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1975年整顿的首要政治因素——论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三项指示

　　1975年2月，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收到显著成效。图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一起

　　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进行的。整顿的依据是毛泽东在1974年下半年分别作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邓小平把这三项指示联系起来，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作为指导整个整顿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和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有相同点，也存在着重大分歧，这是影响1975年整顿工作的首要政治因素。

　　一、毛泽东的三项指示

　　1974年7月至1975年1月，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针对某些问题，先后作出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条指示。按照时间顺序，分析一下毛泽东作出每一条指示的背景、对象，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毛泽东此时的思想状态。

　　（一）“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从1974年7月起，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安定团结，这是他在中央政治局内点出“四人帮”的问题后，向中央领导层明确表达的愿望。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告诫他们：“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他还在会上两次宣布：“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在临近结束时，毛泽东要求：“政治局同志要团结，文化大革命已八年，现在要稳。”当晚，他离京去南方休养。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要安定团结的问题。

　　8月20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李先念谈话。李先念是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出访罗马尼亚、军委会议准备情况和周恩来病情等有关情况的。在谈到国内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李先念回京后立即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作了传达。

　　8月23日至9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在北京召开。针对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整理的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材料，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内容是：“除若干同志以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各地大字报揭露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最后，毛泽东作出明确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9月19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见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邓小平在座。当达达赫说他第一次到中国是1967年11月时，毛泽东说：“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乱得很啊。”

　　10月4日，毛泽东圈阅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报告，并向中央政治局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10月11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通知中引述毛泽东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通知还指出：对于少数犯了错误包括严重错误的同志，如问题已基本查清，要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作出结论，把他们解放出来。

　　10月20日，在“风庆轮”事件和王洪文长沙告状一事发生后，毛泽东谈到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最后说：“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12月23至27日，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再次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他还指出：“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1975年1月10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前，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有什么话要说，毛泽东讲：“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安定团结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目标，毛泽东没有明确指出。但1975年“两报一刊”发表的元旦社论和四届人大会议文件却表明了这一点，这就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与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提出的口号是一致的，即：“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可见，这是他坚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目标，也是他希望实现天下大治的前提。

　　（二）学习理论反修防修

　　毛泽东在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同时，在一些谈话中提出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力图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本身去寻找“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避免党内、国内出现修正主义。

　　毛泽东第一次谈到这类问题是1974年10月20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当哈特林表示到中国来还只有很短的时间，但是所见所闻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还不行，不够好。总而言之，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以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1974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四次听取周恩来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并谈了一些意见。其中，在27日凌晨3时，毛泽东同周恩来单独谈人事安排和理论问题。对理论问题，毛泽东主要讲了以下看法：“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周恩来随后整理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毛泽东又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并批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后又作为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于1975年2月18日印发全党。这篇谈话，后来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由此，全国兴起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热潮。

　　这表明，毛泽东仍然坚持他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中国今后的主要危险仍然是出现修正主义，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关系到中国的发展前途；商品经济、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是一种与资本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不但如此，要引导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由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由党内“走资派”扩大到“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应该说，毛泽东对共产党发生变质的担忧是有远见的，强调要防止在工人阶级、机关干部和党员中产生变质分子，也是正确的。但显然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及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论述的理解是片面的、模糊的。

　　（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在抓好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同时，毛泽东对国民经济发展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1974年11月6日，李先念在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受周恩来委托，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在李先念汇报国民经济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回京后，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12月下旬，在毛泽东同周恩来和王洪文的长沙谈话中，周恩来说：“主席关于安定的指示传达晚了，影响了一些地方的工作。抓生产晚了，特别是铁道问题是最大的耽搁。”毛泽东说：“这就是曹操说的袁绍的短处‘见事迟’，要总结经验。”在27日凌晨同周恩来单独谈话时，谈到经济问题，毛泽东说：“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文件中说：“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份文件首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

　　“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学习理论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思想，表明了他希望结束社会动乱，扭转经济下降趋势，走向天下大治的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反复动乱，为国内工作的发展带来转机。这是邓小平推动1975年整顿工作的根据和政治基础。

　　二、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

　　1975年初，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邓小平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7月，又主持党中央工作。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项指示，果断领导对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整顿，提出摆脱动乱、加快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一系列措施。所不同的是，毛泽东三项指示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先后作出的，他本人并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而邓小平在执行毛泽东三项指示的基础上，把三者联系起来，创造性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以此来推动整顿工作。

　　（一）“三项指示为纲”的提出

　　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出后，已经开始不断在文件中引用，或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但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也没有提到全党工作的“纲”的高度。总体上说，提的最多的还是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1975年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的讲话中，针对“四人帮”只讲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却不提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条指示的情况，邓小平明确地把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首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邓小平后来不止一次强调过“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想。7月4日，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中，邓小平概括得更为明确，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二）“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

　　邓小平强调毛泽东的三项指示是个“整体”，“互相联系”，“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不能丢掉任何一条”。

　　为落实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邓小平从当时实际出发，为治理动乱，“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主要采取反对派性、调整领导班子、落实政策、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打击破坏活动等重点措施进行整顿，只八九个月，就使一个动乱的中国逐渐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

　　关于理论学习，邓小平也是重视的。“文化大革命”前，他在中苏论战中“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1975年上任后，他对毛泽东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一度是重视的，曾布置人写“反修”文章，研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

　　但邓小平强调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结合到一起。在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反对搞资本主义的活动；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

　　整顿开始后，随着“四人帮”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攻击，邓小平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在态度上有了变化。他公开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表示了不同意见，反对把抓生产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反对把按劳分配当成“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他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又说：“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邓小平甚至还要求：“对生产、生活福利还是要抓”，“不要因为批了福利工会以后，对职工生活就不管了。”

　　（三）“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四届人大提出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和在20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邓小平强调“这就是大局”，“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与此同时，邓小平把毛泽东的三项指示联系起来，把“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项指示也提高到“纲”的高度，特别是突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样就对经济发展给予“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重视，成为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有力武器。

　　1974年12月17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外宾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表示：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总的意见是，这几年认真抓一下生产，鞍钢这样的地方要搞好。毛泽东听后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我看，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主席讲八年了。”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很明显，在邓小平看来，“安定团结”是前提，“搞建设”是目的；要摆位置，“生产”应该摆在“革命”的前面。

　　1975年5月21日，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得好才行。”6月12日，针对“四人帮”企图掀起批“经验主义”运动，在上海的邓小平同该市一负责人谈话时严肃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

　　显然，邓小平把经济建设提到了政治高度，实际上是否定了那种政治运动高于一切、以“革命”冲击生产的做法。

　　三、重大分歧与1975年整顿的中断

　　1975年整顿中断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在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上，邓小平和毛泽东确有矛盾和重大分歧。

　　（一）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1975年整顿的挫折，发生在全面整顿已经展开，进入科技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的时候。发展下去，势必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这时毛泽东开始改变他对整顿支持的态度，他与邓小平的矛盾开始显现并很快尖锐起来。

　　而恰恰就在毛泽东对邓小平整顿科学、教育的方针有所不满之时，10月13日，邓小平又把刘冰等人揭发迟群、谢静宜的信转呈毛泽东，邓小平希望由此推动教育领域的整顿，不想结果适得其反。

　　几天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谈话，批评道：“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

　　11月1日晚，邓小平到毛泽东处谈话。毛泽东肯定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成绩，同时批评邓小平为刘冰等转信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整顿新的形势发展不满。

　　11月2日，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当毛远新说社会上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有分歧时，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又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此时的邓小平对自己受到的批评感到不可理解。当毛远新对他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工作以来的形势和初步整顿取得的成绩加以否定时，邓小平当面反驳说：“你的描述，是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

　　11月3日，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2日晚四人会议情况汇报时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又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毛远新到邓小平家中谈话，不欢而散。

　　（二）毛泽东：“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既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又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大局”，从而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显然，这并不被毛泽东所认同。

　　11月4日，毛泽东在和毛远新谈话时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又说：“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显然，在毛泽东看来，邓小平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虽然他并没有否定经济建设，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支持为此而作出的整顿措施、进行的种种努力，但随着整顿的深层次发展，越来越冲击阶级斗争这个主题时，毛泽东显然是不容许的。

　　（三）邓小平：“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形势的逆转，显然出乎邓小平的意料。至此，他开始清楚毛泽东支持他开展整顿工作的“底线”在哪里，他的“三项指示为纲”与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的区别在哪里。

　　1975年11月1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表示：“我现在受批判，起因是转送刘冰的信。主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我作了自我批评。信既要我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我是同情他们的。中央讲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不对，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在胡乔木分析受批评的根本原因时，邓小平说：“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

　　虽然对邓小平进行了严厉批评，但毛泽东还要他继续主持中央工作，寄希望于他能“改正错误”，转变看法，与自己保持一致。毛泽东还觉得，这件事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相当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11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打招呼”的批语中说：“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等在整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老同志被列进了要打招呼的名单，目的是让他们“免犯错误”。对这种思想认识上的重大分歧，邓小平显然无法“服从”，他并没有妥协。

　　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在这里，邓小平借用了毛泽东刚用过的这一典故。他用这种方式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上不妥协的态度表达出来。事后，毛泽东得知邓小平的表态，大失所望。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打招呼会议召开，130多人出席，传达毛泽东审定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提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此后，中央连续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到全国并逐步扩大到基层，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发动起来，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至此中断。

　　发生这一切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两位最主要的当事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给出了答案。

　　毛泽东说：“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

　　邓小平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原载《北京党史》，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