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异化

　　“异化”或“外化”一词源于德国古典哲学，意指主体或从其原来的状态向异己(矛盾)的或敌对状态的转化。本文所指知识分子的“异化”，主要是指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代知识分子的言行背离了人们眼中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与班达所说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很相似。

　　在一些西方学者眼中，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主要是指intelligentsia所反映的俄罗斯19世纪40年代知识分子所持激进的哲学、政治、经济观点，和批判现行制度的态度;以及1898年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法语intellectuals所反映的左拉等知识分子坚持正义、平等和民主的价值体系。批判知识分子向这样的价值的对立状态的“异化”或背离，最早主要反映在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1927)中。他在1946年版的序言中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以捍卫正义、理性和大公无私的价值为未己任的，但他们却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而背叛了自己的使命。他依据的事实，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欧洲其他参战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站在自己“民族”和“盲目爱国”的立场上煽动种族激情，支持参战，甚至欢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反对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认为，这实质上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骨子里喜欢的是等级制社会、法西斯极权国家。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体制下，对现行制度持批判态度的，主要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左翼进步知识分子、以及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自由主义右翼知识分子。就左翼知识分子的“异化”而言，其主要起因和表现有四:

　　第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分工和市场结构更加细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实现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和实行物质刺激、严格的劳动纪律、科层化或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制度、以及科学技术管理等一整套现代管理制度;加上政治上的制度化政党制度，使得大量被吸收到大公司等各种利益集团和教育体制中的知识分子，在公司、国家、政党、教育文化和公共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或控制和操纵性地位的同时，也受到这个制度严格的组织管理标准和组织纪律的限制，削弱了自身自由行为的范围，传统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政治自主性、和批判性也都收到了严格的限制。知识分子本身已成了大规模科学管理的工具，在服从这个制度的习惯养成条件下，其传统的批判性思维定势已转变成科学技术管理、精英管理下的技术理性、工具理性思维和实用主义思维定势，并将这些思维定势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教育系统、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中(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1993，第三章、第四章)。博格斯指出，这种异化的情况，即使对于苏联体制也是不能幸免的:在现代大规模生产方式和科层管理组织体系下，极权管理、精英管理、行政化控制模式使得苏联知识分子遍布于党政军经济各个领域，知识分子工具化已占上风，权力基础严重脱离大众和大众话语，脑体差别和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差别都呈现了扩大化(同上，第三章、第四章)。

　　第二、一部分知识分子通过拥有专业知识和对生产力的管理权、控制权，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产生了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阿尔文·古尔德纳的《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1979)，把兴趣在政治方面的知识分子和兴趣在技术上方面知识分子分别用intellectuals和technical intelligentsia(知识匠)来表达。他对作为所谓“文化资本家”的“新阶级”异化的分析集中于科技管理型知识分子身上。在他看来，“新阶级”的经济基础就是他们握有的“文化资本“。他的“文化资本”是指是文化的私人化、技术的资本化，具体表现为掌握了多种文化语言技术的知识分子以工资、版税、专利版权、文凭等形式获得特别收益，将历史和集体创造的文化变成资本据为己有，把它变成能为自己创造大量收入的文化资本(第五议题，P15-16，P22);他说，“文化资本”也是一种人力投资，劳动是消耗一定文化标准和规范的体力，劳动只有在符合一定文化标准时才创造价值，“新阶级”的劳动的价值就是由文化方面的投资所决定的(第五议题，P24)。他认为，“新阶级”虽无很多物质财富，但却拥有关于生产力和管理的技术知识，拥有管理权和控制权，故其实际力量要比其他阶级的大。他们实际上是以其专业知识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和权力的(序言，P6-8)。

　　在上述经济基础上，产生了作为“文化资本家”的“新阶级”的代表性意识形态，即 “专业主义”，其核心是利用技术和专业为自己谋利益。其特征有:

　　1、在反对和剥夺限制旧阶级凭借物质和资金所有权享有利润、地租、利息方面的利益时，他们赞同建立“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但当他们为自己争取政治经济的好处时，他们会认为，自己享受到的财富和权力与其拥有的大量专业文化极不相称，他们拥有的专业化知识对人类幸福和财富做出了贡献，他们应当得到高报酬，世界应当由像他们这样具有超凡能力智慧和科学知识的人来统治。因此他们会通过反对平均主义来反对平等原则(古尔德纳，第五议题，第十一议题)。

　　2、在管理上，他们只重技术不关心管理伦理，不相信平等的原则，不容忍工人参与管理，只有当文化资本运用能使生产力增长时，他们才愿意增加福利开支，接纳工人参与管理(同上，第九议题)。古尔德纳认为，在关于阶级平等方面，苏联的斯大林的体制是倒退的，而毛泽东的“鞍钢宪法”，才是防止老官僚和“科技知识匠”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采取的有力措施(同上，第九议题)。

　　(注: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中，以苏联经济为鉴戒，强调国有企业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

　　3、“新阶级”有强烈的成为新贵族的欲望。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萧士认为，知识分子比普通人更关心终极价值、主张推翻一切等级(《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and Other Essays》(Chcago，1972，爱德华·萧士《Tradition》有傅铿、吕乐的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古尔德纳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新阶级”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当下环境的影响、更容易受利诱、随机应变和见风使舵，他们贪婪怯懦，支持尊重他们嗜好的人，成为新权贵是他们的强烈欲望(古尔德纳，第五议题)。只要他们的上升通道受到阻碍、他们的收入与其权力不相称、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与对自己利益的关注不相称、遇到妨碍他们发展科技的障碍时，他们就会“异化”(古尔德纳，第十一议题)。

　　4、专业主义意识形态，也成了统治阶级谋取利益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利用生产力问题可以通过教育、科学技术得到解决的理论(类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宣传任何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得到解决的意识形态，所有的政治性公共领域的问题都可以非政治化，以此淡化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古尔德纳，第五议题)。

　　第三、市场结构和经济组织分工越来越细化的趋势、专业化意识、科学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实用主义思维深刻影响了教育体系，大学学科、学术专业细化趋势和知识分子晋级量化考核制度，消解了知识分子对综合知识、政治、经济等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关注的质量。其主要表现有:

　　另一方面，知识的专门化也削弱了普通公众理解公共问题的能力，加上公知著作、论文和演讲等“产品质量”没有赔偿承诺和质保签约，公众无法承付调查公知信用的信息成本，公众对公知产品的质量产生了信用质疑;这又转过来迫使公知只有靠修辞说服力、学术资历、权威度等来“承诺”自己“产品”的质量;由于公知的产品无质保，公知的言论又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制度的庇护，知识狭窄的公知一旦在公知市场上失利，也可以安然无恙携“利润”退回学校而不会有任何经济损失(其退出市场的成本很小)，故受损害的只能是广大公众(波斯纳《公知》，第二章)。

　　2、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评价工作受到市场导向、科学技术理性、工具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支配，使得在学生受教育方面，放弃对所有学生给予平等机会且同时实行优胜劣汰机制的“精英教育”，转向确保每个学生顺利毕业、取得合格证书的“平民教育”，把学生缴费上学与取得文凭的关系变成了市场买卖关系，导致分数、学位与学历的贬值;全球都弥漫着这种工具主义的风气，知识被当做技术性操作的产品，失去了内在的价值和意义([英]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 1948-)著、戴从容、王晶译《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 2004，绪论)。在这种受市场需求和工具理性主义支配的文凭至上精神浸迷下，在英美产生了教学的“传单文化”(handout culture)现象，即向学生灌输容易消化的信息，用各种辅助工具如PPT主导教学和取悦学生，把学生的智力水平降低到仅仅吸收信息和获得技能的水平。校方要求教师必须给学生提供包括大纲和阅读材料、试卷样本，甚至如何答题在内的详细材料(富里迪，第五章、第六章)。

　　这种现象在中国的故事是:学校行政管理部门要求任课教师(也是出卷人)保证考试卷面成绩呈正态分布，优秀率和不及格率各不许超过5%，否则要在考试后做出成绩不能正态分布的各种说明、或重新出卷重新考试，这大大诱导了教师为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在考题、评卷、考前复习上做文章以降低教学和考试难度，尽量保证绝大多数学生考试过关，学生过关就是自己过关。

　　在教师方面，知识分子充当了制定专业化规章考核制度的工具，但反过来又异化成了这种量化体制审查的对象(富里迪，第一章)。评价大学的主体不是学校和教师，而是政府的行政教育机构及其组织的专家集团、公务员或行政人员;考核的标准是教学和科研对公共利益、对生产和交换是否有利。这种由外部各种专家组织的考核、迫使每个人都服从的量化考核体制，对于学术和思想活动的内在价值和学术自由是没有丝毫兴趣的(富里迪，第四章)。

　　这种量化考核的中国版本是:教育部管理的各个大学的行政机构，对各级岗位的教师任职期间所要完成的教学时数、科研(项目、论文和著作)的数量和论文发表的刊物档次，都作了要求，完不成任务的不论是否有晋升职称的要求，都会被降级(降岗位津贴)使用。对所谓双肩挑(行政干部和教科研)的教师却有各种不同程度减免工作(教学时数和论文)量的优惠政策。在这种考核制度下生存的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真是苦不堪言(参阅科学网蒋磊的博文《中国青年学者的论文发表困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68824-968219.html)，追求个人学术目标价值的自由受到极大地挤压。这诱使很多优秀的教师都追求有一个一官半职。追求“官本位”成为中国高校知识分子被“异化”的重要特征。大学脑力劳动者的这种生存状况，很像马克思解释资本雇佣劳动制度下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异化劳动那样，在这种量化考核制度下的脑力劳动者，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福、不自在、不舒畅，这说明:

　　“这种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而，它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恩全集第42卷，P93-94)。

　　3、上述量化考核制度除了挤压了教师追求学术的自由，还给大学的知识分子确定了新的异化目标。这种考核制度使得原来活跃在公共领域的公知退回到学校，把同事当听众，把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当作自己的媒体;把他们的工作、晋级和薪水、课题和所用的语言都紧紧绑在这种评估制度上;他们为数量有限的专业刊物写作，他们只是在同行圈内才成为“著名”的学者;他们为了获得一个职位和晋级，开始把原来投向公众的注意力转向同行赞同和承认(雅格比《最后的知识分子》，第一章)。他们眼睛盯着专业期刊、专题、著作和专题会议，不愿意挑战学术规范，而转向有利于自己功名的著名学术机构或与著名人物的交情关系;转向量化考核需要的引文、脚注、SCI所需要的索引，而索引考核的不是成果的质量而是影响力和关系，并由此诱发他们开始引用自己的文章和相互引用或奉承(雅格比，第六章)。在他们身上，为公众福利坚持正义的价值观和行为已经消逝。

　　4、专业细化把知识变成了私人知识，即使在同一学科的不同细化专业之间，人们也听不懂对方的专业语言和方法，知识分子们的学问带着强烈的学究气，除了本行业内的专家，无人能懂，因而也无人愿意读他们的论文和著作。异化了的学者们的学术越来越像他们过去试图颠覆的那一套(雅格比，第六章)。

　　雅格比指出:英国分析哲学的全面胜利将哲学变成了“一种教授之间的内心对白”。大多数哲学家放弃了与重大问题的联系，忽视历史、文学、宗教和艺术。美国政治学出版物，让一般读者越来越不感兴趣，越来越读不懂，越来越多的专门术语不反映实际的需要而是个人学术王国的建立。经济学家为了文章易于发表，越来越使用不能说明现实的复杂的数学模式，这些模式可让经济学家无需经验信息就可以发表文章，让年轻的经济学者学会了依靠建立更多更复杂的数学模型获得存在感。诺奖经济学奖得主列昂惕夫对1972-1976年、1977—1981八年里的权威杂志《美国经济学评论》调研发现，大多数文章没有任何数据就使用了数学模式。只有1%使用了作者本人所获得的直接信息。芝大经济学院的唐纳德·N·麦克洛斯基指出:英美经济学“现已产生了许多残废的经济学家”;他们“对历史感到厌倦，不了解自己的文明，不关心伦理道德，也不考虑方法”;他调查了《美国经济学评论》的稿件，发现1981年至1983年期内在159篇全文登载的文章中“仅有6篇使用文字”;沉迷于使用统计数字、图表和“直接视觉刺激的方式”毁掉了经济学这一专业;稿件“让外行人连字面的了解都做不到”(雅格比，第六章)。上述情况进入本世纪依然如故，在中国，这些套路也通过“国际接轨”到处畅通无阻。

　　5、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异化”是重头戏。雅格比指出，大学的左派激进分子、女权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与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眼睛也都盯着专业期刊、专题、著作和专题会议，学问也充满学究气，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专业学术作品。最有影响最具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作品都是专为大学学者写的，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1971)、《政治无意识》(1981，有中译本)都是基本的参考书)，但他本人却从未与公众对话过;大多数激进的经济学家通过选择论题来保持本身的激进性，但迫于职业的压力和生存的需要，又用量化分析技术来证明他们的工作合规合法、符合主流学术方法和话语规范，写出的东西同样让人越来越看不懂(雅格比，第六章)。

　　博格斯也指出，二战后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脱离群众政治，其语言已经演化成学术性话语，和与主流思潮结合的精英话语;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已经适应了技术专家治国论的霸权，接受了凯恩斯国家资本主义各阶级合作的主张(博格斯，第四章);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仅在自己的专业里工作，脱离群众，脱离政党和工会等马克思主义运动;他们为了获得赞助、研究基金、科研项目和书籍合同，以主流的科学形式进行研究，来适应专家治国论教育的要求;他们不能预测社会的变革领域，无法掌握激进话语和激进政治的领导权，没有挑战工业社会的力量和逻辑;像《新左派评论》这样进入美国一流大学的杂志，远离社会生活，写作风格华而不实;大学里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异化成了反映资本主义理性的、标准的技术专家治国型的意识形态(博格斯，第五章)。对于如下的重要问题，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不能回答: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变动的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国家权力的特点是什么?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形式是什么?真正的左派如何建立政治上可行的力量集团?(博格斯，第六章)。在美国，即使在批判性话语体系中相较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歧视、人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是处在边缘化状态(博格斯，第六章)。

　　第四、关于左翼知识分子异化的四个原因。

　　西方社会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异化有很早的历史:一战期间共产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站在了进行不义战争的“祖国”一边。二战期间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公开支持德意法西斯(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1946年版序言)。二战后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异化的原因，大体有:

　　1、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运动中，很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被逐出学界，左翼学派的传统被打破，很多名牌大学的教师进行自我审查或被政府审查，那些被免职的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能谋到新的教职。大学教授在公共领域的发言或政治活动，若触发了敌意受到威胁就会退缩，退回到他们的专业和“私人领域”中。学校的专业化成了一个政治避难所和挫败学术自由的工具(雅格比《最后的知识分子》1987，第五章)。这种情况一直没有起色，60-80年代美国几十所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仍然经常受到被剥夺职位升迁的机会，从而被迫顺从、被迫调整服从主流，即使在90年代后期，美国高校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的也不过1.5万人(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1993，第五章)。

　　2、沙皇封建军事专制的俄国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旧中国，没有政治民主传统、没有政党竞争轮替(全民选举政党竞争轮替执政)制度，一旦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经济、政治危机，就很容易爆发武装推翻旧政权的革命。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长期的政治民主(竞争)传统，在这样的制度下，任何想继续执政的政党，都不敢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激化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即使旧的执政党因执政效果差而下台，新执政党也会多少吸取前任的教训来缓和社会矛盾。因此，在没有大的经济危机的条件下，政治方面也就没有了革命的条件，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各种具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形式的政党都不能不进入到这个政治竞争制度中，利用政党轮替制度和反对党的地位来争取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和广大选民的权利。因此这些政党也不能不学习和吸收来自各个阶层选民的语言与思想。在这样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方式的异化，就是难以避免的。

　　3、苏、东体制解体的影响。苏、东体制解体对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极大。台湾文化评论家南方朔在保罗·约翰逊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导读中指出，苏、东体制的解体对整个西方知识界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对保守派而言，1989年苏、东瓦解造成了进步知识分子这一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政治枯竭(Political Exhaustion)，即这个瓦解是对资本主义现状优越性的肯定，是对“社会主义”的污名化，并意味着对保守派所做的任何批判仿佛都失去了正当性。萨义德指出:苏东解体致使当代左翼进步知识分子被“拔掉了批判的牙齿”(Defanged)，他们不再有愿景，而是怯于批判，沦为体制内的“制造同意”的合谋者;不再谈论现实政治、社会与经济方面的不公不义，却对虚拟的文化、语言文本异常耽溺，思想问题变成了文化或文本问题，愿景和行动毫无生存空间;知识分子只在琐碎的地方卖弄小聪明，对世界上日增的恃强凌弱、以富暴穷等现象无动于衷。

　　博格斯也说:苏东的解体，导致从柏拉图到列宁、哲学家到当代学院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理论都已成遗风(博格斯，第六章)。

　　在中国，苏、东体制解体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对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噤若寒蝉，甚至禁止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问题。

　　4、来自西方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结构的变化，来自伴随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市场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科层管理制度产生的科学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主义和学科、学术专业化结构的影响。这正如博格斯指出的那样:

　　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社会的科层组织的发展，在加强了知识分子对政府组织、经济组织、教育文化领域的控制、操纵、和强化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标准的同时，也通过强化纪律削弱了知识分子自由的范围和他们的思想创造性、政治自主性和批判性思维，把他们变成了管理社会生活和大规模科学管理的工具;科学技术理性关于自然必须被征服的观念已经排除了进步知识分子对正义、自由、平等的道德关注，而偏好赞成更实用的标准，科学技术理性主导的工具理性相较知识分子的伦理价值观，对物质和意识形态，更具有了决定性意义。科学研究在美国是沿着科层路线来组织的，它们大部分受制于公司、军队、公共基金等机构提出的要求。技术专家治国论具有保守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理性深入到教育系统、大众媒介、大众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但真正控制舆论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控制财富和权力的阶级。当整个知识分子都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与知识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中，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基础就被摧毁，在这样的工业化方式下，任何重建知识分子原有价值系统的企图，都是极其困难的(博格斯，第四章)。

　　原文载于科学网2016·4·9，现文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