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倍尔：阶级国家与现代无产阶级

　　文/倍倍尔

　　近几十年，在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里，社会以十分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它又进一步加快了人类各个活动领域的进步。我们的社会关系因此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动荡不安和分崩离析的状态。

　　统治阶级失去了巩固的基础，各种制度日益发生动摇，难以抵御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不快、不安和不满的感觉侵袭着包括最高阶层和最低阶层在内的所有社会阶层。统治阶级想竭尽全力通过对社会机体的修修补补来结束这种令其难以忍受的状态，但是，这种努力无济于事，因而徒劳无获。由此产生和增加的不安使他们更为焦虑和不快。他们刚刚以某种法律的形式为这座摇摇欲坠的房屋打进一根木桩，就发现还有10个地方更需要这样修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己内部就总是争论不休，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当一个党派认为有必要对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民众略示安抚与和解时，另一个党派却认为这样做太过分了，并认为这种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软弱和迁就，只会激起民众争取更大让步的欲望。所有议会中毫无休止的协商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通过协商总是制订出新的法律和制度，而人们依然不能平静和满意。在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在一定程度上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些矛盾激化了社会斗争。

　　不仅仅是德国，其他国家的政府也都像风中的芦苇一样摇摆不定。它们必须有所依靠，无依无靠便无法生存，因此，它们时而俯身于此方，时而俯身于彼方。在所有先进的欧洲国家中，几乎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占有肯定可以信赖的议会多数。社会矛盾造成多数派的分崩离析，方针路线不断变换，毁灭了统治阶级残存的自信，德国尤其如此。今天这个党派是铁砧，那个党派是锤子，明天就换了位置。一个党派刚刚苦心经营起来的局面又被另一个党派毁坏。混乱越来越严重，不满情绪持续增长，冲突日益增多，数月之内所毁灭的力量比从前数年之内所毁灭的力量还要多。除此之外，人们还以各种捐税的形式提出越来越高的物质要求，公债无限制地增加了。

　　国家根据其本质和特性是阶级国家。我们已经看到，为了保护已出现的私有财产，通过国家的制度和法律调整有产者之间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关系，国家的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财产占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财产的性质都决定了最大的有产者是国家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塑造国家。但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就是个人对私有财产的贪得无厌，因而不择手段地增加私有财产。他将努力将国家塑造成有利于最充分地达到他的目的的样子。因此，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可以说就自动地变成了阶级的法律和阶级的制度。但是，如果对维护现存国家制度不感兴趣的群众认识到了现存制度的真正性质，那么，国家政权和所有对维护现存国家制度感兴趣的人将不能长久地对抗群众，维护现存国家制度。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掩盖这种性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民众对现存状态了解得越少越好。不仅如此，人们还必须教导他们，现存制度过去是永恒的，将来仍将是永恒的。取消这个制度就意味着反对上帝亲自实行的制度，宗教便是为这个制度服务的。民众越无知越迷信，便越有利可图。使他们处于这种状态符合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也就是说符合把现存国家看作自己阶级利益的保护伞的那些阶级的利益。这是有产者、国家和教会的统治制度，它们联合起来，共同保护它们的利益。

　　但是，获得财产的努力和有产者的增加也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努力进取者的圈子在不断扩大，他们都想参与已取得的进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一个新的阶级便在新的基础上产生了。但是，统治阶级不承认这个阶级具有平等权利和同等价值。这个阶级于是全力以赴，争取平等权利和同等价值。最终便出现新的阶级斗争，甚至出现暴力革命。新的阶级通过暴力革命迫使人们承认其统治阶级的地位，并且往往采取充当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群众的维护者的方式，依靠他们的帮助获得胜利。

　　但是，一旦新的阶级得到了分享政权和统治地位的权利，它便与过去的敌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过去的同盟者，不久，又再次开始进行阶级斗争。在此期间已经给整个社会打上自己的生存条件烙印的新统治阶级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利和财富，只能让受到它的压迫和剥削的阶级也分享它的部分文化成就，因而提高了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能力和认识。这样一来，它便向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提供了武器，导致了自己的灭亡。现在，群众斗争的矛头指向任何形式的阶级统治。

　　上面所说的后一个阶级便是现代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不仅争取自身的解放，而且还要争取其他所有被压迫者和妇女的解放。

　　阶级国家的性质不仅决定了被压迫阶级处于无权地位，而且决定了维持这个国家的费用负担首先落在他们肩上。当征募这些费用和负担的方法采取可以掩盖其真正特点的形式时，这样做就更加容易。如果从收入中征收用于公共支出的高额直接税，那么征收对象的收入越低，越容易产生对抗情绪，这是明摆着的事。于是统治阶级采取了聪明的作法，在这方面掌握分寸，用间接税代替直接税，也就是说把税加在生活必需品上，这样一来就将负担分摊在日用消费上，它体现在商品价格上，但是大部分人都从价格上看不出来，他们弄不清他们付多少税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每个人交纳了多少面包税、盐税、肉税、糠税、咖啡税、啤酒税、煤油税或关税等等，而且很难算清楚。他们没有料到，他们被别人狠狠地敲了竹杠。这种税与家庭人口数量成正比，是可以想到的最不合理的征税方式。而有产阶级反倒夸耀他们所交纳的直接税，并按纳税额的大小来分配政治权利，并且拒绝给予无产阶级以政治权利。此外，有产阶级还借助国家的资助和支持，通过纳税补贴和对所有食品征收的关税以及其他补助金的形式，每年从大众那里得到数亿之多。不仅如此，大资本家的企业主组织还通过联营、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形式抬高各种生活必需品的物价，实施极其严重的剥削，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鼓励或默许这种做法，甚至亲自参与，予以支持。

　　只要不让被剥削阶级了解所有这些手段的本质，他们就不会对国家和统治者构成威胁。然而，一旦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受损害的阶级（大众政治修养的提高使他们越来越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这些显然极不公正的手段就会激起他们的愤慨和怨恨。对统治力量的正义感的最后一丝信任破灭了，使用这种手段的国家的本质和支持使用这种手段的社会的本质将为人们所认清。结果是人们进行斗争，直至二者的灭亡。

　　为了调和不同利益的矛盾冲突，国家和社会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制度，但是，旧的制度得不到彻底的废除，新的制度得不到彻底的实施。人们采取行动时总是动摇不定，任何一方也满足不了。如果不想孤注一掷，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从人民生活中所产生的文化需求，而哪怕是凑合地满足这些需求也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由于到处存在着许多寄生虫，这种代价更为巨大。此外，所有与文化目的相矛盾的机构不仅得以维持，而且由于现存的阶级对立反而得以扩展。随着人们认识的增长，它们越来越被人视为无用之物，因而越发令人感到窒息和厌烦。警察制度、军事制度、法院组织、监狱、整个行政机构日益扩大，费用越来越高，然而，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并未因此而加强，而是恰恰相反。

　　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方面逐渐形成一种完全不正常的状态。随着商品生产的不断扩大、商品交换借助于逐渐完善的交通手段变得越来越容易以及经济和科学成果成为所有民族的共同财富，国际关系也在不断加强。人们订立贸易和关税条约，借助国际资金修筑耗资巨大的交通要道（苏伊士运河、圣哥达隧道等等）。各个国家都以巨款资助有利于改善地球上不同国家之间交通状况的轮船航线。人们建立了世界邮政协会（这是第一流的文化进步），召开具有各种实用目的和科学目的的国际会议，把各民族的最优秀的精神产品翻译成主要文明民族的语言加以推广，力争使各个民族国际化，使它们之间亲如兄弟。但是，欧洲和文明世界的政治和军事状况与这种发展却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各方都人为地助长民族仇恨和沙文主义。各国的统治阶级都试图使人们相信，各个民族之间都充满了敌意，它们只是在窥伺可以袭击另一个民族、灭亡另一个民族的机会。各个国家之间资产阶级的竞争在国际领域具有一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另一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的性质，在群众的政治盲目性的支持下，导致了世界上闻所未闻的军备竞赛。这场竞赛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军队，制造了用于陆战和海战的完善的杀人工具和破坏工具，只有在我们这个科技高度进步的时代才有可能达到这种完善程度。这场竞赛造成破坏手段的发展，而它终将导致自我毁灭。维持陆军和海军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年年增长，最终将使一个极其富有的民族垮掉。1908年，德国仅为陆军和海军的经常性支出和一次性支出（包括退休金和用于战争目的国债的利息）就支付了15亿马克。这个数目还将逐年增长。根据内马尔克的调查，欧洲国家的支出情况如下：

　　依此表所示，欧洲每年要为陆军和海军支付67.25亿法郎（54.48亿马克），为主要用于战争目的的债务支付利息60亿法郎（48.6亿马克）！这是多么惊人的状况！

　　美国和亚洲也以欧洲为榜样。美国1875年耗费了3.868亿马克，1907—1908年耗费了14.369亿马克。日本包括退休金在内的陆军和海军一般性支出1875年为2050万马克，1908—1909年为2.204亿马克。

　　这些支出使教育目的和文化目的受到极大损害，迫在眉睫的文化任务遭到冷落。国防支出过于庞大，甚至危及到国家的目的。日益庞大的军队收罗了国家中最健康最强有力的部分，为了军队的发展和训练，调动了所有脑力和体力，就好像大屠杀训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头等大事。同时，人们还在不停地改良战争工具和杀人工具，这些工具在速度、飞行距离和破坏力上都达到完美程度，使朋友和敌人都感到恐惧。一旦这个庞大的体系运转起来，欧洲互相敌对的力量将把1600万至2000万人送上战场，那么，人们将会看到，这个体系变得难以控制和难以驾驭。任何一位将军都无法统帅如此庞大的军队，任何战场之大都不足以排列这样的军队。任何行政机构都无法长期供养这样的军队。在会战时将缺少医院安置众多的伤员，而要埋藏大量的死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此外，考虑到未来的欧洲战争将给经济领域造成可怕的干扰和破坏，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下一次大战将是最后的战争。破产的数字将是前所未有的。停止出口将造成数千工厂停产；停止食品进口将带来食品价格猛涨，数百万家庭的供养者都在战场上作战，这些家庭都需要救济。而资金又从哪里来呢？以德国为例，在战争状态下，维持陆军和海军的费用每天就需要4500万至5000万马克。

　　欧洲的政治军事状况的发展很容易以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告终，这场灾难将把资产阶级社会拉向深渊。当资产阶级社会发展到顶点的时候，这个社会所处的状态将使自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它用自己开始作为迄今为止最革命的社会所创造的手段准备了自己的灭亡。

　　我们的大部分城乡由于不知道如何才能满足年年增长的要求而逐渐陷于绝望的境地。尤其是我们那些迅速崛起的大城市和工业区，人口激增提出许多要求，而多数财力不足的城镇要想满足这些要求，只能依靠高额课税和借贷。修建学校和公路的费用、用于照明、筑坝和水利设施的费用、保健福利和教育支出、警察和行政支出都年复一年地增长。除此之外，少数养尊处优的人还处处对公共事业提出极其奢侈的要求。他们要求建立高等教育机构、修建剧院和博物馆、为上流社会居住的城区和公路安装相称的照明设备和铺设相称的道路等等。虽然居民的大多数对这种特权表示不满，但是这是现状的本质所决定的。少数人掌握着权力，他们利用权力，以整体的代价尽可能地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本身并无可非议，这是一种进步，错误在于它们主要使有产阶级受益，而不是由所有的人分享。另一个弊端是行政机构往往不得力而且费用很高。行政官员往往高高在上，没有掌握足够的知识，难以满足多方面的、尤其是业务知识方面的要求。而城镇的顾问们则大多为自己的生存奔波忙碌，不能为彻底履行自己的义务作出必要的牺牲。这些职位还往往被用来营私舞弊，给公共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后果却由纳税人来承担。社会没有办法彻底地多少令人满意地改变这种状况。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征税，都会使人们更加不满。用不了几十年，大部分城镇将不再能够以目前的行政管理和征税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城镇领域同在国家生活中一样都急需实行彻底的变革，人们向城镇提出了极大的文化要求，一旦具备了意志和权力，它就会构成开始实行社会变革的核心。

　　但是，在目前个人利益统治一切，置公共利益于不顾的情况下，这一点如何能够实现呢？

　　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活状况，它不过是社会状况的反映。

　　（来源：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第十六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