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杂谈录】左翼文学就是空喊口号？——胡扯！

　　列宁同志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思想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句话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便是新文化运动催生出独立的工人阶级力量，最终引爆了整个旧社会，使一个新社会从废墟里诞生。但过去我们讲革命的历史，大多专注于某某在某年发了一通演讲，某某军队占领了某个重镇，却往往忽视了民众每天所常见的书本、口号，实际上蕴含着重要的力量。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书面语的简化与出版业的兴盛，文学读者的数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相对应的，文学也从上层阶级下沉到劳工阶级里面，其影响力大大扩张。而一篇文学作品，势必要输入点什么，才能向读者输出点什么，否则便是拿一叠废纸去卖给读者，不可能受欢迎的。正因如此，文学就成为了作者向广大人民“喊话”的工具。新文化运动初期的进步作家，如鲁迅，正是发现了大众文学的巨大潜力，才将其改作为思想启蒙的工具。从这个角度说，文学上的运动正是思想运动的写照，同样应当纳入革命历史的考察角度之一。

　　但由于我们马列毛主义者在这方面的相对薄弱，让许多荒唐的谬论占据了文学评论的主流：左翼文学就是喊口号啦，艺术不是政治附庸品啦，好莱坞胜过老电影啦……而我们当中的许多同志由于知识的匮乏，也出于一种朴素的情感去打补，承诺要改良，要妥协，实际上是走了歪路。

　　今天，我们就围绕“左翼文学是不是空喊口号”这个问题来进行一次对左翼文学的梳理。

　　一般来说，我们将左翼文学定义为1923年到1949年的中国左翼文学作品，包括二十年代的普罗文学，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的左联文学，以及抗战及其之后的解放区文学。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也将建国后到特殊历史时期之间的文学作品称为十七年文学，划入左翼文学的范畴。

　　明确定义之后，我们并不顺着这指责的方向去自证，而是要反问其一句，左翼文学怎么就是空喊口号了?

　　“左翼文学只讲政治标准，不讲艺术水平!”这是最常见的说法，但它其实并不准确。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二十年代的普罗文学，其主体并非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文学团体，而是创造社、太阳社这样的民间文学团体，而在普罗文学时期的论战中，一些我党出身的作家，如茅盾，反而站在了普罗文学的反面，成为被批判的对象。直到左联时期，左翼文学才真正被纳入我党的控制下，但熟悉这段历史的都清楚，鲁迅同周扬等一派强调政治标准的左联内部派系进行了长期斗争——作为“政治审查”主体的左联都处于这种矛盾对抗，很难说它真的只讲政治标准。而在“两个口号”论战后，左联自行解散，教员在延安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样强调了艺术水平的问题，并随后进行了民族形式的论战，最终将解放区文学导向立足中国本土，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实际上为十七年文学奠定了基础。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指责左翼文学只看政治标准都是纯粹的污蔑。

　　“左翼文学的绝大多数缺乏必要的艺术性。”这是稍显客观的批判，但同样不准确。在普罗文学的早期，左翼文学即形成了“恋爱加革命”的模式，即革命者在工作中陷入爱情，却又因此同革命需要产生了矛盾，不得不做出某种抉择的故事套式。这套模式形成了后来所谓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并招致左联内部的批判——反倒是左联内部的激进派嫌弃这套模式太讲故事性了。鲁迅关于艺术性和工具性的论述同样值得深思。普罗文学早期的口号提出：“左翼文学是革命的工具”，过分强调文学作为革命工具的属性。鲁迅则批评这种口号忽略了艺术性，从而消磨了左翼文学的工具性。左翼文学必须先有艺术性去打动人，才能对人起到革命的宣传作用，也就是其工具性。可以说，二者是一个矛盾的两面，而不是非此即彼，更不是同一种事物。

　　还有诸多批判，此处暂不列举，但无外乎都是围绕左翼文学的政治属性去指责。笔者认为，不存在全然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任何文学作品，本质上只是作者思想的载体，充当作者与读者交流的通道，因而必然带上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与阶级属性的局限，无法达到抽象的，绝对的艺术。同时，文学创作必然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也就是所谓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篇真正的文学作品不可能是坐在书斋里空想“我要为艺术”就能得到的。从这点来说，这种政治属性并不存在问题，而应当关注作品本身的问题，否则便成为自己所指责的政治宣传本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