率时，群众的热情便如火山般喷发。大寨人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创造的奇迹，大庆人在荒原上“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情，无不证明：在干部作风正派、干群关系融洽、分配相对公平的环境中，蕴藏着改天换地的集体伟力，懒汉几无容身之地。“大锅饭”本身并非懒汉的温床，管理者的作风与制度的公平性才是关键变量。

　　二、劳动革命：从谋生桎梏到生命华章

　　共产主义时代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在于劳动本身性质的革命性升华。劳动挣脱了作为“谋生手段”的沉重枷锁，升华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和实现生命价值的自由创造。

　　劳动主体的全民化与精英的消融：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劳模”与“生产标兵”将取代了旧时代的“脱产官员”，成为社会真正的楷模与管理者。教授在实验室创新之余参与田间技术指导，作家在创作间歇体验工厂生活汲取灵感，艺术家用双手参与社区美化…“劳动”成为所有社会成员共享的身份标识和荣耀徽章。当脑力与体力劳动的鸿沟被填平，当管理者首先是优秀的劳动者，那种脱离劳动的特权阶层及其滋生的“官老爷”心态彻底失去了土壤。

　　劳动价值的深刻重构：劳动不再是异己的、被迫的苦役，而成为个体”确证自身能力、实现自我价值、拓展精神疆域、提升思想境界的根本途径“。在创造性的劳动中，人们感受到智慧的火花、协作的愉悦、成果的满足，以及对自身作为历史创造者主体地位的深刻认同。这种内在驱动的满足感与成就感，是任何外部强制都无法比拟的强大动力，从根本上消解了逃避劳动的意愿。”劳动，由此成为自由自觉的生命表达和精神充盈的源泉。“

　　三、技能熔炉：锻造全面发展的新人

　　共产主义时代的教育，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彻底打破“学用分离”的旧式教育窠臼，将“知识学习、技能培养、社会实践熔铸于一体”，从根源上铲除“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懒汉基础。

　　知行合一的终身教育：从孩提时代起，学习就不再局限于书本。小学生跟随父母走进工厂车间，感受机器的律动；深入果园田野，体验播种与收获；参与社区服务，理解协作的意义。“家家如此，代代相传”，劳动技能的习得与劳动观念的培养如同呼吸般自然。学校、家庭、社会共同编织起一张紧密的技能传承与实践网络。

　　“多面手”的普遍养成：社会鼓励并创造条件让每个人掌握多种生产技能和手艺，从青少年开始人们就争相学艺。一个优秀的程序员可能同时是园艺好手；一位出色的医生也可能精通机械维修。“一专多能”成为新人的普遍特征。这不仅增强了个人适应不同劳动岗位的灵活性，更在持续学习新技能的过程中，不断激发对劳动世界的好奇与探索欲，使“惰性”无处滋生。劳动技能的多样化，本身就是对生命广度与深度的不断开拓。

　　四、荣光与爱慕：劳动成为最耀眼的勋章

　　在共产主义时代的社会风尚中，劳动的价值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社会评价体系与情感联结，都深深打上了“劳动光荣”的烙印。

　　劳模：时代的偶像与爱情的磁石：劳动模范、生产标兵、技术能手，取代了旧时代的明星富豪，成为青年男女由衷敬佩和热烈追求的对象。他们的智慧、汗水、创造力和奉献精神，闪耀着最迷人的人格光辉。“劳模轮值管理团队成员”的身份，更是无上的社会荣誉与责任担当的象征。在这样的氛围下，一个怠惰者不仅难以获得社会尊重，更会在婚恋市场上备受冷落。青年男女普遍以积极向上、勤奋进取为美德，懒散懈怠被视为缺乏责任感、进取心和生命活力的表现，自然难以获得真挚的情感认同。

　　集体荣誉感的强大驱动：社会普遍洋溢着崇尚劳动、争当先进的积极氛围。在车间、在实验室、在田野，人们不仅为自己而劳动，更融入为集体荣誉、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洪流。这种建立在共同目标和高尚情操基础上的集体荣誉感，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正向压力场和激励场，使懈怠者感到格格不入，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振作起精神，融入奋进的集体一同前进。

　　五、科技赋能：劳动负担的历史性消解

　　共产主义时代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特别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全面深度应用，将人类从大量繁重、重复、危险的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

　　劳动时间的革命性缩短：普遍的、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成为历史。高度自动化的生产体系承担了绝大部分基础性工作。社会成员每日的必要劳动时间被压缩至2-3小时，甚至更短。这不再是旧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漫长煎熬，而是节奏合理、强度适中、充满创造性和协作性的活动。

　　劳动形态的深刻转变：人们主要从事的是需要高度智慧、创造力、审美能力和情感投入的复杂劳动：科学探索、艺术创作、精密设计、个性化服务、社会管理、教育传承等。劳动过程本身充满挑战性、趣味性和成就感。即使是所谓“先天性懒虫”，面对这样时间短、强度低、且富有意义和乐趣的劳动，坚持参与也并非难事，更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感。

　　六、激励的艺术：工分兑换与按需分配的和谐二重奏

　　共产主义时代的分配制度，并非简单化的绝对平均主义。它在保障基本需求无条件按需分配的前提下，巧妙地运用“劳动贡献凭证”（工分）机制，为追求更高生活品质提供正向激励。

　　工分：记录荣光的数字勋章：工分，是个人劳动数量、质量、复杂程度和创新价值的数字化体现。每天的辛勤付出，都实时转化为工分值“充值”到个人账户。它不是货币，不可流通、不可继承、不可用于剥削，其唯一功能是兑换超出基本保障范围的高品质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如享受精美食品、定制化的精美服饰、设计独特的家居、顶级的视听设备、专属的文化艺术体验、深度的教育培训机会、特别的旅行服务等。

　　持续的动力源泉：工分兑换机制的存在，清晰地建立起了“劳动付出—贡献认可—品质提升”的正向反馈链条。它尊重个体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为其实现提供了基于自身努力的光明路径。这无疑对激发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和追求卓越的精神，提供了持续而强劲的内在动力，使“多劳”与“多得”（在享受层面）和谐统一，为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注入新鲜活力。

　　七、家庭荣光：五好家庭的劳动竞赛场

　　社会评价体系深入到家庭细胞层面。“五好家庭”的评选，其核心标准深刻体现了共产主义时代对劳动价值与全面发展的崇尚：

　　知识有多广？——崇尚终身学习，知识渊博。

　　技能有多高？——掌握核心技能，技艺精湛。

　　手艺有几种？——学成多种手艺，争取全面发展。

　　“工分”有多少？——劳动贡献突出，记录卓越成果。

　　“标兵”有没有？——家庭成员中是否有行业标杆、模范人物。

　　这样的评选标准，将家庭的荣誉与成员的劳动态度、技能水平、贡献大小紧密绑定。成为“五好家庭”，是社区内极高的社会荣誉。这不仅激励着每个家庭成员不断提升自我、积极劳动、争当先进，也在家庭内部形成了一种互相督促、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懒散怠惰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将倍感压力，甚至无地自容。家庭，成为了抵制懒惰、培育勤劳风尚的坚实堡垒。

　　结论：懒汉的黄昏与劳动的日出

　　共产主义时代拒绝懒汉，绝非依靠道德说教或强制手段，而是通过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摧毁特权滋生的温床，让干部回归劳动者本色；重塑劳动的本质，使其升华为自由创造与生命价值的源泉；推行知行合一的教育，锻造掌握多种技能的全面发展新人；树立劳动至上的社会风尚，使劳模成为偶像，勤奋赢得爱情；借助科技伟力，将劳动时间压缩至轻松可承受的范围；设计精巧的激励制度（工分兑换），在保障基本需求的同时尊重对卓越的追求；并通过“五好家庭”等荣誉体系，将劳动光荣的价值深入每个社会细胞。

　　在这一系列社会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懒惰失去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社会土壤、文化氛围和个体心理动因。劳动，不再是压在肩头的重担，而是握在手中的画笔，供每个人挥洒才华、描绘生命、创造价值、赢得尊严。共产主义时代的劳动者，是真正自由、自觉、自豪的创造者。在这样的时代洪流中，寻找一个纯粹的“懒汉”，注定如同在阳光普照的清晨寻找黑夜的魅影——徒劳无功。当劳动的凯歌响彻云霄，懒汉的黄昏便悄然降临，取而代之的，是人人以勤劳为乐、以创造为荣的壮丽日出。

　　【文/郭传志，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