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隽：在纪念毛主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发表70周年座谈会暨知青史志编纂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首先感谢靳建疆主任牵头召集这个座谈会暨研讨会，使我们新朋老友有机会相聚在一起。原来我只是想看看大家，并不准备发言，不曾想，这“70年”的字样触动了我的情思，就耽误大家一些时间，说点心里话吧！

　　70年前，毛主席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写了编者按：“……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一著名按语发表后，短短几年间，全国各地就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回乡、下乡，奔赴农业第一线，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据不完全统计，自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仅仅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就有100多万。

　　万事开头难，那时能有100多万城市知识青年自愿选择下乡上山，其中多数又是下乡插队，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想当初，我们立志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型农民，都是冲破重重阻力，破除旧思想、旧习俗的束缚，才告别了舒适的都市生活，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在农村，我们与回乡青年和农民朋友一道，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移风易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推广农业新技术，试种新品种，进行科学试验……不仅自身经受了锻炼、收获了成长，也为改善生产条件，发展农业生产，壮大集体经济，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一支不可多得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无论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主席一直认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也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的根本途径。五四运动的正确方向，就是坚持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对于我们当年知青来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那不是口号，而是行动指南和精神动力。由于毛主席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就高瞻远瞩地提出要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所以党中央、国务院把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看作是国家大事来抓，要求各级党政组织，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事业，做出长期规划，并提出，要“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各级也都理解了，这里所说“负责到底”的“底”，就是让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 到1965年，已有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周总理兴奋地说：现在，上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而且多数都稳住了，这就是很大的成绩。当年毛主席指挥百万雄师下江南，解放了新中国。今天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是在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的1962年高中毕业的，那年我毕业考试门门满分，一门心思报考北大，而且当时的高中生，只要是非农业户口，即使考不上大学也都给安排工作，可是非农业户口的学生要想下乡，却还没有组织安排，所以，我响应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决心放弃高考下乡务农，还是费尽周折才联系到了窦家桥村，在那儿插队落户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初高中阶段我们学习的榜样，其中就有50年代初回乡、下乡的徐建春、王培珍和邢燕子。徐建春大姐是1950年回乡的高小毕业生，王培珍大姐是1957年下乡的高中毕业生，邢燕子大姐是1958年回乡的初中毕业生。尤其是天津南开女中高中毕业生王培珍，她下乡插队的事迹，特别打动我心。下乡一年后，我有幸和邢燕子、王培珍以及铁姑娘张秀敏一起参加团地委召开的农村先进青年代表座谈会，与三位大姐成了知心朋友。这张1963年11月28日的《中国青年报》头版刊发的照片和说明，就报道这条消息。

　　两年后的1964年3月，我参加河北省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刘子厚同志接见了我们24位回乡、下乡的知青代表，并把王培珍、赵耘、柏玉兰、刘英杰和我请上大会主席台，向与会同志做介绍。这是我们在主席台上的照片，光线较弱，清晰度不高，但辨识度还可以。

　　左起：刘英杰、王培珍、赵耘、侯隽、柏玉兰。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赵耘大哥，他是1957年初中毕业下乡的，那次会上赵耘大哥还作了大会发言。这张1964年4月1日的《河北日报》报道了大会闭幕的消息，还特别提到：“回乡知识青年学习赵耘，立志建设新农村，作有觉悟有知识的新式农民”。

　　1964年6月我出席团九大，则见到了更多50年代和60年代初回乡、下乡的先进知青代表，也第一次见到徐建春大姐。会议期间，有记者把出席会议的6位知青代表集中到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

　　这张照片大家应该不陌生，右起：天津赵耘、江西宋喜明、陕西韩志刚、北京侯隽、上海张韧、江苏董家耕，3个是50年代下乡、回乡的，3个是60年代下乡、回乡的。宋喜明和韩志刚都是1957年高中毕业回乡的，张韧和我同年出生，同年高中毕业，我是没考大学，她是已被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录取后，又下乡到安徽插队的。董加耕大哥是1961年高中毕业回乡的，曾和赵耘大哥一起，并称为“南耕北耘”。那个年代下乡上山的人数与之后的上山下乡运动相比虽然还较少，却也引领了一代新风，其产生的道德效应和社会影响都是空前的。

　　说那么多我最早结识的知青代表，只是想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际出现在上世纪的50年代初，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从1955年就在各地开始启动，1962年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1963年安置方向调整为以下乡插队为主，1964年1月16日，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第一个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之后，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初步掀起高潮，形成一定规模。

　　我这儿有一张1964年5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就可以说明当时“初步掀起高潮，形成一定规模”的形势。

　　这张《中国青年报》在头版用大字通栏标题《下乡上山是知识青年的革命道路》，以整版篇幅刊登通讯：自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作用，《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形成革命潮流》，并配发照片报道了，“前几年，绝大多数是高小毕业生回乡。近来年，越来越多的高初中毕业生回乡”；“前几年，多半是家住农村的学生回乡。近来年，大批城市青年到农村插队落户”。报社配发的述评指出：“最近，在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沈阳、旅大、合肥等许多大中城市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们，响应党的号召，继承革命传统，在‘到农村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豪迈口号下，热情地奔向农村第一线，这是近几年来我国知识青年下乡上山运动中又一个新高潮”。各地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报道都给排到第二版了，可见对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重视程度和宣传力度。

　　我这儿还有一份1965年第9期《中国青年》，这期主题是纪念毛主席的著名按语发表10周年，今天我们纪念70周年，这是60年前的《中国青年》杂志。里面不仅刊登了毛主席按语的手稿和社论《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高高兴兴地到农村去！到山区去！》，还以通栏标题《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丰硕成果》用7页版面，报道了10位知识青年的事迹，并刊发了编者述评。封面也很有冲击力，选登了照片剪贴的12个知识青年的人像，题目是《下乡上山的开路先锋们》。

　　照片人像自上至下、从左至右排序，有：徐建春、周明山、吕根泽、万炳炎，韩志刚、邢燕子、柳昌银、赵耘、王培珍、李枝荣、侯隽、董加耕。封三刊登了两首知青歌曲，一首是“青年们，到农村去！”，另一首是“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大家看，这些老物件是不是很珍贵？也很能说明问题！

　　10月8日，我和靳建疆主任，相约同是1957年下乡的李庆茹和李秀敏（赵耘老伴儿），一起去拜访王培珍。这是靳主任给我们拍的合影：

　　右起：李庆茹、李秀敏、王培珍、侯隽。和三位老大姐相聚，四个“八零后”一起回忆青春岁月，让我激动不已。天津市1957年就组织了7800多名城市中小学毕业生到郊区县插队落户，在全国是开了先河的，三位老大姐都是当年的优秀代表，王培珍大姐可以称得上是天津市高中下乡第一人。王大姐今年89周岁，精神还不错，看了她收藏了几十年的老物件，特别是自1957年至1967年的8本日记，很是令人振奋，靳主任说这是他见到的最全的知青个人档案资料。更感人的是，很多资料特别是报刊书籍，都是孩子们根据日记提供的线索从旧书网上淘来的。同时，两个闺女不仅自己认真研读妈妈的日记，为教育更多青年，还摘编成册，目前即将出版发行。

　　我也拜读了王伟光同志在黑河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建设与发展业务交流会上的讲话——《把知青志放在“三史”大的历史框架中编研》，他提出：“要尽可能的全面占有资料、收集齐全，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至里，把最核心的最主要的知青精神撰写进知青志。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科学态度，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大历史观的态度。”讲得太好了，非常正确！不可否认，谁都会有一定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大众。站在不同立场和角度看问题，必然看法不一；即便当事人，由于处于不同的时期、背景和环境，反思那段历史，感觉不同、认识各异，也都在所难免。但编纂知青史志不苛求可不行，必须“要尽可能的全面占有资料、收集齐全”，必须有各地配合积极查找有关文献，必须发动群众，特别是当年知青和家属子女们，得到广泛支持。因为更多文物资料散落在民间，尤其是文革前下乡插队的老知青，尽管人数较少，却代表着一个时代，收集那个时期的资料确实难度很大，但缺了还真不行。因为历史不能割裂，不可以因为文革前下乡上山的人数相对较少，就被忽略，甚至被否认。只可惜由于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些史志不写或略写知青史，有些编纂知青史的，也有意无意回避文革前的知青史，造成“缺载漏项”严重，所以急需抢救挖掘知青资料加以补救，即便是不能充实地方志，也起码可以为编纂知青志和知青档案，提供详实资料，这是一项庞大复杂又细致的社会系统工程。如果谁都帮不上忙，甚至都不知道，仅靠一部分人，掌握一部分材料，就在那里废寝忘食、冥思苦想，哪怕是神仙，也可能白费劲，也许还会把劲使偏了。好在，有王伟光同志讲话精神和国家方志办的指导，有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的支持，有顾洪章同志主编的“始末”、“大事记”参照，有王培珍大姐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做示范，还有张韧和当地知青在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的展厅做样板，我深信，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图集主编和“始末”、“大事记”责编的靳建疆主任亲自带领下，大家群策群力，做好征集、编纂工作还是大有希望的。我好好活着，争取见证中国知青志问世的那一天！

　　实在对不起大家，我跑题了，扯得太远了，因为我不能参加下午的研讨会，就想在这儿多啰嗦几句。下面还接着说“70年”的事。

　　尽管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达到1700万之多，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尽管各个阶段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不同，出发点及其相应的政策和做法也不尽相同，甚至称呼都不一致，最初称为下乡上山，1967年之后统称上山下乡，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55年开始，距今整整70周年，这一历史事实，不可否认！历时27年之久，超过1800万之众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极为复杂的历史过程，它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大方向完全没有错！

　　然而几十年来，社会上也一直有一种怪现象，就是避而不谈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好像上山下乡是文革才开始的。单从各地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来说，2008年和2018年，各地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和50周年，应该都是从1968年才开始算起的。如果说，纪念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多少周年，完全没有问题。当然，纪念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表多少周年，就更准确了。可惜没有几处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面加上“大规模”的。对此顾洪章老领导很是忧虑，生前曾亲笔写信给我，希望我能纠正，我也没能如愿以偿，甚至在各地纪念40周年时我还应邀出席，当然也是为了签售《知青心中的周恩来》。我也曾跟活动组织者提过这个问题，可会标早就挂在那儿了，尽管有点尴尬，也于事无补，只能热情参加，无视有它。其实，绝大多数是无意忽视的，是否有人在有意回避？也很难说。2028年会是何等情况呢？我不得而知。总不该今年纪念70周年，三年后就变成纪念60周年了吧？希望各地知青活动的组织者们能更清醒一点，拜托大家在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0周年会标中加上“大规模”三个字，客观全面地还原历史真相，也告慰顾洪章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回顾以往，感慨万千。实践反复证明：尽管我们就像星辰大海里的一粒尘埃，但我们与伟大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同患难、共奋进，时刻伴随着祖国母亲的脉搏律动，我们就有光明的前程！

　　虽然我们就像江河湖海里的一颗水滴，但我们与父老乡亲同甘苦、齐奋斗，心相连、肩并肩，融入人民创造历史的洪流之中勇往直前，我们就有无穷的力量！

　　虽然我们只是茫茫人海里的一介书生，但为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我们出大力、流大汗，敢担当、不畏难，把知识和智慧献给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事业，我们就可以大有作为！

　　历史长河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只是一段岁月，但无论是在新中国发展的历史上，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或是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上，无疑都是一大壮举！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是千百万知青用青春、热血和忠诚书写的，我们的知青文化注入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红色基因，我们的知青精神，也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之魂。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倍加珍惜！绝不允许被否定、篡改，甚至抹黑！捍卫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真实、传承知青文化和知青精神的红色基因，任重道远，让我们一起继续努力吧！

　　遗憾的是我不能始终参加会议，可是我邀请了张威威，代表我和窦家桥的知青战友们来向大家学习。各位代表都在知青历史文化研究方面承担着重任，做出了贡献，有的已经是很有成就。我们主要是我做得还很不够，我们将虚心地向大家学习，认真做好整理知青档案的工作。

　　预祝研讨会和追思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202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