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日，中美就双边关系、经贸等议题展开的元首会晤引发全球瞩目。特朗普不仅盛赞此次会晤的成效，还宣布将于明年4月访华，并邀请中方访美。有分析指出，当对华关税大棒进退失据时，特朗普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现实，以及国内的选举周期压力，以“元首外交”推动中美接触将成为特朗普新的政治筹码。
事实上，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曾践行过这一原则。本文指出，在特朗普启动对华战略竞争的2017年，中美两国元首共有1次访美、1次访华、1次第三地会晤和9次通话总计12次互动，创下了两国建交以来中美元首外交最密集、通话频次最多的一年。对特朗普而言，中国积极主动应对美国引爆的不确定，已成为象征其个人影响力的政商资本。
作者指出，回顾历史，自中美建交以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均产生了正向影响。然而，受政党斗争、选举周期与利益集团诉求等影响，美国外交决策日益呈现出极化、碎片化的特征，政策的非连续性和摇摆性极大影响了元首外交的成效落实。相较而言，中国对美立场一以贯之，对元首外交的战略目标更为明确，因此，中国元首访美比美国总统访华更有助于中美关系发展。当前，中美两国在互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更复杂且更具挑战性，这对发挥元首外交的突破性、引领性以及前瞻性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
本文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9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理解中美元首外交
——基于1979—202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引言
2024年11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首都利马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这是两国领导人在当年4月2日通话以来的又一次重要互动，也是继2021年11月16日视频会晤、2022年11月14日巴厘岛会晤和2023年11月15日旧金山会晤以来双方的第四次元首外交。与以往的会晤和通话一样，此次元首外交继续为中美关系指引正确方向，给世界注入确定性与正能量。
作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形式，元首外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充分展现了中国自信开放、担当有为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大国之间的元首外交反映了大国对外战略的顶层布局。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主席洞察国际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始终从战略高度与长远角度看待和运筹中美关系，坚定捍卫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积极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两国领导人多次沟通和会谈，就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流意见，以元首外交为中美关系把舵定向、提供战略引领。
在2021年11月16日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习近平主席曾以“巨轮航行”作比，强调“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这一重要论述明确阐释了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把舵引航的意涵：既为两国关系稳定提供重要基础和保障，又为两国关系发展把握正确方向、注入动力，持续发挥至关重要的正向影响。那么如何进一步深入理解中美元首外交的关键作用与正向影响?访问、会晤或通话等不同形式的元首外交所发挥的正向影响是否存在区别或存在哪些区别?哪些因素塑造了中美元首外交的正向影响?为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建立了自1979年中美建交到2024年46年间中美元首外交的数据库并由此展开研究，以期推进对元首外交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不可替代独特作用的理解。
有关元首外交的既有讨论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作为各国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元首外交在稳定双边与多边关系、解决重大国际问题和矛盾、缓解危机冲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积极作用。可以说，元首外交是首脑外交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由于对“首脑”的理解不同，“首脑外交”的概念通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广义概念而言，埃尔默·普利施科(Elmer Plischke)在《首脑外交》一书中给出了较为经典的定义，即“当外交超出部长级而达到最高一级时，就被认为是首脑外交”。具体而言，普利施科将总统出访、总统特使出访、他国首脑来访、首脑会晤和个人通信等形式均归为首脑外交。有学者依照类似逻辑进一步做出归纳：首脑外交是指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最高政府领导人或国际组织最高代表为推动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顺利实施和服务国家利益，直接参与或委派代表实施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外交活动，包括通过信件、电报和热线电话等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联络，任命特使，展开互访和多边会晤，参加最高级会议，发表外交宣言和声明等各类形式。就狭义概念而言，首脑外交仅仅是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参与的外交活动，包括会晤、通话和函电等形式。以此概念为基础，元首外交则是指更聚焦于国家元首亲自参与的外交活动。
除概念界定有别外，学界对于首脑外交或元首外交的效果也存在不同看法。持肯定态度的研究认为，首脑外交或元首外交能够从政治、经济和心理等角度对双边关系产生积极作用。由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有可能直接作用于普通民众，产生较强的心理辐射效应，极大提高政府各层次乃至社会各要素未来参与国际互动的积极性。这一观点已获得了一定实证检验：以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日本、印度、加拿大和巴西九国开展的样本调查显示，领导人出访能够提高外国民众对于该领导人及其国家的认可度，有助于该国以软实力影响全球事务。同时，首脑外交或元首外交不但可以通过政治引领来强化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及社会层面的交流，还被认为可能在促进本国对外出口维度上具有显著效果。
一项以1948—2003年法国、德国和美国元首出访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一次元首出访能促使出访国与到访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实现8%—10%的增长。还有研究发现，元首外交极大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有效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为解决当今许多全球性问题指明了方向。在中美关系方面，元首会晤等外交活动的重要意义在于其能够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目标和方向，做出顶层设计，确立双方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推动合作的重要机制与渠道。在中俄关系方面，元首外交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引领双边关系朝着更高发展目标迈进。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元首外交已成为中国践行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利益交汇点的战略布局的重要方式，推动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一系列双多边机制并开展务实合作。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提出了挑战性观点，即首脑外交或元首外交未必总能给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带来可观的积极效果。有研究认为，鉴于元首可能不像职业外交官那样在特定领域具有专业知识，且元首个人偏好对最终决策的影响举足轻重，元首会晤等外交活动的效果并无定论。从预期目标来看，基于美苏/美俄互动数据集的研究发现，尽管领导人会晤很多时候以解决冲突为目标，但往往难以实现预期效果。同时，由于筹备工作越发脱离领导人的直接视野，且各方对于舆论与民意等公共关系维度的侧重日益超越了对会晤实质性政策内容的关注，领导人会晤的有效性正在逐渐下降。
此外，一项有关1956—1963年西欧和大西洋地区相关峰会行为的研究发现，即便是对同一次首脑外交或元首外交而言，与会双方也完全可能从自身考量出发做出截然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解读，从而引发更大的负面影响。从领导人特质来看，某些个人特质可能驱动领导人将外交场合视为所谓“摔跤场”(wrestlemania)。基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元首外交梳理分析的研究提出，特朗普的潜在进攻性及其对传统的背离有可能导致元首外交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从互动信号来看，基于廉价信号角度的研究认为，首脑外交更容易让面对面互动的领导人捕捉到对方释放的故意信号与非故意信号，虽然这可能增进双方的相互熟悉，但若不理解廉价信号的政治含义或无法辨认其背后的真实意图，也会错过实现积极效果的机会。从互动方式来看，针对“二十国集团”以线下或线上方式开展首脑外交/元首外交效果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即便线上形式能保留正式程序性互动，但由于缺乏“实体”交流，还是难以实现面对面交流的效果。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的元首外交
作为研究起点和基础，本文检索了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官方网站(如外交部等)以及权威媒体(如人民网与新华网等)所提供的公开信息，梳理了自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以来直到2024年12月31日两国的元首外交活动。本文总体上延续了既有研究涉及元首外交中对“元首”的狭义界定即国家宪法确认的国家元首，具体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此外，按照既有研究关于中美元首外交的形式分类即分为中国首脑访美、美国首脑访华、多边机制峰会和热线电话四类，本文结合两国关系现实发展情况做出了一些基于地点原则和互动原则的微调：其一，中美两国元首因出席多边机制会议等原因而到访对方国家的行为都被视为“访问”,进而单独形成了“第三地会晤”形式。其二，对于视频会晤形式，由于双方元首仍身处各自国内，因而还是被归为“元首通话”一类。其三，一方元首单向度的致电致函致信等往往具有一定礼节性且未必存在互动效应，因而并未被列入研究。鉴于此，本文将中美两国元首外交形式归纳为中国元首访美、美国元首访华、第三地会晤以及元首通话四类。
基于上述信息来源以及归类方法，本文共收集到1979—2024年的136次中美元首外交。其中，中国元首访美19次、美国元首访华11次、第三地会晤和元首通话则分别为30次和76次。
下图展现了不同形式的中美元首外交的各年度分布。1979—1996年，中美两国元首外交总体上处于低频状态，只有4次中国元首访美、2次美国元首访华以及2次第三地会晤，双方元首没有进行通话沟通。1997—2011年，中美两国元首外交迎来了快速发展，具有标志性的起点事件是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其间，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声明》,共同确认了两国元首定期互访以及建立元首热线电话等重要安排。在这一阶段，美国持续推进对华接触政策，中美两国元首外交得以稳步推进，频次显著增长，表现为中国元首访美10次、美国元首访华6次、第三地会晤17次以及元首通话44次。2012年是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国内同时面对重大政治议程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美国则迎来了在任总统奥巴马面对严峻连任挑战的大选年。即便各自聚焦于重大国内政治议程，两国元首仍先后在2012年3月出席韩国举办的核安全峰会和6月出席墨西哥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进行了第三地会晤，保持了元首外交的基本态势。以2013年为起点，在随后的四年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展开了举世瞩目的一系列元首外交。2013年6月7日，两国领导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了“不打领带的会晤”，在比较轻松的气氛中集中探讨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等关键问题，元首外交从此再次在中美关系中逐渐升温。从2013年的“庄园会晤”到2014年的“瀛台夜话”,再从2015年的“白宫秋叙”到2016年的“西湖长谈”，这一系列达成重要共识的元首外交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佳话，并与这四年的4次第三地会晤以及8次通话一道持续增进了两国元首间的信任，有助于中美两国建立坦诚、友好、建设性的双边关系。2017年，面对特朗普政府上台及其给世界带来的不确定性，中美元首外交继续保持2013年以来的增长势头，有1次访美、1次访华、1次第三地会晤和9次通话总计12次互动，这一年也成为两国建交以来中美元首外交最密集、通话频次最多的一年。
2018—2020年中美元首外交在频次上出现下滑：一方面，美国推动对华战略竞争并开启对华贸易摩擦等一系列极端错误做法导致中美关系陷入历史低谷，严重影响了元首外交等高级别互动；另一方面，新冠疫情肆虐致使各国领导人的面对面互动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实现。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中美两国元首外交在频次上得以回升，双方在保持通话的同时，2022年11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举行了第三地会晤；2023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前往美国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同时应邀出席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下图展现了中美元首外交的多种形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化分布。首先，自1979年中美建交到1991年冷战结束可称为“共同战略利益期”,中美双方在应对苏联等地缘安全议题上共享战略利益，两国元首外交体现为频次较为有限但具有关键意义的互访。其次，自1992年起到2016年美国全面开启对华战略竞争之前，属于后冷战背景下的“接触合作期”。该阶段中美关系的底色是经济全球化，美国对华总体上采取接触战略，中美双方共同推进对话合作，完成了两国关系的重构。在这一阶段，两国元首互访以及第三地会晤的频次明显提升，在元首外交中占比48%。同时，元首通话成为该阶段最为频繁的两国元首外交形式，频次占比达52%。
最后是2017—2024年的“战略博弈期”，美国开启对华战略竞争以及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了两国元首外交。这一阶段的元首外交中互访以及第三地会晤等形式占比下降至25%,元首通话频次的占比上升至75%。这种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读：一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负面影响导致两国元首面对面会晤的条件与氛围无法得到充分满足；二是两国关系的紧张反而增加了两国元首通过通话方式实现最高级别互动、及时表达彼此看法与尽可能减少误判的迫切战略需求。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下图反映了美国不同党派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元首外交的分布差异。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已经历了七次美国总统政治的政党轮替。在本文考察的1979—2024年，美国由民主党总统执政22年、由共和党总统执政24年，基本上相对持平。民主党和共和党执政期间中美元首外交的频次分别为61次和75次。就中国元首访美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执政期间分别为差距比较悬殊的13次和6次，分别占比21.31%和8%。就美国元首访华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分别访华4次和7次，分别占比6.56%和9.33%。由此可见，共和党总统执政期间访华和接待中国国家元首到访频次较为一致，而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访华频次仅为其接待中国国家元首到访频次的不到1/3。就第三地会晤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分别实现了17次和13次，分别占比27.87%和17.33%。就元首通话而言，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分别实现了27次和49次，占比44.26%和65.33%。可见，民主党总统似乎更青睐于在多边场合与中国互动，共和党总统则更倾向于以单独通电话的方式来沟通对华事务。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假说的提出与变量操作化
基于前文的梳理不难发现，元首外交贯穿中美关系发展的全过程并扮演着关键角色。同时，中美元首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乃至不同党派归属的总统执政期间显示出的频次分布与形式差异值得进一步挖掘。
(一)假说的提出
本文旨在从两个维度讨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第一个维度是判断性问题，即验证元首外交能否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正向影响；第二个维度则为探索性问题，即不同形式的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的正向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或存在哪些差异以及这些可能存在的差异又受哪些因素塑造。为解决判断性问题，本文尝试基于1979—2024年元首外交与中美关系发展两个核心变量进行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多元线性回归与稳健性判断。为解决探索性问题，本文尝试以不同形式的中美元首外交作为核心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如前所述，既有文献总体上认同元首外交具有积极效果，但也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理解，加之目前采用定量方法来验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具有正向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元首外交能够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正向影响。
在中美元首外交的四种形式中，中国元首访美或美国元首访华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活动，对中美关系的正向影响可能更明显。第三地会晤虽然也非常重要，但其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某些被动性乃至限制性。元首通话虽然及时且高效，但远程或线上的外交互动往往缺乏辐射效应，因而对双边关系的正向影响可能弱于前三种形式。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a: 在不同形式的元首外交中，中国元首访美或美国元首访华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正向影响最为突出。
假说2b: 在不同形式的元首外交中，元首通话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正向影响最为有限。
考虑到元首外交的频次、形式以及影响可能会受两国关系背景与元首个人特征等因素牵动，本文拟加入两个层次的控制变量，以更好地探究不同表现形式的元首外交在何种因素塑造下可以对双边关系产生正向影响：一是两国关系背景，即元首外交时中美关系的总体情况，如前一个月的中美关系如何、双边关系处于哪个历史阶段以及美国是否处于相对敏感的大选年等。前一个月的中美关系情况以及双边关系所处历史阶段如何直接关系到元首外交是否有可能或以何种形式开展，也决定着元首外交的实际影响。美国是否处于大选年则会影响美国总统经营中美关系与推动元首外交的时间、空间乃至动力。二是元首个人特征，包括美国总统个人最重要的政治特征即党派归属。元首的个人特征既会影响元首外交能否或如何顺利开展，又有可能牵动元首外交的最终效果。鉴于考察上述变量是为了探索塑造元首外交正向影响的因素，本文不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出直接判断。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a: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正向影响可能受两国关系背景的约束。
假说3b: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正向影响可能受元首个人特征的塑造作用。
(二)变量的操作化
为验证假说1至假说3,本文以元首外交为自变量，以中美关系发展为因变量，以两国关系背景和元首个人特征为控制变量，展开两组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就自变量即元首外交而言，本文从“是否有元首外交”“元首外交频次”“元首外交形式”和“各元首外交形式频次”四个角度进行了测量。考虑到元首外交对于双边关系的影响难以立即生效，在进行回归建模时，以上自变量均在时间上进行滞后一期的处理。
针对是否有元首外交，本文设置了0/1的虚拟变量。对于中美没有元首外交的月份赋值为0,有元首外交的月份则赋值为1。相应地，元首外交频次以计次方式进行测量。若t月美国元首访华1次，同时进行了2次元首通话，那么该月的元首外交频次则为3次。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一次元首外交跨越t月与t+1月，则分别在t月与t+1月各计1次。例如，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访华日程为6月25日至7月3日，涉及前后两个月，则将6月和7月各计1次。对于元首外交形式，本文将其设置为类别型变量。考虑到一些月份同时存在多种形式的元首外交，本文按照中国元首访美=美国元首访华>第三地会晤>元首通话的次序，取最高等级形式进行分类标记。例如，t月同时存在1次美国元首访华与1次第三地会晤，则t月的元首外交形式被标记为美国元首访华。
考虑到对元首外交分类标记的做法可能会忽视同期不同外交形式的存在，本文设计了衡量各元首外交形式频次的四个数值型变量，即“中国元首访美频次”“美国元首访华频次”“第三地会晤频次”和“元首通话频次”。例如，若t月存在1次中国元首访美与1次元首通话，则该月的“中国元首访美频次”赋值为1,“美国元首访华频次”与“第三地会晤频次”赋值为0,“元首通话”频次赋值为1。这样对四个变量进行统计赋值，能够最大限度地兼顾元首外交的不同形式。
就因变量而言，本文参考了清华大学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的中美关系分值进行测量。该数据库采用定量衡量的方法，通过对双边关系中发生的正向、负向事件进行赋值并转化为影响值，实现对双边关系从“对抗”(-9)到“友好”(9)的测量。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该数据库对双边关系的赋值，元首之间的访问或会晤等事件也被赋值并计入最后的大国关系分值表中。为增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独立性，本文根据该数据库的相关说明，对元首访问和会晤等活动计算得出的分值进行了扣除。
首先，本文根据《双边关系赋值表》查询了不同形式元首外交被赋予的分值。其次，根据《〈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使用方法》将其转换为正向事件影响力分值，本文按照《〈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使用方法》中正向事件影响力分值每增加0.5时双边关系同向变化0.1以及不足0.1的部分忽略不计的两项规定，将其转换为大国关系数据库当月元首外交所占的分值。例如，2017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所占的分值为[(9-1.5)/9]*0.1/0.5=0.167,去除不足0.1的部分(即0.067)之后计数为0.1。最后，按照“中美关系分值(t)=大国关系数据库中美关系分值(t)-大国关系数据库元首外交活动所占的分值(t)”的算法，本文得到了最终的中美关系分值。
另外，由于本文更为关注的是元首外交是否对中美关系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因而本文在因变量上采用了一阶差分，即“中美关系发展(t)=中美关系分值(t)-中美关系分值(t-1)”。这一做法能够让本文得以探究元首外交是否会对后一个月的中美关系发展具有正向影响。如果t月关系分值为1.2,t-1月关系分值为0.8,则t月的中美关系发展为1.2-0.8=0.4。
在两国关系背景层面，本文选择了三个维度的控制变量：一是两国前一个月的外交关系，可采用前一个月中美关系分值进行测量，这是一个数值型变量；二是“历史阶段”,即前文所提及的“共同战略利益期”“接触合作期”以及“战略博弈期”,这是一个类别型变量；三是美国是否处于大选年，采用0/1的虚拟变量进行测量，处于总统大选的年份标记为1,反之则记为0。对于元首个人特征层面的控制变量，本文将其标记为类别型变量，即根据在任时间标记对应的中美元首特别是美国总统的情况，具体变量包括“美国总统”(美国总统是谁)以及“美国总统党派归属”(民主党或共和党)。
在完成变量操作化后，本文得到了对非类别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具体见表1。
发现与解释
在对元首个人特征变量加以控制时，本文构建了同时加入中国元首与美国总统两个控制变量的模型。在分析结果时，本文发现只有美国总统与中美关系发展的回归系数显著。这足以证明中国在对美外交中持有一以贯之的负责任态度与明确立场。因此，本文对该控制变量进行调整，只加入美国总统作为控制变量。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经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美国总统与其党派归属以及中美双边关系历史阶段分别具有高度共线性(p值均小于0.001)。因而，本文在前两组模型中同步控制了“历史阶段”与“美国总统党派归属”两个变量，在后两组模型中控制了“美国总统”一个变量。
为检验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正向影响，本文以“是否有元首外交”与“元首外交频次”为自变量、以中美关系发展为因变量构建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多元回归模型，得出了表2的回归结果。两个核心自变量在99%置信区间内显著的正回归系数证明，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
为证明核心自变量回归系数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克里斯托巴尔·扬(Cristobal Young)等提出的系统性检验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对加入不同控制变量组合的模型进行观测，并记录了不同模型中核心自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程度，其分析结果与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回归模型一致。
针对潜在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对既有的中美关系发展测量方式做了进一步调整并加以检验。如前所述，表2中的中美关系发展(t)=中美关系分值(t)-中美关系分值(t-1)。在稳健性检验阶段，如表3所示，本文依次将中美关系分值(t-1)替换为中美关系分值(t-2)与中美关系分值(t-3),即观察元首外交是否会对后两个月和后三个月的中美关系发展产生影响。这一做法能够检验元首外交是否能够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产生作用，可以用于探究元首外交的影响是否具有时间上的单向性。表3中模型1至模型8的核心自变量相关系数大多在99%的置信区间内显著，这表明元首外交能够对一段时间之后的中美关系发展产生影响，其正向影响具有持续性。这再次证明了元首外交在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表2和表3的结果都对假说1进行了充分验证。核心自变量“是否有元首外交”“元首外交频次”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元首外交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可信的正向影响。这充分体现了尽管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但在两国元首的把舵引航下，双方能够持续推进对话合作并保持双边关系的总体稳定。
为探索不同形式的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正向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首先以四种元首外交形式作为类别型核心自变量，构建了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随后又以“中国元首访美频次”“美国元首访华频次”“第三地会晤频次”和“元首通话频次”四个数值型变量再次构建了基于普通最小二乘法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通过这两种方法分别构建模型，能够相互验证不同元首外交表现形式对中美关系的正向影响及其稳健性。
如表4所示，中美元首外交的四种形式在正向影响上存在一定差异，假说2a与假说2b得到验证。四种元首外交的形式以及各元首外交形式频次的相关系数在不同程度上也验证了假说1的正向影响。表4中的回归系数表明，在四种形式中，中国元首访美对两国关系发展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美国元首访华与第三地会晤，二者对于双边关系发展的正向影响较为稳定，但在平均意义上低于中国元首访美。最后是元首通话，这一形式同样对两国关系发展能够产生不可小觑的正向影响。这一发现基本证实了假说3a和假说3b, 美国元首访华的正向影响低于中国元首访美的发现则不在预料中。
关于中国元首访美比美国元首访华更具正向影响的发现需要进一步讨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中国对美立场与政策一以贯之，希望通过元首外交等方式实现既定的战略或政策目标，其影响往往更为明确，也更有可能有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这一判断完全符合中国学界对中美元首外交的定位，即元首外交有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整体气氛、推进对两国关系的顶层设计、增进和深化两国的合作以及推动解决棘手问题。另一个可能的解释则涉及美国总统政治周期给其外交政策可能带来的非连续性。美国总统出于深入了解国际事务的需求，大多会选择在任期前半段访华。实际上，11次美国元首访华中有5次是在任期第一年、3次在任期第二年。这种情况往往是在美国总统缺乏足够对华经验的背景下进行的，未必可以在某些关键领域或议题上达成共识并产生特别积极的正向影响。同时，还有3次访华发生在任期最后一年，其可能实现的正向影响也会很快因马上面临改选而打折扣甚至无法延续。
在验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正向影响、发现不同形式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正向影响有所差异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还得到一些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发现。第一，从短期来看，元首外交的正向影响在各历史阶段中双边关系相对负面时更为突出，这也验证了假说3a关于两国关系背景的猜测。在表2中的模型1至模型4与表4中的模型1至模型4当中，前一个月中美关系分值展现出较为显著的负向效应。这一结果可解读为，前一个月中美关系越紧张，中美元首外交能够产生的正向影响就越显著。此外，控制变量“美国是否处于大选年”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美国大选年中美元首外交的正向影响往往不及预期，这一态势可能与美国总统将资源和精力更多转向国内或选举后发生总统政党轮替与政策调整等原因直接相关。
第二，从长期来看，“共同战略利益期”历史阶段中美元首外交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从“接触合作期”到“战略博弈期”中美元首外交的正向影响依次递减。这再一次证明了假说3a对于两国关系背景存在约束的预设。图4显示的双边关系历史阶段与美国总统党派归属的回归系数与95%置信区间也足以证明这一发现。该发现事实上说明了在中美关系不同历史阶段中元首外交即便都发挥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也存在由不同历史阶段框定的关键差异性。在“共同战略利益期”共同面对苏联威胁的大背景下，中美得以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由于处于建交之初，中美两国关系有待推进，元首外交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更大且更显著甚至有重大突破的正向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注：图中缺少“共同战略利益期”以及“民主党”两个变量，原因在于“接触合作期”“战略博弈期”以及共和党的相关系数分别是相对于“共同战略利益期”以及“民主党”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此处线段代表95%的置信区间。
相较而言，在“接触合作期”,由于经贸合作成为利益交汇点与支撑点，中美关系在建交十多年之后逐步常态化，两国元首外交也随之渐进式展开，更多是保持积极态势、强化既定发展方向。在2017年以来的“战略博弈期”,频次总体下降但仍得以维持的中美元首外交难以如以往一样取得重大突破或保持积极态势，其正向影响可能仅仅体现在止跌企稳乃至止损上。值得特别强调的是，上述趋势并不意味着元首外交的积极影响发生了改变，只能说明中美两国在互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更复杂且更具挑战性。面对美国不断加大对华战略竞争力度，中美两国元首外交能够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更加突显了其关键意义所在。
第三，美国共和党总统执政期间的中美元首外交所发挥的正向影响总体上逊色于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在本文研究的时间段中，相较于民主党总统，共和党总统更倾向于使用通话方式推进元首外交，由此可看出两党总统在元首外交正向影响上的差异以及潜在的调整空间。
第四，中美建交以来的八位美国总统执政期间的元首外交所发挥的正向影响各有差异，其中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的正向影响最为有限，这也证明了假说3b。下图显示了分别以“是否有元首外交”“元首外交形式”“元首外交频次”与“各元首外交形式频次”为自变量所构建的模型中不同美国总统的回归系数与95%置信区间。如下图所示，尽管相较于推动建交而具有开创意义的卡特而言，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所参与的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的正向影响都相对略弱，但回归系数都维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0.32—-0.05)。然而特朗普第一任期所参与的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则骤降至-0.77。拜登所参与元首外交的正向影响有所回温，回归系数微幅升至-0.72,但尚未恢复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前的总体水平。这两位总统参与元首外交的正向影响相对下降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美国开启对华战略竞争导致中美关系呈负面态势；另一方面，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有限表现也可能与其个人在对外事务上不同于以往总统的特征和风格存在联系，特别是较强的不确定性直接削弱了元首外交所能发挥的正向影响。然而，即便面对着如此强的不确定性，实证研究仍证明了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注：图中缺少卡特，原因在于其他总统的回归系数均为相对于卡特对中美双边关系推进的回归系数。此处线段代表95%的置信区间。
关于主要发现的进一步讨论
基于前文的发现，不同于中国元首访美、美国元首访华和第三地会晤等形式，没有展开实际会面的元首通话形式被证明正向影响最为有限。信号理论一定程度上对此做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一国领导人承受的成本越高、其脆弱性就越大，相应地其所展现出的决心信号就越可信；领导人如果公开违背诺言，则将承受极大的国内观众成本压力。具体到元首通话，一方面，由于具备即时性与便利性，元首通话相较于其他元首外交形式的操作成本更低；另一方面，由于元首通话的公开程度以及受关注程度低于元首之间的实际会面，以这种方式展开的元首外交也相应降低了观众成本。在信号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即便中国元首在通话时倾向于发出可信性较强的信号，接收信号的美国总统也可能对此存疑。因此与其他三种公开程度更高、信号成本更高的实际会面形式相比，元首通话这种外交形式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正向影响也就更局限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考察的76次元首通话中，有41次(占比53.94%)在发生后的三个月之内两国就迎来了元首访问或在第三地实现的会晤。由此可见，尽管元首通话对其后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正向影响有限，但也为其他元首外交形式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实际会面与否涉及的“信号成本”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元首通话正向影响的相对有限，那么分析中国元首访美、美国元首访华和第三地会晤这三种实际会面的元首外交形式在正向影响上的差异，可以通过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的双层博弈模型加以理解。帕特南认为，国际协议的达成不仅取决于国际层面的博弈，还有赖于国内层面的支持，即决策者在国内层面能够实现的“胜集”(win-set)至关重要。从双层博弈模型出发，三种不同形式的元首外交在正向影响上的差异可能源自中美两国国内层次的“胜集”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为两国决策者对于外交政策方向的把控力。
对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外交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所在，外交大权在党中央是实现党对对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核心原则和根本体现。中国国内各相关要素在外交政策上高度团结一致，国内具有“胜集”优势，足以确保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政策。中国国家元首的每次对美访问也都是具备国内高度一致性支持、能够形成明确战略意图与政策目标的外交行动，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正向影响必然积极持久。
相较而言，美国的外交决策呈现出极化乃至碎片化等特征，诸多政治要素共同构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政党斗争、选举周期与利益集团诉求等要素共同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大环境，持有不同立场或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特殊利益参与其中，难以达成一致，国内“胜集”相对较低，其政策展现出不同程度上的非连续性乃至摇摆性。有研究发现，当面临国会与利益集团等内部反对时，美国总统甚至会选择显著减少出访次数。尤其是在国会高调介入外交政策制定时，总统会避免高调公开的出访活动。这就意味着美国总统在参与公开多边会议等难以缺席的机制性峰会乃至元首外交时所享有的“胜集”相对有限，能做出的务实决策也相对受限。
基于1906—2016年以来美国总统外访数据的研究也验证了在国内政治限制下，时间和精力对总统出访构成了约束：当总统出访推行外交政策议程时，他们可能会牺牲原本可以用来推进国内议程或在关键州开展竞选活动的时间和精力。有关奥巴马出访的研究也进一步揭示出美国总统的出访安排对其国内支持率极可能产生短暂却显著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无论是美国总统访华还是第三地会晤的元首外交都可能面临一种窘境：即便双方元首能够在进行元首外交时达成具有建设性的成果，但由于美国国内极化乃至碎片化的政治环境，这些共识也难以彻底确保全面且及时地进入美国的国内议程。由于存在这种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巨大差异，中国元首访美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正向影响比美国总统访华与第三地会晤更为显著。
尽管前文中的稳健性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元首外交与中美关系发展的内生性问题，但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发挥正向影响的同时，中美关系的积极态势自然也为推进元首外交创造了条件。不过，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现实足以证明是元首外交率先产生了正向影响。如前所述，1997年中国领导人访美时建立了元首通话这一新的中美元首外交形式，对中美关系的持续稳定发挥了积极影响，而1998年美国总统时隔九年的再次访华也进一步推动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与在冷战结束后的重新正常化。近年来，中美关系在面对挑战时反而会激发双方寻求实现元首外交。例如，2017年被看作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开启之年，但也是两国元首外交最为频繁(共12次)的关键一年。因而可以说，在中美关系积极健康稳定时元首外交得以稳步推进；但从两国关系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发展历程来看，元首外交的突破性、引领性以及前瞻性颇为重要，这也是元首外交不可替代的关键意义所在。
结论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仅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影响人类前途命运。在关键历史时刻，中美两国能够相向而行，实现了从破冰到建交再到持续扩大对话合作的稳定发展态势。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转向与推进，中美关系遭遇空前波折。正因如此，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世界意义更为突显，元首外交把舵引航的关键作用尤为突出。
必须看到的是，无论是元首外交的不同表现形式还是历史阶段、美国总统党派归属等不同因素，虽然会作用于元首外交正向影响的程度，但都无法颠覆元首外交正向影响的发挥。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的元首外交自始至终对中美关系发展发挥着正向影响。元首外交如此持久且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充分验证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关键所在，即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根本遵循，以元首外交作为战略引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鲜明旗帜，以党的领导作为根本保障，必须坚持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大协同格局。当前，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持续以及特朗普政府回归的不确定性，中国在运筹对美外交时更宜以我为主、把握全局、调控节奏，继续发挥制度优势、有规划地推进元首外交。在具备必要且充分的条件与氛围的基础上，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得以贯彻的情况下，元首外交必将持续引领中美两国在新阶段继续探寻正确的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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