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民族主义：「捷径」还是对于社会主义的背叛？

　　【原编按】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可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把这个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原则放在第一位。（列宁《论民族自决》）

　　当下是一个民族主义再度崛起、全球化遭遇退潮的时代。「左翼民族主义」正以新的面貌频繁出现在舆论场中。一些国家中，面对全球资本的流动与本土利益的紧张，部分左翼声音试图用“民族国家”这一传统载体，重新整合阶级诉求与国家认同，试图在国家利益与社会正义之间找到某种兼容。但，这一策略真的是左翼政治的可行出路吗？还是只是一种自断手足的幻想？

　　本文中，作者从左翼思想内部出发，对「左翼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提出了直截了当的质疑：左翼若真要坚持自己的价值根基——阶级解放、无产阶级团结与普遍平等——那么它就难以自洽地在政治上诉诸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叙事。如果一旦为了现实政治的可操作性而退而求其次，左翼可能将自己引向一个危险的岔路口——与帝国主义和排外主义相互勾连，在追求国家强大抑或是自身稳定的名义下，悄然牺牲了原本最宝贵的进步主义底色。

　　但在历史与现实中，弱小民族面对殖民压迫、帝国主义扩张时所形成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正当的反抗武器。它在反对强权、争取自决权的过程中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解放作用，也依然是当下全球许多地区抵御外来压迫的重要动力。因此，民族主义并非与左翼水火不容：「民族解放的斗争」可以成为左翼的同路人。但与此同时，只有当这些民族主义走向一种国际主义，只有当「一个民族的解放以其他所有弱小民族的解放为前提」之时，这个世界上不同语言、不同生活方式的「受苦的人」（les damnes)才能走出民族仇杀的「霍布斯困局」，最终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力量。

01.左翼民族主义：一个概念与它的分类学体系

　　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表面上来看，这两种观念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普遍性的意识形态；而「民族主义」是一种具体性的政治忠诚。但在大革命以来的历史之中，两者始终纠缠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多数情况之下，现实的社会主义纲纲领之中都掺杂着些许民族主义的成分——英国的工人阶级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英格兰；中国的工人阶级要实现民族的解放，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甚至连在德国法西斯政党上台的前夕，施特拉塞尔派这样的左翼民族主义者还在与社民党与德国共产党争夺着工人的选票。

　　这一「表面上的兼容」的本质在于：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确实是不同维度的观念。民族主义不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具体性的政治忠诚」。其中「具体性」意味着「忠诚只面向本民族」，一个民族主义者理论来说不会关心其他民族工人的死活；而「政治忠诚」意味着并不是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激情」——或者说一种「政治宗教」。因此，一些人认为民族主义可以与社会主义在不同的维度上运行、且并行不悖。

　　但这是否是可能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有机的结合？这便是本篇文章想要探讨的问题。

　　我们将这种结合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尝试称之为「左翼民族主义」。广义的左翼民族主义的谱系之中，存在如「爱尔兰新芬党」、「苏格兰民族党」这样的受压迫民族的左倾民族主义政党；同时也存在「施特拉塞尔主义」、「苏联优先论」这样结合了沙文主义与社会主义政策的政治观点。我们会发现，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最大的差异在于「民族在帝国主义体系之中的位置」。爱尔兰、苏格兰以及二十世纪的其他许多殖民地，皆属于世界体系之中的边缘。它们是帝国主义体系之中的「无产阶级」。而与之相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与社会主义阵营之中心「苏联」，皆是其所属的世界体系之中的「中心」。这毫无疑问意味着「工人贵族论」在此生效：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家」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分享了中心对于边缘的剥削。而如果「中心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直接或间接地认同了世界体系的合法性，我们可以直接了当地称之为「左翼帝国主义者」——且不论支持帝国主义的人是否还称得上左翼。

　　而进一步对比「苏联模式」（下文中称之为「斯大林主义」）和「斯特拉塞尔主义」，我们会发现更多的不同。多数斯大林主义者依然会自称是一个国际主义者；换言之，斯大林主义者会许诺一个「国家消亡—世界大同」的社会主义蓝图。不过在具体策略上，斯大林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策略」固化成了一种「永久的过渡政策」。国内政治的维度上，斯大林主义宣称「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而国际政治维度上，斯大林主义者会构建一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等级秩序」。而这种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持续性剥削关系实质上被永恒化了。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虚伪」。冷战时期「以解放之名，行剥削之实」成为了社会主义帝国的生命线。

　　但这只是一种「自在的左翼民族主义」。而诸如法西斯阵营内部的施特拉塞尔、北一辉、甚至包括当前国内的一些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是一种「自觉的左翼民族主义」。不同于斯大林主义者的虚伪，他们在一开始就要建成一种国家之间的等级秩序，只不过是在一国之内要实现国有化、工人阶级的领导。这在实质上与其说是一种「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不如说是一种自我纪律严明的「国际资本主义」。一个国家内部是一系列平等、不分高下的工人；而这些工人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则成为一个「国际资本家」剥削其他民族的剩余价值。当前国内许多持这一观点的人，甚至不去试图掩饰「压迫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欲望。这些人的眼中，国内政策的「均贫富」与对外政策的「对外侵略」完全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冲突。当然，具体的宣传策略之中，一些「自觉的左翼民族主义」者也会存在自己的国际主义纲领，譬如「东亚共荣」这样的词汇。但是我们会发现，自觉的左翼民族主义者口中并不会出现「工人间的国际主义」，只会出现「国家之间的民族联盟」。真正的共产党人会号召邻国的工人一起抵抗本国的资产阶级；而北一辉这样的「天皇社会主义者」只会鼓吹一种「东亚民族之间等级化的联合」：

　　北一輝強調：日本當下存在著「嚴重的階級鬥爭事實」，即國內的階級鬥爭與「地球的」（國際的）階級鬥爭。國內階級鬥爭是平民與財閥、官僚的鬥爭；「地球的」階級鬥爭是被壓迫的日本民族與歐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他反覆論證階級矛盾的現實性與其不可調和的尖銳性，而這正決定「革命戰爭」的不可避免。 北一輝的民族論是其階級論的國際引申。東亞聯盟同志會的《宣言》說白了北一輝的政治理念。同志會強調「民族主義」：明治維新做到的是「打倒封建，實現以天皇為中心的民族國家。而昭和維新則綜合與發揚東亞各民族的力量，通過最終的戰爭迎來世界維新」。他們所說的民族不僅是日本民族，而是東亞民族，將由東亞民族的崛起與抗擊歐美，實現以日本為中核的世界帝國。

　　对比一段北一辉的论述、施特拉塞尔的演讲与萨罗共和国的《维罗纳宣言》；我们会发现这一系观点背后的相似结构：

　　我们要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族革命。”（Childers, Thomas (2017).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意大利需要其生存空间，建立基于某些原则的欧洲共同体：消除英国在欧洲国家的影响;废除「内部资本主义制度」并与富豪斗争……私有财产是个人工作和储蓄的结果，是人格的整合，由国家保证。然而，它决不能通过对劳动的剥削而瓦解其他人的身体和道德人格……将个人在国民经济中的利益等同于集体利益，从而等同于国家的利益。公共服务和军工由 RSI 管理。” （“manifesto di Verona”）

　　总结来说，「自为的左翼帝国主义」——其一般也对应着法西斯主义左翼——与社会主义存在着三个明显的观点差异。首先，社会主义会明确的将矛头对准「资产阶级」，而法西斯主义会对准资产阶级中一个更小的群体，比如金融资产阶级或者垄断商。其次，社会主义会认为控制国家政权最终的目标是社会革命以及国家的消亡；而法西斯左翼会认为社会革命——即使这种革命包含国有化——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强大。最后，社会主义会追求「阶级间的国际主义」，而一般而言法西斯左翼的国际政策是「民族之间的团结」。

　　行文至此，我们得到了一个对「左翼民族主义」的分类体系。我们可以用「中心国家—边缘国家」与「自在—自觉」两组变项构成一个分类学体系：

　　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以民族团结为口号，反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主张与其他受压迫民族组成联合

　　孤立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以民族团结为口号，反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主张退出全球体系，实现封闭经济。

　　自在的左翼帝国主义者：以民族团结为口号，支持内政上的社会主义政策；同时在主张国际主义的同时，对于其他国家进行实质上的剥削。

　　自觉的左翼帝国主义者：以民族团结为口号，支持内政上的社会主义政策；同时试图建立民族国家之间的等级体系。

　　而这四种不同的左翼民族主义之中，后三者都是实质上的天方夜谭——它们在道义上是不正义的，因此，是不可行且反社会主义的。

02.左翼帝国主义者的道德真空

　　我们先来探讨所谓的「左翼帝国主义」。国内的许多中产阶级会支持这一意识形态。这一群体实际上在经济上深受剥削、不满于自身的受压迫地位；同时又被一种帝国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所俘获，时常陷入「称霸」或「万国来朝」的幻想之中。这一「帝国感」与其说是所谓中华文化之传统，不如说是一切「大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然逻辑。因为「民族主义的思想结构」不会承认高于本国之上的世界秩序。而一切所谓「威斯特法利亚式的国家间平等」，一方面源自于多国实力平衡；而另一方面，则其于「普世性意识形态」的调节。譬如《联合国宪章》中的自由主义维度压抑了十九世纪公然的强权政治；《人权宣言》中「人权高于国家主权」，实质上是试图束缚民族主义之上的枷锁。但当一个民族国家有幸侪身于「中心国家」之列时，它将会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对其他国家的压迫正当化——美国与苏联会为压迫套上国际主义的外衣，而法西斯主义国家会用种族主义直接为这种不平等提供论据。

　　而毫无疑问，「帝国感」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结合是诡异的。正因如此，当以「社会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左翼帝国主义」时，我们会很自然的得出结论：这是不正义的，「左翼帝国主义」会造成一种致命的道德真空。

　　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平等主义」，这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基本共识。而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强调「人在历史之中的普遍化」。马克思笔下的「人」是一种社会与历史的造物，这意味着一个人当下的本性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但与此同时，「人」也是一种具有自由之潜能的生物，当社会革命最终走向胜利、商品经济与异化劳动成为历史之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全面地发展。正是在这种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展开的「社会革命」与「人的解放」成为了当下社会主义者伦理的支点；正因如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认为「人是平等的」；阶级、种族与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并不是源自于人的本性，而是源自于「社会环境的结构性压迫」与「不平等的社会化」——前者意味着外部环境的压迫，而后者意味着内在化的压迫。

　　而「左翼帝国主义者」所构筑的世界，民族之间上下分明的世界，毫无疑问突破了这一平等原则。而这种「对内一律平等，对外上下分明」的世界图景，很难抵御这样的批评：民族国家是有边界的，而资本是没有国界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何尝不是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的一个资本家呢？对此，「左翼帝国主义者」可能的回应有两种：一种是尝试掩盖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宣称这是迫不得已；而长期上来说，这些受到控制的国家也可以走向自主，但是要等到「……」之后。

　　另外一种回应的方式是公开承认「不同民族上下有别」。这意味着「种族主义」——优秀的民族与劣等民族之间上下有别、互帮互助。不过，「种族主义」对于任何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理念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由马克思主义来看，种族主义意味着一种「本质主义的人性论」，更意味着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轻蔑；而伦理社会主义者视角之中——不论罗尔斯主义还是极端平等主义——「人有基本的平等权利」都无关于人的能力，而每一名人类都有的权利。

03.左翼帝国主义策略的内在矛盾

　　不面对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责难，「左翼帝国主义者」也直接承认自己的道德真空，宣称：这就是「本民族工人的选择」。但即使是在「实然」的维度上，左翼帝国主义也是不可能的——甚至这一现实上的不可能性，相当程度上正来自于左翼民族主义的道德真空。

　　「左翼帝国主义」是一种政治纲领。因此，它只有寻找到对应之的「阶级力量」，最终才能「现实化」为实然的秩序。而一种「观念秩序」也会制约其自身现实化的策略集。正如保守主义很难获得大规模工人运动的支持；而社会主义很难获得资本家财团的慷慨资助一般，左翼帝国主义也只能寻找到属于自身的社会力量作为支持。

　　我们首先来探讨「自为的左翼帝国主义」，即历史之中的「法西斯运动之中的左翼」。不论是意大利法西斯中的工团派、德国法西斯运动中的施特拉塞尔派、还是日本的北一辉主义，都是这种「自为的左翼帝国主义」的典型。根据匈牙利哲学家米哈伊·瓦伊达的观点，「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正是这一阶级属性，赋予之「激进的行动」与「保守的目的」。则在这样的框架之下，「法西斯主义的左翼」其实是这种「中产阶级群众运动」争取「无产阶级」的尝试。

　　因此，「自为的左翼帝国主义」只有体现为一种具体的政治策略，即「民族主义的框架之下争取无产阶级」时，才能够获得其现实的力量。而在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之下，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受到结构性的压迫的；因此，想要争取无产阶级的施特拉塞尔派必须成为实质上的革命者，消灭所谓的经济与政治精英。或用民族主义的话说：「重塑这个国家」。而这样一只「中产阶级的冲锋队」势必会同时与两个政治势力发生冲突。首先，是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毕竟，对于无产阶级的「民族社会主义之承诺」以一国资产阶级的毁灭为前提。而与此同时，施特拉塞尔派也会与一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工人组织发生冲突。而这一冲突来自于「差异化竞争的基本逻辑」——如果施特拉塞尔派的政策与一般的社会主义者没有差异的话，工人为何要支持它呢？

　　因此，「自为的左翼帝国主义」会夹在两种势力之间：想要获得无产阶级的斗争性以及先进性，就必须拒绝资产阶级的援助，甚至很大程度上在对于阶级斗争的强调之中破除「同质化民族的神话」；而想要获得上层资产阶级的资助，便只得强调「阶级调和」以及私有产权的神圣性，而这也就会失去无产阶级的支持。而历史上，一切成功的法西斯运动都选择了后者，即「中产阶级群众运动与上层资产阶级的联合」。

　　这背后的原因十分复杂，但总结来看原因有二。首先，法西斯取胜的国家之中，国家机器以及背后的官僚阶层相对强大，而工人政治团体的力量则相对弱小；这意味着相较于「左转投入工人阶级的怀抱」，转身接受国家与上层阶级的支持是一种更加诱人的选择。而其次的一个更重要的维度是：「国际主义的工人运动」有着更为强大的实力。这样的工人运动不仅可以决绝地与资本主义国家集体决裂、且不必顾忌民族国家团结的神话，而将资产阶级视为敌人；更可以获得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帮助与支持。而这意味着对内亵渎神圣的「国家」；对外成为「国际主义者」；而显然，这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是棘手的意识形态妥协。

　　这意味着对于法西斯运动的左翼而言，「左转」意味着接下烫手的山芋，而「右转」则是如同重返子宫一般令人安心。

　　当然，左翼帝国主义现实化的另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即一个在一开始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之中重建「民族主义」。这就是所谓的「自在的左翼民族主义」。其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苏联。当然在这里，这里所谓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结构上的状态，而不是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苏联毫无疑问还在利用这一种国际主义、甚至是具有宪政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在现实中，苏联与其他华约国家确实构成了一种相互依附的不平等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

　　而这一不平等构造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受压迫的国家」所产生的反抗势力会自然而然地摆向右翼。例如东欧国家在学界乃至于社会中的自由市场拥护者以及民族主义者，可以更容易地将那些反感苏联的干涉，但同时又拥护社会主义的工人拉拢到自己的一边。而这也就意味着：「自在的左翼帝国主义」会陷入一个将压迫关系永恒化的局面，以至于量所谓最终等国际主义永远不会到来。

　　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是平等的「联邦关系」，且其中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拒绝一种「侪身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自然地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等「受压迫者结盟」；而联邦内部的各个国家之间则可以保持基本稳定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最多因为合作共识有限而渐行渐远，不会存在孕育着冲突的压迫—剥削关系。但对于「左翼帝国主义」而言，它治下的一系列殖民地会有产生的反对霸权的政治斗争，而由于帝国主义已经与社会主义捆绑在一起，反抗的势力自然会摆向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一边，甚至将许多工人也逼到「自由化」乃至于「民族主义」的一侧。左翼帝国主义者用自身的行动制造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受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可以有共同利益的。而在这种情况之下，维持「等级化的社会主义阵营」稳定，唯一的办法是强化对受压迫民族的控制与管理。这又会增强受压迫国家的反抗倾向，且让自身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合法性不断流失。这些「自在的左翼帝国主义者」越是加强对于身边社会主义兄弟的剥削，便越是孤立无援；而越是孤立无援、众叛亲离，只能进一步加强剥削与控制。直到最终，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会成为世界的孤家寡人、一个实质上的孤立主义国家。

　　至于真正的「孤立主义」策略在实质上不可能。而由于采取了「经济锁国政策」的国家且不说无力建成社会主义世界经济，甚至无法支撑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它更可能选择嵌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之中，最终沦为世界体系之中的「边缘国家」——即「依附」于发达世界，用廉价的原材料换取工业制成品。而一旦陷入这种「依附地位」，最终的结果与拉丁美洲试图用「进口替代政策」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命运一样：因自身封闭工业体系效率低下、陷入长期的进口赤字之中、最终被迫放弃外和管制，任由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宰割。

04.民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经过上文的梳理，我们会发现两种左翼帝国主义策略都会陷入道德亏空之中，而这种道德亏空的背后以及后果是「自绝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自觉的左翼帝国主义」也就是法西斯左翼多半无法迈出第一步：由于无法真正争取到无产阶级，最终在法西斯运动内部被清剿。而「自在的左翼帝国主义」则会逐渐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萎缩枯死，以至于最终变成世界经济之中的孤家寡人。而即使不采用帝国主义政策，单纯的经济孤立主义最终也会陷入拉丁美洲的死局之中，被迫嵌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随后沦为原料出口地任人宰割。

　　这让我们得到了一个简单的结论：一个社会主义者只有成为国际主义者，才可能走向斗争的胜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采取国际主义的策略，才不会被资本主义摧毁。

　　而这背后的原因恐怕不只在于「民族主义」这一观念本身；而更多是在于「社会主义」与「国家」的关系。

　　不过在具体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区分「族群」、「种族」与「民族」。这三项概念时常被民族主义者视为等同。「族群」是一种开放的文化—身份共同体。由于文化的差异与多样性，「族群」始终存在人类社会中。甚至即使在社会主义阶段，采用不同语言、不同饮食习惯的族群都会继续存在。当然，当代政治学研究之中的「族群」更类似于列宁以及斯大林的民族概念：

　　民族是一个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共同体，它基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领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体现在共同文化中的共同心理结构。（约瑟夫·斯大林 《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族群」的定义则为：与领土有关，拥有名称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享记忆并有某种或更多的共享文化，且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种程度的团结。”（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

　　这里安东尼史密斯对于「族群」的定义与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几乎完全一致，而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发表，「民族主义」研究复兴之后，「民族」这一概念则更多强调「它是一种政治共同体」：

　　我建议给民族概念下这样的定义：“具有名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

　　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而本文中笔者将采用「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定义」，以区分族群、民族与种族三个不同的概念。

　　而种族、民族分别是试图将族群与「基因遗传」、「现代国家」视为一个整体。「种族主义」试图将生理上的差异与文化不同规定为先天继承的命运；而「民族主义」则试图将族群的边界与政治共同体的边界依对应，即使削足适履也在所不惜。可以说，「族群」是一种自然的文化共同体，而「种族」与「民族」都是想象的共同体。

　　「种族主义」的问题本文先此存而不论，它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更为曲折，且涉及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一系列思潮的问题。但对于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结论是直截了当的：「民族」毫无疑问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造物。它是资本主义所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民族国家」在文化观念以及社会上的对应物。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描述的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国家，则需要「陌生人社会」或者「自然共同体」的认同，以建立必要的信任——而正如吉登斯所说，信任体系是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必要前提：

　　信任在这里针对的不是个人，而是对抽象的能力信任。任何一个使用货币符号的人都依据这样一种假设：那些他或她从未谋面的其他人也都承认这些货币的价值。但是，人们信任的是货币本身，而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信任那些用货币做具体交易的人。在稍后的论述中，我将谈到信任的一般性质。现在，当我们把注意力暂且局限于货币这个例子上，我们就会注意到，齐美尔对存在于货币和信任之间的纽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分析。他像凯恩斯一样，把对货币交易的信任与“公众对发行货币的政府的信心”联系在一起。（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而民族与阶级是两种可能的「陌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资本主义需要「国家」提供市场货币以及其他的公共物品——毕竟，国家即是资产阶级的镇压工具；同时也是资产阶级的的管家。而「阶级认同」不止会孕育在经济制度上摧毁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其引发的「阶级斗争」也会导致国家的内战——虽然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一内战的结果是旧国家机器的破碎与社会主义自治的开始。因此，民族主义成为了创造「陌生人信任」的唯一选择——它在政治上可以确保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而在经济维度则可以通过利用阶级调和，完全避免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攻击。

　　而如果反过来说，「民族主义」也指向「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这样的行动。因此，一切民族主义的政治行动，最终的目标都只是为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创造一个「新的单元」。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民族主义视为列宁口中「旧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而若不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为民族主义这一资产阶级观念可以与社会主义组合，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05.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

　　马克思主义着眼于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始终把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个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放在第一位。（列宁 《论民族自决权》）

　　即使你赶走英国军队、都柏林城堡上竖起绿色旗帜，除非你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的努力将是徒劳无功……英格兰将继续通过地主、资本家和财团统治你们。（詹姆斯·康诺利 《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观念。它的观念结构中包括这样一些「自然的命题」：「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皆是国民、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国家机器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没有任何问题」与「我们可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工人来实现本国工人的收益」。但这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者应该在任何时候弃绝民族主义呢？历史经验否定这个命题了——第三世界反殖民的解放战争往往充满着民族主义与左翼的结合，而且也应和着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等人对于民族自觉的支持。这些思想家都意识到民族解放存在着支持社会革命的潜力。

　　正因如此，我们此前的分类学之中，尚有一项我们尚未言及的可能：反帝主义的民族主义。而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带有国际主义维度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内含消亡因素的民族主义。

　　当前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政党」在当前旗帜鲜明地支持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以及美国的霸权，爱尔兰的国会甚至因为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首先关停了以色列驻爱尔兰的大使馆。一篇论文甚至指出，新芬党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构建了基于被压迫命运之上的普遍性：「受殖民者间的团结」。民族之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普遍性的命运，因此一切被压迫民族应当联合起来：

　　新芬党表达对巴勒斯坦的声援，是为了重申爱尔兰的独立斗争以及爱尔兰民族主义身份的正当性。这种声援源于新芬党对爱尔兰身份的建构——将其与过去对抗英国的“被殖民者的团结”叙事密不可分，并赋予其一种因抵抗压迫国家而具有的道德优越性。将斗争与道德联系起来，使新芬党能够将其对身份的理解扩展到国际层面；相关文本揭示了新芬党世界观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二元对立。（Celia Lohr，“solidarity of colonized”：a critical disclose analysis of Sinn Fein’s connection to Palestine)

　　新芬党目前依然是一个中左翼政党、不具有完整的社会主义议程，它依然承担不起真正意义上「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重担。但由此之中，我们会看到一种可能性。二十世纪的不结盟运动，阿拉伯社会主义乃至于中国的对外关系上，我们能够看到「被压迫民族的大联合」的希望。

　　由于这样的局面尚未出现——二十世纪的尝试可谓中道崩殂——笔者只能再次猜想性地提出一些潜在的原则。

　　设想一种民族之间的普遍性，且构建一种「开放性的政治认同」——即左翼的宪政爱国主义；且更多呼唤族群权益，而非民族国家这样政治实体。

　　更多与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结盟、甚至是寻找主流民族内部的碎片；且避免民族主义左翼之间出现过于强大的单极。

　　避免国家社会主义的再现——只有在世界范围中的社会革命之中国家逐渐消亡，民族主义最终才能够最终一并消亡。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真实政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策略：帝国主义之下的国家应当抱团取暖、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秩序。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弱小民族左翼势力之间的联合」不必然会引向一种世界大同的局面——若这些民族之中的一个国家侪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这一国家倒向「左翼帝国主义」的风险就始终存在。因此，受压迫民族之间的联合应当在最开始就采取一种恰当的通向「民族之消亡」的策略，而「民族的消亡」自然以「国家之消亡」为前提。

　　「民族消亡」之后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不会是一个「齐一的世界」(unified)。正相反，这将是一个「普遍化的多样性」(universalized diversity)的世界。每一个「族群」只有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联邦之中，才能够真正免于压迫地发展自己的多样性与可能性。我们将会看到这个世界上，「民族主义」将不会以多样性的名义摧毁其他多样性：正是民族主义让许多的族群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隐入尘烟。爱尔兰、巴斯克或是加泰罗尼亚这样弱小民族，再也不必在血河之中才能获得自由。我们将会看到，这将是一个族群之间的自由共同体：这其中，每一个族群的自由与解放，皆是其他族群之自由的前提。