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代议民主制度和直接民主那个好？

　　在西方国家，那些为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唱赞歌的人侈谈“扩大群众的民主权利”，却假装看不到间接民主的代议机构和直接民主的形式和机构之间的冲突。他们让群众依据口头上的虚假的竞选纲领和诺言去选举议员。但在选举之后，就不要干扰这些先生们、女士们，听任他们欺骗投票人，背弃他们的诺言，让他们去为维护资产阶级秩序而立法。

　　议会，即使是经过普选产生的议会，它本身仍然是间接的代议民主机构，因而也就是对劳苦大众和人民管理自己事务的能力极不信任的表现。相反，群众的直接发动和直接行动越多，群众动员越广泛，那么，群众的自我组织和直接民主的主动性就会在各个领域中越充分地表现出来——从工人管理工厂，到组织“人民市场”；从接管公共服务行业到建立文化机构和“非官方”的托儿所。但是，直接民主扩大的范围越大，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冲突也就越大，越不可调和。这并不单纯是与镇压机器本身和“国家机器”的最高机构发生冲突的问题，因为间接民主的代议机构拼命地维护它对“统治权”的垄断，维护它的最终决定权以及由它赋予的政府的“权威”，反对由动员起来的群众行使的新的大多数人的权威和新的人民大众的统治权。

　　产生这种真正冲突的基本原因在于：在间接的代议民主制度下，“公民”——包括挣工资的公民——是分散的、互不联系的个人，他们不仅容易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压力，而且更主要的是容易屈服于劳动和消费的形式的压力；因为那种劳动和消费的形式是由资本决定的，主宰着他们的全部生存条件。这样的“公民”不能担当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甚至连配角也不能担任，而只能拿着导具，跑跑龙套而已。

　　相反，一旦群众自己的组织活动起来，一旦各个直接民主机构建立起来，“公民们”——而且主要是那些挣工资的公民——就不再处于分散状态，互不联系的情况也会越来越减少。他通过大家的力量，意识到了个人的力量；通过参加制定集体决议，而消除了个人的偏见。他不只是满足于仅仅把一张小纸片投进选票箱，而且还要参与决议的制定，参与这些决议的实施，检查这些决议的实施情况，看它们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他不再是跑龙套的人，而是政治舞台上的真正角色，并且是主角。

　　这是在民主方面迈出的一大步，凡是真正相信民主这个词的真实内容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那些持否定态度的人直率地声称，他们认为，“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里”是想入非非的事情，而且是一种威胁。他们的“民主”无非是把权力的外壳给人民，而不是权力的实体）。显然，这一步是把形式上的民主转化为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的真正的民主。它与强调以及加强代议机构的权力是不相容的。

　　工人国家要比议会民主制的国家更民主，因为工人国家要扩大直接民主制。这是一种一诞生出来就开始消亡的国家，让许多方面的社会活动都由有关的公民自主自管（邮政、电讯、卫生、教育、文化等）。它把劳动民众集合在工人代表会里面直接行使政权，废除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虚假分界。它要限制一切公务人员的收入，连最高级人员的收入也限制到同普通熟练工人的收入相等，这样来消灭升官发财主义。它要对所有受委托执掌权力的人员实行强迫轮流调动的原则，由此防止形成新的管理人的等级。

　　工人国家要比议会民主制的国家更民主，因为它要创造物质的基础使人人都能够行使民主自由。印刷厂、播音台和电视台、以及会议厅统统要成为公共财产，让任何工人集团都能够利用。人民有权成立各种政治团体和政党，包括反对政府的在内；有权设立反对党派的报刊；政治上的少数派有权在报纸、播音和电视上发表他们的意见─所有这些权利都要由工人代表会小心翼翼地保卫着。把劳动人民普遍武装起来，废除常备军和镇压机关，法官由人民选举，一切案件公开审判─这些就是最好的保证，使任何少数人都不能篡夺权利而不让其他劳动人民的集团行使民主自由。

　　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主张必须“扩大群众的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又要求“加强和扩大议会的权力和威信”，企图使水火相融。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办到的。一旦社会紧张局势和阶级矛盾引起了人民斗志的高涨，并因而引起了资本家的国家与群众的自由和行动这两者之间真正不可调和的冲突时，他们就会最终选择支持资本家的国家，而反对群众的自由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