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卖地”到“卖权”：财政模式的结构性异化与无产阶级立场的辩证反思

　　引言：风暴的中心——当“土地财政”的巨轮搁浅

　　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临界点上。或者说，我们正处于一场风暴的中心。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经济的奇迹般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以土地为轴心、以债务为杠杆的巨大金融机器之上的。以“土地出让金”为核心的“土地财政”模式，作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曾经像一台马力强劲的发动机，为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看似取之不尽的动力。

　　然而，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它那如钢铁一般的铁律，无时无刻不在昭示我们：一切建立在内在矛盾之上的体系，终将走向其反面。今天，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逆转和那如天文数字般的债务开始累积性爆发，这台发动机正在失速、熄火。地方财政的危机，已经不再是某个部门、某个账本上的“财务问题”，它已经演变为一场深刻的、关乎国家治理体系、经济基础乃至社会主义根本方向的系统性危机。

　　正是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一套以“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三化”）的“决绝思路”，以及配套的“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四字诀”），如同一道刺眼的闪电，划破了沉闷的夜空。

　　这套以“股权财政”或“资产财政”替代“土地财政”的激进思路，其核心逻辑何在？它试图将地方政府手中掌控的、那高达数十万亿、长期“沉睡”的国有资源、资产和资金（“三资”），通过一场精心设计的“金融魔术”，来实现史无前例的“大盘活、大变现、大腾挪”。其许诺的目标是：在不增加显性负债的前提下，为地方财政开辟新的、可持续的现金流。

　　这听上去，似乎是一个天才的、无懈可击的“技术性解决方案”。

　　但是，同志们，朋友们，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眼睛决不能被这金融的“魔法术”所迷惑。我们必须，也只能，用最清醒的头脑、最锐利的阶级分析手术刀，去解剖这一所谓“改革之光”的内核。我们必须大声地、毫不含糊地发问：这场“三资”改革，究竟是“为人民服务”的财政突围，还是一场在危机掩护下、为金融资本和官僚资本准备的、一场新的“饕餮盛宴”？

　　在这篇分析中，我们将尝试从马列毛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出发，深入剖析这场从“卖地”到“卖权”的结构性转型，并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观点：

　　“三资”改革，作为一种应对债务危机的金融技术性自救，其短期的“止渴”效应，我们不否认。然而，它绝非解决中国经济根本矛盾的“灵丹妙药”。如果这场改革，脱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严格监督、脱离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方向、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那么它所开启的，将不是通往“共同富裕”的天堂之路，而是通向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对人民共同财富进行制度性“静默流失”的危险深渊！

　　一、财政模式的结构性变迁：从“土地”到“资产”的本质转移

　　想要真正看透“三资”改革的本质，我们就必须往回看，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去深刻地解剖它的前身——“土地财政”的阶级基础与历史局限。

　　(一)“土地财政”的阶级基础与内在矛盾

　　“土地财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是什么？其实质，是地方政府利用《宪法》赋予的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尤其是城市土地国有），将土地这一最基础的生产资料，进行“资本化”和“金融化”。通过土地市场的垄断性出让，地方政府得以“一次性”地，将未来数十年（如住宅70年、工业50年）的城市发展红利和居民的未来收入（最终体现为高昂的房价），“预支”到当下。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模式极大地解放了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支撑了“中国速度”的基础设施奇迹。但是，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资本主义（及其市场逻辑）的每一个进步，都必然包含着其自我毁灭的种子。这种模式的内在矛盾，从一开始就是极其深刻和尖锐的：

　　它首先带来的，是地方财政的“赌场化”。

　　这实在是一种何等危险、又何其无奈的捆绑！它鬼使神差地将地方政府的财政命脉，与一个天然具有周期性波动、且时刻充满了金融泡沫风险的房地产市场，进行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深度捆绑。这种操作，无异于将我们国家的“钱袋子”直接押注在了那张资本主义永恒波动的赌桌上，天真地指望它能永远繁荣、永不退潮。而当潮水退去时，那份裸露的、脆弱的财政结构，便成了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

　　更深层次的后果，在于它在社会结构层面事实上构成了对无产阶级的“隐性剥削”。

　　我们为何要用“剥削”这个沉重的词汇？因为从根本上说，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将本应属于全体国民的土地这一公共财富，彻底异化为少数人进行资本积累的工具。高昂得令人咋舌的土地成本，最终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层层叠加上去，转化为城市里天价的房价和租金，这便极大地、无情地推高了每一位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成本。

　　这实质上构成了一种残酷的“隐性剥削”，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二次征税”——它让无数劳动者，不得不提前透支自己未来几十年的劳动收入，去支付这一“土地资本化”所带来的巨大溢价。当社会财富的分配因此被严重扭曲时，这种不公，便如影随形，成为了撕裂社会公平的隐形利刃。

　　而这种模式的终局，无可避免地将走向“不可持续”的绝境。

　　这种通过“预支未来”来维持当下繁荣的增长模式，其内生的矛盾性早已注定。它必然会在中国城市化进程速度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以及地方债务杠杆达到其物理极限之后，猛烈地撞上那道无法逾越的南墙。我们今天所目睹和经历的一切地方财政危机与债务困境，绝非偶然事件，它们正是这一内在矛盾长期积累后，在特定历史节点上所爆发出的、带着阵痛的、必然的结果。

　　我们无法假装看不见，因为这就是历史的规律，是规律最终兑现其承诺的方式。

　　(二)“三资”改革的宏观诉求：以“金融工程”解决债务难题

　　当“土地财政”这口“井”被汲取得几近干涸时，地方政府，特别是那些背负着巨额城投债的地方，陷入了空前的焦虑。他们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新的、可以支撑其庞大开支和化解巨额债务的“第二引擎”。

　　“三资”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一种“金融工程”的解决方案而被“发明”出来的。它的核心，不再是盯着“增量”的土地，而是转向了那笔更为庞大、但也更为复杂的“存量”——国有资产。

　　那么，“三资”改革的宏观诉求是什么？说到底，是地方政府在重压之下，试图寻找一条“生路”。这条“生路”，在我看来，体现在几个迫切的意图上：

　　一是急于“出表”。什么叫“出表”？就是通过资产证券化（ABS、REITs等）的金融魔术将地方政府和城投公司的隐性债务，从政府的“显性”或“隐性”报表上“剥离”出去，将其“包装”成市场化的、有资产（未来现金流）支撑的“金融负债”。账面好看了，评级保住了，雷管暂时被后推了。

　　二是迫切地需要“出资”。这就是要解决眼前的“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困境。通过资产出售、租赁和证券化，将“未来”几十年才能缓慢回收的现金流，“折现”为“当下”的救命钱。

　　三是他们幻想着能找到一条新的“出路”。通过“资金杠杆化”，将国有资金作为“引子钱”（母基金），去撬动数倍乃至数十倍的社会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投入所谓的新基建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地方经济寻找新的增长点。

　　(三)“卖地”与“卖权”的本质差异与内在联系

　　所以，我们看清了。这场“三资”改革，刨去所有金融的外衣，其内核无非是从“土地财政”向“资产财政”（或“股权财政”）的过渡。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过渡，是从“卖土地的使用权”，转向“卖资产的未来收益权和特许经营权”。

　　“土地财政”卖的是，在一定年限内，对空间的支配权。

　　“资产财政”卖的是，在一定年限内，对时间（未来现金流折现）和公共服务垄断权（如供水、供暖、公交、景区等特许经营权）的支配权。

　　这二者看似不同，一个“卖增量”，一个“盘存量”，但它们的阶级逻辑是相通的，甚至后者是前者的“高级阶段”和“金融深化”。为什么？因为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在日益增长的财政开支和巨额债务的重压之下，地方政府将国家和人民所拥有的、天然的垄断性社会财富（无论是土地、还是公共服务资产），进行资本化、金融化和商品化的强烈冲动。

　　如果说“卖地”还只是将“生产资料”商品化，“卖权”则开始将“公共服务”乃至“国家信誉”本身，也一并商品化了。这是更深层次的、更隐蔽的“资本化”浪潮。

　　二、“三化”的资本运作逻辑：现金流的前移、风险的后置与金融的魅影

　　“三资”改革的核心在于“资产化—证券化—杠杆化”这“三化”原则。我们必须，也必须，深入到这套复杂的金融工程内部，去剖析其背后的、最本质的、也是最具有潜在风险的资本运作逻辑。这套逻辑，充满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深刻揭示的“虚拟资本”的魅影。

　　(一)资产化：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强制飞跃

　　“资源资产化”，其哲学基础，是强行将那些长期处于“沉睡”状态、以“使用价值”形态服务于社会的国有资源（如荒山、林地、滩涂、乃至数据、文化标识等），通过确权、估价、注入国控企业等一系列操作，转化为具有可交易、可定价属性的市场化“资产”。

　　这，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将资源的“使用价值”（如荒山的生态价值、公园的公共休闲价值），通过制度和金融的手段，进行一次彻底的、制度化的“交换价值”的转化和放大。

　　这里潜藏着第一个巨大的陷阱：定价权。

　　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示过，商品价值的实现需要市场，但这些“沉睡”资源的“市场”在哪里？其“估值”标准何在？在地方政府“急于变现”的强烈冲动之下，“估值”过程极易沦为一场“数字游戏”。

　　让我们来看一个抽象但又无比真实的例子：

　　地方政府为了给一座闲置的旧工业园区进行“资产化”，需要制造可观的未来现金流。他们并未通过市场调研来吸引真正的产业，而是通过行政手段，将部分国有企事业单位强制搬迁入园，并签订了高于市场价的长期租赁合同，以“人为制造”一个虚高的、看似稳定的租金现金流。这种“行政性定价”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后续的“证券化”环节中，能以一个极高的估值将该园区打包出售给金融市场，迅速回笼资金。这种估值，并非基于资产的真实市场价值，而是基于权力保障下的“虚假繁荣”。

　　这种操作，我们难道看不穿吗？这种“资产化”的定价过程，充满了被权力干预和利益输送的风险。它成为了防止国有资产“静默流失”（因低效闲置而流失）的“名义”，却很可能开启了国有资产“喧嚣流失”（因低估贱卖或高估接盘而流失）的闸门。

　　(二)证券化：将“未来”折现的“寅吃卯粮”与“出表”的幻术

　　“资产证券化”，是这套金融工程的核心环节。它将那些具有（或被“制造”出）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如收费公路、产业园租金、公共事业收费权），打包成ABS、REITs等金融产品，在金融市场上“出售”。

　　其本质，就是一种对未来收益的“预支”和“提前消费”，是一种合法的、穿上了金融马甲的“寅吃卯粮”。

　　它确实能解决一点眼前的流动性危机，这一点我们不否认。但是，这种解决，是以什么为代价的？代价就是，它同时制造了两个致命的后遗症：

　　第一，现金流前移，风险后置。这是典型的“击鼓传花”。当下的现金流越充裕，就意味着未来数年、甚至数十年的现金流越稀薄。地方政府等于“一口气吃掉了未来几十年的饭”。而一旦底层的经营性资产（如经济下行导致高速公路车流减少、产业园退租）收入下滑，无法覆盖证券化产品的本息，整个以未来收益为基础的信用结构，就将面临连锁塌方的系统性风险。这种风险转移和未来透支，是如何在现实中上演的？

　　比如某地政府为了立刻获得一笔资金以偿付到期债务，将其一条已运营的高速公路未来25年的收费权进行证券化，打包成一支基础设施REITs在交易所上市。通过这种方式，地方政府“一次性”回收了未来数十年的通行费收入折现值。然而，几年后，随着周边区域新开通了免费的替代道路，这条收费公路的车流量大幅下降，其实际收入已远低于最初证券化产品发行时承诺的“最低预测收益”。导致的结果是：地方政府的短期债务虽然解决了，但接盘该REITs的投资者面临巨大亏损，而未来20年，该高速公路的未来现金流已经被预支一空，地方政府已无能力从中获得收入进行维护和升级，公共资产的长期可持续性受到严重威胁。

　　这个例子血淋淋地告诉我们，“提前消费”的未来，终究是要有人来买单的。

　　第二，债务“出表”的幻术。证券化后的负债，从法律和会计上，被转化为一种“市场化融资”，从而不再出现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这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化债”和“合规”，但其经济实质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债务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凝结。它依然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负债”，只是债权人从银行（间接融资）变成了金融市场的无数“匿名”投资者（直接融资）。

　　这种，将负债从“公共账本”转移到“市场账本”的“出表”操作，其本质是一种金融修饰，而非实质性地解决了债务的根本来源。

　　(三)杠杆化：以“小钱”撬动“大钱”的金融加速器与风险放大器

　　“资金杠杆化”，是对这套金融工程的二次加速，也是风险的指数级放大。它通过将证券化融来的资金（或者财政拨款），作为“引导基金”或“劣后级”资本，去撬动和吸引更大规模的社会资本（尤其是银行信贷和私人资本）。

　　这，就将“三资”改革，从一个简单的“变现”过程，转化为一个以国有资产为“锚点”的“金融加速器”和“风险放大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利用国有资本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国家战略方向，有其合理性。但是，当“一切”国有资金都“尽可能”地杠杆化时，其危险性是灾难性的：

　　多重抵押与未来透支：这种操作，无异于“对未来的未来，做二次抵押”。这使得未来的财政，需要以更远、更模糊、也更不确定的收益，来偿还今天所产生的、被杠杆放大了的巨额债务。

　　金融风险的泛在化：这种模式，极易催生出一个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中那样的、将“好资产”与“坏资产”进行多重打包、多重证券化、层层嵌套的、高度复杂的金融链条。这将使得任何一个底层资产的经营失败，都有可能通过杠杆的传导，引发整个金融体系的连锁反应和系统性崩溃。

　　这是在用人民最根本的“家底”（公共资产），去赌一场金融资本的豪赌。

　　三、改革的辩证法：效率提升、资产流失与民生公共品的异化

　　“三资”改革，是一场充满矛盾的辩证运动。我们既要看到它在特定条件下，对“效率”的潜在提升，更要警惕其在“效率”的幌子下，对“公平”和“公共利益”的根本性侵蚀。

　　(一)效率的提升与“静默流失”的遏制

　　我们必须承认，用辩证的眼光去看，“三资”改革所指向的，是一个长期困扰国有资产管理的“静默流失”问题。

　　所谓“静默流失”，指的是那些因长期闲置、官僚主义式的低效利用、或管理不善（如大量空置的办公楼、园区，低效的矿产林业资源），而导致的国有资产潜在价值的巨大浪费和贬值。从这个角度看，将这些“沉睡”的资产通过市场化手段盘活、利用，本身就是对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积极提升，这符合“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二)产权界定与“资产流失”的制度性风险

　　然而，从“提升效率”到“国有资产流失”，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尤其是在“三资”改革的框架下，这种“流失”不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那种简单、粗暴的“MBO”或“贱卖”。它是一种在复杂的金融工程包装下的、制度性的、隐蔽的流失。

　　这种流失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估值与定价的失灵。在政府“急于变现”的融资冲动主导下，资产的定价极易受到权力干预和利益输送的影响。资本（尤其是与权力有勾结的资本）会利用信息不对称，以远低于真实价值的价格，获得对优质国有资产的长期经营权或收益权。这种“高价买入，低价卖出”的隐性流失，是最为隐蔽、也最难被追溯的。在信息不对称和权力寻租的黑箱中，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就比如某地政府决定出售当地一家拥有稀缺自然资源开采权的国有林场未来30年的收益权。由于地方官员急于完成指标，未进行充分的国际招标和市场估值。一家与地方政府有密切联系的私人资本集团，凭借其信息优势，以一个明显低于其潜在未来收益的价格获得了该经营权。该私人集团接手后，立即采用了“竭泽而渔”的模式进行超强度开采，两年内就获得了数倍于收购价的利润。虽然“所有权”仍归国家，但资产的核心价值和长期可持续性已被迅速掏空，完成了对全民财富的“静默流失”。

　　这个案例，难道不就是上世纪“国退民进”浪潮中那些“冰棍理论”的金融翻版吗？

　　其二，是经营权的过度让渡。对于那些出售“未来收益权”和“特许经营权”的资产（如自来水、公交、景区），虽然“所有权”依然在国家手中，但“经营权”（尤其是长达20-30年的经营权）的让渡，才是资本逐利的核心。私营企业在获得经营权后，必然会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这将导致两个必然结果：一是“竭泽而渔”式的过度开发，损害资产的长期可持续性；二是通过关联交易、复杂的财务手段“掏空”资产的核心利润，使得当经营权到期收回时，国有资产早已成为一个被榨干的“空壳”。

　　(三)民生公共品的异化：从“福利”到“利润”的阶级性转向

　　“三资”改革，其最大的、最具有阶级性风险的代价，在于它将“民生公共品”和“自然资源”，彻底地、不可逆地推向了资本市场。

　　在马列毛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词典里，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公共品（如水、电、气、热、交通、教育、医疗）的根本属性，不是“商品”，而是国家为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而提供的“社会福利”。

　　但是，当这些公共服务，被“资产化”、“证券化”，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稳定收益”的标的时——它们的根本属性就发生了“异化”！

　　它们的内在逻辑，将不可避免地，从“保障民生、社会效益优先”，转向“资本增值、利润最大化优先”。

　　这种转向，对无产阶级意味着什么？

　　比如某地政府将城市公交系统的特许经营权和未来收入权打包证券化出售给一家金融财团。为了确保金融产品的高收益，该财团接手后，并未投资改进老旧车辆，反而立即要求政府批准其提高公交票价。政府迫于必须保障金融产品信用的压力，批准了提价。这使得城市中收入最低的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出行成本迅速增加，被迫将有限的收入更多地转移给金融资本。公共交通的服务属性，已彻底从“社会福利”异化成了“阶级剥削”的工具，以牺牲劳动人民的利益来保障资本的稳定回报。

　　这，就是异化！这种异化的最直接后果是什么？是公共服务的价格（水价、气价、学费、医疗费）的不断上涨——因为为了“卖个好价钱”，地方政府可能在出售前就得先涨一次价；私营企业接手后，为了追求利润，更要涨价。是公共服务的福利性缩水、质量下降。是公共服务的“阶级化”倾向——即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将越来越依赖于个人的支付能力，而不是公民的身份。

　　这是对社会主义“人民性”的根本背叛！

　　四、阶级分析的视角：“三资”改革是“人民的大财政”还是“资本的盛宴”？

　　“三资”改革，其最终的政治指向，究竟是建立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大财政”体系，还是为正在滋生的官僚和金融资本提供一场新的“资本盛宴”？我们必须撕下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从最尖锐的阶级分析视角去审视这个问题。

　　(一)“大财政”体系的社会主义诉求与资本主义诱惑

　　“三资”改革，在口头上，声称是要构建一个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保值增值”的“大财政”体系。其社会主义的积极诉求，似乎在于：通过对国有资产的集中管理和高效运营，增强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并最终更好地服务于全体人民。

　　然而，在“三化”的实践中，这种“大财政”的构建过程，却充满了被资本主义市场原则所俘获和异化的巨大诱惑：

　　一方面，是“资本的逻辑”必然压倒“人民的逻辑”。一旦将“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就意味着，资产的运营逻辑，将不再是由国家的长远战略规划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主导，而是由资本市场的短期流动性和逐利性所主导。当“人民的需要”（比如在偏远地区保留低利润的公交线路）与“资本的利润”（砍掉这条线路以提高收益率）发生冲突时，谁会获胜？金融化的逻辑必然会迫使“人民的需要”让位于“资本的利润”。

　　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陷入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致命角色冲突中。他们既是“三资”改革的规则制定者（裁判员），又是“三资”的主要出售者和“杠杆化”的推动者（运动员）。这种致命的“角色冲突”，极易导致权力为了自身的短期财政利益（政绩、还债），而放弃对国有资产和公共利益的最严格的制度性保护。

　　(二)滋生官僚与金融资本的温床

　　“三资”改革，这种高度复杂的、以“金融工程”为核心的模式，因其高度的“专业性”和“不透明性”，极有可能成为新的、官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勾结的温床。

　　毛泽东同志曾深刻地指出，要警惕“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形成。在“资产化”的确权和估值环节，那些掌握了信息不对称和权力寻租机会的内部人士和权贵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以远低于真实价值的价格，获得对最优质国有资产的长期经营权。

　　在“证券化”和“杠杆化”环节，那些与地方政府有密切联系的金融机构（投行、券商、基金公司）和私人资本，可以通过充当“财务顾问”、“承销商”和“劣后级投资者”的角色，在整个链条中，抽取巨额的、不劳而获的金融利润。

　　这一幅官僚与金融资本共舞的“盛宴”图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抽象模型看得更清楚：

　　地方政府设立一支名为“新城建母基金”的引导基金，将部分国有净资产注入其中。该基金继而吸引了多家银行与私人基金作为“子基金”的合作方。

　　然而，在运作链条的关键环节，利益输送的路径逐渐清晰：

　　一家由退休官员子女控制的咨询公司，快速获得了资产清查和估值的独家合同，收取了高昂的“顾问费”，这笔费用先行被切走。

　　紧接着，一家大型券商集团在资产证券化环节充当了独家承销商，从中攫取了远超公允水平的巨额佣金。

　　最终，私人基金以“风险共担”的名义，却获得了投资回报的“优先分配权”。

　　这场以“盘活国有资产”为名的改革，最终借助复杂的金融结构，系统性地将国有资产产生的大部分收益，转移到了少数与权力勾结的金融机构和私人资本手中。

　　最终，我们看到，这场改革，在形式上，是为了“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但是，在经济实质上，它极有可能演变为：将国有资产所产生的巨额收益，通过金融工程的复杂链条，系统性地、隐蔽地，转移到少数官僚和金融资本家的口袋之中。

　　这是对全民所有制的最彻底的掏空！

　　(三)从“崽卖爷田”到“后人借钱”的代际剥削

　　这种以透支未来收益为代价的“变现”，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对“后人”的代际剥削。

　　我们这一代人，通过“卖地”，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土地红利；现在，又试图通过“卖权”，去透支未来几十年的公共服务收益。

　　当前所获得的巨额现金，是以牺牲未来数代人的稳定现金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的。这种“前人花钱，后人借钱，后人的后人，还在偿债”的模式，其政治上的后果是极其危险的：它在代际之间，制造了一种不公平的、不可逆的资源转移，极大地压缩了未来政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财政空间和政策灵活性。

　　这是在“崽卖爷田”！这是在用子孙后代的福祉，来为我们今天的、因错误的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债务危机“买单”！

　　五、长远的出路：结构性矛盾的解决，必须依赖于根本性的社会主义改革

　　那么，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三资”改革，在解决了短期的流动性困境之后，是否能够真正地扛起地方财政的长期大梁？

　　我们的回答是：不能！

　　它，只能，作为一种战术性的“权宜之计”和“技术性自救”，而绝非解决地方财政根本矛盾的“战略方针”。

　　(一)“三资”改革的局限性：头痛医头与治标不治本

　　“三资”改革，其根本的局限性在于，它是一种在既有的、错误的财政分配体制和经济结构框架内，所进行的“腾挪”和“修补”。它回避了，甚至掩盖了当前地方财政失衡的两个最核心的、最根本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个它没有触及的根本矛盾，就是“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政府，承担着巨大的、几乎是无限的、如“三保”和“新基建”等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的事权。但是，其所拥有的、稳定的、可靠的财权（主体税种），却相对狭小。这，才是地方被迫地、疯狂地去寻找“第二财政”（先是卖地，后是卖权）的最根本的制度性驱动力。

　　第二个它回避了的深刻根源，是整个“经济发展模式的内生性矛盾”。过度依赖投资拉动、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巨大产能过剩和债务积累，才是地方财政危机的最深刻经济根源。

　　“三资”改革，非但没有解决这两个根本矛盾，反而可能加剧它们。它只是将“卖土地”变成了“卖收益权”，将“显性债务”变成了“隐性负债”。它用金融的“鸦片”，暂时缓解了债务的“痛苦”，却可能让整个经济体对“虚拟资本”产生更深的依赖。

　　(二)根本的出路：回归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则

　　同志们，真正的出路，绝不在于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工具，和越来越高的杠杆。它必须，也只能，依赖于一场重新回归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则的、触及灵魂的根本性改革：

　　我们所呼唤的财政改革，它必须是一场围绕“人民主权”展开的、彻底砸碎旧有权力体制的革命。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彻底废弃那种以“部门权力”为轴心的、惯性的划分逻辑；转而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唯一的准绳，重新科学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刻不容缓的是，必须立即建立一套以“主体税源”为基石的、稳定且不容侵蚀的财政制度，确保地方政权拥有与其公共服务职责相匹配的、绝不向私有资本乞求的可靠财源。这是对一切剥削制度进行釜底抽薪的、决绝而深远的策略！

　　更进一步，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捍卫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这场革命的命脉所在。我们必须将国家经济发展的航向，从滋养投机和剥削的房地产与金融“虚拟泡沫”中，决绝地扭转过来。它必须转向由科技创新驱动的、高质量的、真正属于全体人民的“新质生产力”。听清楚：财政的根本，从来只在于劳动者的生产与创造！只有发展起强大的、高效率的、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实体经济和国有经济，才能从根本上粉碎一切财政困境。绝不允许再出现本末倒置，以“资产化、证券化”为幌子，将公有经济的主体命脉，隐蔽而系统地输送给私人资本的腐朽行为！

　　然而，所有这一切宏大设计，最终的成败，却系于最关键的一环：那就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与群众监督。这是所有深刻变革的生死线！毛主席的教导振聋发聩：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场名为“三资”的改革，绝不允许成为少数官僚与资本相互勾结的“暗箱操作”的盛宴。因此，我们必须将“三资”改革的全部过程——特别是资产的清查、确权、估值和出售——彻底、不留死角地暴露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最严格、最彻底、最公开的监督之下！唯有如此，革命的成果才能真正被固化。

　　我们必须将“一切国有资源、国有资产、国有资本，属于你我他每一个人，共有共享共益”的庄严承诺，落到实处。要将国有资产的“账本”向全体人民公开！要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工会组织和人民群众，对“卖权”行为的、实质性的否决权和监督权！

　　结论：出路不在金融，而在人民！

　　行文至此，我们是时候该做一个最辩证、也最清醒的总结了。

　　“三资”改革，作为在“土地财政”失灵与巨额债务压力下，所采取的一场运用金融工程手段的“自救”和“腾挪”，其短期内的现金流改善效应，是存在的，也是地方政府的无奈选择。

　　但是，它，绝不能，扛起地方财政的长期大梁。

　　因为它，并没有解决根本矛盾，它只是在“透支未来”。它以“效率”之名，行“异化”之实。它在“化债”的掩护下，隐藏着巨大的、制度性的国有资产流失和民生公共品被资本俘获的风险。

　　如果，我们不能以一种彻底的、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眼光，去对这场改革进行最严格的监督、最彻底的偏，并最终推动财政关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性变革——那么，今天这套“三化四字诀”，就极有可能，会从“化债自救”的希望之光，演变为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隐蔽的、制度性的“资本盛宴”！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工具，而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定回归，在于我们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彻底坚守，在于我们对“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马列毛主义根本原则的再次唤醒！

　　财政的危机，归根到底是政治的危机，是路线的危机。

　　解决财政的出路，归根到底也只能是政治的出路，是社会主义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